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十大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文丛）

这套“马克思主义研究文丛”，按照相同主题不同观点、不同主题相互激荡的对话原则，精心挑选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等全国著名高校老、中、青三代马克思哲学研究专家、团队的代表性作品，不仅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中国纪念，而且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同时是学术梳理、理论创新、科学实践的重要参考。

本书荟萃了王东教授50多年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学术成果精华，通过全面梳理马克思的理论，分三篇十章，作者认为，正是恩格斯所言的马克思“两大发现”，标志着马克思理论创新的两次飞跃，加上“《资本论》续篇”的晚年文本群，构成马克思理论创新的三个阶段十大理论创新，由此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

王东，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室原主任，资深教授。000年担任北大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室主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北大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任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列宁思想研究会会长

上篇

19世纪40年代哲学创新

——马克思理论创新次飞跃

章  实践观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创新起点 3

第二章  新唯物主义世界观 ——1845年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新世界观萌芽 37

第三章  唯物史观——《德意志意识形态》章原生态新解读 60

中篇

《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理论创新第二次飞跃

第四章  三大社会形态论——《资本论》经一手稿《1857-1858年手稿》的五大哲学创新 78

第五章  科学、技术、制度综合创新论 ——1861至1863年《资本论》第二手稿新发现 95

第六章  “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 ——《资本论》中蕴涵的现代史观 140

下篇

作为《资本论》续篇的晚年文本群——马克思理论创新的晚年升华

第七章  世界史观——马克思晚年思想升华 180

第八章  国家观 ——重新发现马克思理论创新的一条红线 238

第九章  马克思价值观十大创新 ——《资本论》哲学底蕴新发掘 296

第十章  马克思人类解放、自由个性观 ——21世纪创新理论首要源头与哲学基础 321

第3节 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现代史观的系统结构对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现代史观，对其总体结构、哲学底蕴，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探究的。而从人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的特定视角来看，劳动、资本、国家的三元结构论，则是把握马克思现代史观的一把钥匙，甚至是不二法门，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比拟、不可超越的独特理论意义。怎样才能按照马克思思想轨迹，来把握“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作为理解其现代史观的思想红线呢？让我们不妨先“回到马克思”，重温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三个阶段，从而更好地把握其现代史观中“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阶段，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为《资本论》写出了初三稿，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8年《共产党宣言》——1849年《雇佣劳动与资本》，思想主线是“劳动与资本”二元结构论，国家只是潜在的第三项。1842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一开始走上社会，碰上的就是现代社会三元结构、三者关系的疑难问题：普通劳动者——土地与林地所有者（资本）——国家机构。他是为解决对黑格尔国家观、国家理性论的根本质疑，才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加上同期写成的《詹姆斯·穆勒一书摘要》，堪称是《资本论》创作的初稿，“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成为贯穿整个巴黎手稿的思想主线。笔记本的头三个小标题就是：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提出“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后落脚到“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上来。而在穆勒一书的摘要中，一开头就提到，“劳动从资本那里得到的这些东西就是资本本身”，“文明社会，‘工人和资本家是两类不同的人’”。 1848年初写成的《共产党宣言》，在恩格斯执笔写成的头两稿《共产党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的基础上，一针见血，一下子就把“无产者与资产者”的矛盾，作为现代化时代的主要矛盾。《宣言》章的题目，就是《资产者和无产者》，一开头就断言：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雇佣劳动与资本》，则是马克思次公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原来是1847年底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作的几次讲演，从1849年4月5日起，以社论形式陆续发表在《新莱茵报》上。