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3637404丛书名: 中国农村经济
内容简介
本书包括理论探索篇和田野调研篇。理论探索篇包括如下文章：双型重叠发展形态的速度适应问题，明晰土地占有权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关键，关于草原牧区生态移民政策问题及政策导向的思考，农民收入变动趋势及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策略研究，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民间金融的发展对金融垄断局面的冲击，等等。田野调研篇包括如下文章：河套平原小农经济的中农化趋势，新巴尔虎左旗边民生产生活情况的调查报告，黑龙江省农村信贷市场供求情况调研，东北农村汉族文化习俗变迁的现代特质，赤峰市特色农牧业发展优势分析，等等。
目 录
序
理论探索篇
双型重叠发展形态的速度适应问题
明晰土地占有权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关键
关于草原牧区生态移民政策问题及政策导向的思考
农民收入变动趋势及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策略研究
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民间金融的发展对金融垄断局面的冲击
关于我国农业规模化经营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田野调研篇
河套平原小农经济的中农化趋势
新疆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乡村妇女的现代化发展与面临的问题
新巴尔虎左旗边民生产生活情况的调查报告
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的阿拉善生态移民研究
浅谈如何实现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以吉林省松原市“查干湖大米”为例
黑龙江省农村信贷市场供求情况调研——以肇东市五里明镇、昌五镇、姜家镇为例
重庆市武隆县烟草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东北农村汉族文化习俗变迁的现代特质——以扎兰屯市古里金村为例
浩丰村妇幼医师赵团娥
赤峰市特色农牧业发展优势分析
从农业产业化角度谈如何增加信阳商城和宁波鄞州茶农的收入
理论探索篇
双型重叠发展形态的速度适应问题
明晰土地占有权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关键
关于草原牧区生态移民政策问题及政策导向的思考
农民收入变动趋势及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策略研究
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民间金融的发展对金融垄断局面的冲击
关于我国农业规模化经营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田野调研篇
河套平原小农经济的中农化趋势
新疆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乡村妇女的现代化发展与面临的问题
新巴尔虎左旗边民生产生活情况的调查报告
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的阿拉善生态移民研究
浅谈如何实现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以吉林省松原市“查干湖大米”为例
黑龙江省农村信贷市场供求情况调研——以肇东市五里明镇、昌五镇、姜家镇为例
重庆市武隆县烟草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东北农村汉族文化习俗变迁的现代特质——以扎兰屯市古里金村为例
浩丰村妇幼医师赵团娥
赤峰市特色农牧业发展优势分析
从农业产业化角度谈如何增加信阳商城和宁波鄞州茶农的收入
在线试读
双型重叠发展形态的速度适应问题
王文长王文长，男，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开发。
中国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的觉醒与启蒙过程中，已逐渐由简单形态演进为复杂形态，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相互交织，各种理念和价值观互相碰撞，各种权利主体各自提出权利诉求。人们对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态的判断持有各种观点，本文也是对这一复杂状态的一种思考，认为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呈现一种双型重叠的发展形态并形成了相应的速度适应问题。具体讨论框架为：一是中国经济社会双型重叠发展形态的特征；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双型重叠蕴含问题的呈现；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双型重叠的速度适应；四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向未来的制度安排。
一、中国经济社会双型重叠发展形态的特征
中国经济社会当下的发展形态是一种追赶型和体制与发展转型的双型重叠发展形态。
所谓追赶型，就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迄今乃至近中期内都处在追赶发展状态。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人均水平的质量指标仍比较落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社会保障覆盖程度、公共服务质量、贫困人口规模、社会文化建设等指标内含的信息，说明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在国际社会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大国作用和影响力，还需要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乃至赶上其发展水平。这就注定中国的发展仍将处在追赶状态之中，仍存在一个加快发展的追赶期。当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以3%~4%的增长率为理想目标时，中国需要7%~8%的增长率。没有加倍的增长速度，中国便难以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这种追赶发展态势表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已经维持了三十多年，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间其发展速度仍需要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因此，经济社会发展的追赶形态在近中期仍将是一种常态。
