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3052054
章 世界正步入“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
第二章 一路狂奔的中国金融
第三章 可怕的“隐性绞肉机”
第四章 “三元悖论”能解发展困局？
第五章 把握全球经济新格局
第六章 探寻中国通胀的真相
第七章 拨开经济谜团，走出认知误区
第八章 探求中国特色金融之路
多年的数学训练让我养成了一个习惯：遇到需要解释的经济学问题，不是简单地照搬教科书上的固有结论，而必须是重新观察条件，然后运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重新推理，从而获得更接近正确的结论。当然，也是因为长期的数学训练，让我能够忍受超长逻辑线条和更加综合的分析推理，而且乐此不疲。
或许，正因这一习惯，让我看问题的方法和所得结论总显得有些“各色”，甚至有些“孤独”。不过，20多年的实践证明，采用从现实条件出发“长逻辑与关联性”的经济实证分析，让我更具发现和判断未来的优势。尤其当我需要面对大量股票市场投资者的时候，这样的分析显得更加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更早地发现问题，更切实地判断政策的利弊结果，更有效地做出防范风险和发现机会的准备。同时，这样的分析方法也可以让我们更早地关注政策转变，预判政策变化带来的效果。
正如英国女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所说的那样：学习经济学的目的不是找一大堆答案来回答经济问题，而是学会别被经济学家欺骗！鉴于罗宾逊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人，所以她所不屑的恐怕是当今“主流经济学派”。这类经济学家往往把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当成“伟大、永恒且圣经般的真理”，他们不允许否定、不允许出格，无视事实地坚持僵化的教条，好像经济学不是科学而是宗教。我坚决反对这样的学风，主张“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理论研究，坚持唯物辩证的方法论。
经济学家真的会“欺骗”吗？我看倒也未必是存心“欺骗”。原因是，这些年的经济学研究太像数学研究，动不动就要建立个数学模型，建立个数学方程或函数关系。我是学数学的，也未必看得懂所有模型，但至少知道一个道理，建立数学方程或函数模型必须基于大量限定性条件，而且超过三维的、直观的数学模型根本不存在。更何况，经济学的所谓数学模型大都是二维模型，太简单了。用这样的模型去解释千变万化的现实经济社会，岂不是可笑至极？现实经济社会应当考虑的自变量太多太多，根本无法采用数学模型加以解释，而能够解释的，也只是其局部，并以假设大量条件不变为前提。所以，我们会经常发现，经典经济学往往解释不了或是错误地解释了“整体经济”问题，因而给人以“欺骗”的感觉。
比如，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是一个十分简单，被深信不疑，并被政策制定者经常运用的经济学命题。但当这个命题面对现实经济社会的给定条件时，它还一定正确吗？我的回答是：不一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个“伪命题”。实际上，“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一命题成立需要极其严苛的前提条件，如它要求“市场充分竞争、信息充分对称、参与者充分理性，同时，从法律角度看，参与主体的市场地位必须平等，交易过程充分公平、公开，而且具有充分的效率”等。这会让人自然地联想到“充分市场假说”（也称有效市场假说）。20世纪初，法国数学家路易斯·巴舍利耶在分析股票收益率时提出了这一“假说”，成为其奠基人；1965年，美国金融学界的著名思想家尤金·法玛同样在研究金融证券市场走势规律的时候，明确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他说：在一个证券市场中，如果价格完全反映了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这个市场就是一个有效市场。实际上，日后所有对金融市场的技术分析理论都是基于这个“假说”，但事实告诉我们，有了大量的技术分析理论，我们并不能充分了解、预测市场走势，尤其在一个“庄家”横行的金融市场中，技术分析理论往往是他们操作价格、误导市场的重要武器。
金融市场如此，商品市场同样如此。某种商品的价格变化一定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吗？有人说，短期不好说，但长期一定是这样。那我们每天都要使用的日常消费品，较过去30年价格上涨数倍，这是因为供不应求所致？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中国一般消费品产能过剩、供过于求，那为什么价格还会不停地上涨？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当今世界里，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是“寡头垄断”的市场。信息充分透明、对称根本谈不上，谁的经济实力大、谁的权力资源多，谁就掌握更多的信息；市场参与者从来都不会充分理性，这几乎不符合“贪婪与恐惧并存”的人性特征，而实际上是“羊群效应”周而复始。由此可见，“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个命题成立的前提并不存在，那这个命题还能成立吗？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成立？所以，从逻辑学角度看，“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无异于伪命题。
