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0250980
500年前中国的尼采
颠覆假道学 释放真性情
大陆“中国哲学身体维度”研究开创者
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 身体哲学分会主席
西安交大二级教授、博导 张再林 作品
本书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对中国晚明时代*为伟大的思想家李贽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全新的梳理和发掘，系统全面而又简明扼要地展示了李贽独到的学术眼力和超拔的理论建树。
本书不仅在基本出发点、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方面有比较重大的突破和创新，也由此而突出揭示了以往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特别是李贽研究所忽略的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方面，比如李贽名为反儒实为尊儒，为“名教”正 “名”，认为真正的“好名”稀世难找。
本书尝试用游记文学体的方式进行写作，融情于景、夹叙夹议，在严肃的学术著作写作方式上进行了创新。
目录
第一章 作为“行为艺术家”的李贽 7
第二章 作为“情圣”的李贽 20
第三章 作为“解构大师”的李贽 37
第四章 作为“后后儒者”的李贽 53
第五章 作为“名教信徒”的李贽 70
附录一：李贽年谱 87
附录二：意识哲学，还是身体哲学 98
——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范式的重新认识 98
一趟不无偶然的途经麻城的列车之旅，竟使我与李贽结下了不解之缘，竟为我打开了自己思想久久关闭的泄洪闸，从中奔泻出滔滔十余万字的我对李贽的书写、我与李贽的交谈。
李贽，无疑是中国晚明时代最为伟大的思想家。梅洛一庞蒂说，人们走进哲学家的先贤祠不是为了理解永恒的思想，只有询问他的生活，真理的声音才能长久地回荡。一如梅氏所说，哲学家之伟大端在于其生命的伟大。对于笃信并躬行原儒“身道”的李贽来说更是如此。
与举世皆是的跪着求生的他的同时代人不同，李贽始终是顶天立地地站着躬迎自己的人生。从他身上，你知道了什么是我们民族永远不屈的脊梁，你发现了子民虽背负着无上皇权的沉重宿命，却从不缺乏人类共同追求的自立自由那种气冲霄汉的精神。
一身铁打的铮铮之骨，并不妨碍他同时身具似水的柔肠。他的一生，既是“不自由，毋宁死”的一生，又是情深义重的一生，以身殉情的一生。这种对情的尤挚，不仅来自一个无比真实的人身上的不可或缺的人性，而且还渊源于以阴阳缠绵为大易之道的中华民族唯情论的文化基因。
他还是一个“像握一把剑那样拿着笔”的人。他的笔不是针对某个人、某个阶级、某个集团，而是锋芒直指与权力结盟的整个社会的“元话语”统治。所以，他的笔锋才是那样的从不躲闪，才是那样的无坚不摧，那样的一剑封喉，以至于使他与千万人为敌而面无惧色，以至于即使面对凛凛我皇杀无赦的威令，他也从不懂得抽身而退，不懂得敛迹和藏锋。
是的，李贽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十足的悲剧性人物。他的书被焚、身被囚，最后手起刀落，喋血狱中。你可以说与强大体制为敌的李贽是不自量力，是以卵击石，但也正是在这种以卵击石的悲剧中，在为我们演绎出李贽惊天动地的不凡人生的同时，使你见证到什么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良心，见证到什么是儒者对“己”坚守的特立独行，见证到什么是人类不可让渡的尊贵人性，还有，见证到什么是个体生命所载有的不可磨灭的族类记忆功能。这种生命记忆功能为李贽铸就了一座直接天际的金字塔，使其身死而名存，使其高山仰止的英名永远被世人传诵。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说，“现实在记忆中形成”。而李贽就属于这种其个体现实能够在人类记忆中复活的人。