所谓体制与发展转型，就是从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开放、灵活的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低效的发展方式转向集约、高效的发展方式。1979年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了中国经济社会体制转型的导向。体制改革是体制转型的具体实践过程和形式，体制改革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体系，加强法制建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善所有制结构和明晰产权等具体行动，从乡村到城市推动着中国经济社会秩序结构的变化与重建。体制改革同时也通过激励机制广泛地调动社会成员的发展积极性，改革直接成了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收获了改革的红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已经推进了三十多年并取得了巨大成果，但是发展的体制障碍仍十分严重，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任务依然艰巨，改革尚未完成，转型仍在进行。经济发展在经历一波又一波的简单快速推进和资源环境过度消耗之后，面临传统发展方式难以持续的问题，粗放、低效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日益强烈。体制与发展转型是实现民族复兴梦想首先需要完成的任务。只有完成体制与发展转型，中国经济社会才可能进入相对持续稳定的秩序结构状态。
追赶型体现了对发展速度的强烈要求，直接表现出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欲望；体制与发展转型则体现了对提高结构功能质量的内在要求，但在根本上也是要解决发展速度问题，要求发展速度具有可持续的内涵，以发展速度的可持续保障发展赶超。中国经济社会的结构功能要赶上发达国家的质量水平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如果发展速度及质量缺乏可持续的保障，其所期待的发展赶超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从长期发展看，中国经济社会的追赶型发展同体制与发展转型的速度目标是一致的，略有的区别仅表现在前者直接要求速度，后者间接要求速度。追赶型对经济发展速度的需要是当下的，目标欲望是现实的，体制与发展转型对速度的需要则着眼于长期发展的可持续，当下的速度目标必须与长期发展的速度质量相适应。
通常情况下，一国的追赶发展同体制与发展转型并不重叠，追赶发展呈现为熊彼特创新的线性运动，是在既定的体制框架中进行的。如欧美国家及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其所发生的体制背景维持着相对稳定的连续性，尽管也受到当时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但结构和逻辑是明确的。资本积累的驱动，市场框架的支撑，公私两部门的协调，工业化激发的技术进步，近现代以来的发达国家几乎都演绎着同一发展逻辑。海尔布罗纳和米尔博格认为资本主义历史独有的三个属性是资本积累动力、竞争性市场网络、私人和公共两部门的分工。参见：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威廉?米尔博格.经济社会的起源（第十二版）［M］．李陈华，许敏兰,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04.体制与发展转型发生在国家制度结构根本性变动之后，通常形成否定之否定的转折。20世纪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在一些国家的建立与变革踏上的正是这一道路，呈现反转式的体制转型。中国是这一潮流中的一个典型。反转式的体制转型通过两次转型形成否定之否定。次转型是革命性的体制转变，否定小农经济基础的自然市场体制，建构计划经济体制，并相应进行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改造。传统社会的均贫富意识更新为实践的社会主义均平理念，分散的小农家庭经济组织转为集体化的经济形式，形成自上而下的中央统制分层分块管辖的封闭治理格局，维持了社会的静态稳定以及自给性的生产生活方式。第二次转型是改革式的体制转变，渐进性地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可以说是市场体制的反转，也是与时俱进的升级版的反转。第二次转型重新学习生活实践的道理和知识，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前提下，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在市场与开放两个轮子的驱动下进入全球化的发展快车道，市场竞争和开放合作的效率重新唤醒，中国重新开眼看世界，发现与世界巨大的发展差距和肩负的重大发展使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自信必须依靠发展实践来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必须依靠发展来提升，已经耽搁的发展时光必须通过加速发展来弥补。第二次转型的复杂性远超过次转型。
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双型重叠蕴含问题的呈现
