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60856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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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D UFo（Un-Forbidden office）建筑工作室，正如其名称一样，他们根植于文化厚重的北京城，同时以一种开放的态度看待城市、建筑与人，他们来自于中国成立*早的建筑设计院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BIAD），这里担负了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发展和当代城市建筑发展的重要使命。近十年来，面对来自民营和海外设计团队的竞争压力以及自身对于市场化定位的重新认识，设计院体制开始在改变中寻求突破。BIAD UFo 建筑工作室正是这些尝试中*值得关注的改变之一。他们既拥有大院的综合技术优势，又有独立事务所在设计思考和操作模式上的自由空间, 并保持着对诸多社会文化艺术活动的关注与参与, 成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设计机构模式。十年间，他们已完成了大规模的原创作品，并与众多国际**建筑师/机构进行过深度合作，积累了独立建筑事务所难以获得的重要经验。他们的实践与探索对BIAD，进而对整个中国建筑界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巨大影响。这本书既是对UFo 十年实践探索的梳理——从数据分析、影像实录、多角度对谈、实践作品剖析、合作方点评及一系列详尽索引附录等等，全面呈现UFo 的十年探索历程；同时，本书更是一面折射中国建筑发展之路的镜子，是对中国设计机构未来将要面对的机遇与选择的思考。希望中国涌现出更多有创造力的职业化设计力量，产生对中国城市与建筑发展建设更深远的影响。
内容简介
这本书是对BIAD UFo建筑工作室十年实践和探索的梳理，采用不同于一般建筑作品集的编排方式，以全新的方式展示了中国有创造力的职业设计力量。其内容有大视野下的数据分析，全面的影像实录，邀请北京院总经理徐全胜、建筑师王辉、建筑评论家姜珺、SOHO中国前副总裁尚世睿、《AC建筑创作》主编王舒展五位不同身份嘉宾进行多角度对谈，精选23个实践作品详细剖析，并由OMA、盖里、扎哈、KPF等合作事务所的精准点评。
目 录
前言
探寻当代设计思潮构建卓越建筑品质／邵韦平
事实
人员组织结构
工作地点和项目地点
项目进程
基地建筑红线和基底面积
项目高度
项目容积率
特写
基地
工作模型
方案册
工程记录
影像记录
游学路线图
计划控制表
对谈UFo
徐全胜×UFo
王辉×UFo
姜珺×UFo
尚世睿×UFo
王舒展×UFo
实践
数字化:技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李淦
凤凰中心
鄂尔多斯满世广场
妫河建筑创意产业园规划国际竞赛方案
妫河建筑创意园接待中心
珠海市博物馆和城市规划展览馆
中国尊
银河SOHO
序列
城市化:城市建造／刘宇光
CBD 核心区公共空间
奥体文化商务园区公共空间
北京国际图书城
北京世纪华侨城
华侨城北京总部
北京华侨城社区学校
中石油总部
朝阳区规划展览馆
地域化:别处的建筑／刘宇光
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下沉花园
北京图书大厦二期
西双版纳机场航站楼
巴塘人民小学宿舍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
BIAD 休息亭
同行者
OMA 建筑事务所
盖里事务所
扎哈·哈迪德建筑师事务所
KPF 建筑师事务所
华汇设计（北京）
SAKO建筑设计公社
KCAP 建筑与规划事务所
景观都市主义工作室
BIAD第四建筑设计院结构设计团队
Speirs & Major 建筑事务所
Christian Kerez 建筑事务所
数据库
项目信息
参展信息
摄影师信息
团队成员
探寻当代设计思潮构建卓越建筑品质／邵韦平
事实
人员组织结构
工作地点和项目地点
项目进程
基地建筑红线和基底面积
项目高度
项目容积率
特写
基地
工作模型
方案册
工程记录
影像记录
游学路线图
计划控制表
对谈UFo
徐全胜×UFo
王辉×UFo
姜珺×UFo
尚世睿×UFo
王舒展×UFo
实践
数字化:技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李淦
凤凰中心
鄂尔多斯满世广场
妫河建筑创意产业园规划国际竞赛方案
妫河建筑创意园接待中心
珠海市博物馆和城市规划展览馆
中国尊
银河SOHO
序列
城市化:城市建造／刘宇光
CBD 核心区公共空间
奥体文化商务园区公共空间
北京国际图书城
北京世纪华侨城
华侨城北京总部
北京华侨城社区学校
中石油总部
朝阳区规划展览馆
地域化:别处的建筑／刘宇光
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下沉花园
