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0801959
以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为代表的教育家；以陈独秀、胡适、鲁迅、辜鸿铭为代表的思想家；以冯友兰、傅斯年、梁漱溟、汤用彤、梁实秋、林语堂为代表的文学家；以陈省身、华罗庚、叶企孙、陈克恢为代表的科学家……这些大师和他们的学术成就，为后人树立起一座座的丰碑。
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个团体作为这个大师云集、百家争鸣、精彩纷呈的时代标志的话，那恐怕就非北京大学莫属了。
当代青年无缘民国那个动荡的时代，这是读者的幸运，但无缘北大那个大师云集的时代，则是读者的不幸。
现而今，民国已经过去数十年，我们迎来了更加富强的新中国。假设，你能够生在民国，可以学在北大，那么你是否会为能亲眼目睹一个个大师而欣喜？是否会为大师们的风采所折服？是否能够为有幸成为北大莘莘学子中的一员而激动？
人生没有假设，但好在文字是不会湮灭的，读者无缘大师的年代，而我们仍然保留着大师的智慧。今天，就让我们回到民国时期的北大课堂，去看一看大师们是如何传道授业解惑的，体会大师的言传身教，重温那个青春激荡的岁月。
堂 蔡元培讲包容的气度
就任北大校长演讲 / 2
兼容并包，就是求同存异 / 5
雅量是成熟的标尺 / 7
看人要先看其优点 / 10
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 / 12
得饶人处且饶人 / 14
少一点苛求，多一点鼓励 / 16
欣赏别人，而不是挑剔 / 19
面对刻薄的人，更应懂得宽容 / 21
以惠我之心惠人，以责人之心责己 / 23
第二堂 胡适讲道路的选择
致毕业生的一封信 / 28
选择往往比努力更重要 / 34
不同的选择造就不一样的结果 / 36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 38
放弃也是一种选择 / 40
当断则断，不断自乱 / 42
决定的事情就立即去做 / 44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 47
适合自己的才是好的 / 49
第三堂 季羡林讲人生的境遇
困境是人生的特殊滋味 / 54
珍惜人生的每一种滋味 / 56
尽人事再听天命 / 59
像水一样柔，也像水一样强大 / 61
遗憾未必不是一种幸福 / 64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 66
福中有祸，祸中有福 / 68
成功不必在我，只要尽心就好 / 71
第四堂 傅斯年讲乐观的心态
在北大学生活动中的檄文 / 76
人生的精神是乐观 / 78
身处谷底，每一步都是向上的 / 80
心中有阳光的人，到哪里都是春天 / 83
能找到理由悲伤，就一定能找到理由快乐 / 85
莫名其妙的攻击其实是一种恭维 / 88
愁苦的情绪是套给自己的枷锁 / 90
落下井的石头是可以用来垫脚的 / 92
笑容是战胜一切的武器 / 94
第五堂 冯友兰讲精神的境界
人生的境界 / 98
多一些责任，少一些自私 / 100
别人的恩泽要永远牢记 / 102
常怀感恩心，一生无憾事 / 104
多给予少索求 / 107
享受朴素的生活 / 109
告诉眼前人，他对你很重要 / 111
活在当下，珍惜现在拥有的 / 113
第六堂 鲁迅讲坚韧的意志
1927年的公开演讲 / 118
无力感，不是你颓废的理由 / 122
被击倒一百次，站起一百零一次 / 124
愤慨不公平，只会成为你进步的障碍 / 126
嚼得菜根百事可成 / 129
克制是一种境界 / 131
既在矮檐下，低头又何妨 / 133
惧怕困难，只能被困难击垮 / 135
逆境和挑战能激发生命的力度 / 137
第七堂 梁漱溟讲认识自己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 142
吾日三省吾身 / 144
虚心接受善意的忠告 / 146
善于倾听反对意见 / 148
不做别人的翻版 / 150
准确认识自己 / 153
本色出演，做好的自己 / 155
第八堂 陈汉章讲责任与担当
北大讲义 / 160
做人之本 / 161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 163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 165
使命感是一代人的灵魂 / 167
没有人可以孤僻冷漠地活着 / 170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 172
发下的誓愿，死也要兑现 / 174
第九堂 蒋梦麟讲学习的意义
论北大之精神 / 178
书中自有千钟粟 / 180
尽信书不如无书 / 181
知识本身不是力量，会用知识才是力量 / 183
读书不思考，好比吃饭不消化 / 185
坏书如坏友 / 187
学会莫如会学 / 189
不止在学校学，更要在生活中学 / 191
学习不会创造，模仿抄袭一生 / 193
第十堂 梁实秋讲生活的情趣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 196
爱情不是生活的点缀 / 198
为平凡的生活增添一抹浪漫气息 / 200
说话是一种艺术 / 202
生活要过得有滋有味 / 204
简朴生活仍可过得精致 / 206
有兴趣爱好，才有生活 / 209
不要成为索然无味的人 / 212
第十一堂 汤用彤讲做人的涵养
谈文化涵养 / 216
以德报怨的力量 / 219
经得起激，抑得住怒 / 222
小不忍则乱大谋 / 224
控制自己，才能控制别人 / 226
不为烦恼所惑，不为环境所扰 / 228
理性妥协是一种涵养 / 230
遇喜不亢，恭谨谦卑 / 232
民国是一个异彩纷呈的时代，清末、北洋、国民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禁锢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共和之路在探索中前行，思想解放，学术自由，各类豪杰层出不穷，社会氛围风云诡谲，贩夫走卒都能登上历史的舞台。
民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打开了思想和文化的国门，中国青年不仅迎来了西方的思想改造，传统的中国文化也在抗争。东西方文化大碰撞在中华知识分子中间展开，旗手们擎起一面面鲜明的文化大旗，整个社会被卷入一股思潮当中。
民国是一个大师云集的时代。近代中国的国门被开，迎进来的是枪炮、财货、思想浪潮，也送出了一批批有志青年。下东洋、下南洋、下西洋的有志青年学成归国，投身于民国的各个领域，加上中华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人才，形成了一个属于大师的时代。
以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为代表的教育家；以陈独秀、胡适、鲁迅、辜鸿铭为代表的思想家；以冯友兰、傅斯年、梁漱溟、汤用彤、梁实秋、林语堂为代表的文学家；以陈省身、华罗庚、叶企孙、陈克恢为代表的科学家……这些大师和他们的学术成就，为后人树立起一座座的丰碑。
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个团体作为这个大师云集、百家争鸣、精彩纷呈的时代标志的话，那恐怕就非北京大学莫属了。
