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11432425
●把GDP作为衡量经济的**指标是否合理？
●世界各国盲目追求GDP的后果是什么？
●经济增长真的可以无休止地持续下去吗？
●理想中的可持续社会和生活应该是怎样的？
●当资源消耗殆尽、环境污染严重、金融体系乏力，有限的世界如何承载无限的增长？
●增长极限的警钟已经敲响，是时候改变了！
与其说理查德?海因伯格在这本书中就资源、环境以及金融约束作出了十分悲观的预测，还不如说他对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转型的警示。当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中寻求新的增长方式时，这本显得有些悲观的著作显示出独特的参考价值。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居安思危是中国古老的智慧，也是必须的。但未来，必不如本书预计的那么悲观。无论是资源、环境，还是金融系统的约束，都会得到舒解，世界经济增长的步伐不会停止，人类将像过去历次摆脱危机和约束一样，走出新的经济增长的路子。当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必须和必然的。这或许应该是本书真正的价值所在。
——王福重，经济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
理查德·海因伯格指出，我们将无法避免地面对三场危机：资源约束、环境冲击以及金融体系的超载。他不仅揭示了这三种危机的根源，而且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说它们并不是孤立的危机，而是错综复杂的整体性危机。读罢此书，我们将从中得出如下两个结论：**，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所谓的经济萧条，而是增长的终结；第二，这并不是我们的子孙才需要面对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必须为此着手准备，而本书就是我们的新起点。
——保罗·吉尔丁（Paul Gilding），著有《大崩解》（The GreatDisruption），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前领导人
当油价一路攀升，当新鲜的空气和干净的水成为奢求，当金融危机几乎毁掉我们的一切，我们不禁要问：盲目追求GDP的增长方式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它是可持续的吗？如果不是，我们应该怎么办？
《当增长停止》给出了令人吃惊的答案：面对经济衰退以及资源、环境、金融的约束，曾经再熟悉不过的经济增长已经一去不返，我们将不得不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适应“无增长时代”的到来。虽然《当增长停止》的核心思想有些悲观，并且骇人听闻，但是足以使我们警醒。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这无疑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当增长停止》适合决策者、企业家、投资者、普通大众等阅读，将为他们提供很好的启迪和借鉴。
推荐序 增长正未有穷期——王福重
引言 新常态
增长为什么会终止
增长终结在意料之中
为什么增长如此重要
增长真的是非常态吗
复合增长的简单数学逻辑
石油峰值论
从可怕的理论到更可怕的现实
破裂的泡沫
后增长时代的面貌
本书阅读导航
第一章 疯狂的泡沫大赛
经济简史
无所适从的经济学
20世纪的经济学
经济周期、利率和中央银行
疯狂的货币
债务
第二章 泡沫破灭
纸牌屋
背景初探：1970年到2001年
影子银行与房产泡沫
宿命之途
万恶之源
债务极限
无止境的信贷膨胀
徒劳的刺激和救助
其他国家及其中央银行的对策
倾尽所有之后
到底是通胀还是通缩
走上绝路
第三章 地球的极限：增长为何不会重现
石油
其他能量性资源
市场如何应对资源稀缺
水
粮食
贵金属及其他矿产品
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意外事件、环境退化与自然灾害
第四章 创新、替代性和效率是否会让增长再现
是否一切均可替代
能源效率或许会成为救命稻草
艰难跋涉的商业发展
“摩尔定律”还是“墨菲定律”
专业化与全球化
第五章 缩水的馅饼：有限世界里的竞争与相对增长
中国泡沫
货币战争
后增长时代的地缘政治
人口压力：人满为患的地球与老少之争
“发展”的终结
后增长时代的贫富之争
第六章 正视紧缩，重识进步
“缺省”场景
一刀切还是免费货币
后增长时代的货币
后增长经济学
国民幸福总值
原则上，我们的问题尚可解决
第七章 后增长时代的生活
明确当务之急
转型城镇
公共安全俱乐部
将新经济提上日程
理想中的可持续社会
展望未来
与其说理查德.海因伯格在这本书中就资源、环境以及金融约束作出了十分悲观的预测，还不如说他对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转型的警示。当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中寻求新的增长方式时，这本显得有些悲观的著作显示出独特的参考价值。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居安思危是中国古老的智慧，也是必须的。但未来，必不如本书预计的那么悲观。无论是资源、环境，还是金融系统的约束，都会得到舒解，世界经济增长的步伐不会停止，人类将像过去历次摆脱危机和约束一样，走出新的经济增长的路子。当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必须和必然的。这或许应该是本书真正的价值所在。
——王福重，经济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