这也是一同归于尽的悲剧。马克思说，统治者自身“被他们的统治所统治”。当明统治者把李贽这一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关进铁牢里之时，当明统治者把其“思想奴隶制”制度、把其“阳儒阴法”式的象征性权力推向极致之时，以一种“出乎尔，反乎尔”的方式，他们自身同时也作茧自缚于不可逃逸的重重罗网之中，他们自身同时也成为无人称的体制的供品和牺牲。而一如人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那样，明帝国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其虽贵为天子，却实为傀儡、形同僵尸的个人宿命不正为其明证吗?因此，这种玉石俱焚意味着，我们帝国的皇权统治的丧钟的真正开始敲响，并非黄仁宇先生所说的万历十五年，而更确切地，应定位于李贽为世所不容而最终自刎诏狱之年——万历三十年。同时，这种玉石俱焚意味着，由于他的生命与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血肉相连、息息相关，李贽的名字业已超出了自己，实际上成为我们民族的真正的文化符号，真正的文化象征。
火车在荆楚大地上疾驶。
夜幕下，飞驰的列车离李贽故地渐行渐远，但在我的纷纷思绪中，李贽的身影却依然是那样的紧随不舍、挥之不去：李贽在名山大川中跋涉不已，李贽在书房中奋笔疾书，李贽声震瓴瓦的谈笑声，李贽在自刎后血如泉涌……最后，伴随着“一棒打杀卓吾老，立成万古之名”这一李贽铿锵有力的誓语，所有这些纷至沓来的身影，都齐集而至地烘托出“卓吾”这一无比夺目的名字。这名字像星星一样在荆楚的夜空中闪烁，像碑铭一样镌刻在慕名而来的每一个朝圣者的心里，并犹如点石成金般的使眼前的山山水水成为人们永难忘怀的“名胜之地”。
是的，诚如人们常说，有人活着，但是死了；有人死了，但是活着。而有人之所以虽死犹生，是因为其身死而名存。故人的名字几乎成为生命不朽的代称。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辛弃疾词云“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司马相如也称“身死无名”，既“耻及父母”又“为天下笑”，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古人对“名”的犹如图腾般的迷信，堪比泰山般的敬重。古人是如此，今人也不例外。清明节扫墓，无边的坟冢，林立的墓碑，看不到死者的任何身影，看到的只是死者留在碑石上的名字。参观华盛顿越战纪念碑，碑的设计者匠心独运，碑上并无诸如“永垂不朽”这类称颂的话语，仅刻上密密麻麻而令人目不暇接的美国五万多大兵的姓氏名称，使整个墓碑宛如一本打开了的死者的花名册。然而，追昔抚今，人人都希冀自己身后有名，但其中又有几人能真正做到名垂青史?人人都把自己的名字铭刻在墓碑上，但又有谁能在名的汪洋大海中脱颖而出，使自己的名字深深地铭刻在千秋万代的每一个人的心中?
无疑，李贽却做到了这一点。他不仅使自己真正得以名垂青史，而且使自己的名字愈随着历史的推移，非但没有被人们所遗忘失忆，反而愈令人铭怀追慕不已，愈以其不朽的魅力在人们心中熠熠生辉。下面，我们将和读者一起，追溯李贽人生的“成名”之旅。而这种追溯将使我们发现，李贽之所以得以“成名”，首先得益于他自己心目中对“名”的超乎寻常的无比看重。
作为“一代名士”的李贽，其对“名”的看重是人所皆知的。翻开李贽的著作，他重“名”的言论可谓俯拾皆是。例如，在《永庆答问》里，有一段李贽与人关于“名”之可好与否的对话，以其机锋交驰而令人不忍释读，兹不妨全文录下如次：
李如老论及好名者，且曰：“名不可好。”
卓老曰：“好名何害?好名乃世间一件好事，真好名的那里讨?我看从古大圣人俱以名教率天下，曰名法，曰名理，曰名义，曰名节，种种名称不一，无非所以引诱世人。若没有名，就难处了，何以教化得天下万世?”
如老曰：“太上无名。”
卓老曰：“无名又自更好。无名乃天地之始，谁敢?”