举一个例子。2006年，在供不应求的喧嚣声中，国际石油价格冲上147美元/桶，而当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美国国会介入油价调查后发表声明指出：仅OPEC当年富余产能为每日200万桶；国际金融豪客也被请到美国国会作证，证实了国际油价其实是金融操纵的结果。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因为许多问题太过复杂，故而已经没有了简单的答案，尤其是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让我们看到，对于中国而言，原本认为简单的问题，已经变得十分复杂。
2009年3月6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很难用过去的经验、过去的分析框架来对待这次金融危机。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每天要应付很多新问题。过去有一些常规经济发展中常用的各种数学模型、计量经济模型等，在这个阶段有可能都不太好用了。主要是新的东西多，超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也超出传统的经验分析方法。”
周小川说的确实是实际情况，但在我看来，也许不是新问题太多，而是我们过去对问题的认知太简单。那些被经典教科书所推崇的经验模型，不只是在金融危机期间失效，在未来可能永远不再适用，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重新进行“条件判断”，依据基本原理，重新寻找结论。著名的投资家菲利普·费雪很早就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看看过去的书，有时候很有意思，当时的真理，随着历史的变迁已经被冲刷得没了颜色。
既然如此，机械而教条地使用这些经济学理论去制定经济政策，那才是真正的灾难。多年的经济研究让我发现，许多貌似正确的理论，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经济陷阱，而中国照抄照搬的结果必定是落入陷阱。正是因为看到“灾难性的问题”可能摧毁中国经济，所以才着急，才迫不及待要写这本书。
说说您现在看到的这本书吧。
从1988年到现在，从记者到总编辑再到专职经济新闻评论员，28年的新闻生涯告诉我，每一篇报道和每一次分析都必须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这不仅仅是对读者、对投资者负责，更是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利益负责。尤其是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报道与经济评论背后的利益关系日趋复杂，而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中国的财经媒体人必须懂得中国的经济利益所在，必须学会准确地识别各种经济舆论背后的国际与集团利益。否则，我们的舆论就会不知不觉地落入他人的利益圈套，甚至迫使中国经济政策走向扭曲，变成输出中国国民利益的工具。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写这本书，并不想过多地缠绕于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想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分析中国加入WTO以来的几次政策变化的利弊得失，揭示中国必须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与变化、国际经济竞争的残酷性，并从中找到中国经济的前方可能存在的陷阱和“自以为是”的解决方案。
记得在当选总理后的次“两会”记者见面会上讲过这样一番话：我经常会见美国的政治家，他们和我谈话，很坦率地说，我是为美国利益而来。我跟他们说，我是为中国利益工作。这番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国际经济竞争，各国往往只强调自己的利益。有没有“双赢”的可能？有的，但前提是合作。就是说，只有合作才可能“双赢”，没有合作，那一定是“零和游戏”。中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一贯主张合作，并在合作中寻求共赢，这也是习近平主席主张“新型大国关系”存在的基础。但很遗憾，你想和人家合作，人家是不是愿意与你合作？尤其是“老大当惯的国家”。历史地看，倚强凌弱才是它们的惯性思维，而这个惯性思维很难转变。
我们不能指望别人开恩，指望别人的施舍去苟且偷生。我们需要谈判的筹码，需要具有中国特色、异于常规、讲求中国利益的“经济战略”，更需要一套完整的、在坏条件下一样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技术战术。这本书抛砖引玉，希望能有更多人和我一起来思考这样的问题，让我们共同的祖国突破困局，日益强大。
特别需要声明的是：有些人一看到国家之间利益分析和中国对策的观点，就立即对之冠以“阴谋论”的抨击，似乎大国崛起可以无谋而成，而有谋、要谋、说谋者均为小人。但在我看来，中国要屹立于世界之林，必须谋，阳谋也好，阴谋也罢，面对“利益至上”的国际经济竞争，无谋必败。尤其在许多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国家利益的维护更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前提。
年轻的时候当记者，职业之便可以让我接触一流的经济学家，我会把他们当成老师。但我毕竟非经济学科班出身，尽管也研读过大量教科书和经济学专著，但都属于自学。所以，我深知自己对经济问题不可能了解得那样全面、精确而深刻，肯定会有许多片面之处。但我相信，更为全面的认知需要更多有识之士相互启发、相互补充、相互验证。所以，就算有错误之处，我也要说出来，哪怕被人否定。因为否定的过程一定是走向更加完善、更加明了清晰的过程，只要我们都本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愿中国的经济前景更加美好。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