理查德?海因伯格指出，我们将无法避免地面对三场危机：资源约束、环境冲击以及金融体系的超载。他不仅揭示了这三种危机的根源，而且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说它们并不是孤立的危机，而是错综复杂的整体性危机。读罢此书，我们将从中得出如下两个结论：第一，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所谓的经济萧条，而是增长的终结；第二，这并不是我们的子孙才需要面对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必须为此着手准备，而本书就是我们的新起点。
——保罗.吉尔丁（PaulGilding），著有《大崩解》（The Great Disruption），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前领导人
海因伯格为增长极限的到来拉响了警钟。这绝非危言耸听。它对未来几十年经济、金融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将远远超过工业革命给近代文明带来的震撼。从追求消费数量到追求生活质量的巨大转换，将成为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尽管这场变革会带来震动，但终将引领我们走向自由。
——约翰.富勒顿（John Fullerton），资本协会（Capital Institute）总裁兼创始人
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家长久以来一直无视环境约束的存在呢？如果理查德?海因伯格是对的，那么，他们就很难自圆其说了。按照传统思维，经济增长的终结将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但本书却以极具说服力的方式指出：我们正在经历这场变革。
——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著有《崩溃边缘的世界》（World on theEdge），地球政策研究所（Earth Policy Institute）创办人
海因伯格指出，石油、水源、粮食危机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终结，也是一个无增长时代的开端。
——赫尔曼 E.戴利（Herman E.Daly），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荣誉教授
与其说理查德?海因伯格在这本书中就资源、环境以及金融约束作出了十分悲观的预测，还不如说他对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转型的警示。当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中寻求新的增长方式时，这本显得有些悲观的著作显示出独特的参考价值。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居安思危是中国古老的智慧，也是必须的。但未来，必不如本书预计的那么悲观。无论是资源、环境，还是金融系统的约束，都会得到舒解，世界经济增长的步伐不会停止，人类将像过去历次摆脱危机和约束一样，走出新的经济增长的路子。当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必须和必然的。这或许应该是本书真正的价值所在。
——王福重，经济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
理查德?海因伯格指出，我们将无法避免地面对三场危机：资源约束、环境冲击以及金融体系的超载。他不仅揭示了这三种危机的根源，而且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说它们并不是孤立的危机，而是错综复杂的整体性危机。读罢此书，我们将从中得出如下两个结论：第一，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所谓的经济萧条，而是增长的终结；第二，这并不是我们的子孙才需要面对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必须为此着手准备，而本书就是我们的新起点。
——保罗?吉尔丁（Paul Gilding），著有《大崩解》（The GreatDisruption），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前领导人
海因伯格为增长极限的到来拉响了警钟。这绝非危言耸听。它对未来几十年经济、金融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将远远超过工业革命给近代文明带来的震撼。从追求消费数量到追求生活质量的巨大转换，将成为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挑战。尽管这场变革会带来震动，但终将引领我们走向自由。
——约翰?富勒顿（John Fullerton），资本协会（Capital Institute）总裁兼创始人
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家长久以来一直无视环境约束的存在呢？如果理查德?海因伯格是对的，那么，他们就很难自圆其说了。按照传统思维，经济增长的终结将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但本书却以极具说服力的方式指出：我们正在经历这场变革。
——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著有《崩溃边缘的世界》（World on theEdge），地球政策研究所（Earth Policy Institute）创办人
海因伯格指出，石油、水源、粮食危机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终结，也是一个无增长时代的开端。