良久，回视诸友曰：“我才说的是狂话，大家莫听。我只重在名教上好。”
这里的李如老即李如真。书中对其生平事迹介绍语焉不详，但从其言语中可知，他与其说是其自称的近溪先生的门人，不如说倒像个泥老庄之语不化的道家信徒。当他拾道家辟名说之牙慧而侈谈所谓“名不可好”时，李贽却正色告曰，“好名”不独无害，且为“世间一件好事”，乃至真正的“好名”稀世难找。作为理论依据，李贽抬出了古圣人“俱以教化得天下万世”的所谓“名教”，以正人们对“名”的视听。无疑，这一“名教”大旗的祭出，对辟名者来说不啻一记闷棍。但如老并不因此而示弱，旋即又推出道家的“太上无名”之说以与李贽的观点分庭抗礼。谁料李贽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老子的教导转告对方，“无名乃天地之始”，又有何人敢以“无名”自称，遂使如老最终无言以对。论末，在对方这门炮筒子“哑火”之后，李贽又以一种“穷寇勿追”架势声称，自己之所以口吐这番唇枪舌棒的“狂话”，并非口出伤人地意欲置对方于死地，而仅仅是为了维护“名教”的正统而已。
在这里，被人目为“名教罪人”的李贽却以“名教”的维护者自诩，这一事实本身就令人称奇，而把所谓的“名教”和人的“好名”联系在一起，这更是奇之又奇，堪称旷古难寻的奇识。我们看到，也正是基于把“好名”和古人的“名教”联系在一起，基于这一把“好名”提到“名教”的高度，使李贽不仅公然地为人之“好名”而正名，而且也使他本人非但不讳言自己“好名”，反而处处当仁不让地宣称自己要生前成名、死后留名，以对名的仰慕并以“好名者”自居，而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千古难遇的“唯名主义”的信徒。
李贽曾在“答袁石公”诗里写道：“多少无名死，余特死有声。只愁薄俗子，误我不成名。”该诗不啻可视为他志在成名的宣言，因为诗中明确宣布，他要从芸芸的无名之辈之中脱颖而出，要掷地有声地死，要使自己的名声誉满人间。类似的说法还可见之于他对汪本钶所说的话。其谓“丈夫生于天地间，太上出世为真佛，其次不失为功名之士。若令当世无功，万世无名，养此狗命，在世何益?不如死矣”。在这里，他对立身成名是如此的看重，以至于在他看来，人苟无名，不仅其命如狗耳，且其生犹死，不如死了反落得个干净。故李贽在与焦弱候的信里宣称：“与其不得朋友而死，则牢狱之死，战场之死，固甘如饴也，兄何必救我也?死犹闻侠骨之香，死犹有烈士之名。”他甚至责怪朋友焦弱候在其危难时救他出险，认为此举误了他“死犹有烈士之名”。此即李贽所谓的目为“至言”的“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所谓的“宁屈而死，不肯俸生。……使我苟不值多事，安得声名满世间乎”?所谓的“一棒打杀卓吾老，立成万古之名”，所谓的“那时名满天下，快活快活”!凡此种种，均表明了李贽是那样的不甘为“无名之辈”，是那样的视名如命，而把成名看作其生命的最高期许和终极追求。
因此，也正是从这种“重名”出发，使李贽不仅对何心隐的“直欲与一世贤圣共生于天地之间”的“生”不无推崇，而且也对何心隐的“烈烈之死”备极顶礼，因为何心隐的死是一种独当“上九”之爻位的死，是一种“人莫不畏死，公独不畏，而直欲博一死以成名”的死，他的死并未因其生命终结而使自己“湮灭无闻”，反而使其英名播扬中国大江南北，使其身载之道深入人心，“真如日月星辰，不可以盖覆矣”。也正是从这种“重名”出发，使李贽对诗仙李白和杜甫始终心怀深深的敬畏，因为诗圣虽然仙逝其诗名却可以永存，在他们的身后为后人留下了千古长在的“太白楼”和“杜陵池”，从而“使楼使池使任城之名竟不能灭也”，使其故地永远成为历史上的“名胜之地”，而让那些“真是与草木同腐”的吾辈为之“可以惧矣”，并终于从中悟到了人的生命可以不朽的真理。同时，也正是从这种“重名”出发，使李贽追随着其同代和前代的“名士”成名的历史足迹，义无反顾地勇赴那种所谓的“荣死诏狱”的不归之旅，因为一如其“得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所说，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明白，“老不老，死不死，于英雄何损”，人生如白驹过隙，肉身终将与草木同化为腐土，英雄的生命却可以以其荣名、英名毫发无损地长存于亘古的天地。
