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46835丛书名: 中华文明史普及读本
内容简介
《中华文明史普及读本》足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袁行霈、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主编的四卷本《中华文明史》的普及本，分别叙述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庸至明中叶、明中叶至辛亥革命四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成就，共12分册。在原书综合性、学术性的基础上，突出通俗性，以适应大众阅读的需要。
本册以隋唐至明中叶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为论题，重点对上承秦汉魏晋之迭次演进，下启宋元明清之完善发展的隋唐政治制度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涉及隋唐时代的政府组织、科举制度、田赋制度、军事制度等多方面内容。同时对由此演进而来的宋至明中叶的政治文明也有简单介绍。全书既有对制度本身的生动描绘，也有对其源流利弊的深入思考，使读者得窥该时期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之面貌。
本册以隋唐至明中叶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为论题，重点对上承秦汉魏晋之迭次演进，下启宋元明清之完善发展的隋唐政治制度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涉及隋唐时代的政府组织、科举制度、田赋制度、军事制度等多方面内容。同时对由此演进而来的宋至明中叶的政治文明也有简单介绍。全书既有对制度本身的生动描绘，也有对其源流利弊的深入思考，使读者得窥该时期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之面貌。
目 录
章 高度发达的隋唐政治文明
节 融会与整合
第二节 古代开明政治的典范
第三节 自觉创新与适度规范
第四节 高度发达的隋唐政治文明出现的原因
第二章 隋唐时期的政府组织
节 隋唐时期的中央政府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地方政府
第三章 隋唐对官员的选择和考试制度
节 科举与教育
第二节 官员的任用与考核
第四章 隋唐的田赋制度
节 隋朝的田赋制度
第二节 唐前期的田赋制度
第三节 两税法
附：大运河的开通及其意义
第五章 隋唐的兵制
节 府兵制度
第二节 唐前期的其他军队
第三节 唐中期兵制的变化
第六章 隋唐时期的法律制度
节 隋唐时期的立法活动及法律形式
第二节 唐代的司法制度及司法实践
第七章 臻于极致的宋代政治文明
节 国家的重新统一与集权的巩固和加强
第二节 对依附于皇权的各种特权的有效制约
第八章 文官制度的完善
节 宋代的中央政府及制衡原则的充分运用
第二节 官员的任用与考核
（一）官员的任用
（二）官员的考核
第九章 宋代的地方政府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加强
第十章 科举制度的发展
节 科举制度的完善与统治基础的扩大
第二节 新型士人社会的出现
第十一章 新型士人的成长
节 “共治天下”与“共定国是”
第二节 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
第十二章 曲折中的发展——辽夏金元到明初的政治文明
节 辽、夏、金、元的建立及其制度特色
第二节 边疆的开拓与大一统的重建
第三节 明初的制度建设
节 融会与整合
第二节 古代开明政治的典范
第三节 自觉创新与适度规范
第四节 高度发达的隋唐政治文明出现的原因
第二章 隋唐时期的政府组织
节 隋唐时期的中央政府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地方政府
第三章 隋唐对官员的选择和考试制度
节 科举与教育
第二节 官员的任用与考核
第四章 隋唐的田赋制度
节 隋朝的田赋制度
第二节 唐前期的田赋制度
第三节 两税法
附：大运河的开通及其意义
第五章 隋唐的兵制
节 府兵制度
第二节 唐前期的其他军队
第三节 唐中期兵制的变化
第六章 隋唐时期的法律制度
节 隋唐时期的立法活动及法律形式
第二节 唐代的司法制度及司法实践
第七章 臻于极致的宋代政治文明
节 国家的重新统一与集权的巩固和加强
第二节 对依附于皇权的各种特权的有效制约
第八章 文官制度的完善
节 宋代的中央政府及制衡原则的充分运用
第二节 官员的任用与考核
（一）官员的任用
（二）官员的考核
第九章 宋代的地方政府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加强
第十章 科举制度的发展
节 科举制度的完善与统治基础的扩大
第二节 新型士人社会的出现
第十一章 新型士人的成长
节 “共治天下”与“共定国是”
第二节 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
第十二章 曲折中的发展——辽夏金元到明初的政治文明
节 辽、夏、金、元的建立及其制度特色
第二节 边疆的开拓与大一统的重建
第三节 明初的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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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高度发达的隋唐政治文明
公元6世纪80年代，历经长期战乱分裂的中国重归统一，历史迎来了其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隋唐时代！这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进取精神无论是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领域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集前代之大成，开未来之典范，在很多方面都达到了崭新的高度。隋唐文明成了古代中华文明辉煌灿烂的代名词。
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及传统政治的演进表现出了几个明显的特征，这就是：统一、整合、开明、开放、积极进取和勇于创新。中国政治不仅结束了汉末以来四百多年的战乱、分裂局面，而且实现了地域上更为广阔的统一。大江南北之间的交流更加广泛，社会群体
