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与教化-阳明后学的政治哲学

正如本书作者所言，真正的哲学家及其思想不仅只属于他们自己生活的时代，而且属于所有的时代。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当下重新展开对阳明后学的政治哲学研究，也有其时代意义。 

阳明后学以王阳明心学思想为宗旨，坚守“良知”的信念，不遗余力的在社会上推行心学教化运动，在晚明思想界和社会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从政治哲学角度看，阳明后学沿着王阳明开创的“化治世为治心”的思路，坚信人内在的道德理性、意志和情感可以成为改造政治社会的力量，认为“良知”可以外化为规范、准则，人们通过“致良知”的道德实践，能够实现“万物一体”的理想秩序，使得“三代之治”的理想社会再次重现。为此，他们崇奉“政学一体”的理念，既为学，又为政；既讲学不辍，又热心的推动社会教化，一方面传播和推广了王阳明的心学，一方面也从为学、为政的实践中落实了他们所信奉的政治哲学思想。在阳明后学的思想和行动中，阳明学派的政治哲学思想得到了深化和发展，是王阳明政治哲学思想的演绎和丰富。

朱 承，1977年生，安徽安庆人。哲学博士，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曙光学者、阳光学者。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思想的研究，著有《治心与治世——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儒家的如何是好》《中国伦理十二讲》（合著）等，另有多篇论文发表于各类学术刊物。

导论  信念政治与社会教化真正的哲学家及其思想不仅只属于他们自己生活的时代，而且属于所有的时代。明代的阳明学派向来被视为心性儒学的主要派别，指的是明代中后期以来，以王阳明为宗主的、以阳明弟子和再传弟子为主要组成人员的一个革新式的儒家思想流派。其为学注重对人的内在心志力量予以开掘，从人的内在性维度来理解世界并赋予世界意义和规则。就儒学发展史而言，王阳明及其学派的哲学思想对明代以后儒家学说的发展影响深远，至今仍然值得反复研究。他们的哲学思想既是思想史上的论题，同时也具有现实的意义。海外阳明学新作《人生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的作者瑞士学者耿宁认为：“王阳明开启了中国在十九世纪末西方文化大举入侵的后一次哲学—心灵活动。王阳明学派在中国是后无来者的。它拥有一大批重要的追随者，并影响了中国明（1368—1644年）后一百二十年里的整个精神文化氛围。”a 耿宁对于阳明学派的历史定位当然符合思想历史的事实，在中国思想史上，对阳明学派地位的判断也大致如此。但耿宁将王阳明及其学派的思想仅定位为“哲学—心灵活动”，这显然是不够的。实际上，所有的儒家学派，无论其理论的表现形式如何，都很难脱离政治的关怀和政治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儒家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派，对于阳明学派思想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在心性层面，还应该从承续儒家的道德政治传统的角度予以阐释。我们认为，除了王阳明本人的哲学里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之外，在他的“重要追随者”那里，也同样体现了这一点。阳明后学奉王阳明思想为基本信念，对王阳明主张的政治理想、政治关怀、政治规则、政治路径等多有发挥，并将这些思想深入推行到社会生活中，教化民众，在明代中晚期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心学”运动。这场“心学”运动，既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推广，也是传统儒学发展到王阳明那里之后的一场社会教化与社会试验的运动。从思想层面上说，阳明后学对于王阳明哲学作了多重维度的发挥，但是根底还是不超出阳明心学的基本范围。因此，阳明后学思想表现在政治哲学层面，大体上是对王阳明政治观念的一些阐扬，他们恪守着心学的基本信念，在社会上开展了一场基于心学的教化运动。那么，在心学的立场上，阳明后学的思想在何种意义上指向了政治哲学层面以及如何指向？他们对于儒家乃至王阳明的道德政治观念作了何种发挥和落实以呼应传统儒家的政治关怀？在政治哲学层面又体现了何种特点？本书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探讨，通过对阳明学派总体特点以及阳明后学部分人物的个案分析，来探讨阳明后学思想中的政治哲学向度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