——赫尔曼 E.戴利（Herman E.Daly），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荣誉教授
第五章 缩水的馅饼：有限世界里的竞争与相对增长
中国泡沫
如果要找到一个反驳世界经济增长终结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中国肯定是最好的选择。中国每年都会有2000万人从农村搬迁到城市。由于城市居民对人均GDP的贡献相当于农村居民的好几倍，因此，仅城市化本身对中国GDP增长率的贡献就很可观。中国的高速公路修建速度超过全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目前居民每年购置的汽车数量约为1300万辆，而美国的这个数字也只有1100万辆——自汽车大规模生产以来，美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而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实际上，无论是在规模还是速度上，中国经济的成长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但这样的快速增长趋势还能持续多久呢？它是否能独领风骚，以一己之力摆脱增长极限呢？
1.资源枯竭与资源竞争：中国的煤炭现状
中国对资源和原材料的需求正在进一步加大，其中包括石油、铁矿石、铜矿、棉花、水泥和大豆。但是对中国经济而言，唯一称得上最重要的资源莫过于煤炭。实际上，如果说中国经济的命运取决于维持其煤炭供给增长的能力，或许一点也不为过。
中国的发电对煤炭的依存度达到80%，全部能源的70%来自煤炭；此外，煤炭还支撑着世界上最大的钢铁行业。就总体而言，中国是世界上对煤炭依赖性最强的国家之一。在过去2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道路上，中国对煤炭的消耗量已经增加了一倍，以至于它目前对煤炭的消耗量已占据全球消耗量的近一半，煤炭消耗量排在中国之后的是曾经一度以“煤炭沙特阿拉伯”而自居的美国，但是中国的消耗量是美国的三倍还多。
正如中国能源专家大卫·弗里德利（DavidFridley）和我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的社论中所言，尽管中国号称拥有足够的煤炭推动其经济持续增长，但这样的说法显然值得怀疑。
最近，中国将其已探明煤炭储量重新修订为1870亿吨，这就让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煤炭供给国。按2009年对煤炭的消耗量（每年超过30亿吨）计算，这个产量还可以维持62年的使用。但这个简单的“寿命”计算法显然是极具误导性的。
矿产储量使用寿命的计算是建立在不变需求基础之上的，如果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那么这样的计算就毫无意义了。中国的煤炭消耗量正在加速增长，因此，这个预期的“62年”当然应该向下调整。在中国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发布的需求预测中，已经将煤炭资源的寿命期缩短为33年。但如果中国的煤炭需求与中国经济的预期增长率同步增长，那么，这个寿命期就会进一步缩短为19年。
但这依旧不足以客观反映现状。产出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的时间会远远提前于煤炭储量彻底告罄。此外，和石油一样，如果煤炭开采的进度依据“先用最好”或是“先摘最低”原则，那么，我们就必须假设，中国目前正在使用其品位最好、开采难度最低的煤炭资源，而留下的就只能是品位稍低和不易开采煤炭了。和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地表可开采煤炭储量并不多；在中国的全部煤炭储量中，90%以上属于地下煤层，最深可到地表以下1000米，这样的煤矿的开采难度可想而知。
一直被人们用于预测石油产量峰值的“赫伯特”曲线（Hubbert）分析也可以用于预测未来的煤炭供给量。2007年，中国学者陶在普和李明宇作出预测，中国的煤炭产量最早将在2025年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其他预测则更为悲观。在2010年由德国能源观察组织（EnergyWatchGroup）发布的一项分析中，预测中国将在2015年达到煤炭产量的峰值，并在2020年开始快速衰减。塔杜斯·帕特泽克（TadeuszW.Patzek）和乔治·克罗夫特（GregoryD.Croft）在2010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全球煤炭产量在当年即已达到峰值；他们认为，中国的煤炭产量峰值实质上已经出现。
要减少对煤炭的依赖，中国可以作出的选择并不多，因为很多方面都在消耗有限的燃料资源。除了为发电厂和钢铁制造企业提供动力之外，还需要用煤炭为中国北方的数亿人提供取暖；此外，煤炭还被用于生产水泥、有色金属及化工产品。尽管中国的天然气供给正处于快速增长时期，但是要取代煤炭在供热中的地位，其消耗量至少还需再翻一番。
中国正在快速发展其替代性能源资源，但这些能源能否及时到来并足以改变现状呢？我们不妨看一些数字。按照中国的政策目标，风力发电量到2020年将达到1000亿瓦，中国还计划在此期间将太阳能发电的装机容量扩大到200亿瓦。这些目标的确令人瞠目结舌，即便是接近于这样的目标，中国也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资源生产国。但问题同样存在。中国目前的发电量总量为9000亿瓦，如果按7%的增长率计算，这就意味着，中国在2020年的电力需求量将在18000亿瓦左右。因此，风力发电和太阳能提供的能源也只能满足其中不到7%的需求。唯一有可能大幅提高这个比例的因素，就是减少能源需求增长率，比如说每年减少2个百分点。