间的流动更为容易，族群之间的隔阂渐次消融。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文化在大一统的局面之下融会、整合，使隋唐时期的文化出现了多元并存、绚丽多彩的新特点，给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演进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在政治上，以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开明豁达，充满自信，既善于从历代兴亡中总结出治国安邦的政治经验，又锐于制度的建设与创新，开创了唐前期一百多年持续繁荣的局面，其间著名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成为以后中国古代政治的典范。一般认为，隋唐时期高度发展的政治文明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成功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和文化上的整合；第二，开明、开放的政治风气和治国方针；第三，积极进取、勇于创新，主动建立并实施各项制度，使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尽可能合乎规范、有章可循。
节 融会与整合
从东汉末年开始直到隋初重新统一的历史时段，是古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政治上严重分裂、社会极度混乱的动荡时期。由汉末军阀混战到三国鼎立，再到东晋十六国分立，再到南北朝对峙……近四百年间，战乱频繁不断，人民流离失所；各个族群和它们建立的政权像走马灯一样忽兴忽灭、更迭不断。尽管其间司马氏建立起来的西晋政权曾经一度实现了对整个中国的统一，可是历时却极为短暂，仅仅三十多年便分崩离析了。其后，中国陷入了更为严重的动荡、分裂之中。分裂、杀伐、动乱、苦难成为这一时期社会为明显的特点。然而就在这种长期分裂动荡的局面之中，统一因素也在悄然滋长。随着时间的流逝，南北各族、各政权之间的交流渐兴渐长，扩大发展，到南北朝后期，统一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和不可逆转的政治趋势。
公元577年，北周武帝一举消灭了与之长期对峙的北齐政权，首先在长江以北的中原实现了局部的统一。区域性统一的实现，使北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为集中，力量大为增强，为全国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在汉人官僚的协助下废黜了年幼的外孙周静帝，自己做了皇帝，建立了隋朝（581—618），定都长安。隋朝新政权的建立及其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标志着中国再次实现统一的社会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首先，三百多年来族群间的融合与文化的整合为实现统一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西晋灭亡以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各游牧族群先后像潮水般涌入中原腹地，相继建立起各自的政权。于是，在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国家的政治分裂以不同族群和文化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更为深刻地表现出来。一个突出的例证是汉人冉闵在夺取了由羯人建立的后赵政权后，所做的件事就是下令屠杀境内所有的羯人，乃至其他族群的人甚至一些汉人仅仅因为颧骨长得稍微高了一点或是留了络腮胡子，就被怀疑为羯人而被杀掉。正因为这一时期存在着如此激烈的族群与文化间的冲突和斗争（特别是在十六国时期），一个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族自身的存在就不得不以其所创立的政权的存在为前提。然而，一旦少数族的政权在中原建立起来，为了实现本族的统治，作为统治族群本身少数人的血缘纽带也就不得不消解在被统治的广大地域和众多人口之中，甚至不得不接受和利用被统治地区
原有发达的政治结构和制度形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各少数族群由于其人口数量的微小、文化的后进以及脱离了原有的生存环境等原因，逐渐受到汉人发达文化的影响，接受了汉人先进的生产方式。其经济生活、文化语言、生活习惯乃至思维方式都逐步与汉人趋同。一但政权崩溃，其族群成员便很快耗散或融入到了其他族群之中。
到了北朝前期，以孝文帝为首的北魏统治集团果断地主动实行与汉人趋同的政策，不仅全面采用了汉人的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还强制进入中原地区的鲜卑人说汉话、着汉服、改用汉姓，班定门第，并鼓励他们和汉人通婚，从而在各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进行了一次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文化整合运动，使“汉化”成为当时文明发展的主流。各族群之间心理上的隔阂和文化上的差异迅速缩小，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日益增强。当时北魏的首都洛阳人文荟萃，文化发达，令南方汉人政权的使节大为感叹，认为这里才是传统中华文化的正宗所在。在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东、西魏分裂后，地处山东的东魏、北齐承继了洛阳文化的传统，与自视为中华文化嫡传正统的南朝同属于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割据关陇地区的西魏、北周则采用另一个系统的汉文化，它们一方面自诩继承了此地千百年前创立传承的周代礼乐文明遗产，同时又吸纳了鲜卑人的游牧文化，依附古昔，加以整合，称自己所在才是汉文化的真正发源地，试图以此确立自己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正统地位。总之，无论是江南、山东还是关陇地区，文化的主体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汉文化，这是中国能够再次实现统一的文化基础。