可以看出，李贽这位“名士”所重的名是一种超世俗的、不朽的名，而非一种世俗化的、可朽的名。这种名非但不可以与世俗化的、可朽的名同日而语，反而与之判若云泥、差之千里。而那种世俗化的、可朽的名即当今“名利之辈”所竞相追逐的名，在李贽所生逢的“高官即是仙”的时代，它集中体现为“功名”之名、“仕名”之名，还有被“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的伪道学家们苦于装饰、巧于嘱托的那种道德名义、名节之名。对于这样一些名，李贽对之始终是敬而远之的。在李贽看来，这种名不仅与他所重的名大相径庭，而且以其实际上的“匿名”、 “伪名”“无名”性质，恰恰是对其所重的名的背离，乃至最终成为其埋葬之地，因为这种名既无个人人身人称而言，又无任何人生命之洋溢的流彩异光，遑论什么所谓的“生前身后名”，遑论什么所谓的“名垂青史”，遑论什么所谓的“疾没世而名不称”。
故李贽有“名乃锢身之锁”之说。此语出自《焚书》中的“答耿司寇”一文。从某种意义上，该说可看作是对伪道学家的代表，也即人所谓“天台重名教”的“荆楚名士”耿定向人生哲学的严厉抨击。在该文中，李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耿定向虽作为阳明门人，却以名营私的真实面目。他说：“且东廓先生，非公所得而拟也。东廓先生专发挥阳明先生‘良知’之旨，以继往开来为己任，其妙处全在不避恶以救同类之急，公其能此乎?我知公详矣，公其再勿说谎也!须如东廓先生，终不得也。何也?名心太重也，回护太多也。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公看近溪有此乎?龙溪有此乎?况东廓哉!”在这里，李贽直斥耿定向的软肋为“名心太重”。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名心太重”，使耿定向言不由衷、身不由己，以至于以其对朋友何心隐坐死不救，以其对“良知”背叛和作为名缰利锁的奴隶和牺牲，最终沦为王门弟子中的不肖子孙。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李贽来说，这种“身为名锢”不独体现在伪道学家的身上，甚至连他所敬仰的先师罗近溪、王艮这些“最高之儒”，亦也难以自拔地身陷其中。此即其所谓的“名儒死节殉名”。关于近溪，他说“彼其一生好名”，只是“近来稍知藏名之法”，说其“原是生死大事在念，后来虽好接引儒生，扯着《论语》《中庸》，亦谓伴口过日耳”；关于王艮，他说“最高之儒，殉名而已矣，心斋先生是也。一为名累，自入名纲，决难得脱”。在李贽看来，虽然这些“最高之儒”以其高山仰止的人品，使诸如耿定向这些伪君子不可望其项背，然而，在难脱名网这一点上，二者却不无遗憾地殊途同归了。
