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21295928
不同于一般游记，王炜对于中国大地的犀利与洞见，在当地中国的旅行文本中看见而珍贵。《旅行家》也希望通过王炜的专栏“大地报告”呈现旅行文本的一种精神传统：游记服务于思想，和世界的现实状况有关。——旅行家杂志
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也意味着理解他人（包括朋友和敌人）对世界的认识，以及理解朋友和敌人在世界上的路途。——王炜
2013年起，王炜在《旅行家》推出专栏“大地报告”。他在开篇中写道：“漫游仍未结束，因为事物总在变化。旅行者仍然可以着手开始一种‘从眼前事物发展起来的哲学’重写一种中国行纪，投入去领略这座变化中的中土大陆。” 这本书便是他数年来游历所书写的“另一种中国行纪”。
《大地报告》为“旅行家·游观系列”丛书之一。旅行家杂志1996年创刊，是国内本专业旅行杂志。多年来，作家专栏都是《旅行家》为看重、且*分量的内容，许多睿智又谦和的旅者在《旅行家》杂志上写下了这些文字。在旅行变得如此容易的今天，这些文章在当代中国的旅行文本中仍是罕见而珍贵的。他们总能够在文字中建造一座座宫殿，引出更磅礴的世界，也令人反观自己的旅行。此次，《旅行家》遴选出其中四位作者的专栏集结成书，并命名为“游观系列”。游之，观之。希望以此呈现旅行文本的一种精神传统：游记服务于思想，和世界的现实状况相关。愿“游观系列”能给予读者以兴奋、思考，以及对于世界与自我这一亘古话题源源不断的求索。
目录
自序：另一种中国行纪
Chapter 1 启程中的对话
穹窿史
波浪公路
铁路的图案
满洲里—新巴尔虎右旗
盐湖的光
昨日的“脐点”
不再预言的鸟
腾格里和她
Chapter 2 工作者
飞岛
马人
大峡谷的劳动
走向荒野的哲学
迷宫消失的喀什
冬眠的山野
“不完全”的沈阳
Chapter 3 朋友的去向
渤海的形象
上都与虚空
向下的大同
九嵕山及其他
朋友们的东北
Chapter 4 运动的终点
西安的幽灵
运动的终点
大雪中的孪生遗迹
身边的溪流
不可能的还乡
跋：一个人所喜爱的
自序/另一种中国行纪
文/王炜
1
古希腊罗马人注重风俗采样和军事视野的“行纪”之后，启蒙时代是游记体裁的盛期。伏尔泰式“旅行哲学家”屡有出现，斯威夫特的超级寓言《格列佛游记》被当作儿童文学对待。约翰逊、狄更斯、海涅、夏多布里昂都是敏锐的游记作者。十八、十九世纪文学的许多小说杰作是用游记样式写成的。在近代文学作者笔下，游记服务于思想，和世界的现实状况有关。
西方十九世纪地理大发现带来近代游记的第三次浪潮。殖民竞争的大势之下，“帝国的男人们”投入到远东的冒险游历中。作为一位关于远东世界的帝国作家，吉卜林在短篇小说《君王迷》中讲述了一个意义多重的故事。两个大不列颠记者在北印度各个小邦之间旅行，用手上的“内幕”勒索地方执政者为生。并无人将其灭口，只是驱逐他们出境，因为当时没人会杀死英国记者。这对儿拍档研究地图，看中了一块接近拉达克的地区，一块无主之地。他们带着几箱军火，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目的地后开枪示威，土著视之为神迹。于是，这俩货就在这里建国。一个登基称帝，一个被任命为大总督。后来，君王死于暴动的子民之手，大总督带着朋友的头颅一路乞讨，回到印度。一战以后，一些具有地缘政治意识的敏感的欧洲作家，试图使亚洲的空白地带（常常是想象中的）成为主题，把它作为癫狂行为的舞台。也许斯威夫特没有想到，他在《格列佛游记》中讥讽的定居者们（也是殖民蓝图的始作俑者）成为了旅行探索者。
