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新视野（比较文学名家经典文库）

       丛书宣传语  

集结经典

讲述一个学科成长的历程

真正的书写者，一生也许只为一部书而存在，那是他或她的经典。

那部书将铭刻书写者独有的精神姿态，襟怀、学养、持守与求索，那是他或她与此在与永恒的对话。

本着这样的初衷，我们开始搜求中国比较文学界硕儒时彦们的“那部书”。而这里奉献的就是我们**次的收获。十一位学人，十一部心血结晶，涵盖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日古代文学、英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俄罗斯文学及其文化、中西比较诗学、女性主义诗学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西方神学诠释学、儒家经典与诠释学、翻译研究等领域，折射出一个学科三十年的恢弘历程。

时光永是流逝，我们将与真正的书写者一同寻觅天壤间的那部大书。

 

　　《翻译研究新视野》一书是我国译介学奠基人谢天振教授的经典著作。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备受注目，人文学科出现了“翻译转向”。作为可以滋生很多悖论与理念的领域，翻译研究涵盖理解、诠释、道德、思维和语言的关系以及语际转换过程中的忠实与叛逆，等等。在本书中，作者以广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文化洞察，深入探讨了上述命题，深化了人们对翻译的性质与意义以及译者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的认识和理解。

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代前言）

 

章  当代国际译学研究的趋势

节  西方翻译研究史的回顾与反思

第二节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和两大转向

第三节  俄罗斯、东欧翻译研究的进展

 

第二章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节  翻译研究：比较文学立场

第二节  文学翻译：一种跨文化的创造性叛逆

第三节  翻译：文化意象的失落与歪曲

第四节  误译：不同文化的误解与误释

 

第三章  翻译文学新概念

节  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

第二节  小说翻译：从政治需求到文学追求

第三节  中国翻译文学史：实践与理论

第四节   文学翻译：不可能有定本 

 

第四章  当代文化理论与翻译研究

节  解释学：作者本意和本文本意

第二节  解构主义：对“忠实”翻译观的再思考

第三节  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

 

 

附录

附录一  论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

附录二  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

附录三  论翻译的职业化时代

附录四  谢天振论著选编

 

序 |集结与阅读：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经典（总序·节选）

杨乃乔

按照约定的编辑与出版策略，我们对近37年来能够准确地定位在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下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进行了遴选，批选入了十部专著，作为十位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个人经典给予集结出版。我们在遴选与编辑的过程中，曾得到这十位学者诚恳与无私的帮助。

需要说明的是，这套“文库”仅从过去出版且曾在学界产生过影响的专著中进行遴选，而不再接纳任何在比较文学研究命题下业已出版的论文集。因为显而易见，一位在学术信仰上谨慎且笃实的学者，愿意让自己沉寂在一个相对安静且稳定的时段，就一个论题在文献与理论两个层面做体系性思考而撰写专著，这部专著较之于论文集在逻辑的断片中所给出的阶段性思考要有价值得多。

此次，我们通过遴选与结集出版这套“文库”，在意外的偶然中，对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37年来所行走的学术发展史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反思。

从“文革”结束到当下的37年来，中国学界关涉中外文学及其理论、文献的人文研究及所堆积的出版物在表象上也只能如此繁华了，无论怎样，所出版的专著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当我们以选家的眼光透过虚妄的繁华，希望真正拣选若干部还能够被定义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个人经典的专著时，在遴选的质量与数量上，能够感动我们学术良心的专著居然没有多少部。并且我们特别想说明的是，比较文学研究是一个学科边界开放的学科，所以我们的遴选绝然不是仅仅规限于以“比较”两个字眼儿为自己命题的专著中展开的，因为至少业内学者都知道：“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一部在学科意识上地道且准确的比较文学研究专著往往不需要粘贴“比较”的标签来装饰自己。

我们的遴选涉及了与比较文学交集的相关人文学科及研究领域，本来我们以为能够轻松地遴选出五十种或一百种可以定义在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下所出版的个人经典，结果却多少有些令人失望。我们不禁想在此设问：37年来，中国学者在“学术大跃进”的冒进中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

然而无论怎样，当代中国学界还有依凭自己的学术良心理性读书且执着研究的学者，毕竟我们还是遴选与出版了批结集于“文库”的十部专著，我们还会遴选与出版第二批的十部专著与第三批的十部专著等等，当然，这一切还要取决于中国当代学者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以他们的良心与研究说了算。也正是如此，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史上，这套“文库”批选入的十部专著越发弥足珍贵了起来。

批选入的十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专著至少涉及了以下多元研究方向：如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日古代文学、英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俄罗斯文学及其文化、中西比较诗学、女性主义诗学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西方神学诠释学、儒家经典与诠释学、翻译研究等。