核能的情况基本类似：中国目前拥有11个原子能电站，在建核电站超过20座，2020年的目标发电量为600亿瓦或更多。但这也只能满足3%~5%的全部电能需求，具体则取决于能源需求的增长率。在2010年年底，中国政府的能源政策制定者显然已经注意到越来越严重的能源供给问题，坊间传言中国政府计划在未来20年新建两百座核电站（美国的核电站总数仅为104座）。如果这个新的目标得到验证，如果中国能成功地建成这些核电站，那么，在未来的若干年里，新增电能需求的很大一部分就可以由非煤炭资源得到满足，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煤炭的依赖性依旧如故（尽管这种依赖的增长速度会有所下降）。
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净进口国之一，实际上，在2008年之前，中国每年都是煤炭净出口国。尽管中国可以通过进口煤炭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但是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全球最大的煤炭出口国，其储量已开始明显减少，而且生产速度也在大幅降低。锅炉用煤（主要用于发电厂）的全部海运贸易数量目前每年也仅有6.3亿吨，但是按照目前的煤炭需求增长率，这个数量也仅仅能满足中国3年的使用量。但这种情况肯定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其他国家也需要进口煤炭，包括另一个世界上依赖煤炭的经济体——印度，它的燃料进口量也在持续提高。
虽然这个结论令人不安，但却无法逃避：只要中国对电力的需求按目前趋势延续下来，那么，它对煤炭的依赖性就不会得到明显改善。即使能源需求逐渐放缓，其他可替代能源能够快速跟进，中国国内的煤炭供给能力依旧会受到挑战。这不仅会进一步推高全球煤炭价格，也会抑制国内的经济增长。
2.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借用了日本的基本经济模式，即通过出口低成本产品为国内投资提供资金。从根本上说，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台湾也采取了相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日本这种发展战略所带来的结果，似乎可以为其邻国提供一个值得警戒的故事，尤其是中国。
在“二战”后的40年里，日本经历了一轮飞速增长的出口繁荣期，但币值低估的日元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陷入紧缩，与20世纪90年代末相比，今天的日本经济已大不如前。因此，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同样的政策也将会给中国带来同样的结果。但中国远比日本更庞大，而且今天的全球经济也远比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更脆弱——那也是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时候，因此，中国经济衰退造成的全球性后果肯定会更严重。
“二战”之后，日本对日元持续实行贬值，使得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较低。此外，日本还受益于高储蓄率，使得它有能力对基础设施和制造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从1950年到1970年，日本的GDP足足上涨了600%，因此，日本居民脱贫的速度也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由于国内商品价格维持高位，工资收入长期低迷（以推动出口），因此，以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通常会抑制国内需求。对日本来说，储蓄收益极为有限，以至于大量可用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企业和政府。
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失衡。在大多数现代市场经济中，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都能维持在65%左右（美国的这个比例约为70%），而对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等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贡献率仅为15%。1970年，日本国内消费创造了整个GDP的48%，而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率则达到了40%。正如伊桑·迪维恩（EthanDevine）在《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杂志上发表的“日本综合征”一文中所言：“用最直白的英文说，日本人在减少消费的同时，对钢铁企业和高楼大厦进行了大规模投资，这给渔业和旅游业留下的空间就极为有限了。虽然为时已晚，但是日本最终还是意识到均衡经济离不开消费，而以工厂和基础设施包装起来的国家不可能创造出名副其实的均衡经济。”
在20世纪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初，日本逐渐提高了日元的贬值，以支撑消费文化的发展，并将消费占GDP的比例提高到一半以上。1985年，东京实行了对日元迅速贬值的货币政策，结果却导致不动产和股票价格出现了极大膨胀。泡沫的破裂过程持续时间超过1/4世纪，而股票价格也在2003年跌到了谷底（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股价又进一步暴跌）。由于消费乏力，使得出口导向行业根本就无力适应国内导向型经济。于是，快速增长转而变成了停滞，并一直延续至今。
尽管日本经济依旧以出口为依托，但目前的政府开支正在成为经济复苏的基本动力。历经20年的财政刺激只是勉强让日本摆脱了更严重的经济紧缩，但政府债务却暴涨至GDP的200%。