北京图书大厦二期
西双版纳机场航站楼
巴塘人民小学宿舍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
BIAD 休息亭
同行者
OMA 建筑事务所
盖里事务所
扎哈·哈迪德建筑师事务所
KPF 建筑师事务所
华汇设计（北京）
SAKO建筑设计公社
KCAP 建筑与规划事务所
景观都市主义工作室
BIAD第四建筑设计院结构设计团队
Speirs & Major 建筑事务所
Christian Kerez 建筑事务所
数据库
项目信息
参展信息
摄影师信息
团队成员
前 言
前言
探寻当代设计思潮 构建卓越建筑品质／邵韦平
我们是谁
BIAD UFo 工作室是中国影响力的民用设计机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的核心设计团队。作为UFo 工作室领导的本人同时还担任着BIAD集团的执行总建筑师职务，因此工作室同时肩负着自身发展和提升BIAD品牌水准的双重目标。近年来我们承担了许多极具挑战性的设计项目，完成了一批高质量的设计作品；团队经历十年磨炼，大浪淘沙，逐步培养出一批具有优秀专业素养、敏锐设计眼光和高度敬业精神的设计骨干，同时，伴随着品牌提升，吸纳了一批有良好教育背景和积极向上的年轻设计人才。工作室的力量在不断壮大，承接任务的能力也有显著提高。
我们在做什么
BIAD UFo 工作室的设计项目涉及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市政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景观和公共艺术品设计等。长期的设计实践积累和研究感悟，让我们对城市、建筑、文化以及人的需求有了更专业的理解。我们力图克服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种种不完整的设计观，尝试建立起一套符合建筑发展规律的设计方法。通过自身的努力，我们独立完成了一批极具挑战性的建筑项目，积累了宝贵的高端设计经验，我们有信心完成各种高难度建筑的挑战。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与许多世界的建筑大师及团队开展合作，包括弗兰克盖里、诺曼福斯特、扎哈哈迪德、雷姆库哈斯、KPF、Arup 等。与大师同行也让我们有机会深入体会到前沿的设计思想，同时对我们形成更符合当代建筑设计规律的科学设计观与方法产生重要的影响。
我们主张的设计观
城市与场所精神
城市承载着建筑和人的生活，因此城市问题是建筑设计必须首先思考和应对的挑战，建筑师要出色完成自己的职业任务，就必须了解建筑所在城市的历史，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用科学精神和当代审美来塑造城市的未来，让新的建筑成为调节城市环境和弥补城市缺陷的积极因素，而不是城市的负担。
建筑设计不是一种可以完全个性化的职业，建筑师必须有社会责任。建筑一旦形成，必然对所在环境产生不可回避的影响。对于一座建筑，要求是融入环境，成为建成环境中的和谐因素；更高的要求是为所在人文、自然环境作出有益的贡献，从而提升环境的整体品质。一个好的创意必须基于对所在环境的研究与发掘，这样才能创作出一个真正属于那个场所的建筑，才能找到体现地域文化和场所个性的合理方案。
设计创新与技术美学
现代主义突破了古典建筑的繁复，开创了简约的建筑时代，让建造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从而造福于更广大的民众。但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的进步，高品质的建筑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表达上，建筑师不仅要关注建筑形式的创造，更要学会运用建筑技术的语言—材料、技术构件和所有的空间语素—来塑造建筑的整体美，包括形式美与技术美。虽然技术不是建筑学的全部，设计师需要在一个更广泛的框架内对技术进行划界和限制，使之能够丰富和拓展参与者体验的广度和深度，技术构建是通往建筑真实世界的道路，也是面向未来的全部建筑意义所在。
技术带有清晰的方法的印记，通过与功能、场所发生关联而相互作用，在全新的秩序下实现与自然、历史的协调。形式的品质和意义来自技术在建筑中的过程和方法，技术需要被谨慎、准确和限度地加以利用，以适度的方式在建筑中实现具体的真实性，准确地反映今日世界的复杂状况，在丰富多样的当代文化中获得深刻的意义。
逻辑建构中，通过文化选择和创造性的幻想对抗机械理性，为建筑注入生命的活力和光彩，接近建筑的本质，实现建筑精神的升华和超越，终在建筑中建立技术与人的自由关系，使技术在建筑学的范畴中融入当代文明的进程。
人性化与精细化设计
建筑是一门关于人类及其生活质量的艺术。建筑与城市一样，要满足终使用者的生理与心理、物质与精神、个人与社会、当今与未来等对建成环境的需求。设计不只是关注建筑的物质性特征，还要从更高层次关注人的心理体验，关注建筑与人的身体行为效果之间的关系。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人性化的另一层含义是精致性，即通过更加细致的设计和精确的建造，让建筑更周到地服务于人，满足人不同层次的需求。在使用者所有可达到、可触及、可观察的范围内，创造出周到、精确的建筑细节，来满足当代人对现代生活品质和审美的需要。
