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就德鲁克管理著作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德鲁克研究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大量的理论加工，对国内外研究成果就行了去粗存精。全书用独特视角和研究方法，建立了作者的学术观点和结构体系，对德鲁克的管理理论进行了深度解读与剖析。

章  现代管理的预言家：彼得•德鲁克

2005年11月11日，一个名叫彼得•费迪南·德鲁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的虔诚路德派教徒在离他96岁生日还仅仅只有八天的老人，因自然原因(natural causes)奔去了耶稣的天堂。德鲁克的生命太长了，创作力太旺盛了，以至于管理学的20世纪直到2005年11月11日这一天才结束。从此，天堂里多了一个乐观、豁达、幸福的美籍奥地利人，一个纯真、幽默、机警、敏锐和长于雄辩的管理思想家，一个始终奉“自由和实践”(freedom and practice)为圭臬的执着男人。天堂里不需要管理学理论和管理实践，那里已有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 1908-1970)和威廉·爱德华兹·戴明(William Edwards Deming, 1900-1993)这些论敌，强于辩论、深信“管理就是实践”和“管理是任务，管理是纪律，管理也是人”的德鲁克仍然会与他们进行“论战”。

一、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

西方管理学术界普遍认为，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德鲁克的研究成果对现代企业的组织及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又善于把深奥的管理学理论用通俗的语言进行表述，这使他的学术思想广为流传。可以这样说，20世纪后半叶是德鲁克的世纪，德鲁克这个照亮20世纪管理学的巨大灯塔，黯然熄灭的这一天，不是公历的1999年12月31日，而是2005年11月11日。或许从这一天开始，管理学将进入了一个只有偶像没有大师的时代。

德鲁克的伟大成就在于把管理确定为一种永恒的人类准则。这一准则曾经造就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和古罗马的文明。“管理学是把管理当作一门真正的综合艺术”。这种普遍的职能在每一个国家中，实质上在每一个社会中，都面临着同样的基本任务。德鲁克指出：“管理是任务，管理是纪律，管理也是人。每一次失败都是经理人的失败。进行管理的是人，而不是武力或事实。是经理人的眼光、奉献精神和恰当诚实的决定或管理不善。”管理是我们的社会机构特别是工商业中领导、指挥和决策的器官，是一种普遍的职能。“管理是一种器官，是赋予机构以生命的、能动的、动态的器官。没有机构(如工商企业)，就不会有管理。但是，如果没有管理，那也就只会有一群乌合之众，而不会有一个机构。而机构本身又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它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给社会、经济和个人提供所需的成果。可是，器官从来都不是由它们做些什么，更不用说由它们怎么做来确定的。它们是由其贡献来确定的。”“管理是社会机构的器官，变乌合之众为组织，化人们努力为绩效。”经理人必须为他所管理的组织指引方向。他必须深入思考本组织的使命，为其制定目标，为了达到本组织必须做出的成果而组织资源。“管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价值观和信念系统，它也是某一社会使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富有建设性的一种手段。实际上，还可以把管理看成是一种桥梁，连接着正在迅速成为世界性的文明和具有不同传统、价值观、信念和遗产的文化。”德鲁克表达了一种多么伟大的思想，这是自文艺复兴启蒙时代以来我们所听到的令人振奋的声音。

德鲁克在总结自己对管理学的贡献时说：“早在60年前，我就认识到管理已经成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器官和功能；管理不仅是“企业管理”，而且是所有现代社会机构的管理器官，尽管管理一开始将注意力放在企业；我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discipline)；我围绕着人与权力、价值观、结构和方式来研究这一学科；尤其是围绕着责任。管理学是把管理当作一门真正的综合艺术。”

有关对德鲁克评价，企业界和学术界一直是莫衷一是，而这些评价都是基于他们各自不同的角度。德鲁克的逝世，引发了世界各个主要财经类媒体盖棺定论式的评价，将多种荣誉和赞誉给了德鲁克。