因此，对于李贽来说，人人都知古人所谓的“知我者希，则我贵矣”，却又有谁能够做到古人所谓的“遁世不见知而不悔”；老子问“名与身孰亲”，庄子讥“士则以身殉名”，刘禹锡云“哀我堕名网，有如翾飞辈”，柳永曰“向此免名缰利锁，虚费光阴”，古人均视名为锢身之锁，却又有谁能够做到超凡脱俗地不为世俗之名所累。故举目四望，正如李贽发现充斥于世的都是“市道之交”一样，他也发现天下滔滔者皆为逐名之辈，真正能够挣脱名网的人其稀少如黑天鹅。无怪乎李贽认为当今学人的通病是“但知为人，不知为己；惟务好名，不肯务实”，并宣称“超然于名利之外，不与利名作对者，唯孔夫子、李老子、释迦佛三大圣人尔”，也无怪乎李贽在给耿克念的信中写道：“丈夫在世，当自尽理。我自六七岁丧母，便能自立，以至于今七十，尽是单身度日，独立过时。虽或蒙天庇，或蒙人庇，然皆不求自来，若要我求庇于人，虽死不为也。历观古大丈夫好汉尽是如此，不然，我岂无力可以起家，无财可以畜仆，而乃孤孑无依，一至此乎?可以知我之不畏死矣，可以知我之不怕人矣，可以知我之不靠势矣。盖人生总只有一个死，无两个死也，但世人自迷耳。有名而死，孰与无名?”在这封信里，他不仅重申了“丈夫在世，当自尽理”“若要我求庇于人，虽死不为也”这一自己的“一生主意”，而且还由此出发，声称其既不托庇于人，又不托庇于名，而一反其所谓“死后留名”的说法，提出“有名而死，孰与无名”，与众人趋之若鹜的名彻底决裂，为了实现特立独行的自我，甘做无名英雄，即使身后无名也义不容辞、在所不惜。
这样，在我们的面前，似乎出现了一个“出尔反尔”的李贽，一个从“重名”又一变为“轻名”的李贽。但是，一旦我们了解了李贽所重之名与所轻之名分别为什么意义上的名，这一“出尔反尔”之谜也就随之破译了。也就是说，如前所述，李贽所重之名是一种超世俗的、不朽的名，而李贽所轻之名则为一种世俗化的、可朽的名。其名虽同，其指却异，二者不可不辨。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可不看到，虽然李贽所重之名是一种超世俗、不朽之名，这种名却同时又与世俗的、可朽的东西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其最终内在于后者之中，根生于后者之中，二者实际上以其相反恰恰趣其相成。
易言之，正如李贽所真正皈依的佛实际是一种存在主义意义上的佛一样，李贽所真正仰慕的名实际亦是一种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名。所谓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名，即一种“内在超越”式的名。这种名虽然超然物外，同时却深深根植于我们每一人世俗化的生命之中，是对这种生命之固有的有限性的真切而又透彻的体悟的产品。故李贽无比正视和珍重人的生命的有限性。例如，佛家以弃有存空为旨，李贽却破空立有，大讲生命之有的不可承受之重。他说“若无山河大地，不成清净本原，故谓山河大地即清净本原可也”，并言“我所说与佛不同，佛所说以证断灭空耳”，以及宣称“‘天命之谓性’，清净法身也。‘率性之谓道’，圆满报身也。‘修道之谓教’，千百亿化身也”，在李贽的眼里，佛家的“祛身之身”竟成为原儒苦苦执着的身生之道的代称。例如，道家以力辟贪生为业、以羽化成仙为归，李贽却坚持生不可不贪，仙不可为归。《初潭集》的“道学”篇记有：“庄周病剧，弟子对之泣，应曰：‘我今死则谁先?更百年生则谁后?必不得免，何贪于须臾!’”针对庄子这一高论，李贽直批为“道理可厌”。又《初潭集》的“道教”篇记有：“范忠宣云：‘人或勉以摄生，不知假如丁令威千岁化鹤归乡，见城廓人民皆非，纵独存，亦何足乐!’”在范氏这一席话后，李贽欣然命笔作诗曰：“独存何足乐，此语未为非。千岁还故乡，好笑丁令威。”再如，后儒以生命的放任放纵、及时行乐为病，李贽对此不惟不病，反而极尽溢美之颂。在《初潭集》的“酒人”篇中，李贽饶有兴致地为我们描绘了“酒人”张季鹰与人的一段对话：当有人对张季鹰的“纵任不拘”深以为忧，劝告他“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时，其却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李贽不仅对张季鹰这一回答大为欣赏，且写下“正身后名也”这一批语为其身进一步地“正名”。