北京大学自1898年创立，迄今已经屹立百年，它见证了中国近代的沧桑，也亲身经历了民国大时代，从北大开启的新文化运动更是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民国大时代中，北大云集了各领域多的大师。北大是所有中国有志青年心中的圣殿，是每个求学者梦寐以求的地方，很多人为北大一而再再而三的投考，甚至以旁听、借读的方式留在北大，只为能沐浴这些大师的智慧。
当代青年无缘民国那个动荡的时代，这是读者的幸运，但无缘北大那个大师云集的时代，则是读者的不幸。
现而今，民国已经过去数十年，我们迎来了更加富强的新中国。假设，你能够生在民国，可以学在北大，那么你是否会为能亲眼目睹一个个大师而欣喜？是否会为大师们的风采所折服？是否能够为有幸成为北大莘莘学子中的一员而激动？
人生没有假设，但好在文字是不会湮灭的，读者无缘大师的年代，而我们仍然保留着大师的智慧。今天，就让我们回到民国时期的北大课堂，去看一看大师们是如何传道授业解惑的，体会大师的言传身教，重温那个青春激荡的岁月。
本书遴选了一些在北大历史和民国历史上享有极高声誉的大师蔡元培、胡适、季羡林、傅斯年、冯友兰、鲁迅、梁漱溟、陈汉章、蒋梦麟、梁实秋、汤用彤等，将这些大师在人生哲学方面的言行和学问进行分门归类，以期为后人保留下一份珍贵的回忆，用大师的智慧，启迪我们的人生。
第二堂 胡适讲道路的选择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笔名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近现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红学家，民国中后期重要的士林领袖。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师从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52年返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北病逝。
致毕业生的一封信
1932年夏，北京大学有一批学子要走出校门，面对着陌生的社会，这群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既兴奋又有些彷徨，他们不知道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前途，不知道路该走向何方。为此，有不少人求助于当时在北大师生中人望很高的胡适。
此时的胡适已经身为北大文学院院长，并兼任国文系主任。对于年轻人的求助，胡适向来是不吝赐教的。为了帮助毕业生认清未来，胡适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在北大公开发表，很多人就是从这篇文章中，看到了选择对于人生的重要性。文章内容如下：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有很多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地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困难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两个典故都出自通俗小说（《西游记》和《三国演义》）。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人生的道路上满是陷阱，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此段讲社会往往不能给我们做学问的环境。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此段讲理想容易幻灭，人便甘心为现实奴役。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以，梁漱溟先生自认是“问题中人”，而非“学术中人”。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惜当时青年人的问题是养家糊口，生存都是难题，遑论其他？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地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葛理略（Galil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
所从事的职业往往并不能满足个人的志向，如果这份职业既轻松又赚钱，那么胡适的建议倒也不错。但当时的情况是“毕业即失业”，职业尚无，哪里能有“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思想主义。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意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玩意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
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功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今通译“费希特”，社科院哲学所梁志学先生译有《费希特选集》（已出至第五卷）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菲希特死的时候（1814），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
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初涉人世的青年都有的想法，但现实往往是劳而无获，因此理想也就丧失，心灵也就麻木了。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
这个例子无数次地被胡适用来证明“科学可以救国”，但是当时中国的现实是残酷的，连一张平静的书桌都放不下，哪里还能指望科学能救国！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一）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二）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三）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从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佛郎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能够永远有这样的信心，自然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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