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9379165
这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乡村实践者——拥有管理学、法律双重学科背景的“高材生”，在留学移民已成时尚的当下，却偏偏“逆潮流”而动，选择将人生中*宝贵的三年留在了我国西北部乡村贫瘠的黄土地上
这是一份大学生村干部参与基层实践的一手记录——作者领导和参与了一个农村社区的权力运行、资源分配和生产生活。精准扶贫、互助资金、农业保险、平安村创建、惠农新政试点，作者吸收响应一系列“顶层设计”的前沿理念，并将其内化于自己的基层实践，试图为这个偏远乡村的发展寻找到一条与时代接轨的现代之路
这是一本试图为广大乡村基层干部代言的书——虽然这个群体常以负面形象见诸报端，但更多的则是默默无闻、拿着低工资却干着繁琐工作的普通工作者，他们奋战在这连接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的*后一公里，却鲜少发声。作者试图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揭掉这个群体身上被误读的标签
这是一本注重理性实践的书——书里没有泛道德式的批判，没有空洞的煽情，作者始终带着参与者、实践者的视角，不执念于“应该如何”，而是身体力行地“怎么去做”，体味着黄土地上农民的苦与乐，也尽尝乡村试验的喜和悲
一个村庄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县、一个省的发展，甚至是整个共和国的标本与缩影。
——赵安之《祁村奋斗》
本书真实记录作者三年潜心基层，领导和参与一个社区权力运行、资源分配、生产生活的亲身实践。作者吸收响应一系列“顶层设计”的前沿理念，精准扶贫、互助资金、农业保险、平安村创建、惠农新政试点，并将其外化于自己的基层实践。这里没有泛道德式的批判，没有空洞的煽情，作者身体力行地感受着黄土地上农民的苦乐，体验着乡村试验的喜悲。
目 录
篇 经济篇
章 “精准扶贫”与“双联行动”的深度融合 2
节 “中国式”扶贫三十年概述(1986年至2016年) 2
一、国家层面的大格局 3
二、省级层面的好经验 4
三、乡村层面的新特征 5
四、“精准扶贫”与“双联行动”的经济学本质 7
第二节 “参与式”扶贫：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非市场决策 9
一、抓“牛鼻子”阶段：参与项目选择 9
二、啃“硬骨头”阶段：参与工程实施 16
三、治“搭便车”阶段：参与设施管护 17
第三节 “开发式”扶贫：“三个产业”与“两大要素” 18
一、“三个产业(养殖、育苗、瓜菜)”的开发现状 19
二、“两大生产要素(劳动、土地)”的深刻变革 22
三、改造传统农业的现代化拐点已经到来 31
第四节 “双联”中的巨变和卸任者的隐忧 32
一、“双联”中的巨变 32
二、卸任者的隐忧 39
第二章 农村金融之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 42
节 农村金融中(政府、银行、农民)难解难分的“三角恋” 42
一、“市场失灵”：农村“金融抑制”的由来与破题 42
二、“政府失灵”：对农村“金融风险财政化”的批判 45
第二节 镇原县现代化金融体系的构建及其特征 47
一、县域金融的“六层次”划分与“二元化”体制 48
二、镇原县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与存在的问题 50
第三节 农村“合作金融”的异化与回归 53
一、“合作金融”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安排 53
二、合作金融的异化：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名存实亡 55
三、合作金融的回归：农村“互助资金”的一个经典案例 58
四、痛定思痛后给农村互助资金的几点建议 65
第四节 民间借贷之“高利贷”与“黑社会” 68
一、扑朔迷离的“民间借贷” 68
二、“高利贷”与“黑社会” 70
三、给民间借贷的几点温和意见 72
第五节 农业保险“供过于求”的尴尬局面 73
一、农业保险的特别属性 73
二、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 75
三、“供过于求”的地方案例 76
四、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解析与对策研究 79
第三章 县域财税制度与农村综合体制改革 81
节 镇原县县域经济与财政收支综述 82
一、镇原县县域经济的基本概况 82
二、镇原县财政收入的基本情况 84
三、镇原县财政支出基本情况 91
四、县财政的收支决算与运行原则 98