我们从选入专著所涉及的研究方向上不难见出，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为当下中国本土具有国际性比较视域的研究学者打造了一方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开放平台。其实，我们深知这套“文库”的选家策略作为一种立场，实际上，是在为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本质潜在地下定义，如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编纂《文选》那样。

萧统编纂《文选》的选家策略与立场即昭示了那个时代的士人对形式主义审美给予诉求的文学观念，萧统在编纂《文选》时，于经、史、子之外典重于“文”之宏丽的辞藻、和谐的声律与对偶的排比等，这其实是在理论上潜在地昭示了那个时代士人对文学现象及文学本质的定义。一如萧统在《文选序》所言，文学随着时代在改变自身发生与发展的走向，并且在审美本质上的蜕变是难以捉摸的：“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而萧统恰如其分地以选家的策略与立场，把他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与解释定义在形式主义的文学审美风格上，以铸成了操控那个时代的文学理论观念。

需要陈述的是，这套“文库”必然有着选家自身的策略与立场，我们是依据当下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界普遍认同的关于比较文学的学科意识而践行的。其实，否能持有一种当下准确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不陈述这一点，我们必然会遭遇这样的疑问：一般被理解为是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下的专著为什么会被选入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经典文库》？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西方神学诠释学、儒家经典与诠释学、翻译研究等为什么也会选入这套“文库”？等等……谙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及获有准确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学者，往往会就上述疑问的提出者给出自己简洁且友善的建议：不妨去翻阅一下近年来出版的《比较文学概论》，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学科理论与学科意识，作为教材的《比较文学概论》讲述得很清楚了。不错，比较文学研究是一门特别需要准确且地道的讲求学科理论与学科意识的研究门类。

而我们在这里是尊重这些疑问的提出者的，并且愿意简洁地回答个疑问：汉语学者在汉语语境下的世界文学研究或外国文学研究，说的再确切一些，汉语学者在汉语语境下的英国文学研究或爱尔兰文学研究，在学科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研究，无论这些汉语学者栖居在汉语本土是操用汉语作写还是操用外语作写，他们的文化身份、学术视域与价值立场与外域的本土学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差异性。