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不同于已经成功跨越中等发展阶段的欧美、日本等国家的特点之一，就是加速发展、追赶发达国家的紧迫性同体制与发展转型的紧迫性在发展时间上发生重叠。虽然追赶发展形态同体制与发展转型在本质上都涉及发展速度问题，但是解决速度问题的方式和逻辑不同，其所伴随的风险及不确定性也不同。追赶发展同体制与发展转型两种紧迫性的重叠相应地形成了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问题结构，即两种速度内涵在时间上集聚而形成的结构。如2013年GDP 7.5%的增长速度目标结构。7.5%的增长速度是追赶发展的速度内涵同体制与发展转型的速度内涵相协调的速度结构。GDP 7.5%的增长速度既要适应追赶发展的速度需要，又要适应体制与发展转型的结构功能调整需要。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所谓“两难”问题实际上就是追赶发展同体制与发展转型的重叠问题。
一方面，问题表现为追赶发展过程高速增长累积并形成的矛盾，这些矛盾主要有：
，经济增长与社会建设滞后的矛盾。经济增长强化GDP主义倾向。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导向对中国经济社会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成效显著，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1979年至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经济增长在经济社会的整体运行中高举GDP的旗帜，攻城略地、孤军突进，追赶发展的速度集中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社会建设则相对滞后。社会发展环节总体上沦为经济增长环节的附庸，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社会组织、民主参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社会心理等总体上滞后于经济建设，进而表现出社会环节与经济环节的脱节，导致社会道德、信用危机、社会欺诈、行为失范、职业责任缺失、社会情绪浮躁等现象和日常生活的安全问题都成了经济增长的社会阴影，形成社会对经济增长的负面评价以及对GDP的负面解读。
第二，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三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总体上表现为粗放的量的增长，以资源环境的高消耗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利益是在较少支付资源成本、生态环境成本的状态下形成的，在经济增长账簿上记录一笔笔收益的同时，也留下日益沉重的资源环境赤字负担。江河湖海水质污染、土地污染、大气污染，在经济增长的重压下越发脆弱的生态环境，难以持续支撑的资源环境以及生存环境质量危机，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及长期效应提出质疑。经济增长在掠夺资源、破坏环境、加剧其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矛盾的同时，经济增长过程也难以为继，人、社会、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
第三，经济增长与利益合理共享的矛盾。经济增长在普遍改善国民利益的同时也加快了经济利益的集中，形成经济增长利益分享状态的两极分化，占据利益分享有利地位的群体不断扩大强化其优势地位，国民分享经济增长利益的不平衡状态加剧，阶层分化，收入差距拉大。经济利益分享的不平衡状态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剧社会分层及对社会分配公正性的质疑。财富增长一方面更广泛地刺激了个人获取财富的欲望，另一方面也日益加剧利益预期的心理失衡，形成对财富增长与积累带来的分配公平问题的负面评价，激发对资本血腥性、劳资冲突、社会底层生存状态恶化的种种想象。
第四，经济增长与市场拓展的矛盾。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在三十多年间使其状态由自足性、短缺状改变为开放性、结构性过剩状态，“世界工厂”“制造大国”等桂冠纷纷落到中国经济名头上。国际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经济增长在拓展市场空间的同时，也对其产生依赖。当国际贸易环境和条件发生变化，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增强，发达国家经济低速、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经济增长与市场拓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国外市场需求不足，国内市场需求模糊，理论上的巨大市场潜力如何转变为现实的市场容量，一直存在实践探索的距离。
第五，经济增长累积问题与改革停滞的矛盾。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是一种互动关系，由改革带动经济增长，由经济增长证实经济改革，通过普惠式的利益增量渐进改革。这一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取得显著成就，而进入21世纪以来明显放缓，经济仍维持快速增长态势，但制度改革进展缓慢，政府行政职责的界定、权贵企业的垄断约束、市场机制的完善、社会财富的分配与管理、产权结构的规范与明晰、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健全、权力的民主监管与约束等问题未能得到有效改善，社会安全和经济增长相应地受到影响，经济增长释放的能量和对改革预期的正义要求已经不可逆转地把中国经济社会带进一种复杂的结构状态之中，充满风险、不确定性及机遇与挑战。
另一方面，问题表现为追赶发展同体制与发展转型的矛盾。如果说追赶发展过程高速增长积累并形成的矛盾是一种线性积累的矛盾，那么追赶发展同体制与发展转型的矛盾则是一种共生约束性的矛盾。当下的中国经济社会，追赶发展的任务尚未完成，发展仍处在追赶状态中，要求有较高的发展速度去拓展发展空间，GDP增长7%被认为是增长速度的底线。但追赶发展过程积累的问题日益严重，对发展方式和体制效率提出质疑和挑战。加快体制改革，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体制与发展转型的现实要求十分紧迫。体制与发展转型的要求对追赶发展的高速增长方式构成了一种发展的理性的约束。如果实践这一发展理性，便要求放弃简单粗放的高速增长目标，而应该“稳增长、调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于是追赶速度必然受到影响，增长放缓、就业等社会问题随之强化。显然，体制与发展转型涉及比追赶发展复杂得多的结构问题。