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谈翻译（典藏本）（双色精选，经典再现，珍藏首选）

2006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季羡林谈人生》一书，出版后产生很大社会影响。季羡林先生将此书送给*总理。*总理高度评价此书。
　　2006年，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周五一在三零一医院拜见季羡林先生。季先生看到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聆听大师·季羡林系列”，亲自在书中题词，并高兴地说：“没想到我老了竟然还成了畅销书的作者了。”
　　季羡林先生愈行愈远，而他的智慧和学问对读者的影响却愈久弥深。《季羡林谈翻译（典藏本）》精选了季羡林先生谈翻译的文章，生动有趣，活泼精炼，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为了表达对季羡林先生的纪念，当代中国出版社隆重推出“聆听大师·季羡林系列”之《季羡林谈翻译（典藏本）》，双色印刷，精编精选，典藏**。

 

季羡林先生不仅是我国的著名学者，而且是大翻译家。他精通多种外语，译著丰富，在长期的翻译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很多独到而精辟的翻译理论和观点。《季羡林谈翻译（典藏本）》精选了季羡林先生谈翻译的文章，生动有趣，活泼精炼，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对学习外文和从事翻译工作的读者有所帮助。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6日，山东清平人。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年入德国哥根廷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1946年被胡适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目录
翻译 
翻译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 
谈翻译 
再谈翻译 
翻译的危机 
汉语与外语
大学外国语教学法刍议 
新世纪应用语言学的几个问题 
佛教梵语研究 
文化交流推动人类社会前进 
重新认识西方汉学家的作用
问题
　　——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 
再谈cn问题 
《罗摩衍那》译后记 
《沙恭达罗》译本序 
推荐黄宝生汉译《摩诃婆罗多》
《南亚丛书》序 
对于编修中国翻译史的一点意见 
研究语言要把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 
中外文论门外絮语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关于外来词 
中外两种竹枝词 
漫谈古书今译 
我同外国文学的不解之缘 
在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学衔仪式上的演说 

季羡林（2006年感动中国颁奖词）：难时也不丢掉良知
　　96岁的季羡林先生长年任教北京大学，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现在即使身居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颁奖词】
　　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德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翻译[*?此文系1986年2月22日季羡林与许国璋所合写。——编者注
　　翻译（translation）是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这种语言活动，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进行，它影响到文化和语言的发展。与翻译有关的可变因素很多，例如文化背景不同，题材不同，语言难译易译不同，读者不同等等，很难把各种不同因素综合起来，都纳入一条通则。
　　在欧洲，翻译实践有长远的历史。有人甚至认为，欧洲文明源于翻译，上至罗马帝国，下至今天的欧洲共同市场，都要靠翻译来进行国际贸易。有人说，用古希伯来语写的《圣经》和用阿拉米语写的《福音》，如果没有先译为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又译为中世纪和近代诸语言的话，2000年来的犹太基都教文化就不会产生，因而欧洲文化也不会出现。自翻译《圣经》起：将近2000年来，欧洲的翻译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圣经》的翻译是一件大事，它帮助许多国家的语言奠定了基础。在古代希腊、拉丁文学方面，荷马的史诗、希腊悲剧、喜剧和抒情诗，忒奥克里托斯（约公元前310~前250）、卡图卢斯（约公元前87~前54）、普卢塔克（约公元46~120或127）的作品等等也多次被译成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在保存古希腊文艺方面，阿拉伯译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于欧洲各国古代和近代的其他大作家，如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安徒生、易卜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莫里哀等等的作品，也都多次被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在东方文学方面，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日本的能剧、中国的小说诗歌、印度的《故事海》《薄迦梵歌》《沙恭达罗》等等都译成了欧洲语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五卷书》，它通过中古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译本，反反复复地被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实践产生理论，欧美许多国家的翻译理论是五花八门的。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翻译可能论，一派是翻译不可能论。其实，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可能是没有的，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不可能也是没有的。世界上一切翻译活动都是在这两个之间进行的。欧洲许多著名的人物，比如马丁·路德、M·阿诺德、F·W·纽曼、J·B·波斯特加特、H·白洛克、Fr·R·诺克斯、V·那巴可夫等等，都对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据《开塞尔世界文学百科全书》的意见，这些理论中有些是刚愎自用的。
　　翻译一篇作品或者一段讲话，必然涉及两种语言：一种是原来那个作品或者讲话的语言，德国学者称之为Ausgangsspraehe（源头语言），英美学者称之为Original或Sourcelanguage；一种是译成的语言，德国学者称之为Zielsprache（目的语言），英美学者称之为Targetlanguage。二者之间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距。因为，从严格的语言学原则上来讲，的同义词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个翻译者，不管水平多么高，也只能尽可能地接近源头语言，而不可能把原意和神韵完全传达过来。翻译者的任务就是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关于翻译工作，一般的看法是，逻辑的抽象的东西，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等等著作，翻译起来比较容易。但是也有含义转移的危险。重在故事情节的作品，比如浅薄平庸的小说之类，翻译起来也比较容易。重在说理或鼓动的作品，比如格言诗、论战文章、政治演说、有倾向性的剧本，以及讽刺文学等等，翻译起来也不十分困难。但是重在表达感情的高级文学作品，翻译起来就极为困难。在这里，翻译或多或少只能是再创作，只能做到尽可能地接近原作，原作的神韵、情调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完全仿制的。特别是源头语言中那些靠声音来产生的效果，在目的语言中是完全无法重新创造的。
　　除了翻译可能与不可能的争论之外，还有直译与意译的争论。这种争论在欧洲也有很长的历史，但在中国尤其突出。
　　中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世界上有显著的地位。《礼记》已有关于翻译的记载。《周礼》中的“象胥”，就是四方译官之总称。《札记·王制》提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为了“达其志，通其欲”，各方都有专人，而“北方曰译”。后来，佛经译者在“译”字前加“翻”，成为“翻译”一词，一直流传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