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2008333
前言
Foreword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
第二节研究意义
第三节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
二、国内相关研究
第四节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一、研究方法
二、研究框架
第二章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分析
第一节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公共物品
二、公共服务
三、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的关系
第二节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与分类
一、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
二、基本公共服务的分类
第三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与标准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
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标准
第四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基础
一、福利经济学理论
二、公平正义理论
三、公共财政理论
四、公民权理论
五、新公共服务理论
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第五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价值
一、实现公平正义价值目标，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客观需要
二、实现包容性增长，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三、实现经济转型的内生动力
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结语
第三章上海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展与问题
第一节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变迁历程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建构阶段（1949～1978）
二、改革开放后至非典危机时期的变革阶段（1978～2003）
三、非典危机以后的均等化阶段（2003～
）
第二节上海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政策的发展历程
第三节上海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新进展：以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保险为例
一、上海城乡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新进展
二、上海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新进展
三、上海城乡养老保险服务均等化新进展
第四节上海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现状考察：以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保险为例
一、上海城乡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比较分析
二、上海城乡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的比较分析
三、上海城乡基本养老保险服务非均等状况考察
结语
第四章上海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障碍与约束因素
第一节上海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的社会政治背景
第二节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一、从失衡走向协调：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嬗变
二、上海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回溯
三、城乡二元结构对上海财政资源分布的影响
第三节公共服务均等化导向的绩效评估体系尚未建立
一、政府绩效评估指标的唯GDP取向
二、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单一，公共服务导向的问责制不健全
第四节上海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存在缺陷
一、税收返还规模偏大且有逆均等化的作用
二、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偏小
三、转移支付的项目不规范，分配不合理
四、对转移支付资金监管不力
第五节基本公共服务相关法律制度缺失
结语
第五章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国内外实践探索与经验借鉴
第一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国际视角与启示
一、美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践探索
二、英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践考察
三、澳大利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践考察
四、韩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践探索
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国际经验总结
第二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国内探索与经验
一、北京市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探索及成效
二、成都市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探索与成效
三、国内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借鉴
结语
第六章上海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
第一节制定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规划和实施方案
第二节推动政府转型，健全公共财政制度
一、规范政府间事权财权分担机制
二、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支出结构
三、推动财政管理民主化，提高其运行透明度
第三节健全均衡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一、降低税收返还资金的规模，直至取消
二、稳定市对区县转移支付资金来源
三、进一步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
四、完善“区县结对”对口支援制度
五、健全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管机制
六、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制度
第四节改革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
一、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参与供给体系
二、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均衡分配体制
第五节强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配套制度建设
一、健全以均等化导向的政绩评价制度
二、建立严格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责机制
三、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加强对基层政府的民主监督
四、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治化建设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焦点问题，也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孔凡河副教授的《上海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以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为个案，对上海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如何破解进行了深入系统地探讨，选题视角独特，立意新颖。作者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国内外研究动态比较熟悉，对上海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现状与相关文献和数据资料有比较全面的掌握。该项目以上海八个中心城区和九个郊区（县）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情形为对象进行深入比较，并将上海与部分发达国家地区及国内一些中心城市的均等化实践进行对照，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对丰富和发展公共管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该研究对上海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如何公平配置具有一定的咨政参考意义。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朱学勤
孔凡河博士从事政府治理研究已经数年，具有扎实的专业水平和科研能力。《上海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的成果充分表现出其学术功底的扎实和见解的独到。近年来，中央一直在强调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重要体现。上海是中国*的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作者以上海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选题进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该研究成果材料翔实，新颖权威，使用得当。框架合理，结构严谨，逻辑缜密。成果的主要观点准确科学，具有独到见解，对行政管理学和政治社会学等学科发展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同时，该成果对上海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创新社会治理，实现社会公正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总之，该课题研究成果的问世，必将有利于推进国内大都市政府治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何平立
当前我国已步入了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格局重构的社会转型时代，利益关系协调与否的首要价值取向就是社会公正。而社会公正取决于制度公正，制度公正不仅是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也是和谐社会的价值依归。与经济建设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相比，我国政府在社会建设方面的作为则相形见绌。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不仅总量不足、质量偏低，而且空间、人际间分布不均等，难以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也难以保障经济社会的平稳转型和永续发展，社会不公问题日渐凸显。相关研究表明，我国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脱节的程度极其严重。国内外学者按照经济增长速度和城市化水平差距这一单纯的经济学方法进行估算，2010年我国社会结构比经济结构至少落后15年。然而，从社会体制实际运作的情况来看，目前我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差距应该在20年以上。我国的社会体制框架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但迄今为止，其运行方式并未从根本上得以改变。从定性角度分析，我国的经济结构已达到工业化中期和市场经济初期，而社会结构依然停留在工业化初期和计划经济时期，二者之间严重不相匹配。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增长与社会建设脱节诱发的各种矛盾日益加剧，一系列社会不适应症随之而来，突出地表现为社会不公，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区域差距和群体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数远超国际警戒线，社会风险集中爆发。这表明，加快推进社会建设，大力促进社会公平已刻不容缓。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跨越的转型时期，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加强社会建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社会现实意义。