结构调整及秩序的变化需要调整落后、低效、不可持续的因素，淘汰严重浪费的产能，改善体制与发展的结构功能，而这种状态是以旧结构秩序的放弃，新知识、新技术、新方式的学习、引入并对结构秩序的改进、重建为特征的。其过程没有温情，只有竞争和淘汰。新结构功能代替旧结构功能也需要一个放弃、学习、更新的转折过程。这一过程不可能在瞬间完成，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如中国的体制与发展转型已经被呼唤了多年，进展仍较缓慢，原因之一就是涉及结构调整利益的复杂性。从个体利益的角度看，结构调整如果不能达到帕累托改进乃至使人民普遍受益，阻力就必然存在；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结构调整如果产生较大的动荡，危及权力稳定，行政干预就必然发生。体制与发展转型客观上对追赶发展的现实增长速度形成压力，甚至以速度作为转型的代价；追赶发展的需要则本能地维护速度利益，坚守发展的硬道理，而且速度就是发展的硬指标。追赶发展的导向时刻制约着体制与发展转型，但同时又强化着体制与发展转型的要求。
追赶发展同体制与发展转型的重叠，形成追赶发展内含矛盾同体制与发展转型内含矛盾的集聚，由一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短时段集中各类发展过程的问题和矛盾。这种状态中的经济社会是一种风险高密度社会，这是一种超越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的高风险社会。贝克从德国生活的经验窥视社会，德国的工业社会成为贝克的反思对象。德国工业社会既是特殊的，又是一般的。个体和阶级都可以在德国工业社会或社会结构中找到立足点和思想资源，工业社会的技术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为贝克提供了充足的想象空间和资源，指向现代性的反思性现代化成了德意志思维传承的现代版。常规发展的矛盾稀释消解过程为高速增长的瞬间所凝聚打包集中呈现。问题与矛盾的集中呈现是高速发展的速度代价。虽收获了发展，但累积了矛盾。
王文长王文长，男，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开发。
中国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的觉醒与启蒙过程中，已逐渐由简单形态演进为复杂形态，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相互交织，各种理念和价值观互相碰撞，各种权利主体各自提出权利诉求。人们对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态的判断持有各种观点，本文也是对这一复杂状态的一种思考，认为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呈现一种双型重叠的发展形态并形成了相应的速度适应问题。具体讨论框架为：一是中国经济社会双型重叠发展形态的特征；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双型重叠蕴含问题的呈现；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双型重叠的速度适应；四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向未来的制度安排。
一、中国经济社会双型重叠发展形态的特征
中国经济社会当下的发展形态是一种追赶型和体制与发展转型的双型重叠发展形态。
所谓追赶型，就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迄今乃至近中期内都处在追赶发展状态。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人均水平的质量指标仍比较落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社会保障覆盖程度、公共服务质量、贫困人口规模、社会文化建设等指标内含的信息，说明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在国际社会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大国作用和影响力，还需要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乃至赶上其发展水平。这就注定中国的发展仍将处在追赶状态之中，仍存在一个加快发展的追赶期。当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以3%~4%的增长率为理想目标时，中国需要7%~8%的增长率。没有加倍的增长速度，中国便难以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这种追赶发展态势表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已经维持了三十多年，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间其发展速度仍需要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因此，经济社会发展的追赶形态在近中期仍将是一种常态。
所谓体制与发展转型，就是从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开放、灵活的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低效的发展方式转向集约、高效的发展方式。1979年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了中国经济社会体制转型的导向。体制改革是体制转型的具体实践过程和形式，体制改革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体系，加强法制建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善所有制结构和明晰产权等具体行动，从乡村到城市推动着中国经济社会秩序结构的变化与重建。体制改革同时也通过激励机制广泛地调动社会成员的发展积极性，改革直接成了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收获了改革的红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已经推进了三十多年并取得了巨大成果，但是发展的体制障碍仍十分严重，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任务依然艰巨，改革尚未完成，转型仍在进行。经济发展在经历一波又一波的简单快速推进和资源环境过度消耗之后，面临传统发展方式难以持续的问题，粗放、低效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日益强烈。体制与发展转型是实现民族复兴梦想首先需要完成的任务。只有完成体制与发展转型，中国经济社会才可能进入相对持续稳定的秩序结构状态。