游记的第三次浪潮的重要构成，是西方军事人员、自然科学考察者与冒险家撰写的数量丰富的中国行纪。我的同代人中，不乏斯文•赫定的著作以及“俄国经略东方丛书”的读者。20世纪以来，游记作为非虚构文类，在奈保尔、卡普钦斯基这样的观察家手中保持着综合批评文体的传统。
旅行者的社会身份在一个地方放大，在另一个地方又被缩小（不同地方环境中存在着的事物和观念亦然），经受两种不同观念的辨认。在不同地区旅行和工作，一如处在斯威夫特笔下的大人国与小人国之间，夹在一面凸面镜和一面凹面镜的张力之间。
2008年我与一行人长途跋涉，经萨嘎、仲巴、冈仁波齐、普兰、扎达，到达阿里地区行署所在地狮泉河，与我们的地方人文向导、艺术家H会合。H是画家和技艺独到的古格壁画研究与临摹者，他也欣赏斯文•赫定和那些一战时期野心勃勃的俄国旅行家们。我们这次旅行的目的之一，是关于古格壁画颜料的考察。但H说，他不会告诉别人，他的一些彩色原料在阿里地区的来源地。H很快切换到弄臣的形象，带领我们去见当地官员，H希望在即将举行的所谓“象雄文化节”中扮演某种重要角色。接见我们的官员像个民国师爷，开始秃顶的大背头上了发蜡，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反夹着一只装上了瓷烟嘴的烟。H在席间活泼得像个李白，时而笑容娇憨，做东的官员也表现得欣赏他的艺术家气质。在官员都散去后，H挽留我们继续陪他喝酒，很快他就喝醉了。他一会儿对我说，你丫是个可怕的人，你太冷静。一会儿对我旁边的同事指着我说，你们一定要尊敬他。一会儿声色俱厉对众人说：“你们这些傻逼，你们还很年轻，你们知道我在玩多大的游戏吗？你们知道我在阿里多么厉害吗？”，他说着这些，仿佛他就是一个雄伟的领主。但此情此景的游戏只是杯盘狼藉中的二愣子雄伟。面对这位想讨取官员背书的艺术家，仿佛面对《君王迷》中的主要角色。我想，如果我立刻利用这个机会扮演一个狮泉河的半吊子伏尔泰，那么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小人。我不发言也不反对他，同时，我在他的赞美和咒骂之间一会儿放大成为巨人、一会儿缩小成为骑笨鹅旅行的尼尔斯。不过，H对西藏有自己的一种评价，且是健谈的故事讲述者。这也是我们在北京见过一次面后，继续在阿里地区造访他的原因。
H的理论是，“西藏不是它自己”。概括而言，西藏是周边文化的杂糅幻影，是一个拼凑派生的影子。他坚持认为，西藏僧侣的黄帽子式样来自古罗马军人的头盔，僧袍的式样来自希腊人，他相信其间的文化通道依然存在着可以梳理的线索。他举例，仅仅一个印度教中的因陀罗形象，就在西藏的本土化造像过程中派生出数百个分身，但来源都不是西藏自己的原创。这些观点很有趣，甚至不无合理之处，但我们更希望他讲述一些阿里古格地区的民间故事。在H随意说起的许多故事中，我很感兴趣一个与拉达克地区有关的，关于一座荒谬巨塔的故事。
今通向古格王宫在山顶的废墟，仍然要经过一条隐藏在山体内部的暗道。当古格王在拉达克的攻击下全面溃败，藏入这座山上之后，进攻到山下的拉达克人暂时未找到暗道入口。既然胜利已成定局，拉达克人反倒希望用一种具有羞辱性的方式延续古格王的生命。他们并不急于擒获古格王，而是企图摧毁后者的精神。一条奇思异想、几近恶作剧的计策被想到并立刻实施。
拉达克人在未到山中部的一处窄小平地上选址，打算在这里修建一座巨塔，把它一直修到与山顶的宫殿等高的高度，再架设云梯进入王宫。在如此逼仄的地基上，修筑这样一座巨塔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修筑成功，这座建筑堪比巴别塔。但这条计策的关键在于：这座巨塔并不急于完成，并不需要施工效率。它需要缓慢，在长时间中挥霍古格人的生命，向古格王示威、也向全体古格人宣布征服的意志。在拉达克人的驱赶之下，古格民众登上这座过去他们无权靠近的山，为敌人修建用于擒获他们的君王的巨塔。这座荒谬的建筑，成为凌虐古格人的刑具。