这种对人的生命固有有限性的正视和珍重，不仅使李贽视佛学所谓的人可以“了生死”之说为荒谬之论，故其宣称“生死相续，无有穷了，正是坐在生死窟中，而谓能了生死，吾不信也”，而且也使“坐在生死窟中”的李贽本人比任何人都强调人应以伤生怕死为正论。故李贽著有《伤逝》篇。在该篇中他提出，“生之必有死也，犹昼之必有夜也。死之不可复生，犹逝之不可复返也。人莫不欲生，然卒不能使之久生，人莫不伤逝，然卒不能止之使勿逝。既不能使之久生，则生可以不欲矣。既不能使之勿逝，则逝可以无伤矣。故吾直谓死不必伤，唯有生乃可伤耳。勿伤逝，愿伤生也”!也即李贽从“生之必有必死”和“死之不可复生”这一事实出发，坚持人与其对业已过去的死悲悼不已，不如哀伤于那转瞬即逝的生的须臾。故李贽告诉其佛门女弟子，不要相信那些“本无生死”的说法，不要以所谓的“无畏于死”自欺欺人，而是要直面我们的“向死而在”的人生。此即李贽所谓的“父母已生后，即父母未生前，无别有未生前消息也。……总无死，何必怕死乎?然此不怕死总自十分怕死中来”，所谓的“学道人大抵要跟脚真耳，若始初以怕死为跟脚，则必以得脱生死、离苦海、免恐怕为究竟”。另外，他还声称“自古唯佛、圣人怕死为甚”，“圣人唯万分怕死”，而所谓“子之所慎，斋战疾”、所谓“临事而惧，若死而无悔者吾不与”这些子慎子曰即其明证，并且声称“若我则又贪生怕死之尤者，虽死后犹怕焚化”，这才使他“特地为塔屋于龙湖之上”，以备自己不期而至、不速而疾的死的来临。
此即李贽的“怕死之尤”之说。而读着李贽这些“怕死”的话语，我仿佛在读着中国版的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读着该书中关于“死之畏”的精彩的议论。虽然，二者一为中国古人，一为西方今人，但他们的观点却是那样的如出一辙，是那样的何其相似乃尔。他们都要求我们直面不可回避、不容躲闪的死的来临，他们都在死的面前战栗不已，他们都把对死的畏惧的体验视为生命的根本体验、把对死的焦虑视为生命的原始焦虑。同时，正如海德格尔对“死之畏”的强调，不是为了让人们躲避、藏身在那些乐不思死的芸芸众生的“常人”里，而是为了从中意识到“不是别人去死，而是自己去死”，意识到“死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从而最终意识到唯有“自己”而非“常人”才是生命最真实的存在那样，李贽亦如此。李贽之强调“怕死之尤”，是为了告诉人们，世间人们借以托庇的一切，无论是财富、权势，还是那些千古传诵的圣人话语，统统都不过是人的“身外之物”，统统都在你死的时候救不了你自己；是为了告诉人们，只有在你面对死亡之际，你才会如醍醐灌顶般地发现，你的死不是属于他人而是属于自己，你的生命最终是一种由你自己去“赤身担当”的东西。同时，这也意味着，只有在你面对死亡之际，你才能在领悟到你自己人身性的独一无二的同时，最终领悟到作为你自己人称性的“名”，并非是一个人人皆有的千篇一律的标签和符号，并非是一个仅停留在称谓上的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以其独特而不可替代，以其自有而真实无欺，而“我名故我在”地使自己生命存在辉不可掩，并使之永远地铭记于人类历史的万古千秋。
“四大无依假此身，须从假处更闻真”，李贽在这首诗里所传达的一种存在主义的“缘在”式的辩证法，对其所理解的“名”同样成立。正如假连着真，死连着生，坟墓连着鲜花，黑夜连着白昼，大地连着天空一样，一个“匿名”的世界连着“真蒙蔽已久的自己的眼睛，在人类的生死簿上，让每一个人第一次发现上面赫然写着我们从来就视而不见的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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