严格地说，德鲁克并不是“发明管理的人”，因为在德鲁克之前有“科学管理之父”的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是泰罗创立了管理学；如果说德鲁克创造了管理学，就等于抹杀美国管理学会于1936年就存在的事实，等于无视法国企业家、原法国科芒特里–富香博–德卡维尔采矿冶金公司(Compagnie de Commentry-Fourchambeau-Decazeville)总经理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1841-1925)、美国企业家、原美国新泽西贝尔电话公司总经理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I. Barnard,1886-1961)等管理学界的先驱们；德鲁克也不是“创立了组织理论的人”，因为在德鲁克之前有亨利·法约尔、美国企业家、原美国通用汽车出口公司的总经理詹姆斯·穆尼(James D. Mooney, 1884-1957)和切斯特·巴纳德，是他们创立了古典组织理论，以及卡尔·维克(Karl E. Weick)、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1916-2001)和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1916-)等组织理论学者对现代组织理论做出的重要贡献；德鲁克也不是“管理学人本主义范式的开拓者”，是德鲁克的朋友兼“论敌”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创立了人本主义管理学；如果说德鲁克是现代管理咨询业的缔造者，等于说德鲁克多年的挚友、现代管理咨询之父、麦肯锡咨询公司创始人马文·鲍尔(Marvin Bower,1903-2003)自1933年以来的努力都是白搭。但毫无疑问，德鲁克的工作帮助促进“管理咨询”成为一个行业，并促进大众对管理研究和探讨的理解和尊重。

德鲁克本质上是一个关注“社会实践问题”的管理思想家，如果要说德鲁克在管理学界的历史地位，恰当的地位非“二十世纪重要的管理思想家”(the most important management thinker of our time)、“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the founder of modern management)、“管理艺术大师”(the management guru)、现代管理学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management)或“大师中的大师”(guru’s guru)莫属。是德鲁克使管理学成了一门值得认真研究的学科。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Peters,2005)说，他是现代管理学的创造者、发明者。“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没有人知道该如何管理日益复杂、逐渐失控的组织，他给了我们一份管理指南。”

事实上，在德鲁克涉足之前，其他人也写过管理学方面的一些著述。例如，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关于科学管理与效率的著作，切斯特·巴纳德关于组织系统与经理人职责的著作，因霍桑实验(Hawthorne Experiment)而闻名的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 1880-1949)、弗里兹·朱利斯·罗特利斯伯格(Fritz J. Roethlisberger,1898-1974)关于人际关系的著作，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1890-1947)从人性化角度谈管理的著作和玛丽·帕克·福莱特(Mary Parker Follet,1868-1933)关于企业是一种崭新社会组织形态的著作。但德鲁克是个把那些零散的思路整理成系统理论的人。

德鲁克之作是两本同等杰出的巨著：《管理的实践》和《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这两本杰出的巨著可以说是全景式的、百科全书式的，且有大量的历史方面的展望。正是这两本巨著奠定了德鲁克现代管理学奠基人的地位。

我认为，对现代管理学奠基之作《管理的实践》一书进行评价，可能较好的视角是从现代管理学从什么时候划断的讨论作为起点。在国内外的管理学界，对现代管理学从什么时候算起一直争论较大，主要观点有三种：种主张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算，我国学者基本上持这种主张，主要理由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推动了现代管理学的发展，我们只要一看国内任何一本管理学教科书就知道了；第二种主张是从1958-1963年算起，主要理由就是卡内基–梅隆学派(Carnegie Mellon School)组织理论的出现。这一观点在美国管理学界也有市场，因为正是现代组织理论的出现才使管理学有了坚实的理论根基。我对美国管理思想史学家丹尼尔·雷恩博士(Daniel A. Wren)的《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一直抱有成见，主要原因就是在这本书中竟然忘记了卡内基–梅隆学派的组织理论，甚至连提及都没有。这可能是我本人对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和理查德·赛尔特(Richard M. Cyert)的公司行为理论非常喜欢的缘故吧，我在《管理学范式理论研究》一书中就表达过这种观点；第三种主张是从1954年11月6日这一天算起，这一天是管理学划时代的日子，主要理由就是德鲁克《管理的实践》一书的问世。这在美国有相当多的学者持这种主张，基本上形成了管理学界的共识，我本人也持这个观点。