　　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
　　（代前言·节选）
　　谢天振
　　近一二十年来，我国的翻译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我国的翻译研究中翻译研究的理论意识已经觉醒，这不仅反映在近年来发表在《中国翻译》和《外国语》等杂志和有关学报上的一些文章上，更集中地反映在国内出版界近年来推出的好几套颇具规模的翻译研究丛书上。其中，湖北教育出版社近接连推出的两套颇具规模的翻译研究丛书――“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和“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1]以及一套全面展示翻译家的创作风采的《巴别塔文丛》[2]。前两套丛书不仅对近几十年来英美法苏的翻译理论进展作了相当详尽的评介，而且还进一步推出了国内学者自身对翻译理论的思考。而后一套丛书，即《巴别塔文丛》，则把翻译家译作以外的文章汇编成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集中展示了翻译家作为创作者的一面。此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青岛出版社等近年来也不断有新的译学理论著述推出。这表明，我国学术界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译学研究队伍，译学研究也已初步形成气候。
　　然而，与此同时，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尽管上述译学进展在学术界引起学者们的欣喜，但这种进展相当长时期以来还只是局限在一个并不很大的学者圈子内，并没有在我国的翻译界（遑论整个学术界）引起较为普遍和热烈的反应。比较多的翻译界人士对近年来我国译学研究上所取得的进展取一种比较冷漠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译学研究，或者说得更具体些，翻译的理论研究，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长期以来，我国的翻译界有一种风气，认为翻译研究都是空谈，能够拿出好的译品才算是真本事。所以在我国翻译界有不少翻译家颇以自己几十年来能够译出不少好的译作、却并不深入翻译研究或不懂翻译理论而洋洋自得，甚至引以为荣，而对那些写了不少翻译研究的文章却没有多少出色译作的译者，言谈之间就颇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风气所及，甚至连一些相当受人尊敬的翻译家也不能免。譬如，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翻译家就这样说过：“翻译重在实践，我就一向以眼高手低为苦。文艺理论家不大能兼作诗人或小说家，翻译工作也不例外：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翻译理论头头是道，非常中肯，译东西却不高明得很，我常引以为戒。”[3]
　　之所以造成如此情况，我觉得这与我国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的认识上存在的三个误区有关。
　　个误区是把对“怎么译”的研究误认为是翻译研究的全部。
　　应该说，这样的认识误区并不局限于中国翻译界，它在中外翻译界都有相当的普遍性。事实上，回顾中外两千余年的翻译史，我们一直都把围绕着“怎么译”的讨论误认为是翻译研究、甚至是翻译理论的全部。从西方翻译初的“直译”“意译”之争，到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到前苏联的丘科夫斯基、卡什金的有关译论；从我国古代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依实出华”“五失本”“三不易”等，到后来的“信达雅”“神似”“化境”说，等等，几乎都是围绕着“怎么译”这三个字展开的。但是，如果我们冷静想一想的话，我们当能发现，实际上“怎么译”的问题，对西方来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已经基本解决了，对我们中国而言，至迟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前也已基本解决。目前大量存在的关于“怎么译”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大多是个人翻译实践的体会和经验总结，它们也许能提供一些新的翻译实例和个案，但很少也很难再有理论层面上的创新和突破。因此，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仍然一昧停留在“怎么译”问题的讨论上，我们的翻译研究、尤其是译学研究恐怕就难以取得大的、实质性的进展。前些年，已故王佐良教授曾在一次专题翻译讨论会上说过这样一番话：“严复的历史功绩不可没。‘信、达、雅’是很好的经验总结，说法精练之至，所以能持久地吸引人。但时至今日，仍然津津于这三字，则只能说明我们后人的停顿不前。”[4]王教授这番话的用意，我想决不是要否定严复“信、达、雅”三字的历史功绩，而是希望我们后人能在翻译研究上有所突破。
　　同样，不无必要说明一下的是，我们提出不要一昧停留在“怎么译”问题的讨论上，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或反对研究“怎么译”的问题。其实，“怎么译”的问题今后仍然会继续讨论下去的，而且仍将在我们的翻译研究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这与翻译这门学科的技术性和操作性比较突出这一特点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呼吁不要一昧停留在“怎么译”的问题上，主要着眼于学术层面，是希望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研究者们能看到这个问题所包含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翻译家们对翻译技巧的研究和探讨，这是翻译家们的翻译实践的体会和经验总结，其中有些经验也已经提升到理论层面，有相当的价值，从而构成了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的内容则是一些已经为人所共知的基本道理，只不过是更换了一些新的实例而已，缺少学术价值，像这样的内容也许放到外语教学的范畴里，去对初译者、对外语学习者谈，更为合适。因为对这些人来说，“怎么译”的问题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因此仍然是一个新鲜的、有意义的问题。而对译学界来说，也许从现在起我们应该跳出狭隘的单纯的语言转换层面上的研究，而更多地从广阔的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去研究翻译，这样对中国译学理论的建设也许会更有意义。
　　我国翻译界在对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的认识上存在的第二个误区是对翻译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片面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以为凡是理论，就应该对指导实践有用，所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所谓“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行动”。否则，就被讥之为“脱离实际”，是无用的“空头理论”。对理论的这种实用主义认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国的各行各业，当然也包括翻译界，都已经被普遍接受，并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于是，当我们一谈到理论，人们个反应就是：你这个理论对我的实践有用吗？在翻译界，人们的反应就是：你搞的翻译理论对提高我的翻译水平有用吗？