第二节 财政收入与“土地财政” 101
一、“高房价”实质是一种财政现象 102
二、“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106
三、“户籍制度”改革点亮亿万人的梦想 109
第三节 财政支出与“吃饭财政” 113
一、“政府规模”的理性边界是什么? 114
二、“公务员热”是一种社会病 119
三、“养老并轨”与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的构建 122
第二篇 法治篇
第四章 拼在基层(案例) 128
案例一 基层“民主选举”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程 128
一、X组村民小组*选举，看“下面能不能” 130
二、村委会主任是天下公选岗位，看“上面干预多” 132
三、对基层“民主选举”的几点中肯建议 137
案例二 惠农政策之“低保”评议引起的全民纷扰 138
一、案例描述：“低保”发放引起的种种纷扰 140
二、政策解读：“定性”与“定量”方法各显神通 143
三、牛刀小试：借助“代议决策”发挥制度优越性 145
四、悲观总结：“农村低保”的困境就是“村民自治”的困境 151
案例三 “美丽乡村”建设本应是村民自治的题中之意 154
案例四 “三宗土地纠纷”引发的“三个主义” 159
一、N组公墓区建设征地款分配与“利己主义” 160
二、L组河床治理征地款分配与“顽固宗派(族)主义” 164
三、P组石油涡探损失补偿与“偏执平均主义” 166
案例五 “平安村”创建中的“乡村司法”该向何处去?——兼论“马锡五审判”和品读苏力《送法下乡》 169
一、“马锡五审判”的程序局限与“多元化大调解”的理论误解 169
二、以“行政调解”为中心的“平安村”创建的基本特征 171
三、“枫桥经验”的政治口号回答不了乡村司法向何处去的问题 174
第五章 书生治村(策论) 183
节 村民自治的伟大起点与蹒跚步履 183
一、组织原则的统一性(理想很丰满) 184
二、地方创新的多样性(现实很骨感) 186
三、民主进程的艰巨性(原因很复杂) 189
第二节 祁村权力组织形式的现状解析 191
一、“权力机构”的虚设 192
二、“执行机构”的混乱 193
三、“村人大”的构建与权力制约的形成 195
第三节 祁村“(准)政权组织形式”的理论提炼与务实训练 199
一、理论提炼：以“135模式”为核心 199
二、务实训练：以“直接选举、代议决策”为原则 202
第六章 激扬文字(随笔) 204
向时代发言者李昌平致敬——读《我向总理说实话》 204
一本前无古人的乡村日记——读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 207
床头书《江村经济》——坚守乡村的力量 211
《中国在梁庄》式的“梁鸿体”到底带来了什么 215
你到底能为乡村“沦陷”做什么?——读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218
“社会契约论”是“村民自治”的必要启蒙 221
对“能人治村”战略的必要反思 226
农村婚姻“天价彩礼”的真相揭秘 229
由“乡村治理”史看国家与社会的“双规政治” 234
后 记 243
目 录
篇 经济篇
章 “精准扶贫”与“双联行动”的深度融合 2
节 “中国式”扶贫三十年概述(1986年至2016年) 2
一、国家层面的大格局 3
二、省级层面的好经验 4
三、乡村层面的新特征 5
四、“精准扶贫”与“双联行动”的经济学本质 7
第二节 “参与式”扶贫：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非市场决策 9
一、抓“牛鼻子”阶段：参与项目选择 9
二、啃“硬骨头”阶段：参与工程实施 16
三、治“搭便车”阶段：参与设施管护 17
第三节 “开发式”扶贫：“三个产业”与“两大要素” 18
一、“三个产业(养殖、育苗、瓜菜)”的开发现状 19
二、“两大生产要素(劳动、土地)”的深刻变革 22
三、改造传统农业的现代化拐点已经到来 31
第四节 “双联”中的巨变和卸任者的隐忧 32
一、“双联”中的巨变 32
二、卸任者的隐忧 39
第二章 农村金融之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 42
节 农村金融中(政府、银行、农民)难解难分的“三角恋” 42
一、“市场失灵”：农村“金融抑制”的由来与破题 42
二、“政府失灵”：对农村“金融风险财政化”的批判 45
第二节 镇原县现代化金融体系的构建及其特征 47
一、县域金融的“六层次”划分与“二元化”体制 48
二、镇原县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与存在的问题 50
第三节 农村“合作金融”的异化与回归 53