正是在长期的族群融合、文化整合潮流的推动下，南北双方的关系开始发生了明显变化。南北朝后期，南北使节的往来日益频繁，充任使节的人往往是特别遴选出来的南北闻名的高门名士，双方的文化取向具有共同性。同时，南北方经济上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沿淮河、汉水边境上有各种“大市”、“小市”以通南北贸易。打破关禁的要求日益迫切，南北交往渐趋正常，民族仇视和族群矛盾逐渐消失。各政权之间、政权内各族群间虽然仍有政治上的对立，但民族歧视已经基本消失，北方汉人不再因为民族压迫向南流动。这显示南北统一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其次，统一也是南北民众共同的心理趋向和要求。长期的分裂使南北阻隔，严重阻碍了不同区域间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社会人群的生活动荡不定。在族群融合、文化趋同的情况下，人们要求打破南北分裂政治壁垒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结束分裂战乱、实现统一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趋向，统治集团采取措施适应这一社会心理趋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隋文帝杨坚就是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的政治统治者。他在建国之后不久就开始为统一全国进行积极的准备工作。文帝首先打破了以代北武人集团为主体的北周政治体制，建立以关陇汉人豪族为主体的新政权，接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进制度，建设国家。这些措施主要有：废除北周政权依附《周礼））建立起来的“六官”体制，在中央设立了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强化了中央政权，并逐步形成后来为唐朝所继承和发展的三省六部制改革地方行政，如开皇三年（583）下诏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将州府与军府合一，由刺史统领，废罢境内五百余郡，改变了地方“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情况；改革选举制度，开皇三年废除州县长官自辟僚佐制度，改归中央吏部铨授。后来随着世家大族政治势力的衰落，便彻底废除了传统的察举辟召之制，形成了科举铨选制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进一步深化发展了。隋初较为重要的制度改革还有制订改定隋律，为后世及东亚各国所取法；颁布均田和租调新令，放宽成丁年龄并减轻劳役，进行“大索貌阅”（检括户口），颁发“输籍定样”（课户标准），“当社共立义仓”，更铸“五铢”新钱，等等。
总之，这些措施使隋朝在短短九年中恢复了人力，积累了财力，增强了国力，于开皇九年（589）出兵消灭蜗居江左的陈朝，完成了重新统一中国的大业。
中国之所以历经长期的政治分裂和战乱后能够复归统一，除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和隋朝统治者的努力之外，中华文明独特的统一意识有着不可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例如，“正统论”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学说之一，其实质是为政权或政治统治的建立和存在提供合法的历史依据。尽管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对“正统”的诠释不尽相同，但终仍须以“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为指归。这应当是中国历史上力足问鼎的势力总要逐鹿中原，而入主中原的统治者又总要追求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司马光说：“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或以为“南北朝分裂时期发展起来的文化差别和语言的不同”曾有碍统一，其实，南北习俗好尚乃至方音的差别仍是同一中国文化的不同侧面，并不构成政治统一的重大障碍。诚如《隋书·文学传》序所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义，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政治统一为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发展和文化整合创造了条件。当时人就认为，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北朝厉行汉化，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造就了许多饱学之士，他们典雅的文辞、奥妙的语义，南朝从刘宋到齐、梁都赶不上。当然，南北治学各有特点，学习理解各有侧重，学风也有所不同。一般说来，南方学者简洁明快，学习能抓住精要；北方学者深入系统，注重全面把握。国家政治分裂将近三百年，学术传承讲授各不相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到隋文帝当朝执政，统一全国、安定社会，采取措施网罗天下人才，用优厚的待遇礼请延揽，设崇高的名位吸引招纳，于是全国各地有知识懂学问的人士纷纷赶来应聘。山东、河北、山西、河南一带求学的人特别多，带着书不远千里找老师请教，讲课读书的声音到处不断。中原文化发达文明进步的盛况，自两汉魏晋以来无与伦比。所以《隋书·文学传》序说：“爰自东帝归秦，逮乎青盖入洛，四陕成暨，九州攸同，江、汉英灵，燕、赵奇俊，并该天网之中，俱为大国之宝。”尽管隋建立于大乱之后，制度建设尚未完善，而且措施过于仓促，其存在时间也较短，但文化整合的趋势应该说已经相当明晰了。