有人就说：“译家不可能因为掌握了现有的任何一套翻译理论或遵循了以上任何一套翻译原则，其翻译水准就会有某种质的飞跃。……如今我国译林之中的后起之秀，可谓人才济济，无论他们用什么翻译理论武装自己，无论他们对翻译的过程、层次有多透彻的认识，无论他们对翻译美学原理如何精通，无论他们能把读者分成多少个层次从而使其翻译更加有的放矢，也无论他们能用理论界近发明的三种机制、四种转换模式把翻译中的原文信息传递得如何有效，他们的译作会比傅雷的高明多少呢？霍克思（David Hawks）与闵福德（John Minford），虽然是西方人士（后者还曾是笔者所在学系的翻译讲座教授），从来就不信什么等值、等效论，他们凭着深厚的语言功底和坚强的毅力，也‘批阅十载’，完成了《红楼梦》的翻译。在众多的英文版《红楼梦》中，他们的译作出类拔萃，在英美文学翻译界堪称一绝。霍克思在他写的翻译后记一书中也没有提到任何时髦的翻译理论，但东西方翻译界和翻译理论界仍然为其译作而折服。由此可见，翻译理论与译作的质量并没有必然的关系。”[5]还有一位自称“在二十世纪出版了五十多部中英法互译作品的译者”也声称：“从实践上讲，西方的‘纯理论’对我完全无用。”[6]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我国翻译界对译学理论的认识也往往强调“来自个人的翻译实践”。在相当多人的潜意识中，总认为只有自身翻译实践过硬的人才有资格谈翻译理论，否则就免开尊口。其实，随着学科的深入发展和分工日益精细，文艺理论家不能兼作诗人、小说家，就象诗人、小说家不能兼作文艺理论家一样（个别人兼于一身的当然也有，但那属特例），是很正常的现象。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原不必苛求。同理，翻译实践水平很高明的翻译家未必能谈出系统的翻译理论来，反之，谈翻译理论头头是道的翻译理论家却未必有很高的翻译实践水平，同样不足为怪。我们有些翻译家，对自己提出很高的要求，希望自己既能“写翻译理论头头是道，非常中肯”，又能“译东西高明”，这当然令人钦佩。以此标准律已，精神可嘉，无可非议，但若以此标准求诸他人，甚至求诸所有谈论或研究翻译的人，那就显得有点苛求，甚至不合情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文学创作界，从来没有听说有哪位作家对文学批评家或理论家说，“我不懂什么文艺理论，我不是照样写出不错的小说来了吗？”更没有哪位学者或大学教师对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含讥带讽地说：“我们的文艺学科的建设不是靠你们这些空头理论文章，而是靠我们的作家的创作。”在语言学界，也从不曾听说有人对语言学家兴师问罪：“我从来不读你们的语言学著作，我说话不照样也很好。你们这种语言学理论对我有何用？”创作了众多不朽世界经典著作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他们其实也没有提到过他们的创作受惠于何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但这是否就可以成为我们否定丹纳、否定别、车、杜或任何其他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理由呢？任何一门学科，如果只有实践而没有理论的提升和总结，它能确立和发展起来吗？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在我国翻译界的某些人眼中竟然成了谬论，这只能说是中国译学的悲哀。我国古代文论家袁枚就说过：“人必有所不能也，而后有所能；世之无所不能者，世之一无所能者也。”[7]由此可见，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有所特长的话，很可能就会在另一方面有所缺失。譬如，有些人抽象思维比较发达，谈起翻译理论来自然就会“头头是道”，而有些人则形象思维比较发达，语言文字修养比较出色，于是文学翻译的水平就比较高。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应该相互宽容，而不是相互排斥或相互岐视。这样，我们的翻译事业才会发达。
　　对翻译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后果：首先是局限了翻译理论的范围，把翻译理论仅仅理解为对“怎么译”的探讨，也即仅仅局限在应用性理论上。
　　翻译理论、尤其是传统的翻译理论，确实有很大一部分内容一直局限在探讨“怎么译”的问题上，也即所谓的应用性理论上。但是，即使如此，在传统的翻译研究中也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怎么译”以外的一些问题，如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语言学家Wilhelm von Humboldt (洪堡)对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有过相当精辟的阐述：他一方面指出各种语言在精神实质上是独一无二的，在结构上也是独特的，而且这些结构上的特殊性无法抹杀，因而翻译原则上就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在任何语言中，甚至不十分为我们所了解的原始民族的语言中，任何东西，包括的、的、强的、弱的东西，都能加以表达。”[8]再如Walter Benjamin（沃尔特·本雅明）还在1923年就已经指出，“翻译不可能与原作相等，因为原作通过翻译已经起了变化”。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既然翻译是自成一体的文学样式，那么译者的工作就应该被看作诗人（按：实泛指一切文学创作者）工作的一个独立的、不同的部分。”[9] Benjamin的话深刻地揭示了文学翻译的本质，并给了文学翻译一个十分确切的定位。这些话至今仍没有失去其现实意义。
　　对翻译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把理论的功能简单化了，使人们以为似乎理论只具有指导实践的功能。其实，理论，包括我们所说的翻译理论，除了有指导实践的功能以外，它还有帮助我们认识实践的功能。辞海中“理论”词条在“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行动。”前面还有这么一段话：“（理论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这就点出了理论的认识功能，即帮助人们理性地认识客观事物，包括人们的实践。这就象语言学理论一样，语言学理论的研究虽然不能直接提高人们的说话和演讲水平，但却能深化人们对语言的认识。
　　这里我们也许还可举一个译学研究以外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在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那篇文章在我国译界的某些人看来，恐怕也难逃“空头理论文章”的“恶谥”，因为那篇文章的作者既没有管理过一个企业、乡镇、城市，也没有管理过整个国家的经历，更遑论有何“业绩”。套用到翻译界来的话，也即此人既没有翻译的实践，翻译水平也乏善可陈。但众所周知，尽管这篇文章没有具体阐述如何管理厂矿企业，如何治理城市国家，但正是这篇文章改变了我们对向来深信不疑的“两个凡是”的盲从，从而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理论的认识作用及其巨大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翻译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之相仿。譬如George Steiner(斯坦纳)在《通天塔》一书中提出的“理解也是翻译”的观点，认为“每当我们读或听一段过去的话，无论是《圣经》里的‘列维传’，还是去年出版的畅销书，我们都是在进行翻译。读者、演员、编辑都是过去的语言的翻译者。……总之，文学艺术的存在，一个社会的历史真实感，有赖于没完没了的同一语言内部的翻译，尽管我们往往并不意识到我们是在进行翻译。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我们的文明，就因为我们学会了翻译过去的东西。”[10]这样的观点不仅扩大了、同时也深化了我们对翻译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