我一直主张《管理的实践》一书是现代管理思想的启蒙书。几乎所有的现代管理思想都来自于这本书，或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得到踪影。我认为《管理的实践》在概括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方面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它的重要性比其他任何管理学著作都重要。我认为，作为一种实践、一个思考与研究的领域，管理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其根源几乎可以追溯到人类有集体活动之后。但管理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开创的年代却是1954年11月6日，德鲁克对管理学的基础原理进行了精确阐释，现代管理学由此诞生。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是，为什么国内外的管理学者没有解释从20世纪50年代-80年代是现代管理学高速发展的时代(80年代之后的现代管理学发展主要依赖于经济学，特别是组织经济学对管理学的渗透)的原因。传统的解释都是因为古典管理学理论和人际关系学说的发展推动了现代管理学的诞生，但我们仔细阅读《管理的实践》，再对照托马斯·库恩(Kuhn,1962)的范式理论，就会发现古典管理学理论和行为科学是管理学发展的一个平台，要突破这个平台，需要大量的范式，或库恩所说的范式的潮涌(the flux of paradigm)，而德鲁克的《管理的实践》一书就是范式潮涌的体现，后来的管理学家都是在这个潮涌的带动之下发展了现代管理学。

在《管理的实践》1985年版的序言中，德鲁克把这本书称为部“将管理学作为一个整体，部尝试将管理学描述为一种独特功能、将管理描述为一项特殊工作、将担任经理人描述为一种独特责任”的书。几乎没有人会对这样的评价提出异议。令人诧异的是，这本管理学始创文本到现在还是惊人地贴近时代。在该书的开始部分，德鲁克就高度强调管理的重要性：“在人类社会演进的中，管理的出现，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未来西方文明将延续多久，管理就有可能持续扮演主导这个社会制度的角色……管理传达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信仰……很明显地，它是这个社会的主要器官，负有让社会资源充分发挥生产力的重责大任……它反映了当今时代的基本精神……就本质而言，管理是这个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德鲁克给予我们的是排山倒海式的震撼：“管理不仅是这个经济体系创造出来的，也是这个经济体系的创造者。”“通过主观意识的行动，管理能够掌握和控制、乃至于改变整个经济环境。”管理不仅受制于“市场力量”，有时也会“主动采取行动，从而创造出市场力量。”

德鲁克于1973年出版的《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一书被许多国家的企业家与学术界奉为“管理学圣经”(The Management Bible)。《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管理的实践》提出的思想，成了管理学的百科全书。德鲁克说：“本书用洞察力、理性思维、知识与技能来武装经理人，以便使他们更胜任今天和明天的工作。”德鲁克认为，书中所囊括的全部内容都来源于实践，是管理实践中核心的东西；书中的系统知识、方法和技术是有效的，都已经得到了实践的证明和管理实践者的肯定。德鲁克强调：“将经理人和其他人区分开的重要职能就是他的教育作用，……只有他才被人们要求帮助其他人获得远见和能力，使这些人的表现能够达到高水平。按照彻底的分析，只有这种远见和道德责任才真正定义了经理人。”

在《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一书中，德鲁克从实践出发，并把管理的本质上升到哲学高度，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及其目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为一种“社会器官”(organ of society)、“营利性企业”(business enterprise)的目标是“创造顾客”(create customers)，利润则是经营活动的一种客观条件，而不是其主要动机。德鲁克批评了传统经济学关于企业目标的观点，即利润化的学说，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不能用利润来说明和解释企业的目标。同时德鲁克将市场营销和创新定义为实现企业目标的两大重要职能。正是从这样一个高度出发，构建了他有别于任何其他学者的管理系统和理念，即“必须以顾客的价值和顾客的决定为基础，顾客是管理政策和企业战略的出发点”，顾客是决定企业宗旨和使命的惟一出发点。

《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一书围绕经营绩效、服务机构的绩效、卓有成效的工作和有所成就的员工、社会影响和社会责任、管理者的工作、管理技能与组织管理、高层管理者(senior executives)的任务与组织、战略与结构等，系统探讨和揭示了企业使命、企业责任、员工责任、员工资产、知识工作者、目标管理、管理分权、组织设计、规模、多国公司、成长和创新型组织等方面的问题。德鲁克认为，经理人重要的责任在于创造绩效。德鲁克提出了管理的五个基本功能，即经理人需要承担的五项基本责任：确定目标、进行组织、激励和沟通、进行衡量以及培养人才(包括经理人自己)。这五个基本要素形成了每个经理人的工作基础与责任。德鲁克认为：“在每个方面，都必须采取正确的行动以确保正确的精神遍布整个管理组织。”但这需要一种道德力量作为其精神支撑。