第一节研究背景
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后，我国社会已由生存型阶段步入了发展型阶段。广大人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对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全面快速增长，需求结构面临战略性升级。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奉行“一国两策”“城乡分离”的政策，加之政府转型相对滞后，尚未很好地履行其应有的公共服务职能，造成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在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明显不均。一般而言，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远远高于落后地区，而且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区域的居民要承担许多本应由政府承担的支出，致使落后地区的经济负担进一步加重，挤压了其他消费支出，进而影响经济转型，形成贫困和落后的“恶性循环”，导致我国的社会贫富差距远远超出了合理限度。国际上一般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社会贫富分化的指标。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于1922年提出的测定收入分配差异和公平状况的分析指标。它是一个在0～1之间比值。这个比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基尼系数低于0.2，收入分配属于绝对平均；基尼系数高于0.2低于0.3，收入分配相对平均；基尼系数高于0.3低于0.4，收入分配比较合理；基尼系数高于0.4低于0.5，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基尼系数超过0.5，则收入分配悬殊。一般将0.4作为收入分配的国际警戒线。基尼系数超过0.4意味着贫富差距过大，容易使人产生相对剥削感，诱发群体性事件，削弱政府公信力，威胁社会稳定。
西方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大都较低。日本在0.25左右，德国约为0.3，美国略超0.4国际警戒线。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大都在0.4左右，只有极少数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5甚至0.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基尼系数远超发达国家和同类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居于较高水平，社会贫富分化形势严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4年8月25日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贫富不均日趋严重。1995年中国财产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则飙升至0.73。社会1%的顶层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25%的底层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尽管官方和专家的统计数据存在一定出入，但目前中国贫富差距过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夫威茨给予了中肯的分析，“首先是教育、医疗保障、其他资产和机会分配的不公平，才导致了收入差距的增大。”
2010年2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研究室，就“医疗卫生”“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等若干民生重点领域的公共服务水平，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全国13个城市发起调查。结果表明，目前我国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即便是满意度最高的义务教育公共服务，面临的挑战依然艰巨。调查显示，共计69%的参访者认为当前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和“严重不公平”；“阻碍教育公平性”的主要原因（多选）则被认为是“基础教育发展不平衡”（62.2%）、“地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62.1%），及“学校录取制度不公平”（59.2%）。这说明，在当今社会中，还有很多人被排除在公民基本权利之外，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到了较大限制。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在任何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都在所难免，但这种差异不能无限制扩大，否则，不仅会违背社会公平正义原则，而且还会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永远铭记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那句经典名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成果如果不能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将是不得人心的，甚至是有风险的，因为它必定将威胁到社会稳定。在任何社会里，不平等从来就是社会不满的根源，严重的不平等都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这些年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高发，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人们普遍有一种“相对剥夺感”，都觉得自己受到了非公正的待遇。因此，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差距悬殊，一些困难群体不能充分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和潜在危险因素。为了使人们都能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并从中受益，最终实现改革发展的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令人庆幸的是，党和政府已意识到强化公共服务职能、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遂提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目标。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十二五”时期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把“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重大政策导向，要求逐步缩小城乡区域间人民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差距，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可以说，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虽然上海是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但目前上海地区发展水平仍不平衡，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十分明显。仅就中心城区而言，上海素有“上只角、下只角”的说法。“上只角，下只角”的形成与划分与租界有关。历史上，上海有过公共租界、法租界和不属于上述两个租界的中国地界。租界地域范围主要包括徐汇、卢湾、静安、黄浦。具体而言，就是从外滩开始、苏州河南岸东西向的淮海路、南京路、延安路以及周边街区，加上虹口的四川路沿线。上海人通常称之为“上只角”；而租界以外的闸北、杨浦、南市、普陀、虹口、长宁等传统制造业集聚的地区，则被称为“下只角”。“上只角”与“下只角”的区域划分，没有明确的界限，老上海们对某些“中间”地区到底是否属于某只角，也存在分歧。尽管那是殖民地文化遗留下来的历史痕迹，但直到今天这种“地倾西南”的现象仍在延续。一些处在偏远或所谓“下只角”地区的市民，常常感叹好学校、好医院、好的文化设施“看得见、够不着”。就其本质而言，“上只角、下只角”这种地区文化，折射出的是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不均等。如果把上海的郊区纳入我们研究视野的话，问题就更为严重。上海城乡（中心城区与郊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的情况尤为明显，郊区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的问题很突出。这种情形不利于上海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和“四个中心”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不利于上海的社会和谐稳定。鉴于此，2005年上海市制定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其中。总的来说，在“十一五”时期，上海的基本公共服务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践既有政策指导，也有配套措施；既有总体目标，也有具体目标；既有定性要求，也有数量分解。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域和人群覆盖范围越来越广泛。从最初的中心城区到农村郊区，逐步推进区域之间的均等化；从城镇人口到农村人口，逐渐实现个体之间的均等化。
尽管上海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明显成效，市民受益面越来越广，受益程度越来越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在全国居于前列，但是，上海中心城区与郊区（县）之间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扭转。于是，上海市“十二五”规划纲要又明确提出，坚持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之路，构筑城乡协调的发展格局，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逐步扩大多领域、多层次、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均等化水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最核心的内容，而养老保险又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因此，本书以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为个案，以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保险这三项最基本、最核心的公共服务为视角，深入探讨上海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的现状、全面剖析上海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的体制机制瓶颈，深刻总结国内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成功做法和有益经验，努力探寻上海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理路和主要突破口，为上海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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