末代古格君主每天伴随着山下的施工声，度过了30年。在这30年中山下白骨遍野，而这座塔的建造不紧不慢。30年中，除古格王宫外，古格地区已经是拉达克人的领土，后者盘算着将铁蹄踏入更遥远的东方目的地。古格王的存在形同虚设，像一个抽象的影子，这座山就是他的囚室。这场心理战的结果没有悬念。30年后，老迈的古格王走出躲藏地，凝望着充满挑衅意味的巨塔的半成品，接受了死亡。
这座塔的一部分工地残墙（真伪未定），至今仍然存留在暗道入口处附近，有人称它堪称古格人的哭墙。进入暗道，山体内部的境况并不如我们想象的蜂巢般复杂。在一处据说是古格王的冬宫的洞窟里，地上遍布着鸟的足印。这里洞窟与洞窟相连，在过去，末代古格王与他的下属、嫔妃一起，仍然可以在这里勉强维持他作为君主的生活。
这座巨塔的修建是否实有其事，人们没有确定答案。古格遗址所在的山峰并不十分高大险峻，在那30年时间里，可以有很多方式到达山顶。但征服者只是选择了一座施工进度缓慢的、笨重的巨塔，仿佛要表明一种固执的、纯粹的恶意。一如奥登的说教诗句：“恶总是奇伟壮观的”。这条计策的提出者如今已不得而知。
2
之后在北京，我与H又有过一次交谈。他谈到英国人克拉克•阿裨尔的著作《中国旅行记》。在这部书中，英国旅行者被封闭、羸弱的东方君主嘉庆驱逐，沿着大运河横穿中国大陆，次用林奈植物分类法对沿途中国植物进行了分类，从广州出海回到西方海域的路上，他们在圣赫那拿岛上造访了另一个封闭的君主拿破仑。作为英国人的阿裨尔，用描述昆虫的那种博物学家语言说，拿破仑依然“表情丰富”，他的外表并没有表现出人们可能认为的营养不良、颓废状况。人们希望已经成为“西方景观”的他保持体面和健康。H说，他计划重走运河沿线。他认为人们对中国的理解远未完成，对于当代人的见识来说，中国内陆深处仍然是一处处模糊区域。虽然“重走XX道路”已经是时代的各种陈套之一，他仍然对此抱以热情。此外，他还想策划更大规模的活动，他喜欢“做大做强”。我仍然像在狮泉河一样，不发言也不反对他，虽然他没喝醉。与此同时，有个念头已经在怂恿着我：一个关于当代中国不同地区环境中事物的变形、人的思维意识状态，而不是地理自然界的斯文•赫定，也许不是没有可能。“我推崇行走的人！”，H喜欢用这类激昂的戏剧腔宣布说。
是的，有些行走的人需要被重新理解，譬如——
一个假扮苦行僧，两脚间系着一米长铁链，步行丈量加德满都到拉萨之间准确距离的间谍。
余纯顺，浮夸行为导致的死亡。
张学良在毒瘾中的行军。放弃东北之后，部队向关内行进。行走一段时间，全军就要停下来等他打针。
仿佛有一份幽暗却图案生动的地图，递到了我手里，但我肯定不会成为H的大总督。不过我感谢H，他给了我一个关于荒谬巨塔的绝妙故事，一个象征。人们依然喜欢轻视随意的宏伟设想，这些设想非常随便地扩张规模，通过大规模来实现自身。但是，当我在中国西北一块沼泽地边的鬼城，看见无人使用的高楼大厦和一些未完成外壳的灰色大型建筑时，我感到人类对规模的观念可以在地方自然环境里产生怎样难以名状的变体。它们像沼泽本身站在那里。它们像《格列佛游记》中的浮夸政治家和科学怪人的作品，也像一些未来世界的、衰败的伏尔泰，在对整个世界和来访者作出力不从心的批评。以后，我又造访过一些地方的“文化教父”，他们有的是“君王迷”，填补一个地方的某种空白，喜欢像H那样参加宴席，之后在微博上议论时事。有的像封闭的古格王，生活在一个拥趸圈子的精神洞窟中。