追赶型体现了对发展速度的强烈要求，直接表现出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欲望；体制与发展转型则体现了对提高结构功能质量的内在要求，但在根本上也是要解决发展速度问题，要求发展速度具有可持续的内涵，以发展速度的可持续保障发展赶超。中国经济社会的结构功能要赶上发达国家的质量水平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如果发展速度及质量缺乏可持续的保障，其所期待的发展赶超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从长期发展看，中国经济社会的追赶型发展同体制与发展转型的速度目标是一致的，略有的区别仅表现在前者直接要求速度，后者间接要求速度。追赶型对经济发展速度的需要是当下的，目标欲望是现实的，体制与发展转型对速度的需要则着眼于长期发展的可持续，当下的速度目标必须与长期发展的速度质量相适应。
通常情况下，一国的追赶发展同体制与发展转型并不重叠，追赶发展呈现为熊彼特创新的线性运动，是在既定的体制框架中进行的。如欧美国家及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其所发生的体制背景维持着相对稳定的连续性，尽管也受到当时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但结构和逻辑是明确的。资本积累的驱动，市场框架的支撑，公私两部门的协调，工业化激发的技术进步，近现代以来的发达国家几乎都演绎着同一发展逻辑。海尔布罗纳和米尔博格认为资本主义历史独有的三个属性是资本积累动力、竞争性市场网络、私人和公共两部门的分工。参见：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威廉?米尔博格.经济社会的起源（第十二版）［M］．李陈华，许敏兰,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04.体制与发展转型发生在国家制度结构根本性变动之后，通常形成否定之否定的转折。20世纪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在一些国家的建立与变革踏上的正是这一道路，呈现反转式的体制转型。中国是这一潮流中的一个典型。反转式的体制转型通过两次转型形成否定之否定。次转型是革命性的体制转变，否定小农经济基础的自然市场体制，建构计划经济体制，并相应进行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改造。传统社会的均贫富意识更新为实践的社会主义均平理念，分散的小农家庭经济组织转为集体化的经济形式，形成自上而下的中央统制分层分块管辖的封闭治理格局，维持了社会的静态稳定以及自给性的生产生活方式。第二次转型是改革式的体制转变，渐进性地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可以说是市场体制的反转，也是与时俱进的升级版的反转。第二次转型重新学习生活实践的道理和知识，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前提下，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在市场与开放两个轮子的驱动下进入全球化的发展快车道，市场竞争和开放合作的效率重新唤醒，中国重新开眼看世界，发现与世界巨大的发展差距和肩负的重大发展使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自信必须依靠发展实践来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必须依靠发展来提升，已经耽搁的发展时光必须通过加速发展来弥补。第二次转型的复杂性远超过次转型。
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双型重叠蕴含问题的呈现
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不同于已经成功跨越中等发展阶段的欧美、日本等国家的特点之一，就是加速发展、追赶发达国家的紧迫性同体制与发展转型的紧迫性在发展时间上发生重叠。虽然追赶发展形态同体制与发展转型在本质上都涉及发展速度问题，但是解决速度问题的方式和逻辑不同，其所伴随的风险及不确定性也不同。追赶发展同体制与发展转型两种紧迫性的重叠相应地形成了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问题结构，即两种速度内涵在时间上集聚而形成的结构。如2013年GDP 7.5%的增长速度目标结构。7.5%的增长速度是追赶发展的速度内涵同体制与发展转型的速度内涵相协调的速度结构。GDP 7.5%的增长速度既要适应追赶发展的速度需要，又要适应体制与发展转型的结构功能调整需要。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所谓“两难”问题实际上就是追赶发展同体制与发展转型的重叠问题。
一方面，问题表现为追赶发展过程高速增长累积并形成的矛盾，这些矛盾主要有：
，经济增长与社会建设滞后的矛盾。经济增长强化GDP主义倾向。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导向对中国经济社会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成效显著，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1979年至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经济增长在经济社会的整体运行中高举GDP的旗帜，攻城略地、孤军突进，追赶发展的速度集中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社会建设则相对滞后。社会发展环节总体上沦为经济增长环节的附庸，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社会组织、民主参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社会心理等总体上滞后于经济建设，进而表现出社会环节与经济环节的脱节，导致社会道德、信用危机、社会欺诈、行为失范、职业责任缺失、社会情绪浮躁等现象和日常生活的安全问题都成了经济增长的社会阴影，形成社会对经济增长的负面评价以及对GDP的负面解读。