文化传承与建筑当代性
建筑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实用功能方面，还在于文化传承作用，而且文化可以被建筑长久地体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与发展。为了塑造地域个性，建筑师应该从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增加建筑的文化附加值。但传承文化并不意味着机械复制传统符号—优秀的建筑应该是从传统中提炼符合当代价值的内容，可同时经受现代审美和传统精神的双重考验，并能够影射出建筑未来的远景。
可持续发展策略
建筑所消耗的自然资源占人类消费自然资源的比例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保护自然环境、减少资源消耗、保持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已经成为当今建筑界的共识。建筑设计不仅要考虑市场需求和个性张扬，还要考虑公共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可持续发展思想下的绿色设计作为一门通用建筑技术正逐步走向成熟，作为未来设计实践不可或缺的内容得到广泛应用。绿色设计既是技术，也应该是一种设计哲学，应该成为建筑师必不可少的修养，以便引领其职业活动。设计既要考虑眼前的需求，也要关注未来长远的发展可能；既要有具体的绿色技术，也要有整体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策略。绿色设计不是孤立的，它需要成为一种信念，融入专业活动的全过程。
我们的职业目标
建筑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行业，建筑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人类数千年灿烂的历史文明。但由于建筑受到多种客观因素制约，相对于高端的现代制造业，建筑业一直处于较为粗放的状态，这种情况在相对欠发达的中国城市更为突出。20 世纪后期以来的几十年，随着人们对自然世界认知能力的提高，随着建筑科技的进步和物质水平的改善，当代建筑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BIAD UFo工作室正是在社会与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走过了十年的发展路程。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始终保持开放的专业心态和国际化的视野，努力摒弃过时的设计观念，探索当代设计的发展趋势，用现代设计方法和执着的专业热情，成就了一批对城市和环境有积极影响的建筑作品，同时也形成了团队的风格与个性。我们倡导从场所环境和人的需求中汲取灵感，运用整体设计思想和现代建构方法，让技术营造出建筑的精神价值，从而为业主提供符合当代审美标准的高品质的建筑文化产品。
探寻当代设计思潮 构建卓越建筑品质／邵韦平
我们是谁
BIAD UFo 工作室是中国影响力的民用设计机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的核心设计团队。作为UFo 工作室领导的本人同时还担任着BIAD集团的执行总建筑师职务，因此工作室同时肩负着自身发展和提升BIAD品牌水准的双重目标。近年来我们承担了许多极具挑战性的设计项目，完成了一批高质量的设计作品；团队经历十年磨炼，大浪淘沙，逐步培养出一批具有优秀专业素养、敏锐设计眼光和高度敬业精神的设计骨干，同时，伴随着品牌提升，吸纳了一批有良好教育背景和积极向上的年轻设计人才。工作室的力量在不断壮大，承接任务的能力也有显著提高。
我们在做什么
BIAD UFo 工作室的设计项目涉及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市政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景观和公共艺术品设计等。长期的设计实践积累和研究感悟，让我们对城市、建筑、文化以及人的需求有了更专业的理解。我们力图克服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种种不完整的设计观，尝试建立起一套符合建筑发展规律的设计方法。通过自身的努力，我们独立完成了一批极具挑战性的建筑项目，积累了宝贵的高端设计经验，我们有信心完成各种高难度建筑的挑战。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与许多世界的建筑大师及团队开展合作，包括弗兰克盖里、诺曼福斯特、扎哈哈迪德、雷姆库哈斯、KPF、Arup 等。与大师同行也让我们有机会深入体会到前沿的设计思想，同时对我们形成更符合当代建筑设计规律的科学设计观与方法产生重要的影响。