一、“合作金融”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安排 53
二、合作金融的异化：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名存实亡 55
三、合作金融的回归：农村“互助资金”的一个经典案例 58
四、痛定思痛后给农村互助资金的几点建议 65
第四节 民间借贷之“高利贷”与“黑社会” 68
一、扑朔迷离的“民间借贷” 68
二、“高利贷”与“黑社会” 70
三、给民间借贷的几点温和意见 72
第五节 农业保险“供过于求”的尴尬局面 73
一、农业保险的特别属性 73
二、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 75
三、“供过于求”的地方案例 76
四、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解析与对策研究 79
第三章 县域财税制度与农村综合体制改革 81
节 镇原县县域经济与财政收支综述 82
一、镇原县县域经济的基本概况 82
二、镇原县财政收入的基本情况 84
三、镇原县财政支出基本情况 91
四、县财政的收支决算与运行原则 98
第二节 财政收入与“土地财政” 101
一、“高房价”实质是一种财政现象 102
二、“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106
三、“户籍制度”改革点亮亿万人的梦想 109
第三节 财政支出与“吃饭财政” 113
一、“政府规模”的理性边界是什么? 114
二、“公务员热”是一种社会病 119
三、“养老并轨”与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的构建 122
第二篇 法治篇
第四章 拼在基层(案例) 128
案例一 基层“民主选举”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程 128
一、X组村民小组*选举，看“下面能不能” 130
二、村委会主任是天下公选岗位，看“上面干预多” 132
三、对基层“民主选举”的几点中肯建议 137
案例二 惠农政策之“低保”评议引起的全民纷扰 138
一、案例描述：“低保”发放引起的种种纷扰 140
二、政策解读：“定性”与“定量”方法各显神通 143
三、牛刀小试：借助“代议决策”发挥制度优越性 145
四、悲观总结：“农村低保”的困境就是“村民自治”的困境 151
案例三 “美丽乡村”建设本应是村民自治的题中之意 154
案例四 “三宗土地纠纷”引发的“三个主义” 159
一、N组公墓区建设征地款分配与“利己主义” 160
二、L组河床治理征地款分配与“顽固宗派(族)主义” 164
三、P组石油涡探损失补偿与“偏执平均主义” 166
案例五 “平安村”创建中的“乡村司法”该向何处去?——兼论“马锡五审判”和品读苏力《送法下乡》 169
一、“马锡五审判”的程序局限与“多元化大调解”的理论误解 169
二、以“行政调解”为中心的“平安村”创建的基本特征 171
三、“枫桥经验”的政治口号回答不了乡村司法向何处去的问题 174
第五章 书生治村(策论) 183
节 村民自治的伟大起点与蹒跚步履 183
一、组织原则的统一性(理想很丰满) 184
二、地方创新的多样性(现实很骨感) 186
三、民主进程的艰巨性(原因很复杂) 189
第二节 祁村权力组织形式的现状解析 191
一、“权力机构”的虚设 192
二、“执行机构”的混乱 193
三、“村人大”的构建与权力制约的形成 195
第三节 祁村“(准)政权组织形式”的理论提炼与务实训练 199
一、理论提炼：以“135模式”为核心 199
二、务实训练：以“直接选举、代议决策”为原则 202
第六章 激扬文字(随笔) 204
向时代发言者李昌平致敬——读《我向总理说实话》 204
一本前无古人的乡村日记——读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 207
床头书《江村经济》——坚守乡村的力量 211
《中国在梁庄》式的“梁鸿体”到底带来了什么 215
你到底能为乡村“沦陷”做什么?——读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218
“社会契约论”是“村民自治”的必要启蒙 221
对“能人治村”战略的必要反思 226
农村婚姻“天价彩礼”的真相揭秘 229
由“乡村治理”史看国家与社会的“双规政治” 234
后 记 243
当下中国农村的基本状况
——千金拨不动四两
赵安之胸有大志。他拿了几个学位 ，却做了祁村的“大学生村官”——村支部书记。
村长、村书记好像不是个官，“大学生村官”就更不是一个官了。
《祁村奋斗》 是赵安之做“大学生村官”三年的感受和思考。
对于如何破解中国的问题——三农问题，很多人可以滔滔不绝地说出自己的方案，但像赵安之这般亲自用行动验证自己方案的人还是极少的，故赵安之体验后的感受和思考非常宝贵。就凭这一点，《祁村奋斗》就是值得花点时间读一读的书了。