德鲁克具有揭示组织及其管理问题本质的思维力和一个管理学家的历史责任感，同时有兴趣并有能力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发现关键命题，形成核心概念。这就是通过分析实践问题，发现其背后的东西来揭示组织及其管理的本质，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

德鲁克的一个伟大贡献是他发现了“组织的社会”(the society of organizations)，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实体，而非个人构成的社会(Tarrant,1976)。德鲁克在《管理的前沿》中曾经说过，“我对管理的兴趣，并非始于企业……，是从我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以及得出的结论开始的。”他发现，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的社会”，其运行是在“组织实体”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个人”之间进行的，这就成了“组织是社会的一个器官”(corporation is a organ of society)的命题。推而广之，现代社会是由各类组织机构组成的，是一个所谓的“机构型社会”。组织机构是由“全体成员”共同构成的，而非由“各种生产资源要素”构成的；组织就是社会中的“一个社区”，组织成员就是社会公民，现代社会是一个所谓的“员工型社会”。“所谓组织，其实是一种工具。通过它，个人及社会成员始终能做出其贡献，始终能够取得其成就。”因此，组织及其管理的职能就是：“将人的力量转化为生产力。”组织作为一种社会实体而出现，可以说是西方世界近代社会史上的头等大事。而所有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都围绕我们想从组织中获得什么，围绕着组织以及它所服务的社会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才能好满足我们的愿望和需求。“这不仅在于‘政治家只有一条路可走，即运用政治、经济手段使自由企业经济制度(free-enterprise economic system)正常运转’”，而且在于“公民首先必须被企业雇用，才能成为真正的公民”，“大型企业必须实现社会的基本承诺和信仰……让社会成员的价值得到体现”。这样，一个公民社会与一个组织的社会的价值链被打通了，公民社会与自由企业社会的坐标被决定性地打通了。

德鲁克次将对于一个自由社会的追求，放置在一个根本的市场组织基础上――“组织的社会”。但这个“组织的社会”，不是充斥国有农民、国有工人的国有工厂，而是一个自由企业社会成员。在这里，组织不仅能够在市场竞争中使自己能够运作和生存，也能使社会能够正常运作和生存，组织变成了社会的代表性机构，要满足社会基本的信仰和承诺。而“管理”作为并非听从天国教义的现实实践，为“组织的社会”的生存、发展和价值实现，提供前所未有的指导和服务。正如德鲁克在他的《管理的实践》一书中引用英国著名社会福利改革家罗尔·威廉·贝弗里奇爵士(Lord William Henry Beveridge, 1879-1963)所说：“组织的宗旨就是使一群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The purpose of an organization is to enable common men to do uncommon things.)

德鲁克的另一个伟大贡献是历史性地考察了经理人的作用。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德鲁克大胆宣布，经理人是“工业社会中独特的和领导性的群体。本世纪以来，几乎还没有任何一种新的基本力量、新的领导阶层能够像经理人一样迅速成长。这一阶层一旦崛起，很快成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在德鲁克看来，经理人已经成为现代工业文明中的一个新的阶层，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和支配性的力量。德鲁克指出：“在任何事业中，经理人都是一种动态的、能带动组织生命活力的要素。”就像马克思发现工人阶级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主导力量一样，德鲁克强调：“只要西方文明本身还能够生存下去，那么经理人就始终是基本和支配性的力量。”德鲁克认为，在组织化的社会中，使各个组织以经营活动为出发点，为社会、经济、社区和个人贡献力量，这是经理人肩负的责任。这就要求经理人了解“管理”这门学科，并要求他们真正懂得管理艺术。实际上，经理人的项任务就是要驾驭组织，使之沿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因此，换言之，经理人的项任务就是要取得经济绩效。在德鲁克看来，经理人的责任是带动整个组织发挥活力，“促使组织整体的绩效，大于各部分绩效加起来的总和”，而要产生这样的结果，惟有靠经理人“塑造出一种合乎道德原则的工作环境”。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经理人必须扮演道德教化者的角色。因此，经理人必须通过严格的考验，让他们心中的野心受到洗涤，使他们更加重视已经拥有的权力，从而成为以“正直性格”领导下属的经理人。与此同时，经理人还肩负着其他职责，包括提高工作的生产效率、帮助员工取得更大的成绩、为社会大众和个人提供高质量的生活保障等。德鲁克指出：“经理人是企业中昂贵的资源，而且也是折旧快、需要经常补充的一种资源。建立一支经理人队伍需要多年的时间和极大的投入，但彻底搞垮它可能不用费多大劲儿。在二十一世纪，经理人的人数必将不断增加；培养一位经理人所需的投资也必将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企业对其经理人的要求也将不断提高。企业的目标能否达到，取决于经理人管理的好坏，也取决于如何管理经理人。而且，企业对其员工的管理如何，对其工作的管理如何，主要也取决于经理人的管理及如何管理经理人。企业员工的态度所反映的，首先是其管理层的态度。企业员工的态度，正是管理层的能力与结构的一面镜子。员工的工作是否有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被管理的方式。” 