我们再看看2011年的中国。和日本一样，中国在严重依赖出口的同时，也在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当私人储蓄被用于投资时，也抑制了国内消费。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采取了日本的增长模式，当时也正是广泛实施改革开放经济政策的关键时期。尽管这些政策创造了数千万的就业机会，诞生了数千条新公路和数以百万计的新建筑，但它们也带来了类似于日本的失衡。
迪维恩引用了几个令人欷歔不已的数字：
中国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性远超过日本，而且这两个数字还在上升。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达到了一半，而消费占GDP的比重却只有36%，这也是世界上最低的比例，甚至远远落后于同属于新兴经济体的印度和巴西。但就像日本的经历让我们看到的那样，低消费必然造成高储蓄，节俭克制的中国居民，再加上持续膨胀的净出口，将世界最大经常账户拥有者的荣誉授予了中国，1985年，中国的经常账户余额达到日本的三倍。中国的传奇式贸易盈余带来了其与贸易伙伴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也抬高了国内的通胀水平。在外人看来，中国就像是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一颗璀璨明星，成为体现快速增长的绝佳范例。只不过个人消费（这也是美国和欧洲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却受到很大压制。
中国正在意识到追随日本发展模式的弊端，并启动了一系列旨在鼓励消费和抑制过度资本投资的改革措施。但只有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回归消费增长道路的前提下，这些努力才会收到成效。否则，中国的选择就会受到制约。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取得成功的前提，就是其他经济体还有为进口买单的实力。
3.人口因素：年轻化与老龄化、贫富及城乡差距
就总体而言，中国在1979年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有效的，尽管这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加剧了重男轻女的传统观点，造成了一些问题。这项仅适用于汉族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让这个目前有13亿人口的大国至少减少了3亿人。这就意味着，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年轻劳动力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开始减少，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对整个国家而言，在全球资源日渐枯竭和人口支撑能力持续降低的情况下，少了几亿张需要吃饭的嘴，无异于是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安全阀，减少了未来几十年的粮食压力。
然而，付出的人口代价还是要偿还的。从2015年开始，中国将面对老龄化人口飞速膨胀的局面，而承担抚养这些老龄人口的年轻劳动力却在不断减少。
中国的大部分工厂坐落在沿海城市，其中，包括深圳在内的部分城市都是从零开始并逐渐成为中国的工业化中心。深圳是富士康科技集团的所在地，这家电子制造公司也是戴尔、惠普和苹果等公司的主要零部件供应商；在这家公司，几乎所有工人都不足25岁。
中国的老龄劳动力大多被留在了农村，或是离开城区到城市边缘的社区定居，他们需要离开城市中心区域，为属于年轻都市人和雇用他们的企业兴建新的商品楼和写字楼腾出地方。
所有这一切都将逐渐改变中国的劳动力年龄结构。在一代人之后，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将远远高于美国。一位中国领导人在最近的多次公开谈话中表达了他的顾虑，中国将未富先老（相比之下，日本则是先富后老）。
为避免这样的宿命，中国正在努力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中国的年轻劳动力群体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但随着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日趋年轻化，其竞争优势可能会不断蒸发。此外，缺少完善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障的中国劳动力最终必然会加剧社会压力，构成社会不安的主要诱因。
普通中国人在经济利益上做出的巨大牺牲，让中国获得了吸引国外投资的机会，而随后形成的利润，则通过利润分配回流，形成美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利润。
要认识这种牺牲到底有多大，我们就必须了解一点近代中国的历史。当中国共产党1949年解放中国的时候，它还是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贫困国家，绝大部分人口属于农民。毛泽东主席为这个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国家制定了复兴计划。随后，中国经历了一段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发展的时期，并一直延续到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这场从1966年持续到70年代末的政治运动，几乎彻底摧垮了中国的工业和农业生产。在毛泽东时代之后，邓小平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经济增长成为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随之而来的就是市场原则的广泛运用。“富裕最光荣”，已成为中国人的信条。