在上世纪80年代，农产品数量短缺，农村和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增加主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产量。在农田水利、种子、技术等基础性条件基本完备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是农产品增产的决定性因素了。如何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呢?简单的办法就是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这就是所谓的“一包就灵”。
其实，在农田水利、种子化肥、生产技术等基础性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备的情况下，要追求产量增长，未必是“一包就灵”这么简单。
80年代的农业，要增产不仅“一包就灵”，增加点种子化肥农药供给其实更灵。农村农业的80年代，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年代。1985年我23岁，比赵安之现在的年龄小，却当上了乡镇党委书记——“大学生乡官”，但和赵安之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工作得心应手，虽然农业产量是按照“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才是农民自己的”原则分配，但农民的收入和日子却是蒸蒸日上的。那是干部和群众都很有成就感的年代。
今天的农村，各种农产品都基本处于过剩状态，增产不等于增收，甚至增产减收成为一种新常态了。增加农产品产量不再是农村农业发展的目标，增加农民收入成为了农业农村发展的目标，但政府的三农发展政策和策略依然把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当作“金科玉律”。“一包就灵”变成了假药，几包都不灵了!白猫不是好猫，黑猫也不是好猫了!
几亿农民，80年代依靠农业可以把日子过得很好，比城里人的日子好多了。现在农产品产量比80年代增加了很多很多，但农民家庭简单再生产、简单再生活却过不下去了，不得不外出打工以维持家庭简单再生产和简单再生活。与此同时，农民村社组织也逐渐失去经济基础支撑而“僵尸化”。这就派生出了很多的问题：留守老人和儿童、公共服务无效、农民互相之间恶性竞争、道德滑坡、治理无效、生态破坏、两极分化、黑社会小混混欺行霸市和控制社会……
收入，收入，农民要的是收入!农村要的是收入!农业农村发展必须给农民增收!
要增加农民收入，不能再靠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来实现了。
要增加农民收入，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追求农产品价值和价格增长收益才能实现;要增加农民收入，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追求经营性收益增长和生产成本降低才能实现;要增加农民收入，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追求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才能实现;要增加农民收入，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追求土地等财产性收益和资源、资产、资金金融化收益增长才能实现。要增加农民收入，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追求平等国民待遇才能实现。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要追求幸福感的增加，这就要重建社会道德伦理、社会秩序，要提高社会服务和治理水平，要保护生态环境等，也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实现。
把农民组织起来，才是今天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举措。
不把农民组织起来，让数亿高度分散的小农在汪洋大海的市场中互相残杀，财政投入再多的技术、资金扶持农业生产和农村产业发展，向农村派出再多的赵安之，都没法增加农民收入和提升乡村有效治理。所以，现在的农村，千金拨不动四两就是必然的了。
有人会问：农村不是有农民组织吗?是的，有，有村两委。
村两委是农民的组织吗?是农民要的组织吗?