德鲁克一生中重要贡献之一是提出了“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这个概念，并系统论述了如何对他们进行管理的方法和原则。德鲁克(Drucker,1959)在1959年出版的《未来的里程碑：关于新的后现代世界的报告》一书中正式发明了“知识工作者”这个词，其含义是指“把自己从学校学到的知识而非体力或体能投入工作，从而得到工资的人。”正如德鲁克所言，由于知识工作者的出现，“传统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工作将可以这样被划分：前者是如何正确地做事，后者则为如何做正确的事。”德鲁克着眼于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以广阔的视角极富洞察力地分析了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提出西方发达国家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后资本主义社会或知识社会，精辟地论述了伴随知识社会的到来而发生的知识管理革命。德鲁克1988年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论文《新型组织的出现》(The coming of new organizations)显然是知识管理指南针式的开山之作。德鲁克指出，在经历了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命令——支配型组织之后，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将进入新的形态：由专家小组构成的知识型企业。在这样的企业中，管理层级将减少一半，管理人员将减少三分之二，工作将由跨部门的专家小组来完成，协调与控制将更多地依赖员工的自律意识。德鲁克认为，新型组织在决策过程、管理结构、工作方式上都将发生巨变，面临一系列新问题。德鲁克敏锐地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来自于其他知识型的组织或群体，如医院和交响乐队。 

德鲁克留给我们的后的、也是他管理思想，是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2004年5-6月号上的《怎样成为卓有成效的经理人》一文中谈到的CEO的职责。在2004年10月1日，德鲁克在美国德鲁克档案馆举办的“智者对话”(Wiser Dialogue)上再次精辟地阐述了21世纪CEO的职责：“首先要说的是，CEO要承担责任，而不是‘权力’。你不能用工作所具有的权力来界定工作，而只能用你对这项工作所产生的结果来界定。CEO要对组织的使命和行动以及价值观和结果负责。重要的就是结果。有鉴于此，CEO的工作因他们所服务的组织不同而有所不同。CEO是将组织与外界连接在一起的人。组织内部只有成本，结果存在于组织的外部。这意味着CEO应当仔细思考在他们的组织内有什么信息，组织的外部又有什么信息，以及如何组织这些信息。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CEO这样做了。整合组织内外的信息是CEO未来的主要工作之一。同样重要的是，只有CEO才能做的就是决定‘我们的事业是什么？我们的事业应当是什么？’更为困难的是决定‘我们的事业不应当是什么？’一旦做出了以上的决定，CEO才能决定什么结果对他所服务的组织是有意义的。”

德鲁克一生中有三个主要的论敌：一个是德鲁克多年的好朋友、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比较心理学家和人本心理学家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一个是德鲁克在纽约大学工作时的同事、质量管理大师威廉·爱德华兹·戴明博士(Dr. William Edwards Deming)；另一个是美国管理学家汤姆·彼得斯(Tom J. Peters)。

马斯洛对德鲁克进行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马斯洛认为德鲁克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于工业化的工作场地，而很少关注人的因素；二是马斯洛认为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是基于“有责任心的工人”的假设，实际上隐含了“每个人都是成熟的人”这样一个心理学命题，要求每个工人成为“有责任心的工人”是违背了人的基本特性的。