我们主张的设计观
城市与场所精神
城市承载着建筑和人的生活，因此城市问题是建筑设计必须首先思考和应对的挑战，建筑师要出色完成自己的职业任务，就必须了解建筑所在城市的历史，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用科学精神和当代审美来塑造城市的未来，让新的建筑成为调节城市环境和弥补城市缺陷的积极因素，而不是城市的负担。
建筑设计不是一种可以完全个性化的职业，建筑师必须有社会责任。建筑一旦形成，必然对所在环境产生不可回避的影响。对于一座建筑，要求是融入环境，成为建成环境中的和谐因素；更高的要求是为所在人文、自然环境作出有益的贡献，从而提升环境的整体品质。一个好的创意必须基于对所在环境的研究与发掘，这样才能创作出一个真正属于那个场所的建筑，才能找到体现地域文化和场所个性的合理方案。
设计创新与技术美学
现代主义突破了古典建筑的繁复，开创了简约的建筑时代，让建造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从而造福于更广大的民众。但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的进步，高品质的建筑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表达上，建筑师不仅要关注建筑形式的创造，更要学会运用建筑技术的语言—材料、技术构件和所有的空间语素—来塑造建筑的整体美，包括形式美与技术美。虽然技术不是建筑学的全部，设计师需要在一个更广泛的框架内对技术进行划界和限制，使之能够丰富和拓展参与者体验的广度和深度，技术构建是通往建筑真实世界的道路，也是面向未来的全部建筑意义所在。
技术带有清晰的方法的印记，通过与功能、场所发生关联而相互作用，在全新的秩序下实现与自然、历史的协调。形式的品质和意义来自技术在建筑中的过程和方法，技术需要被谨慎、准确和限度地加以利用，以适度的方式在建筑中实现具体的真实性，准确地反映今日世界的复杂状况，在丰富多样的当代文化中获得深刻的意义。
逻辑建构中，通过文化选择和创造性的幻想对抗机械理性，为建筑注入生命的活力和光彩，接近建筑的本质，实现建筑精神的升华和超越，终在建筑中建立技术与人的自由关系，使技术在建筑学的范畴中融入当代文明的进程。
人性化与精细化设计
建筑是一门关于人类及其生活质量的艺术。建筑与城市一样，要满足终使用者的生理与心理、物质与精神、个人与社会、当今与未来等对建成环境的需求。设计不只是关注建筑的物质性特征，还要从更高层次关注人的心理体验，关注建筑与人的身体行为效果之间的关系。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人性化的另一层含义是精致性，即通过更加细致的设计和精确的建造，让建筑更周到地服务于人，满足人不同层次的需求。在使用者所有可达到、可触及、可观察的范围内，创造出周到、精确的建筑细节，来满足当代人对现代生活品质和审美的需要。
文化传承与建筑当代性
建筑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实用功能方面，还在于文化传承作用，而且文化可以被建筑长久地体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与发展。为了塑造地域个性，建筑师应该从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增加建筑的文化附加值。但传承文化并不意味着机械复制传统符号—优秀的建筑应该是从传统中提炼符合当代价值的内容，可同时经受现代审美和传统精神的双重考验，并能够影射出建筑未来的远景。
可持续发展策略
建筑所消耗的自然资源占人类消费自然资源的比例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保护自然环境、减少资源消耗、保持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已经成为当今建筑界的共识。建筑设计不仅要考虑市场需求和个性张扬，还要考虑公共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可持续发展思想下的绿色设计作为一门通用建筑技术正逐步走向成熟，作为未来设计实践不可或缺的内容得到广泛应用。绿色设计既是技术，也应该是一种设计哲学，应该成为建筑师必不可少的修养，以便引领其职业活动。设计既要考虑眼前的需求，也要关注未来长远的发展可能；既要有具体的绿色技术，也要有整体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策略。绿色设计不是孤立的，它需要成为一种信念，融入专业活动的全过程。
我们的职业目标