在阿里地区旅行过程中，我读完了《格列佛游记》、《死魂灵》和一本地理学方面的书《所有可能的世界》。在后一本书中，旅行者不断重复这种行为：“在边缘地带阐明”——我在一首诗中称此为“返工”。在经过了滩涂、人工岛、港口、密林、冻土地带、新农村、矿坑、军营、隧道、废墟以及建立于其上的发展中城市之后，旅行者得到一个现有大地环境中的“事情”的序列——也许谈不上“事件”，有的是事实，有的仅仅是观念的产物，但都是开放的大地提供的认知契机。漫游仍未结束，因为事物总在变化。旅行者仍然可以着手开始一种“从眼前事物发展起来的哲学”（Allan Bloom语），重写一种中国行纪，投入去领略这座变化中的中土大陆的杂乱、可能性和快要坏掉的日光灯般忽明忽暗的笑声。
犹如集合的儿童
文/江汀
渐渐地我认为，要成为一个伟大诗人，必须经过足够多的旅行。这个观点可能有点偏颇，但我是在读密茨凯维奇的传记时，产生这个想法的。——更确切地说，我同时还在读王炜的新书《大地报告》；如这位苛刻的写作者所愿，我不能在这里夸赞他。
无论如何，我的朋友王炜，正走在这样“忽明忽暗”的道路上。两年前我次在聚会上见到他，他提起自己曾经在沱沱河岸边的夜晚，听到水中浮冰碰撞的声音。他说在那一刻，自己理解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我听见那初的冰”。后来在另一个场合，他在庞杂的文学言谈中又提到这种意象，“黑夜的浮冰”。可是当时我却理解错了，以为他说的是“黑夜的伏兵”。不过，王炜不会反对这种错误。我们都同意，此时的空气中就有着隐隐的伏兵，如同远山。
在认识他两年之后，我终于见到了这本《大地报告》的出版。王炜是一位诗人，但他为当代散文提供了范本。坦诚地说，两年以来我喜欢王炜的文论，胜过喜欢他的诗作。因为王炜的诗歌写作，并不是普通读者能够一眼辨明的。庞杂的观念和思考存在于他的头脑，假如它们像雅典娜一样离开王炜，那它们会转而压垮一座城市。然而，散文以其文体，却能够很好地承载它们，使它们舒展、铺开。
可是话说回来，《大地报告》真像是一本诗集；当我翻开书，读完篇《穹窿史》之后，我不禁如此感叹。在叙述完贵州的一位旧日友人C和他的陨石故事之后，王炜开始做梦。一位谈吐敏捷的老人在梦中给他一本书，“封面是简朴单纯的天蓝色，印着三个宋体字：‘穹窿史’。”这是C的故事的结尾，这位昔日爱好聂鲁达的仡佬族青年、今天的“中年文官”，明白“我们要带着一种家传的奴性去生活”。但他也仍然“酷爱流星”。
如果下次与他聊天，我或许会提及兰佩杜萨写过的萨利纳亲王。在小说《豹》的平庸和混乱中，亲王也能够在天文望远镜的另一端，勉强获得一份平静。那是“穹窿史”的另一种可能性，在另一个时代、另一块土地。但王炜更加感兴趣的，可能并不是这种诗意的瞬间。而是他自己所说的——在边缘地带阐明”，在《大地报告》的前言里他说，“我在一首诗中称之为‘返工’。”那么也许我们会换个话题，聊起乞乞科夫对俄罗斯内地的游历。
他感兴趣的是更为庞大、但也更为具体的东西。我已经多次听到他用这个提问来为自己的小型演说做结尾：“何为中国人？”他的全部写作，都源自一种纯正而实际的问题意识。他会在不同的文体里重复他的措辞：一系列“小长诗”，组诗《成为同时代人》，诗剧三种《韩非与李斯》、《罗曼·冯·恩琴》、《》，文论集《近代作者》，以及这本《大地报告》。在这一点上他倒真的像一位不拘小节的近代作者，对他来说，重复不是问题。
所以当我读到《波浪公路》的时候，就认出已经熟悉的东西了。王炜在文中记录下这样的句子：“人活着用不着很多才能，我越来越明白这个，不过，这正好也是对人的挑战，没有才能地活。”这是甘肃人老朱所说的话，他工作于青藏公路上某个冻土观测站。而我所知道的王炜诗作《关于才能》，就是老朱这段箴言的另一块棱镜面。在诗作《中亚的格列佛》中，王炜的诗句又是这样的：“我沿着一座波浪公路寻觅／缺氧中摸到了雷霆的开关。”
显然，随笔集里的诸多篇目，可以成为王炜那些晦涩沉重诗作的注释。《大地报告》里直接提到了他自己这些作品的创作：小说《亚欧铁路》，诗剧《罗曼·冯·恩琴》，还有小长诗《洪水》。去年秋天我读到刚刚写成的《洪水》的时候，还不知道有《大地报告》这一批文章的存在。我惊讶于他这样的诗句：“不论大地的纠正还是鬼魂的看法／我必须重新接受，在一阵溃决的／严寒中，中国永不完成。”王炜仍然是一个写作警句的人，但他几乎比任何人都谨慎，除非他对此有把握——自己写下的是穆旦式的营养的苦汁。