农民要的组织是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服务的组织，为农民增加收入的组织，代表农民在国家层面行使权益的组织。
村两委肯定不是农民期待的组织，必须对其进行改造。如何改造?一个大学生下到村庄，当上了党支部书记，能有效组织农民吗?能够改造村两委组织吗?不能。
延安时期的共产党员，会。
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单枪匹马一个人去村庄，建立党小组、党支部、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增产增收，为游击战争和解放战争提供后勤保障大后方。
现在的干部，从城市出发，带上资金项目一大堆，几年下来，钱花光了，回城了，升官了。但老百姓收入没有增加，农村治理没有改善，千金没有拨动四两。
现在组织农民难啊!因为延安时期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丢失了，所以难;更因为组织不起农民需要的、能够为农民增加收入和权利的农民组织，能够有效治理社会的农民组织，所以赵安之深刻感受到了“千金拨不动四两”的无奈无力。
或许，任何一个人到农村，要想解决实际问题，必须具备协作农民组织起来的能力，并且协作农民组织起来的农民组织必须是能够增加农民收入和权利的农民组织。如果能这样，应该可以四两拨千斤，有所作为。
或许，村社内置合作金融，是当下中国好的重新组织农民的方式;内置合作金融村社及联合社，是好的农民组织形式。
赵安之“千金拨不动四两”的无奈是刻骨铭心的，他的思考也是深刻的，但未必全部正确。这或许只是一个开始。赵安之的开始，是花了三年时间身体力行的开始，是严肃认真的，全社会都应该有赵安之这样严肃的态度面对中国的重大问题。
李昌平
2016年10月18日于北京平谷张辛庄乡涧苑
前言
一个村支书的中国梦
三年时间，不算短。
想要总结，也绝不简单。
24岁至27岁，黄金一般的岁月，永远定格在了这个西部偏远的贫困村庄。如果说这是一场试验与奋斗，那么这本用激情和勇气写成的书，将是铁血与峥嵘的见证!
一、四对范畴阐明本书的基本特点
1. 微观视野与宏大叙述
一个村庄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切片。为了获得研究农村问题的“现场感”，有人去调研、去访谈、去考察、去居住、去参加生产，并涌现出了《江村经济》、《岳村政治》、《黄河边的中国》、《中国在梁庄》等堪称经典的辉煌作品。但与上述“由外向内”的“嵌入式”的“入场”方式不同的是，笔者历时三年，通过担任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亲自领导和参与一个社区的权力运行、资源分配、生产生活，以一种独特的“由内向外”的“内生式”的“出场”方式，高度自觉地研究和记录了这一耐人寻味的实践过程。
同时，这本书企图摒弃长期以来围绕国家与社会层面而展开的，有关大民主、大法治、大自由的空洞批判、抽象探讨、宏大叙述，而以“解剖麻雀”的研究方法，以一个村庄为起点，从村庄权力组织形式的构建、村委会主任的艰难选举、“低保”评议引起的纷扰、扶贫攻坚的利弊得失、“互助资金”的蹒跚步履等细小之处落墨，以一个“村官”的“微角色”，身体力行地去践行“微民主”、“微法治”、“微金融”等理念，并以此构建“微政治”的治理体系，和“微经济”的后发模式。治大国如同烹小鲜，一个村庄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县、一个省的发展史，甚至是整个共和国的标本与缩影。
2.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
在传统的官僚队伍中，“思考”从来被认为是领导者的特权，而基层干部更应该以执行命令为天职，但凡有所思辨，都是多余、是浪费、是徒劳，不被认可、不被赞成、没有市场，甚至会被视为另类、斥为异端，笔者也常常因为爱思考、善动脑、勤写作的“坏习惯”，被目以为不懂事、不成熟、缺乏政治觉悟。
顶层设计强调的是制度与政策的全局性、系统性、战略性，但它不可能也没必要对各个层级、不同地域的特殊情况进行事无巨细无所不包的规定，也无法解决实践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它不是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反复修正、检验、至善的发展过程。基层工作者处在上传下达的前沿和线，对政策的利弊得失拥有宝贵的一手资料，他们的探索与反思往往接地气、合实际。不仅要对“试对”的进行褒奖，也要对“试错”的给予宽容，尊重地方、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同时，敢说真话，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寻找答案、求得真知，这才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上而下”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基层探索要良性互动、有机结合、辩证统一。科学是将领，实践是士兵，这是一本以基层探索为主题的作品。
3.天下良吏与土豪村霸
关于乡村干部道德败坏、贪污腐败、欺男霸女、苍蝇满天飞的报道时常诉诸报端，不可否认某些基层干部政治素质不高、执政手段粗暴，甚至违法犯罪侵犯人权也绝不在少数。但这并不足以说明所有底层官吏都是土豪村霸，而恰恰相反的是，绝大多数基层干部都坚守在偏远山区、穷乡僻壤，在平凡岗位上、在艰苦环境中，他们工作繁重、收入微薄、升迁无望，也是真正的弱势群体。社会不仅仅应该歌颂英雄和伟人，也应该为拼在基层的无数平凡人点赞。
笔者常将县、乡、村三级(准)政权称之为“黄金三级”，是国家政权的坚固柱石，是连接国家机器与民间社会的后一公里。他们对上承担着繁重的执政事务，保证党国政策不折不扣的落实;对下治理乡村维护一方稳定，发展地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这些工作的完成，靠的正是无以计数、默默无闻、“声名狼藉”的基层干部。那么这个数以百万计的庞大群体到底从事着一些什么工作，拥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神秘面孔?截至目前，尚没有一本能为乡村干部代言的书籍，笔者以为发出声音以正视听成为必要，并以此书向社会传递满满的正能量，告知世人，这才是新时期党在基层的战斗堡垒，才是干部队伍的绝大多数!