隋朝国运十分短促，仅仅维持了两代共三十七年就在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和政治反叛活动中崩溃灭亡了。隋末动乱，固然有天灾人祸，如攻伐高句丽等直接原因的刺激，更和历史演进过程中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有关。在久乱承平之后，社会秩序的重建和文化的融会与整合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渐进地实行。而隋文帝、隋炀帝父子却急于收到成效，超越社会发展的客观允许和社会各群体的实际承受能力，一味依靠政治强力进行推动，终于激发了剧烈的政治动荡，乃至引起了统治人群上层的分裂。这是导致隋王朝二世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隋朝虽然覆灭了，但是古代中国社会秩序的重建、各族群的融合、多元文化的整合、中华民族新的统一体的巩固和发展以及中国新文化形成和繁盛的历史进程并未因此而中断。于是，一个崭新的、更为强盛的王朝——唐王朝继起而兴，义不容辞地接过了隋朝未尽的历史重任，把中华文明的发展推上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武德元年（618），李渊代隋称帝，建立了唐朝（618—907），定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唐王朝历时近三百年之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中国多元一体国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在唐朝前期，政治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统治者开明有为，社会风气蓬勃向上，高度的物质文明和发达的精神文化增强了周边各族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全国各族群各地区之间的政治联系与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发展，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格局无论是在空间广度，还是在社会深度上都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唐王朝建立以后，陆续削平各地的割据势力，结束了由隋末动乱引起的政治分裂局面，全国再次实现了统一。贞观三年（629）冬天，唐朝向屡屡入侵中原的突厥汗国发起进攻，并于次年俘虏了其首领颉利可汗，将其领地纳入唐朝治下，突厥人大量内迁，唐朝北部边境的威胁解除了。唐太宗对周边族群实行了开明亲善的政策，授予其首领各种官爵，以羁縻的形式使其在统一国家内实行自治。各族群间相互信任、和平共处，出现了“胡、越一家”这种自古未有的和谐局面。
……
公元6世纪80年代，历经长期战乱分裂的中国重归统一，历史迎来了其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隋唐时代！这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进取精神无论是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领域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集前代之大成，开未来之典范，在很多方面都达到了崭新的高度。隋唐文明成了古代中华文明辉煌灿烂的代名词。
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及传统政治的演进表现出了几个明显的特征，这就是：统一、整合、开明、开放、积极进取和勇于创新。中国政治不仅结束了汉末以来四百多年的战乱、分裂局面，而且实现了地域上更为广阔的统一。大江南北之间的交流更加广泛，社会群体
间的流动更为容易，族群之间的隔阂渐次消融。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文化在大一统的局面之下融会、整合，使隋唐时期的文化出现了多元并存、绚丽多彩的新特点，给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演进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在政治上，以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开明豁达，充满自信，既善于从历代兴亡中总结出治国安邦的政治经验，又锐于制度的建设与创新，开创了唐前期一百多年持续繁荣的局面，其间著名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成为以后中国古代政治的典范。一般认为，隋唐时期高度发展的政治文明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成功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和文化上的整合；第二，开明、开放的政治风气和治国方针；第三，积极进取、勇于创新，主动建立并实施各项制度，使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尽可能合乎规范、有章可循。
节 融会与整合
从东汉末年开始直到隋初重新统一的历史时段，是古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政治上严重分裂、社会极度混乱的动荡时期。由汉末军阀混战到三国鼎立，再到东晋十六国分立，再到南北朝对峙……近四百年间，战乱频繁不断，人民流离失所；各个族群和它们建立的政权像走马灯一样忽兴忽灭、更迭不断。尽管其间司马氏建立起来的西晋政权曾经一度实现了对整个中国的统一，可是历时却极为短暂，仅仅三十多年便分崩离析了。其后，中国陷入了更为严重的动荡、分裂之中。分裂、杀伐、动乱、苦难成为这一时期社会为明显的特点。然而就在这种长期分裂动荡的局面之中，统一因素也在悄然滋长。随着时间的流逝，南北各族、各政权之间的交流渐兴渐长，扩大发展，到南北朝后期，统一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和不可逆转的政治趋势。