《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个标题，以画龙点睛的方式，抓住了那个时代的主要社会关系、主要阶级矛盾，作为“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 “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1844）；《资产者和无产者》（1848）；《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1849）。这三个提法之间虽有一点微妙差异，但总的来说，大同小异，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对现代历史基本矛盾的总体把握，尚处于“二元结构论”的理论框架，“国家”只是潜在的第三项。第二阶段，在写作《资本论》大手稿《1857-1858年手稿》导言尾声之处，马克思首次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五篇构想”；1858年2月22日致拉萨尔信中又提出大同小异的“六册计划”，其共同的、崭新的特点，就是把“国家”纳入系统结构，从而构成“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并在其基本完成第二大手稿《1861-1863年手稿》之际，1862年12月底，终明确全书将以《资本论》为正标题出版，更加突出现代史观这个核心范畴的中心作用。在1857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洪水到来前夕，马克思立志要把自己经济学研究成果加以系统化总结概括，推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因而写成《导言》。在1857年8月23日前后写成的这篇导言，首次提出“五篇构想”，不仅肯定了“劳动”作为起点范畴、资本作为中心范畴的地位作用，而且把国家作为第三大基本范畴补充进来，因而首次形成“三元结构论”现代史观基本思想：十七世纪经济学家无形中是这样接受国民财富这个概念的，即认为财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的，——这种观念在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部分地保留着。这是一种还不自觉的伪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把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把现代国家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信用）。（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 在《1857-1858年手稿》的《货币章》结尾，马克思再次阐发了“五篇构想”的内在逻辑、总体思路，头两篇分别讲体现在商品货币中的劳动活动，市民社会层面的资本运动，从第三篇开始上升到国家层面，以国家范畴为基本内核，展开后三篇：在考察交换价值、货币、价格的这个篇里，商品始终表现为现成的东西。形式规定很简单。我们知道，商品表现社会生产的各种规定，但是社会生产本身是前提。然而，商品不是被设定在这一规定上。事实上，初的交换也只是表现为多余的产品的交换，并不涉及和决定整个生产。这是一种处于交换价值世界之外的总生产的现成的多余产品。即使在发达的社会中，这些多余的产品同样会作为直接现成的商品世界而出现在社会表面上。但是，商品世界通过它自身便超出自身的范围，显示出表现为生产关系的经济关系。因此，生产的内部结构构成第二篇。[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上的概括构成第三篇。[生产的]国际关系构成第四篇，世界市场构成末篇；在末篇中，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表现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于是，世界市场又构成总体的前提和承担者。于是，危机就是普遍表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式。 1858年3月22日致拉萨尔信中，马克思又在“五篇构想”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六册计划”，只是就前半部分怎样讲经济学基本原理，在逻辑结构上作了某些微调，从第三部分起转入国家、国际关系、世界市场与国家体系，则保持不变：叙述（我指的是叙述的方式）是完全科学的，因而按一般意义来说并不违犯警章。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结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 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开头，马克思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自己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六册计划”，并把前三项与后三项作为两个层面、两大部分，在这一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从《资本论》到《国家论》，《资本论》与《国家论》成为两大焦点问题，构成其正副主题：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度、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 “资本”范畴，在马克思这里的地位，是逐步上升的，先后登上三个台阶：个台阶，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和1849年《雇佣劳动与资本》，“资本与劳动”成为其唯物史观、现代史观两大基本范畴：第二个台阶，在《1857至1858年手稿》导言中，马克思更进一步揭示了“资本”范畴的中心地位，“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第三个台阶，在1862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信中提出，全部手稿“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至此，资本更成为其政治经济学中心范畴，不仅是经济学基本范畴，而且是重大现代哲学意义的哲学范畴。第三阶段，1878年以后，由于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实行“反社会党人法”，《资本论》第二、三卷出版受阻，马克思则借机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新变化的新探索，为今后写出“《资本论》续篇”，而作了系列性的晚年笔记，国家、国家体系问题研究明显加强，更有力地证实，“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构成了《资本论》逻辑体系的深层结构。