建筑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行业，建筑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人类数千年灿烂的历史文明。但由于建筑受到多种客观因素制约，相对于高端的现代制造业，建筑业一直处于较为粗放的状态，这种情况在相对欠发达的中国城市更为突出。20 世纪后期以来的几十年，随着人们对自然世界认知能力的提高，随着建筑科技的进步和物质水平的改善，当代建筑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BIAD UFo工作室正是在社会与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走过了十年的发展路程。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始终保持开放的专业心态和国际化的视野，努力摒弃过时的设计观念，探索当代设计的发展趋势，用现代设计方法和执着的专业热情，成就了一批对城市和环境有积极影响的建筑作品，同时也形成了团队的风格与个性。我们倡导从场所环境和人的需求中汲取灵感，运用整体设计思想和现代建构方法，让技术营造出建筑的精神价值，从而为业主提供符合当代审美标准的高品质的建筑文化产品。
在线试读
姜珺 × UFo
李淦：一直以来， UFo关注自己的执业状况在国内、国际范围的影响，也乐于参与行业内外的媒体活动。那么，先从你前段时间参加的展览开始谈起吧，关于中国设计机构的展览。
姜珺：那个展览叫“东方愿景”（Eastern Promises），由维也纳的 MAK美术馆主办，但策展人是独立于美术馆的，主要关注东亚的建筑现状，覆盖了中日韩几个主要国家。展名中的 “愿景”概念，是希望通过这些东亚参展者的作品和研究展现东方人的理想空间。参展人在取向上选择各不相同，我这部分是一份关于中国设计院的研究性文字。
李淦：虽然设计院的工作占据了国内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但这类独立展览一般对设计院关注不太多。你这次参展的研究是仅专注于大设计院这个圈子吗，而不是对整个建筑界的研究？
姜珺：基本上以设计院为重心，但以建筑界作为其语境。比如， 1950年代设计院体系初创时，人员大都是民国时期独立执业的建筑师，那么设计组织的变化对他们的建筑思想有何
影响； 1980年代设计权下放，设计院在面对海外事务所和民营事务所的竞争时又有何变化等。展览里多处涉及北京院，包括北京院初期和苏联的合作，当代北京院作为“现代国营企业”的机构图解，以及像 UFo这样的直接面对市场的品牌工作室在北京院传统框架中所起的作用等。我接下来在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策划中可能也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设计院体系是一种设计资源的配置手段，早作为苏联模式的一部分引入中国。国共两党在首都建设上都遇到过相似的问题，就是要集中资源搞建设，首都的任务就是要纳入一个具有集权特征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党政军机构，大集中小分散。这就需要有设计力量来协助。 1952年到1956年间，设计院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形成，同时作为资源统筹配置的一部分。 1958年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遭遇 “苏援”紧缩，于是有了“大跃进”，一方面动员地方二级政府，以区别于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另一方面以中国过剩的人力资源替代稀缺的资本，所以“大跃进”的结果不是私营事务所的复活，而是大量地方设计院的产生。
设计院这条线索和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模式高度相关，这其中有利有弊：利，就是在冷战时期的大规模建设中，能够以快速高效的方式实施国家战略；弊，就是所有托拉斯大企业共有的弊端，机构臃肿，制度僵化，活性低下。总的说来，设计院这样的大组织有利于技术层面的集体协作，但不利于文化层面的个性发挥。
李淦：所以你的研究主要是从 1949年一直到现在？
姜珺：是的，之后的一个时间节点是 1984年。当时中国出现了个私营建筑工作室，尽管作为部院下挂的工作室，其所有权还是国有的，但经营权已经下放给个人了，财务也是独立的。这一制度改革和当时发生在农村和沿海特区的改革大致平行。邓小平时代改革的特征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是一步到位的休克式疗法，本质是把时代集中起来的资源作为红利，分期放权给社会，每一次下放都会有新活力，也出现新矛盾。被设计院垄断的设计权也在这一时期下放，但主要还是在设计院体系的框架下，比如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建筑市场对农民工开放，当时就出现了低门槛的丙丁级设计院。
到了90年代，农村市场让位给城市市场，农民包工头做设计的少了，但学计算机的、学工程的、学舞美的都开始做设计了，这个行业在快速城市化的轨道上就是个暴利行业。资质制度是中国上万家设计院得以存活至今的原因， 2000年之后大量境外事务所来华实践也需要设计院的合作。不过设计院也有它的优势。大量的建筑规范都是本土规范，很多大项目的落地，需要设计院尤其是大院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的经验积累。大院有它的综合素质，不光是机构间的协同，结构照明水暖电与设计的协同，还有专门的研究部门，国外的设计机构里面很少有这种情况。