“土地越来越明亮。开发区／浓烟起伏，像主席在追他的火车。”我已经适应王炜诗句的节奏，而《洪水》中的这另一句，我曾经在交谈之间随口诵出。王炜对“那个永久的前统治者”并不陌生，他动身去过某个斯威登堡式的“忿怒界”，他是一个在21世纪见过的当代俄耳甫斯。
我已经把话题拉得有些远了。《》的第四幕献词是：“听，歪瓜裂枣的共同体在发疯。”这就又回到了《大地报告》的主题，这共同体既是我们这些“新人”，也是这片浓烟起伏的土地。王炜在返工的过程中前往了西藏、新疆、内蒙古、山西和东北，沈阳、西安、杭州，后笔尖停在他所出生的贵州。他记录下了满洲里的普希金像、盐湖之光、“辽宁阿特拉斯”、乌拉泊水库的天鹅，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建设者、喀什的文物爱好者，还有落在生活中的“常见之鹰”。在周游东北的路上，他在这本书中又做了一次梦——和前几次类似，这次他梦到的是一个“絮叨、平凡的海神”，“戴着顶老年帽”。
早些时候，王炜对我随意地说，这本《大地报告》不值一看，里面文章的质量参差不齐。读完后我承认后半句是对的，但这是因为，部分文章给出了过高的标准。辑中的《穹窿史》、第四辑中的《身边的溪流》等篇，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已经是当代散文的范本。在《身边的溪流》中王炜自述道，“我等待着，经历了时代的、工作的乱石堆后，还有时间去写一些溪流般的句子。”这一点他显然已经做到了。到了后一篇《不可能的还乡》的结尾，他回忆起外婆和少年时光，令人动容地说，“故乡等于年轻时在空无中的平静和外婆的山地”。
在后记中，王炜按照埃利蒂斯的方式列出了自己喜爱的事物，其中一项是“一些从西藏阿里地区、雅鲁藏布峡谷，青海可可西里和江源地带，新疆可可托海、艾丁湖，黑龙江边，呼伦贝尔草原以及黄海边带回来的普通石头”。说到这儿，我想起曼德尔施塔姆以石头命名他的诗集。书中的这一批散文，是王炜从旅行中带回的另一些石头。我还想起了自己喜欢的短篇小说《乌鸫》，大概地理解了穆齐尔何以能够沙沙作响地讲出三个小故事。
事实上，在这些文章面前，我已经失去了使用比喻的动力。也是在这之后，我才读懂了他的诗歌。用了很多年，他才收集到一定数量的“朋友的幽灵”。（在某种误读之后，我还是在王炜身上找到了乞乞科夫。）除了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之外，他的具体生活也许才是更为吸引人的后一种文体。还是像某个近代作者一样，多年之后，朋友们的生活乏善可陈，王炜的生活却还值得被传记研究。
我总是不能免于把事情弄成二元的。王炜兄年长我十一岁。家坪兄曾向我谈及他们这群友人的故事，他们几位前后脚从北京前往乌鲁木齐工作。我只有视自己即将离开这座城市、这段生活，才能写下这样的文章。但也许，我要离开的只是自己业已逝去的三十年时日。我可能不会像马骅那样动身前往澜沧江，尽管他在那里写下了“我喜爱的不是白，也不是绿，是山顶上被云脚所掩盖的透明和空无”。我现在想到，北京城也有地理学。在地铁十三号线上，我时而放下书，看车窗外的傍晚，宁静而有橙色和黑暗。这也是王炜给我的启示。然而，“我刚刚才适应这青年时刻／大地上就浓烟汹涌，犹如集合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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