4.理性实践与道德批判
“泛道德式批判”总是一种时髦的立场，它一上来不问操作只问操守，不问道理只问道德，这样的口吻总是占据着感情的制高点，总是太文学、太政治、太煽情，而缺乏冷静思考、务实钻研、理性实践，是一种懒惰的思维方式。笔者常常对那些感性化的写作姿态，保持着应有的谨慎。
现实世界往往错综复杂，很多问题的出现总是众多历史矛盾与制度缺陷长期累积的结果。没有乡村社会的一盘散沙，哪来村官专制的温床;没有“下面不能”与“上面干预”的双重困境，哪来“村民自治”的举步维艰;没有公有制银行的金融抑制，哪来民间高利贷的肆意猖獗;没有财税体制的弊病，哪来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与高房价的并存;没有养老制度与劳动力市场的割裂，哪来举国上下非理性的公务员热?这一切与执政者是否拥有一个煽情的姿态，并没有多大关系，重要的是能找得到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如曹锦清所言“都喊着要过河，却没有人去造船”，不要光停留在“应该如何”的多嘴多舌之中，而是应该更加关照“怎么去做”的问题。这是一本拒斥道德批判，而专注于理性实践的读物。
二、两大篇章诠释本书的基本结构
与十年前相比，乡村社会的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许多翻天覆地但也始料未及的变化。就西部农村而言，笔者以为目前重大的两方面困难在于，经济上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农业现代化)，政治上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村民自治)，终实现农村社会的小康与现代化。于是笔者将本书分为如下两篇：
1.经济篇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目前农村劳动、资本、技术等各种优质生产要素大量外流，人口外迁、土地撂荒、资本外逃，包产到户的制度红利已经用尽，虽然近年来精准扶贫、惠农新政、土地“三权分置”等政策的出现，使农村的内外环境有了较大变化，但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智能化尚未实现，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垦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也只是个例，白领、骨干、精英等“新农人”加入农业的浪潮也尚未到来。正值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这一新、旧时代切换的时间窗口，甘肃省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笔者以双联干部的身份，下派祁村担任党支部书记，这也督促笔者进行了系统化的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
除了李四科书记、李荣喜镇长的大力支持之外，庆阳市委副书记任燕顺(现任甘肃省扶贫办主任)等双联领导的悉心指点也使笔者受益匪浅，通过引资源、上项目、扶产业、找贷款、搞培训、解矛盾，使目前国内前沿的一系列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在该村落地生根造福群众。笔者当然不敢奢谈什么政绩，但要说是没有一些深入思考与独到见解，那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在这个篇章的内容中，包含了精准扶贫(参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金融支持(“互助资金”、合作金融、农业保险)、县域财税(“吃饭财政”与公务员热、“土地财政”与房地产市场)等内容，对农村经济社会诸多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和量化研究。
当然，经济工作牵一发而动全身，除了对微观经济单元的研究之外，还需对宏观政策有全面的把握。这项工作中难克服的一环便是数据信息的不可得。目前，基于国家与省级层面的数据统计较易取得，而县本级职能部门以及县以下政府部门鲜有完整的机构网站，党务、政务、财务及各种重要发展信息与核心经济指标很少向社会公开，这便使县域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数据成为盲区，成为少数统治精英的个人私产，将社会各界的参政议政拒之千里之外。这也使得笔者不得不动用各个部门的私人关系，以高昂的成本搜集必要的数据，同时也令笔者心中充满惊悸，生怕这些善意的研究会招致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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