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5405551
编辑推荐
2006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季羡林谈人生》一书,出版后产生很大社会影响。季羡林先生将此书送给*总理。*总理高度评价此书。
2006年,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周五一在三零一医院拜见季羡林先生。季先生看到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聆听大师·季羡林系列”,亲自在书中题词,并高兴地说:“没想到我老了竟然还成了畅销书的作者了。”
季羡林先生愈行愈远,而他的智慧和学问对读者的影响却愈久弥深。《季羡林谈翻译(典藏本)》精选了季羡林先生谈翻译的文章,生动有趣,活泼精炼,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为了表达对季羡林先生的纪念,当代中国出版社隆重推出“聆听大师·季羡林系列”之《季羡林谈翻译(典藏本)》,双色印刷,精编精选,典藏**。
2006年,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周五一在三零一医院拜见季羡林先生。季先生看到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聆听大师·季羡林系列”,亲自在书中题词,并高兴地说:“没想到我老了竟然还成了畅销书的作者了。”
季羡林先生愈行愈远,而他的智慧和学问对读者的影响却愈久弥深。《季羡林谈翻译(典藏本)》精选了季羡林先生谈翻译的文章,生动有趣,活泼精炼,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为了表达对季羡林先生的纪念,当代中国出版社隆重推出“聆听大师·季羡林系列”之《季羡林谈翻译(典藏本)》,双色印刷,精编精选,典藏**。
内容简介
季羡林先生不仅是我国的著名学者,而且是大翻译家。他精通多种外语,译著丰富,在长期的翻译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很多独到而精辟的翻译理论和观点。《季羡林谈翻译(典藏本)》精选了季羡林先生谈翻译的文章,生动有趣,活泼精炼,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对学习外文和从事翻译工作的读者有所帮助。
目 录
目录
翻译
翻译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
谈翻译
再谈翻译
翻译的危机
汉语与外语
大学外国语教学法刍议
新世纪应用语言学的几个问题
佛教梵语研究
文化交流推动人类社会前进
重新认识西方汉学家的作用
问题
——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
再谈cn问题
《罗摩衍那》译后记
《沙恭达罗》译本序
推荐黄宝生汉译《摩诃婆罗多》
《南亚丛书》序
对于编修中国翻译史的一点意见
研究语言要把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
中外文论门外絮语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关于外来词
中外两种竹枝词
漫谈古书今译
我同外国文学的不解之缘
在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学衔仪式上的演说
翻译
翻译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
谈翻译
再谈翻译
翻译的危机
汉语与外语
大学外国语教学法刍议
新世纪应用语言学的几个问题
佛教梵语研究
文化交流推动人类社会前进
重新认识西方汉学家的作用
问题
——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
再谈cn问题
《罗摩衍那》译后记
《沙恭达罗》译本序
推荐黄宝生汉译《摩诃婆罗多》
《南亚丛书》序
对于编修中国翻译史的一点意见
研究语言要把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
中外文论门外絮语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关于外来词
中外两种竹枝词
漫谈古书今译
我同外国文学的不解之缘
在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学衔仪式上的演说
媒体评论
季羡林(2006年感动中国颁奖词):难时也不丢掉良知
96岁的季羡林先生长年任教北京大学,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现在即使身居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颁奖词】
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德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96岁的季羡林先生长年任教北京大学,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现在即使身居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颁奖词】
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德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在线试读
翻译[*?此文系1986年2月22日季羡林与许国璋所合写。——编者注
翻译(translation)是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这种语言活动,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进行,它影响到文化和语言的发展。与翻译有关的可变因素很多,例如文化背景不同,题材不同,语言难译易译不同,读者不同等等,很难把各种不同因素综合起来,都纳入一条通则。
在欧洲,翻译实践有长远的历史。有人甚至认为,欧洲文明源于翻译,上至罗马帝国,下至今天的欧洲共同市场,都要靠翻译来进行国际贸易。有人说,用古希伯来语写的《圣经》和用阿拉米语写的《福音》,如果没有先译为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又译为中世纪和近代诸语言的话,2000年来的犹太基都教文化就不会产生,因而欧洲文化也不会出现。自翻译《圣经》起:将近2000年来,欧洲的翻译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圣经》的翻译是一件大事,它帮助许多国家的语言奠定了基础。在古代希腊、拉丁文学方面,荷马的史诗、希腊悲剧、喜剧和抒情诗,忒奥克里托斯(约公元前310~前250)、卡图卢斯(约公元前87~前54)、普卢塔克(约公元46~120或127)的作品等等也多次被译成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在保存古希腊文艺方面,阿拉伯译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于欧洲各国古代和近代的其他大作家,如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安徒生、易卜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莫里哀等等的作品,也都多次被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在东方文学方面,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日本的能剧、中国的小说诗歌、印度的《故事海》《薄迦梵歌》《沙恭达罗》等等都译成了欧洲语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五卷书》,它通过中古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译本,反反复复地被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实践产生理论,欧美许多国家的翻译理论是五花八门的。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翻译可能论,一派是翻译不可能论。其实,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可能是没有的,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不可能也是没有的。世界上一切翻译活动都是在这两个之间进行的。欧洲许多著名的人物,比如马丁·路德、M·阿诺德、F·W·纽曼、J·B·波斯特加特、H·白洛克、Fr·R·诺克斯、V·那巴可夫等等,都对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据《开塞尔世界文学百科全书》的意见,这些理论中有些是刚愎自用的。