晚年马克思文本群的主体部分与思想重心，是为写出“《资本论》续篇”而作的四组笔记札记，或叫四组准备材料。组：《国家与文明起笔记》；第二组：《国际关系与世界历史笔记》；第三组：《俄国与东方发展道路笔记》；第四组：《哥达纲领批判》及西方发展道路笔记。提出“马克思晚年四大笔记”——为写出“《资本论》续篇”而作的四组准备材料，意在强调晚年马克思笔记与文本，不是单一的，不是只有一篇或一组，而是多样的、丰富的，具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简要地说，其主体内容是“一个主题，四组笔记”。下面，先让我们对“晚年马克思文本群”的基本内容，做些简要梳理。组：《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我们认为，晚年马克思不仅没有中断或放弃《资本论》创作，而且有从“四卷构想”向“六册构向”复归意向，“资本论——国家论——生产关系国际化——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是其走向新综合的新轨迹。因而从《资本论》到《国家论》是其思想发展的必然逻辑，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国家的本质问题，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这组笔记的思想主旨，应称做“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第二组：《国际关系体系——世界历史笔记》这组笔记共包括4个笔记本，构成一个个整体。马克思没有命名。恩格斯给它加的标题是《编年摘录》，或叫《编年大事记》，ChronlogicheAusztige。前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1938—1946年间，把它编入《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ⅤⅦ、Ⅷ卷，题目为《历史学笔记》。中文译本目前也用了《马克思历史学笔记》这个题目（1992，2005）。MEGA2打算把它编入第4部分笔记的几乎后一卷，第31卷。整套笔记篇幅巨大，共545页，翻译成汉字约180万字左右。为了准确地再现其独特研究对象与思想主旨，这里称之为《国际关系体系——世界历史笔记》。马克思笔记主要利用的底本，是德国历史学家施洛塞尔的18卷本的《世界史》，也有助于证实这一点。对于这组笔记的主题、主线、主旨，至今研究仍很不够，却又众说纷纭。实际上，我们按照马克思基本思路，可以初步理出基本头绪来：第1册笔记的起点是公元前93年，罗马公民权的扩大，以罗马帝国与地中海为中介，古代西方世界国家体系、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第4册笔记的终点是1648年，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以神圣罗马帝国为核心的古代西方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体系走向瓦解，以德、法、英、俄、德等主权国家为主体，近代世界历史上的国际关系体系形成雏形。贯穿其中的一条思想主线，是怎样从以神圣罗马帝国为代表的古代世界历史的国际关系体系，走向神圣罗马帝国崩溃，近代世界历史的国际关系体系生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形成。这里的终点，正是《资本论》逻辑的历史起点、历史前提。马克思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笔记呢？许多人感到大惑不解，其实理解这一点的钥匙就在《资本论》体系构想中。其初从“五篇构想”到“六册构想”的研究思路，都是“资本——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从《资本论》过渡到《国家论》，再过渡到《国际贸易论——生产的国际关系》。马克思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经济学称之为“政治经济学”？这里的“政治”，实质上主要指的就是“国家”，把“国家”列为“劳动与资本”之后的第三大基本范畴，完全是其中的题中应有之义。把国家列入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序列，不仅仅传承了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到穆勒的英国政治经济学主流传统，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更集中反映了德国人对政治经济学思想主旨的独特理解，对国家的特别关照、特殊重视。国民经济学是当时德国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称作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概念。德国人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国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和手段来管理、影响、限制和安排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从而使人民获得福利的科学。因此，政治经济学也被等同于国家学（Staatswisseneschaft）。英国经济学家亚·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的科学。随着斯密主要著作的问世及其德译本的出版，在德国开始了一个转变思想的过程。有人认为，可以把斯密提出的原理纳入并从属于德国人界定为国家学的政治经济学。另一派人则竭力主张把两者分开。路·亨·冯·雅科布和尤·冯索登在1805年曾作了两种不同的尝试，但都试图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形式来表述一般的经济原理，并都称其为“国民经济学。” 1841年，弗·李斯特（1789-1846年）发表了其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主张考虑到德国国家特点、民族利益，实行国家干预，建立以保护关税为基础的经济同盟。综上所述，以“劳动、资本、国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现代史观的系统总体结构，既是亚当·斯密以来英国古典经济学发展的必然逻辑，又反映了德意志民族对政治经济学与国家问题密不可分的独特理解，更集中表现出马克思上下求索40年的独特理论创新、哲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