第二，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三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总体上表现为粗放的量的增长，以资源环境的高消耗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利益是在较少支付资源成本、生态环境成本的状态下形成的，在经济增长账簿上记录一笔笔收益的同时，也留下日益沉重的资源环境赤字负担。江河湖海水质污染、土地污染、大气污染，在经济增长的重压下越发脆弱的生态环境，难以持续支撑的资源环境以及生存环境质量危机，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及长期效应提出质疑。经济增长在掠夺资源、破坏环境、加剧其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矛盾的同时，经济增长过程也难以为继，人、社会、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
第三，经济增长与利益合理共享的矛盾。经济增长在普遍改善国民利益的同时也加快了经济利益的集中，形成经济增长利益分享状态的两极分化，占据利益分享有利地位的群体不断扩大强化其优势地位，国民分享经济增长利益的不平衡状态加剧，阶层分化，收入差距拉大。经济利益分享的不平衡状态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剧社会分层及对社会分配公正性的质疑。财富增长一方面更广泛地刺激了个人获取财富的欲望，另一方面也日益加剧利益预期的心理失衡，形成对财富增长与积累带来的分配公平问题的负面评价，激发对资本血腥性、劳资冲突、社会底层生存状态恶化的种种想象。
第四，经济增长与市场拓展的矛盾。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在三十多年间使其状态由自足性、短缺状改变为开放性、结构性过剩状态，“世界工厂”“制造大国”等桂冠纷纷落到中国经济名头上。国际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经济增长在拓展市场空间的同时，也对其产生依赖。当国际贸易环境和条件发生变化，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增强，发达国家经济低速、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经济增长与市场拓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国外市场需求不足，国内市场需求模糊，理论上的巨大市场潜力如何转变为现实的市场容量，一直存在实践探索的距离。
第五，经济增长累积问题与改革停滞的矛盾。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是一种互动关系，由改革带动经济增长，由经济增长证实经济改革，通过普惠式的利益增量渐进改革。这一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取得显著成就，而进入21世纪以来明显放缓，经济仍维持快速增长态势，但制度改革进展缓慢，政府行政职责的界定、权贵企业的垄断约束、市场机制的完善、社会财富的分配与管理、产权结构的规范与明晰、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健全、权力的民主监管与约束等问题未能得到有效改善，社会安全和经济增长相应地受到影响，经济增长释放的能量和对改革预期的正义要求已经不可逆转地把中国经济社会带进一种复杂的结构状态之中，充满风险、不确定性及机遇与挑战。
另一方面，问题表现为追赶发展同体制与发展转型的矛盾。如果说追赶发展过程高速增长积累并形成的矛盾是一种线性积累的矛盾，那么追赶发展同体制与发展转型的矛盾则是一种共生约束性的矛盾。当下的中国经济社会，追赶发展的任务尚未完成，发展仍处在追赶状态中，要求有较高的发展速度去拓展发展空间，GDP增长7%被认为是增长速度的底线。但追赶发展过程积累的问题日益严重，对发展方式和体制效率提出质疑和挑战。加快体制改革，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体制与发展转型的现实要求十分紧迫。体制与发展转型的要求对追赶发展的高速增长方式构成了一种发展的理性的约束。如果实践这一发展理性，便要求放弃简单粗放的高速增长目标，而应该“稳增长、调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于是追赶速度必然受到影响，增长放缓、就业等社会问题随之强化。显然，体制与发展转型涉及比追赶发展复杂得多的结构问题。结构调整及秩序的变化需要调整落后、低效、不可持续的因素，淘汰严重浪费的产能，改善体制与发展的结构功能，而这种状态是以旧结构秩序的放弃，新知识、新技术、新方式的学习、引入并对结构秩序的改进、重建为特征的。其过程没有温情，只有竞争和淘汰。新结构功能代替旧结构功能也需要一个放弃、学习、更新的转折过程。这一过程不可能在瞬间完成，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如中国的体制与发展转型已经被呼唤了多年，进展仍较缓慢，原因之一就是涉及结构调整利益的复杂性。从个体利益的角度看，结构调整如果不能达到帕累托改进乃至使人民普遍受益，阻力就必然存在；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结构调整如果产生较大的动荡，危及权力稳定，行政干预就必然发生。体制与发展转型客观上对追赶发展的现实增长速度形成压力，甚至以速度作为转型的代价；追赶发展的需要则本能地维护速度利益，坚守发展的硬道理，而且速度就是发展的硬指标。追赶发展的导向时刻制约着体制与发展转型，但同时又强化着体制与发展转型的要求。
追赶发展同体制与发展转型的重叠，形成追赶发展内含矛盾同体制与发展转型内含矛盾的集聚，由一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短时段集中各类发展过程的问题和矛盾。这种状态中的经济社会是一种风险高密度社会，这是一种超越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的高风险社会。贝克从德国生活的经验窥视社会，德国的工业社会成为贝克的反思对象。德国工业社会既是特殊的，又是一般的。个体和阶级都可以在德国工业社会或社会结构中找到立足点和思想资源，工业社会的技术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为贝克提供了充足的想象空间和资源，指向现代性的反思性现代化成了德意志思维传承的现代版。常规发展的矛盾稀释消解过程为高速增长的瞬间所凝聚打包集中呈现。问题与矛盾的集中呈现是高速发展的速度代价。虽收获了发展，但累积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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