翻译一篇作品或者一段讲话,必然涉及两种语言:一种是原来那个作品或者讲话的语言,德国学者称之为Ausgangsspraehe(源头语言),英美学者称之为Original或Sourcelanguage;一种是译成的语言,德国学者称之为Zielsprache(目的语言),英美学者称之为Targetlanguage。二者之间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距。因为,从严格的语言学原则上来讲,的同义词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个翻译者,不管水平多么高,也只能尽可能地接近源头语言,而不可能把原意和神韵完全传达过来。翻译者的任务就是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关于翻译工作,一般的看法是,逻辑的抽象的东西,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等等著作,翻译起来比较容易。但是也有含义转移的危险。重在故事情节的作品,比如浅薄平庸的小说之类,翻译起来也比较容易。重在说理或鼓动的作品,比如格言诗、论战文章、政治演说、有倾向性的剧本,以及讽刺文学等等,翻译起来也不十分困难。但是重在表达感情的高级文学作品,翻译起来就极为困难。在这里,翻译或多或少只能是再创作,只能做到尽可能地接近原作,原作的神韵、情调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完全仿制的。特别是源头语言中那些靠声音来产生的效果,在目的语言中是完全无法重新创造的。
除了翻译可能与不可能的争论之外,还有直译与意译的争论。这种争论在欧洲也有很长的历史,但在中国尤其突出。
中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世界上有显著的地位。《礼记》已有关于翻译的记载。《周礼》中的“象胥”,就是四方译官之总称。《札记·王制》提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为了“达其志,通其欲”,各方都有专人,而“北方曰译”。后来,佛经译者在“译”字前加“翻”,成为“翻译”一词,一直流传到今天。
翻译(translation)是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这种语言活动,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进行,它影响到文化和语言的发展。与翻译有关的可变因素很多,例如文化背景不同,题材不同,语言难译易译不同,读者不同等等,很难把各种不同因素综合起来,都纳入一条通则。
在欧洲,翻译实践有长远的历史。有人甚至认为,欧洲文明源于翻译,上至罗马帝国,下至今天的欧洲共同市场,都要靠翻译来进行国际贸易。有人说,用古希伯来语写的《圣经》和用阿拉米语写的《福音》,如果没有先译为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又译为中世纪和近代诸语言的话,2000年来的犹太基都教文化就不会产生,因而欧洲文化也不会出现。自翻译《圣经》起:将近2000年来,欧洲的翻译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圣经》的翻译是一件大事,它帮助许多国家的语言奠定了基础。在古代希腊、拉丁文学方面,荷马的史诗、希腊悲剧、喜剧和抒情诗,忒奥克里托斯(约公元前310~前250)、卡图卢斯(约公元前87~前54)、普卢塔克(约公元46~120或127)的作品等等也多次被译成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在保存古希腊文艺方面,阿拉伯译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于欧洲各国古代和近代的其他大作家,如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安徒生、易卜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莫里哀等等的作品,也都多次被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在东方文学方面,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日本的能剧、中国的小说诗歌、印度的《故事海》《薄迦梵歌》《沙恭达罗》等等都译成了欧洲语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五卷书》,它通过中古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译本,反反复复地被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实践产生理论,欧美许多国家的翻译理论是五花八门的。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翻译可能论,一派是翻译不可能论。其实,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可能是没有的,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不可能也是没有的。世界上一切翻译活动都是在这两个之间进行的。欧洲许多著名的人物,比如马丁·路德、M·阿诺德、F·W·纽曼、J·B·波斯特加特、H·白洛克、Fr·R·诺克斯、V·那巴可夫等等,都对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据《开塞尔世界文学百科全书》的意见,这些理论中有些是刚愎自用的。
翻译一篇作品或者一段讲话,必然涉及两种语言:一种是原来那个作品或者讲话的语言,德国学者称之为Ausgangsspraehe(源头语言),英美学者称之为Original或Sourcelanguage;一种是译成的语言,德国学者称之为Zielsprache(目的语言),英美学者称之为Targetlanguage。二者之间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距。因为,从严格的语言学原则上来讲,的同义词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个翻译者,不管水平多么高,也只能尽可能地接近源头语言,而不可能把原意和神韵完全传达过来。翻译者的任务就是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关于翻译工作,一般的看法是,逻辑的抽象的东西,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等等著作,翻译起来比较容易。但是也有含义转移的危险。重在故事情节的作品,比如浅薄平庸的小说之类,翻译起来也比较容易。重在说理或鼓动的作品,比如格言诗、论战文章、政治演说、有倾向性的剧本,以及讽刺文学等等,翻译起来也不十分困难。但是重在表达感情的高级文学作品,翻译起来就极为困难。在这里,翻译或多或少只能是再创作,只能做到尽可能地接近原作,原作的神韵、情调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完全仿制的。特别是源头语言中那些靠声音来产生的效果,在目的语言中是完全无法重新创造的。
除了翻译可能与不可能的争论之外,还有直译与意译的争论。这种争论在欧洲也有很长的历史,但在中国尤其突出。
中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世界上有显著的地位。《礼记》已有关于翻译的记载。《周礼》中的“象胥”,就是四方译官之总称。《札记·王制》提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为了“达其志,通其欲”,各方都有专人,而“北方曰译”。后来,佛经译者在“译”字前加“翻”,成为“翻译”一词,一直流传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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