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3973282
内容简介
金恩晖*的这本《书林五味》分上中下三辑。上辑的主题是“读书求学”。以《走进人生即读书——
回忆我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时代》开篇，后选取了对小学时代吉林古城魁星楼小学校园生活的回忆和中学时代与同学编辑、出版校园刊物《向阳草》等文章；还收录了作者在北大图书馆学系读书时，授业恩师刘国钧、王重民教授对他的言传身教，以及参加图书馆工作以来，作者的母亲对他治学的影响，还辑入了参加海峡两岸古籍整理学术交流、聆听陈立夫老人讲话、并与之合影留念之我见我思，以及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谈读书治学对自己的启迪。中辑回忆了曾经无私地帮助、教育过作者的“良师益友”。下辑为“前言后语”，选收了序、跋类和书评文章。
回忆我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时代》开篇，后选取了对小学时代吉林古城魁星楼小学校园生活的回忆和中学时代与同学编辑、出版校园刊物《向阳草》等文章；还收录了作者在北大图书馆学系读书时，授业恩师刘国钧、王重民教授对他的言传身教，以及参加图书馆工作以来，作者的母亲对他治学的影响，还辑入了参加海峡两岸古籍整理学术交流、聆听陈立夫老人讲话、并与之合影留念之我见我思，以及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谈读书治学对自己的启迪。中辑回忆了曾经无私地帮助、教育过作者的“良师益友”。下辑为“前言后语”，选收了序、跋类和书评文章。
目 录
上辑 读书求学 走进人生即读书——回忆我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时代 忆魁星楼——小学同窗共忆母校实验小学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祝《花蹊》创刊号 又见《向阳草》 纪念刘国钧教授逝世30周年——忆起五十余年前的往事 王重民教授使我喜爱上方志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见手迹，念母亲 海峡两岸古籍整理学术交流之我见我思 读书治学应如“掘井及泉”和“跑马占荒”——来新夏教授曾对我如是说 中辑 良师益友 深切地怀念沉痛地追思——纪念唐西民馆长九十周年诞辰 直掳血性为文章——缅怀宋振庭同志 “用知识武装起来的人是不可战胜的”——《杨殿殉评传·附》序 周金冠和他所编订的《沈尹默先生佚诗集》 “光岳藏书楼”参观后记 师生之情，难忘永怀！ “今看花月浑相似，安得情怀似往时”——《图书馆学引论》忝列图书馆学文库引起的感想 记美国友人福森博士 乡梓情结使我与旧志整理、新志编纂工作结缘——应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30周年纪念文集约稿作 下辑 前言后语 读王子舟教授新著《图书馆学是什么》 刘宝瑞校友新著《民国图书馆学文献学著译序跋辑要》评析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1949年前）》序 凭吊古迹——兼读玄烨《经叶赫废城》等诗有感 从史籍研究和考古调查的比较参照中认识前郭的历史——张静岩著《前郭尔罗斯史地研究》序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金延龄著《集安史话》序言 雾夜里的红星 “平生我如拆袜线，老来要认本来面”——《注释及其研究》后记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后记）
在线试读
我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姑父母四人当时在日本留学，其间父亲和姑父因“反满抗日罪
”被日本宪兵逮捕，严酷的刑罚并没有使他们屈服，因而被关押近4年之久。我的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吉林市的祖母身边，由她抚养长大。祖父是清末的秀才，平生之志未得施展，他虽然早逝，却留给家里人很多书籍。我识字较早、较多，在小学四五年级时，像冰心的《寄小读者》等
“五四”以来新作家的作品、《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旧小说，我都曾囫囵吞枣地找来阅读，从很小的年纪就喜爱上了文学。
1948年，吉林解放，我正在读小学三年级。我的父亲因在1946－1948年间任国民党时期吉林日报社主笔等伪职而成了反革命，1950年病故。我于1951年由吉林省实验小学毕业，被保送入吉林省实验中学读书。在中、小学时代，由于共产党、青年团、少先队的教育，我开始划清了“谁养活谁”（同剥削阶级家庭）的界线，划清了“革命与反革命”（同有历史问题的父亲）的界线。新中国成立初，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并不因我的家庭出身和父亲的问题而歧视我，我的各方面表现一直很好。当时中学实行5分制，每学期结束时，品学兼优、德智体全面发展、各门功课皆评为5分的学生，授予“等生”奖章。在吉林省实验中学学习的12个学期中，我获得过11枚“等生
”奖章。
读中学的6年间，我都住在学生宿舍。每天除三餐外，早操、上课、午睡、文体活动、早晚自习，都很有规律，也很严格，各门功课学习起来并不费力，几乎每年都担当学习委员或班长的职务，但还感到有用不完的精力，从初一起，我就成了校图书室里积极的小读者。课堂上灌输的知识满足不了我的求知需求，我就利用课余时间到图书室读书看报。这是我课堂之外、活动之外的好去处。校图书室也有闭馆的时候，我还感到不满足，就在担任班长的同时，抢着兼任了班级的图书员。这样一来，我得以隔一段时问，将从班级收上来的几十本书，抱着还给校图书室，又从图书室替同学选择，借回一批书。在这“一还一借”之间，就比别的同学多读了许多课外书。课外书读多了，学习起课堂的知识就尝到了甜头。有些同学对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课听不太懂或难于理解，而这对经常读课外书的同学来说，就很容易理解，老师一点就透，不仅理解得深，还记忆得好，乃至发挥起来全不费力。每当期中、期末考试乃至初、高中毕业的升学考试，我都没有废寝忘食、苦熬硬拼，除了外语单词等少数功课外，我几乎用不着夜以继日地去死记硬背，即使像历史、地理这样的功课，因为课外书读得多，考试成绩也很好。我想这就是读书中的厚积薄发、举一反三的道理吧。