李淦：刚才提到国有大机构创造性的问题。社会上确实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体制内的设计院把持着资源优势和庞大的市场，但没有发挥出更大的创造性去影响城市，没有对这个行业负起更大的责任。从你的研究中，你认为这一现象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
姜珺：一是国有制度在激励机制上的问题；二是垄断问题，金饭碗里养不出创造性；三是机构大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出现效率低下问题。现在很多大院都有内部竞争机制，但其结果取决于上级而不是社会评价，很多大院的个性取决于上级的个性。所以某种程度上，其创造性也取决于其上级的视野和包容程度。
李淦：你说的情况确实存在。所谓大院个性也不仅仅取决于上级的个性，从大的范围来看，作为国企，大型设计院的各个方面，包括创造活力，必然由上至下地随国家的活力、开放程度有所起伏。近些年，大型设计院内部也出现了少数活跃的具有相对独立价值观的设计团队，他们的实践能否由下至上地回馈、影响整个大企业的价值观，进而改善整体创造活力，还有待这些团队和整个企业的思考和努力。
姜珺：设计院体系创立时强调共性大于个性，这是国家资本在原始积累时期的历史现象。但在今天的设计环境中，再固守不变就无异于刻舟求剑。中国改革的特征之一就是倒逼，一是自下而上，一是由外而内。设计院体系就是在一个逐渐由市场主导的设计环境中，面对来自民营和海外团队的倒逼；在设计院内鼓励 UFo这样相对独立的设计团队在方案创作层面参与市场竞争，也是这一倒逼的结果。正因如此，我才认为需要有对中国设计院体系的系统化梳理，了解自身和环境的关系和走势，知己知彼才是在一个良性竞争环境中的生存之道。
刘宇光：有没有听过国外的机构对中国设计院的看法？似乎中国设计院近些年来一直作为 LDI（Location Design Institute 本地配合设计院）的身份出现，其实也有一些设计院的建筑师有个人或团队的品牌，活跃程度逐渐升高，但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有欠缺，因为设计院的建筑师更多关注工程技术层面的问题，对媒体和传播的关注相对比较少。
姜珺：很多人都不了解中国设计院，这不奇怪，就连大部分国人自己也不了解。这次 MAK的展览，在我阐述概念之前，策展人几乎对此闻所未闻，但他们有很好的直觉，设计院体系在中国有这么大的潜在影响却不为外界所知，就一定要纳入他们的展览。有人认为设计院不出作品就乏善可陈，这是一种脱离历史的观点；另一些了解历史背景的，又可能会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来看。
李淦：一直以来， UFo关注自己的执业状况在国内、国际范围的影响，也乐于参与行业内外的媒体活动。那么，先从你前段时间参加的展览开始谈起吧，关于中国设计机构的展览。
姜珺：那个展览叫“东方愿景”（Eastern Promises），由维也纳的 MAK美术馆主办，但策展人是独立于美术馆的，主要关注东亚的建筑现状，覆盖了中日韩几个主要国家。展名中的 “愿景”概念，是希望通过这些东亚参展者的作品和研究展现东方人的理想空间。参展人在取向上选择各不相同，我这部分是一份关于中国设计院的研究性文字。
李淦：虽然设计院的工作占据了国内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但这类独立展览一般对设计院关注不太多。你这次参展的研究是仅专注于大设计院这个圈子吗，而不是对整个建筑界的研究？
姜珺：基本上以设计院为重心，但以建筑界作为其语境。比如， 1950年代设计院体系初创时，人员大都是民国时期独立执业的建筑师，那么设计组织的变化对他们的建筑思想有何
影响； 1980年代设计权下放，设计院在面对海外事务所和民营事务所的竞争时又有何变化等。展览里多处涉及北京院，包括北京院初期和苏联的合作，当代北京院作为“现代国营企业”的机构图解，以及像 UFo这样的直接面对市场的品牌工作室在北京院传统框架中所起的作用等。我接下来在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策划中可能也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设计院体系是一种设计资源的配置手段，早作为苏联模式的一部分引入中国。国共两党在首都建设上都遇到过相似的问题，就是要集中资源搞建设，首都的任务就是要纳入一个具有集权特征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党政军机构，大集中小分散。这就需要有设计力量来协助。 1952年到1956年间，设计院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形成，同时作为资源统筹配置的一部分。 1958年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遭遇 “苏援”紧缩，于是有了“大跃进”，一方面动员地方二级政府，以区别于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另一方面以中国过剩的人力资源替代稀缺的资本，所以“大跃进”的结果不是私营事务所的复活，而是大量地方设计院的产生。
