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010183992
内容简介
《视域与诠释：明代的中古诗歌批评》探讨了明代诗学语境下中古诗歌批评的理沦视域与诠释路径。主要从性情诠释、审美观照、辨体建构等层丽，揭示了明代诗论家对中古涛歌的阐释视角与把握方式：从诗教、言志到心性体验的深度抉发，在风骨论主导范型外重新发掘清丽、神韵等审美蕴含，从崇尚浑沦高古涛美理想出发的风格辨体与诗史构建等。上述若干论题的深度推进与全新开掘，凸显了明代中古诗歌批评的问题模式、理论策略及深远的学术史贡献。
目 录
引言
甲篇 明代对中古诗歌的性情诠释
章 风教之旨的抉发
第二章 言志体道的诠解
第三章 生命灵性的传释
甲篇 明代对中古诗歌的性情诠释
章 风教之旨的抉发
第二章 言志体道的诠解
第三章 生命灵性的传释
乙篇 明代对中古诗歌的审美观照
第四章 风骨审美传统的激扬
第五章 审美诠释转型：清与丽
第六章 审美诠释转型：神韵
丙篇 明代对中古诗史的辨体建构
第七章 辨体理论的完善与实践
第八章 五言诗的流变
参考文献
后记
在线试读
《视域与诠释：明代的中古诗歌批评》：
一是与现实政治、社会风俗的关系。景泰进士夏埙（1423-1494）借为黄溥《诗学权舆》撰序，呼吁诗教精神：“宇宙内事，未尝无本末重轻，而得失一存乎人之抉择、取舍，以谨之于始也。（中略）系之性情、伦理，关之风俗、政治，其本之所重者如此。而温厚、和平、优柔、微婉以极乎体制、音响、节奏之妙，则亦不可废焉。（中略）汉魏以还，名格屡变，虽以苏、李、陶、谢、李、杜、韦、柳以及诸名家，亦皆不能不随世升降，而所谓诗之本体犹有在也。”①将翼教辅政作为诗之本。如涉及代表性人群的话，那么台阁文臣可谓突出者。②明初百年，随着国家由乱而治，及程朱理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建立，朝廷也通过文治来加强思想管控，重申儒家诗教乃时代的要求。台阁文臣肩负教化使命，确立“以明润简洁为体，以通达政务为尚，以纪事辅经为贤”、“淳庞敦厚之气尽还，而纤丽奇怪之作无有也”③的台阁文风。这一文学思潮以服务于政教，宣传程、朱理学的思想观念为目的，主要特点是传圣贤之道，鸣国家之盛，颂美功德，发为治世之音。处于鸣盛隆治的文治氛围中，文臣们不仅将自己的文学创作纳入翼道裨治、黼黻政猷的正确轨道，“稽古右文”的策略也包含对前代教训的汲取，其中“六义”得失是审视指标。
其二，弘道济世的价值取向，使人们习惯于让诗歌肩负正民化俗的道德责任。如永乐间吴讷明确提出“作文以关世教为主”④，是否“切于世用”是他衡量文学的准绳，反映了对文学的一种极高期许。尤其以理学家的影响力较大。如正统举人曹安记录了自己对风教的认识：“予观虞伯生序唐音，谓知言之难，不为无意。故王永叔不喜唐诗，谓其格卑而气弱。叶水心云：争妍斗巧，极物外之变态，唐人所长也；反求于内，不足以定心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宋真西山集古之诗文日：文章正宗，其于诗必关风教而后取。庐陵赵仪可讥之日：必关风教云乎，何不取六经端坐而诵之，而必于诗？诗之妙，正在艳冶跌宕。梁石门寅辩认赵之言为非。由是言之，诗学汉魏、盛唐有关风教，去艳冶跌宕，等而上之，其惟三百篇乎？”①提及的宋代真德秀、明初梁寅都是理学家。这段话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宋元间理学家与诗人，对诗歌究竟是自我抒情还是翼道立教的本末之争，曹安皈依前者的结果正说明诗教传统的说服力之大。万历间进士郝敬也有类似意见，称自己所著《艺圃伧谈》就是愤激于“今俗士学诗，疾理如仇，惟嘲弄风月，流连光景。即使铿金戛玉，无关性情，无补风教。诗道之赘疣耳！”