1954年秋，我初中毕业，考入本校高中部。吉林省省会这时由吉林市迁到长春市，翌年我们的中学也随之迁到了长春。高中时代，在语文组老师们和《长春日报》文艺部编辑指导下，我们这些爱好文学的同学组织起吉林省实验中学青少年作家协会，由学校出资，我和李显忠等几位同学组成《向阳草》编委会，出版了两期。这是当时吉林省中学生自己创办的一种铅印刊物。从刊物的邀稿、审稿、改稿、编稿，到校对、付排、印刷、发行，都是我们这些小编者自己做。几乎所有可能利用的课外活动时间，我都用在了图书室。为办刊物，就要多读书刊，读得越多，就越有一种创作的欲望。我开始将一些杂文、诗歌向省内外报刊投稿，其中有的陆续地在《长春》《文学青年》《辽宁文艺》《长春日报》上发表了。记得在高二时写的一篇短评发表在《读书月报》1956年第10期上，这可能是我正式问世的处女作。在课外阅读基础上产生的创作欲望，大大地提高了我的理解力、思考力和创造力。中学时代我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即：每当我在学习和创作中，或者在社会上遇到任何疑难和困惑的问题时，首先想到应该到图书室里去，不论怎样忙也要挤时间，自己在那儿查书、找报，以求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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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本宪兵逮捕，严酷的刑罚并没有使他们屈服，因而被关押近4年之久。我的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吉林市的祖母身边，由她抚养长大。祖父是清末的秀才，平生之志未得施展，他虽然早逝，却留给家里人很多书籍。我识字较早、较多，在小学四五年级时，像冰心的《寄小读者》等
“五四”以来新作家的作品、《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旧小说，我都曾囫囵吞枣地找来阅读，从很小的年纪就喜爱上了文学。
1948年，吉林解放，我正在读小学三年级。我的父亲因在1946－1948年间任国民党时期吉林日报社主笔等伪职而成了反革命，1950年病故。我于1951年由吉林省实验小学毕业，被保送入吉林省实验中学读书。在中、小学时代，由于共产党、青年团、少先队的教育，我开始划清了“谁养活谁”（同剥削阶级家庭）的界线，划清了“革命与反革命”（同有历史问题的父亲）的界线。新中国成立初，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并不因我的家庭出身和父亲的问题而歧视我，我的各方面表现一直很好。当时中学实行5分制，每学期结束时，品学兼优、德智体全面发展、各门功课皆评为5分的学生，授予“等生”奖章。在吉林省实验中学学习的12个学期中，我获得过11枚“等生
”奖章。
读中学的6年间，我都住在学生宿舍。每天除三餐外，早操、上课、午睡、文体活动、早晚自习，都很有规律，也很严格，各门功课学习起来并不费力，几乎每年都担当学习委员或班长的职务，但还感到有用不完的精力，从初一起，我就成了校图书室里积极的小读者。课堂上灌输的知识满足不了我的求知需求，我就利用课余时间到图书室读书看报。这是我课堂之外、活动之外的好去处。校图书室也有闭馆的时候，我还感到不满足，就在担任班长的同时，抢着兼任了班级的图书员。这样一来，我得以隔一段时问，将从班级收上来的几十本书，抱着还给校图书室，又从图书室替同学选择，借回一批书。在这“一还一借”之间，就比别的同学多读了许多课外书。课外书读多了，学习起课堂的知识就尝到了甜头。有些同学对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课听不太懂或难于理解，而这对经常读课外书的同学来说，就很容易理解，老师一点就透，不仅理解得深，还记忆得好，乃至发挥起来全不费力。每当期中、期末考试乃至初、高中毕业的升学考试，我都没有废寝忘食、苦熬硬拼，除了外语单词等少数功课外，我几乎用不着夜以继日地去死记硬背，即使像历史、地理这样的功课，因为课外书读得多，考试成绩也很好。我想这就是读书中的厚积薄发、举一反三的道理吧。
1954年秋，我初中毕业，考入本校高中部。吉林省省会这时由吉林市迁到长春市，翌年我们的中学也随之迁到了长春。高中时代，在语文组老师们和《长春日报》文艺部编辑指导下，我们这些爱好文学的同学组织起吉林省实验中学青少年作家协会，由学校出资，我和李显忠等几位同学组成《向阳草》编委会，出版了两期。这是当时吉林省中学生自己创办的一种铅印刊物。从刊物的邀稿、审稿、改稿、编稿，到校对、付排、印刷、发行，都是我们这些小编者自己做。几乎所有可能利用的课外活动时间，我都用在了图书室。为办刊物，就要多读书刊，读得越多，就越有一种创作的欲望。我开始将一些杂文、诗歌向省内外报刊投稿，其中有的陆续地在《长春》《文学青年》《辽宁文艺》《长春日报》上发表了。记得在高二时写的一篇短评发表在《读书月报》1956年第10期上，这可能是我正式问世的处女作。在课外阅读基础上产生的创作欲望，大大地提高了我的理解力、思考力和创造力。中学时代我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即：每当我在学习和创作中，或者在社会上遇到任何疑难和困惑的问题时，首先想到应该到图书室里去，不论怎样忙也要挤时间，自己在那儿查书、找报，以求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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