公元577年，北周武帝一举消灭了与之长期对峙的北齐政权，首先在长江以北的中原实现了局部的统一。区域性统一的实现，使北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为集中，力量大为增强，为全国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在汉人官僚的协助下废黜了年幼的外孙周静帝，自己做了皇帝，建立了隋朝（581—618），定都长安。隋朝新政权的建立及其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标志着中国再次实现统一的社会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首先，三百多年来族群间的融合与文化的整合为实现统一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西晋灭亡以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各游牧族群先后像潮水般涌入中原腹地，相继建立起各自的政权。于是，在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国家的政治分裂以不同族群和文化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更为深刻地表现出来。一个突出的例证是汉人冉闵在夺取了由羯人建立的后赵政权后，所做的件事就是下令屠杀境内所有的羯人，乃至其他族群的人甚至一些汉人仅仅因为颧骨长得稍微高了一点或是留了络腮胡子，就被怀疑为羯人而被杀掉。正因为这一时期存在着如此激烈的族群与文化间的冲突和斗争（特别是在十六国时期），一个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族自身的存在就不得不以其所创立的政权的存在为前提。然而，一旦少数族的政权在中原建立起来，为了实现本族的统治，作为统治族群本身少数人的血缘纽带也就不得不消解在被统治的广大地域和众多人口之中，甚至不得不接受和利用被统治地区
原有发达的政治结构和制度形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各少数族群由于其人口数量的微小、文化的后进以及脱离了原有的生存环境等原因，逐渐受到汉人发达文化的影响，接受了汉人先进的生产方式。其经济生活、文化语言、生活习惯乃至思维方式都逐步与汉人趋同。一但政权崩溃，其族群成员便很快耗散或融入到了其他族群之中。
到了北朝前期，以孝文帝为首的北魏统治集团果断地主动实行与汉人趋同的政策，不仅全面采用了汉人的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还强制进入中原地区的鲜卑人说汉话、着汉服、改用汉姓，班定门第，并鼓励他们和汉人通婚，从而在各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进行了一次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文化整合运动，使“汉化”成为当时文明发展的主流。各族群之间心理上的隔阂和文化上的差异迅速缩小，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日益增强。当时北魏的首都洛阳人文荟萃，文化发达，令南方汉人政权的使节大为感叹，认为这里才是传统中华文化的正宗所在。在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东、西魏分裂后，地处山东的东魏、北齐承继了洛阳文化的传统，与自视为中华文化嫡传正统的南朝同属于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割据关陇地区的西魏、北周则采用另一个系统的汉文化，它们一方面自诩继承了此地千百年前创立传承的周代礼乐文明遗产，同时又吸纳了鲜卑人的游牧文化，依附古昔，加以整合，称自己所在才是汉文化的真正发源地，试图以此确立自己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正统地位。总之，无论是江南、山东还是关陇地区，文化的主体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汉文化，这是中国能够再次实现统一的文化基础。
正是在长期的族群融合、文化整合潮流的推动下，南北双方的关系开始发生了明显变化。南北朝后期，南北使节的往来日益频繁，充任使节的人往往是特别遴选出来的南北闻名的高门名士，双方的文化取向具有共同性。同时，南北方经济上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沿淮河、汉水边境上有各种“大市”、“小市”以通南北贸易。打破关禁的要求日益迫切，南北交往渐趋正常，民族仇视和族群矛盾逐渐消失。各政权之间、政权内各族群间虽然仍有政治上的对立，但民族歧视已经基本消失，北方汉人不再因为民族压迫向南流动。这显示南北统一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其次，统一也是南北民众共同的心理趋向和要求。长期的分裂使南北阻隔，严重阻碍了不同区域间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社会人群的生活动荡不定。在族群融合、文化趋同的情况下，人们要求打破南北分裂政治壁垒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结束分裂战乱、实现统一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趋向，统治集团采取措施适应这一社会心理趋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隋文帝杨坚就是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的政治统治者。他在建国之后不久就开始为统一全国进行积极的准备工作。文帝首先打破了以代北武人集团为主体的北周政治体制，建立以关陇汉人豪族为主体的新政权，接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进制度，建设国家。这些措施主要有：废除北周政权依附《周礼））建立起来的“六官”体制，在中央设立了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强化了中央政权，并逐步形成后来为唐朝所继承和发展的三省六部制改革地方行政，如开皇三年（583）下诏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将州府与军府合一，由刺史统领，废罢境内五百余郡，改变了地方“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情况；改革选举制度，开皇三年废除州县长官自辟僚佐制度，改归中央吏部铨授。后来随着世家大族政治势力的衰落，便彻底废除了传统的察举辟召之制，形成了科举铨选制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进一步深化发展了。隋初较为重要的制度改革还有制订改定隋律，为后世及东亚各国所取法；颁布均田和租调新令，放宽成丁年龄并减轻劳役，进行“大索貌阅”（检括户口），颁发“输籍定样”（课户标准），“当社共立义仓”，更铸“五铢”新钱，等等。