设计院这条线索和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模式高度相关，这其中有利有弊：利，就是在冷战时期的大规模建设中，能够以快速高效的方式实施国家战略；弊，就是所有托拉斯大企业共有的弊端，机构臃肿，制度僵化，活性低下。总的说来，设计院这样的大组织有利于技术层面的集体协作，但不利于文化层面的个性发挥。
李淦：所以你的研究主要是从 1949年一直到现在？
姜珺：是的，之后的一个时间节点是 1984年。当时中国出现了个私营建筑工作室，尽管作为部院下挂的工作室，其所有权还是国有的，但经营权已经下放给个人了，财务也是独立的。这一制度改革和当时发生在农村和沿海特区的改革大致平行。邓小平时代改革的特征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是一步到位的休克式疗法，本质是把时代集中起来的资源作为红利，分期放权给社会，每一次下放都会有新活力，也出现新矛盾。被设计院垄断的设计权也在这一时期下放，但主要还是在设计院体系的框架下，比如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建筑市场对农民工开放，当时就出现了低门槛的丙丁级设计院。
到了90年代，农村市场让位给城市市场，农民包工头做设计的少了，但学计算机的、学工程的、学舞美的都开始做设计了，这个行业在快速城市化的轨道上就是个暴利行业。资质制度是中国上万家设计院得以存活至今的原因， 2000年之后大量境外事务所来华实践也需要设计院的合作。不过设计院也有它的优势。大量的建筑规范都是本土规范，很多大项目的落地，需要设计院尤其是大院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的经验积累。大院有它的综合素质，不光是机构间的协同，结构照明水暖电与设计的协同，还有专门的研究部门，国外的设计机构里面很少有这种情况。
李淦：刚才提到国有大机构创造性的问题。社会上确实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体制内的设计院把持着资源优势和庞大的市场，但没有发挥出更大的创造性去影响城市，没有对这个行业负起更大的责任。从你的研究中，你认为这一现象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
姜珺：一是国有制度在激励机制上的问题；二是垄断问题，金饭碗里养不出创造性；三是机构大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出现效率低下问题。现在很多大院都有内部竞争机制，但其结果取决于上级而不是社会评价，很多大院的个性取决于上级的个性。所以某种程度上，其创造性也取决于其上级的视野和包容程度。
李淦：你说的情况确实存在。所谓大院个性也不仅仅取决于上级的个性，从大的范围来看，作为国企，大型设计院的各个方面，包括创造活力，必然由上至下地随国家的活力、开放程度有所起伏。近些年，大型设计院内部也出现了少数活跃的具有相对独立价值观的设计团队，他们的实践能否由下至上地回馈、影响整个大企业的价值观，进而改善整体创造活力，还有待这些团队和整个企业的思考和努力。
姜珺：设计院体系创立时强调共性大于个性，这是国家资本在原始积累时期的历史现象。但在今天的设计环境中，再固守不变就无异于刻舟求剑。中国改革的特征之一就是倒逼，一是自下而上，一是由外而内。设计院体系就是在一个逐渐由市场主导的设计环境中，面对来自民营和海外团队的倒逼；在设计院内鼓励 UFo这样相对独立的设计团队在方案创作层面参与市场竞争，也是这一倒逼的结果。正因如此，我才认为需要有对中国设计院体系的系统化梳理，了解自身和环境的关系和走势，知己知彼才是在一个良性竞争环境中的生存之道。
刘宇光：有没有听过国外的机构对中国设计院的看法？似乎中国设计院近些年来一直作为 LDI（Location Design Institute 本地配合设计院）的身份出现，其实也有一些设计院的建筑师有个人或团队的品牌，活跃程度逐渐升高，但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有欠缺，因为设计院的建筑师更多关注工程技术层面的问题，对媒体和传播的关注相对比较少。
姜珺：很多人都不了解中国设计院，这不奇怪，就连大部分国人自己也不了解。这次 MAK的展览，在我阐述概念之前，策展人几乎对此闻所未闻，但他们有很好的直觉，设计院体系在中国有这么大的潜在影响却不为外界所知，就一定要纳入他们的展览。有人认为设计院不出作品就乏善可陈，这是一种脱离历史的观点；另一些了解历史背景的，又可能会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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