②他与袁宏道为友，身处性灵思潮重表达自我、重闲情适性的观念冲击中，但若比照曹安的经历，郝敬虽显守旧但又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这种心态在明末陈子龙那里又何尝没有体现？周立勋称他的诗：“雄深悽惋，干预风化，尤极于古。”③可谓深切其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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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与现实政治、社会风俗的关系。景泰进士夏埙（1423-1494）借为黄溥《诗学权舆》撰序，呼吁诗教精神：“宇宙内事，未尝无本末重轻，而得失一存乎人之抉择、取舍，以谨之于始也。（中略）系之性情、伦理，关之风俗、政治，其本之所重者如此。而温厚、和平、优柔、微婉以极乎体制、音响、节奏之妙，则亦不可废焉。（中略）汉魏以还，名格屡变，虽以苏、李、陶、谢、李、杜、韦、柳以及诸名家，亦皆不能不随世升降，而所谓诗之本体犹有在也。”①将翼教辅政作为诗之本。如涉及代表性人群的话，那么台阁文臣可谓突出者。②明初百年，随着国家由乱而治，及程朱理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建立，朝廷也通过文治来加强思想管控，重申儒家诗教乃时代的要求。台阁文臣肩负教化使命，确立“以明润简洁为体，以通达政务为尚，以纪事辅经为贤”、“淳庞敦厚之气尽还，而纤丽奇怪之作无有也”③的台阁文风。这一文学思潮以服务于政教，宣传程、朱理学的思想观念为目的，主要特点是传圣贤之道，鸣国家之盛，颂美功德，发为治世之音。处于鸣盛隆治的文治氛围中，文臣们不仅将自己的文学创作纳入翼道裨治、黼黻政猷的正确轨道，“稽古右文”的策略也包含对前代教训的汲取，其中“六义”得失是审视指标。
其二，弘道济世的价值取向，使人们习惯于让诗歌肩负正民化俗的道德责任。如永乐间吴讷明确提出“作文以关世教为主”④，是否“切于世用”是他衡量文学的准绳，反映了对文学的一种极高期许。尤其以理学家的影响力较大。如正统举人曹安记录了自己对风教的认识：“予观虞伯生序唐音，谓知言之难，不为无意。故王永叔不喜唐诗，谓其格卑而气弱。叶水心云：争妍斗巧，极物外之变态，唐人所长也；反求于内，不足以定心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宋真西山集古之诗文日：文章正宗，其于诗必关风教而后取。庐陵赵仪可讥之日：必关风教云乎，何不取六经端坐而诵之，而必于诗？诗之妙，正在艳冶跌宕。梁石门寅辩认赵之言为非。由是言之，诗学汉魏、盛唐有关风教，去艳冶跌宕，等而上之，其惟三百篇乎？”①提及的宋代真德秀、明初梁寅都是理学家。这段话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宋元间理学家与诗人，对诗歌究竟是自我抒情还是翼道立教的本末之争，曹安皈依前者的结果正说明诗教传统的说服力之大。万历间进士郝敬也有类似意见，称自己所著《艺圃伧谈》就是愤激于“今俗士学诗，疾理如仇，惟嘲弄风月，流连光景。即使铿金戛玉，无关性情，无补风教。诗道之赘疣耳！”②他与袁宏道为友，身处性灵思潮重表达自我、重闲情适性的观念冲击中，但若比照曹安的经历，郝敬虽显守旧但又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这种心态在明末陈子龙那里又何尝没有体现？周立勋称他的诗：“雄深悽惋，干预风化，尤极于古。”③可谓深切其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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