到了90年代，一小部分人而且主要是沿海城市人口，首先开始享受中产阶级的生活。实际上，只有在中产阶级的数量继续扩大的前提下，由此造成的贫富差距才是可以忍受的，而中产阶级的扩大也为内陆地区几亿贫困农民翻身致富创造了机会。
与此同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动态经济过于依赖出口，而且也未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
中国一直提倡大力发展以出口为导向、以煤炭为动力的经济增长，而这就削弱了它应对和解决国内政治、人口和社会问题的能力。如果中国确实采取这样的发展战略，那么，它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效果，但长期内可能就不一样了。
4.不，并不是另一个房地产泡沫
中国和日本之间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相似之处。在20世纪80年代，东京的不动产价格让人瞠目结舌。在1989年的银座区，每平方米的房价达到1亿日元（合100万美元），相当于每平方英尺9.3万美元。在东京市的其他地段，大型商业区的价格略低一点。到2004年，东京金融区主要商业房地产价格几乎下跌了99%，而住宅房地产的价格也仅相当于最高点时的1/10。在此期间，东京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崩溃，让数十万亿美元的价值人间蒸发。
几年以来，大规模房地产开发项目在中国各地风起云涌，民用住宅、大型购物中心、工厂设施和高楼大厦比比皆是，吸引了无数的私人和企业买家。由于价格飞涨，投资者已变成投机者，他们大量购置全新不动产的唯一目的就是等待升值后抛售。
建筑业的飞速发展源于人为制造的需求，而这恰恰是泡沫的基本定义，而且这也确实带来供给过剩。在很多城市，大面积的商业设施被空置。在中国的内陆地区，很多以兴建可容纳百万人口为目标的新兴城市，现在实际上是空空如也。有些人或许会说，中国人现在投资于基础设施，就是为未来几十年涌入城市的数百万人做准备——但是，这就是在假设中国将维持快速的经济增长，而这个假设本身就值得怀疑。一旦这种增长减缓甚至是停滞，这些过度兴建的基础设施必将会让中国背负难以承载之重。
尽管北京曾在2008年开始采取措施，抑制过热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但随即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却迫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再次对一大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基础设施项目慷慨解囊。为了刺激经济，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
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近几年大起大落的行情，使得投资股票市场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相反，拥有房产则成为最合情合理、也是最有利可图的投资。但这最终推高了房产的价格，以至于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主要城市里，一套公寓的价格竟然可以达到一个普通工人20年的收入。
5.中国是否会是经济增长的最后一片领地
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中国同样也不可能维持永恒的增长。但唯一的问题是，它的增长步伐将在何时停止，按什么样的步伐停止，以及它的经济将收缩到何种程度。
不动产泡沫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短期内最大的问题，而且会对整个国家的银行体系造成连锁效应。中央政府则会不遗余力地推动增长，缓解社会压力，这或许还能将泡沫的破裂推迟若干年，但至于这样的努力能否成功尚无保证。
在较长时期内（未来2~10年），中国的能源、人口和环境（水、气候和农业）领域将面临很大的问题。到2016年或2020年这段时间里，如不解决，这些领域的问题将会不断恶化并相互促进。
和任何一个在中国经商的商人谈话，你或许都会听到中国的持续增长将如何不可避免、如何无法阻挡，但光环的背后也隐藏着危机。
我们一直在深入探讨中国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它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者，还因为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尽管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模式略有不同，但是高度的相似性使得认识中国的困境，对理解这些国家的基本战略和缺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很有可能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后一片阵地。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中国同样拥有在老牌发达经济体停止前进脚步后继续增长的动力。一旦中国经济遭遇困境，全球经济加速衰退的趋势将成为不可否认、显而易见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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