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领导力

    4. 当罚款起不到制止作用时如果你有孩子，你就会明白这种感受：眼看就要赶不及按时到日托班或学前班接孩子了，你不顾亮起的黄灯，加速冲过路口。家长不能按时来接孩子，这是托儿机构普遍面临的问题，许多机构会对迟到的家长罚款。2000年，经济学家尤里•格尼茨（Uri Gneezy）和阿尔多•拉切齐尼（Aldo Rustichini）设计了一项研究调查，以了解这种罚款的效果如何。他们在以色列挑选了十所日托中心，这些日托中心都是下午四点放学，对晚接孩子的家长都没有实行罚款措施。他们让其中的六所开始对晚接行为征收10锡克尔（约合3美元）罚款，用其他四所作为对照。在征收罚款的日托中心，迟到的家长的人数几乎马上增加了。而且，在持续增加几个月后，晚接率接近没有实行罚款前的两倍。这项实验的结果似乎推翻了通行几十年的动机理论。根据该理论，一种行为如果会带来令人痛苦的后果，那么后果就能对行为产生制止而非鼓励作用。显然，谁都不喜欢交罚款，但是究竟为什么在实行罚款措施后，晚接孩子的家长更多了？研究者们的论文标题提供了答案：“罚款是一种定价”。在没有实行罚款时，家长们认为，为了看管他们的孩子而晚走的老师是出于善良而这么做，他们并不想利用这种善良；毕竟，利用加班的老师来替自己多看会儿孩子，这不是一个好人应有的行为。但是，在实行罚款措施后，日托中心似乎是为延时照管孩子开出了一个价格。本来的惩罚很快变得更像一个合算的交易。家长们心想：“锡克尔就能让我在必要的时候多工作半个小时，不用担心孩子，这挺不错。”罚款把原本善良的社区成员变成了对成本—效益精打细算的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人”（economic man）的概念依然为社会科学家们所普遍接受。“经济人”总是力求货币利益化，货币成本小化。但是近几十年来，有关人类动机的观点更加复杂精细，部分可归功于与上述实验类似的研究。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在《驱动力：关于动机的惊人真相》（Drive: The Surprising Truth about What Motivates Us）一书中，将人类的动机分为两类：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他认为，如果金钱（重要的外在动机）不是某项任务或某个企业的关注重点，那么驱使我们的主要就是内在动机，比如，掌握一门技能或为集体成功做贡献的愿望。整体动力随着内在动力的增强而增强。但是，如果金钱是关注重点，内在动力就会减弱，整体动力随之下降。平克列出了三个主要的内在动机：自主、专精和目的，其他研究者也列出了不同的动机。这些理论家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定弗洛伊德和斯金纳的观点是错误的：胡萝卜和大棒不是驱动我们的手段，甚至不是主要手段。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是率先反对斯金纳理论的心理学家之一，他提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动机理论。他在1943年的一篇论文中构建了人的“需求层级”，这是一个五级金字塔式结构，人类的基本需求在底层，更复杂的需求依次向上排列。层级是生理需求，诸如呼吸、食物和睡眠。第二层级是安全需求，诸如人身和财产安全。再往上是情感和归属的需求（第三层级），以及成就和尊重的需求（第四层级）。的第五层级是自我实现的需求，诸如道德、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0世纪50年代以来，马斯洛的理论被其他心理学家应用到了企业管理领域，他们指出，对员工的激励也包含多层级的因素。马斯洛及其追随者的理论突破了旧有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理念。然而，他们依然没能挖掘出更深层级的真相：即使我们被弃置于需求金字塔的底层，我们所渴望的仍然远不止于生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