总之，这些措施使隋朝在短短九年中恢复了人力，积累了财力，增强了国力，于开皇九年（589）出兵消灭蜗居江左的陈朝，完成了重新统一中国的大业。
中国之所以历经长期的政治分裂和战乱后能够复归统一，除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和隋朝统治者的努力之外，中华文明独特的统一意识有着不可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例如，“正统论”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学说之一，其实质是为政权或政治统治的建立和存在提供合法的历史依据。尽管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对“正统”的诠释不尽相同，但终仍须以“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为指归。这应当是中国历史上力足问鼎的势力总要逐鹿中原，而入主中原的统治者又总要追求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司马光说：“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或以为“南北朝分裂时期发展起来的文化差别和语言的不同”曾有碍统一，其实，南北习俗好尚乃至方音的差别仍是同一中国文化的不同侧面，并不构成政治统一的重大障碍。诚如《隋书·文学传》序所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义，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政治统一为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发展和文化整合创造了条件。当时人就认为，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北朝厉行汉化，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造就了许多饱学之士，他们典雅的文辞、奥妙的语义，南朝从刘宋到齐、梁都赶不上。当然，南北治学各有特点，学习理解各有侧重，学风也有所不同。一般说来，南方学者简洁明快，学习能抓住精要；北方学者深入系统，注重全面把握。国家政治分裂将近三百年，学术传承讲授各不相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到隋文帝当朝执政，统一全国、安定社会，采取措施网罗天下人才，用优厚的待遇礼请延揽，设崇高的名位吸引招纳，于是全国各地有知识懂学问的人士纷纷赶来应聘。山东、河北、山西、河南一带求学的人特别多，带着书不远千里找老师请教，讲课读书的声音到处不断。中原文化发达文明进步的盛况，自两汉魏晋以来无与伦比。所以《隋书·文学传》序说：“爰自东帝归秦，逮乎青盖入洛，四陕成暨，九州攸同，江、汉英灵，燕、赵奇俊，并该天网之中，俱为大国之宝。”尽管隋建立于大乱之后，制度建设尚未完善，而且措施过于仓促，其存在时间也较短，但文化整合的趋势应该说已经相当明晰了。
隋朝国运十分短促，仅仅维持了两代共三十七年就在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和政治反叛活动中崩溃灭亡了。隋末动乱，固然有天灾人祸，如攻伐高句丽等直接原因的刺激，更和历史演进过程中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有关。在久乱承平之后，社会秩序的重建和文化的融会与整合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渐进地实行。而隋文帝、隋炀帝父子却急于收到成效，超越社会发展的客观允许和社会各群体的实际承受能力，一味依靠政治强力进行推动，终于激发了剧烈的政治动荡，乃至引起了统治人群上层的分裂。这是导致隋王朝二世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隋朝虽然覆灭了，但是古代中国社会秩序的重建、各族群的融合、多元文化的整合、中华民族新的统一体的巩固和发展以及中国新文化形成和繁盛的历史进程并未因此而中断。于是，一个崭新的、更为强盛的王朝——唐王朝继起而兴，义不容辞地接过了隋朝未尽的历史重任，把中华文明的发展推上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武德元年（618），李渊代隋称帝，建立了唐朝（618—907），定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唐王朝历时近三百年之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中国多元一体国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在唐朝前期，政治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统治者开明有为，社会风气蓬勃向上，高度的物质文明和发达的精神文化增强了周边各族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全国各族群各地区之间的政治联系与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发展，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格局无论是在空间广度，还是在社会深度上都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唐王朝建立以后，陆续削平各地的割据势力，结束了由隋末动乱引起的政治分裂局面，全国再次实现了统一。贞观三年（629）冬天，唐朝向屡屡入侵中原的突厥汗国发起进攻，并于次年俘虏了其首领颉利可汗，将其领地纳入唐朝治下，突厥人大量内迁，唐朝北部边境的威胁解除了。唐太宗对周边族群实行了开明亲善的政策，授予其首领各种官爵，以羁縻的形式使其在统一国家内实行自治。各族群间相互信任、和平共处，出现了“胡、越一家”这种自古未有的和谐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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