戴明认为德鲁克的目标管理与他所倡导的全面质量管理在理念上是相抵触的：目标管理为目标导向，而非过程导向，仅注重结果，全面质量管理正好强调必须注重对全过程的管理和控制；目标管理强调业绩和成果，不注重工具，不强调达成结果所采取的手段。这与他倡导的质量管理观念有很多冲突的地方。而德鲁克一直认为戴明的全面质量管理只适合制造业，德鲁克是这样评价戴明的：“他对日本和美国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虽然在祖国屡遭拒绝，但他是一个特别爱国的美国人。”德鲁克在接受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汤姆·达文波特教授(Davenport,1997)专访时指出：“我对爱德华兹·戴明非常了解。我从来也未能说服爱德这一点，即全面质量管理只适合制造业。它只在有生产的地方起作用，而在其它地方则不起作用。每个管理学‘启蒙者’都坚信他的专卖药能包治百病。而管理实践界也很难得去询问，‘这适合我们吗?’世上没有的灵药。对我的关节炎有疗效的药品用来治我的断脚，根本毫无用处，即使病状在相同的位置也是如此。”

与对主流范式持不同政见的德鲁克不同，美国管理学家汤姆·彼得斯是管理学现代主义主流范式的叛逆者。他专与强调对大工业生产进行管理的德鲁克管理风格唱反调，并且每隔五年改变一次主意，他的思想很少有连贯性。今天他所赞扬的事情很容易地就在他的下一本书中被抛弃了。彼得斯对德鲁克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公司的概念》这本书，彼得斯认为德鲁克对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太过推崇，而德鲁克的“分权化”就是建立在科层制组织内部协调的社会影响结构基础上的，它是以法规和理性为基础的。对于德鲁克推崇的管理阶层“分权化”、命令和控制以及组织严密的商业运作，彼得斯颇为不满地说到：“在我的眼中，德鲁克是我的敌人，一个很棒的敌人。”彼得斯的专用武器就是“标新立异”(new and different)，在彼得斯的核心概念里面，“创新”是其“一招鲜、吃遍天”的招牌菜。彼得斯强调变革，要求企业重新想象，求新求变，所以激情四射，活力无边，逼近娱乐。在德鲁克看来，彼得斯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惊人之语，彼得斯总是用过于但简明扼要的语言，玩味着貌似艰深的管理话题，但有把管理看得过于简单之嫌。对于汤姆·彼得斯的“创新”和“激情”，德鲁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彼得斯著作的力量就在于他强迫你关注基本的东西……他会使管理听起来是令人难以置信地容易。你所要做的就是把《追求卓越》放回在枕头下，然后一切都会完成。”德鲁克以他特有的冷幽默调侃到：“当玛丽婶婶要为高校毕业的侄儿送一份礼物时，选择的就是《追求卓越》这本书。”事实上，将企业家的“创新”定义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正是经济学大师、德鲁克的老师熊彼特(Schumpeter,1911)的主要成就之一。彼得斯的主要乐趣在于撰写畅销书，所以也难怪彼得斯的书会畅销一时。这种追求“创新”本身正是现代很多管理垃圾书籍得以畅销原因之一。彼得斯缺乏的是德鲁克的原创性。对此，彼得斯承认说：“我没有自己的理论，对此我一点也不觉得尴尬和惭愧；相反，我感到自豪的正是我写的三部畅销书中没有任何一条主张是我自己发明的理论。我只是一个观察家，我只会观察人们实际上是怎样管理企业的。我死后，希望在我的墓碑上刻有这样的字句：‘这里躺着的人没有任何自己的理论，他只是一个优秀的观察者’。”应当承认，作为20世纪受欢迎的管理学家，汤姆·彼得斯的研究更关注企业运营层面具有实操性的基本元素，而非空洞的理论。即使是对彼得斯有力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他有两个优点：，他能够让管理这一类枯燥无聊的题目，变得十分有趣。第二，他对企业内部运作知之甚详。就我的了解，德鲁克对彼得斯的认同有两点：一是赞同彼得斯关于管理中存在非理性的看法。德鲁克认为：“管理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今天美国人所理解的那种科学。”二是颇为赞赏彼得斯对自己的思想大胆抛弃和纠正的态度，而这正是德鲁克看待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管理的态度。

我认为，正是德鲁克与这些论敌的论争和辩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德鲁克的管理思想。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应当感谢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威廉·爱德华兹·戴明博士和汤姆·彼得斯，有他们的存在，不仅为管理思想史平添一段佳话，更凸显出德鲁克的伟大和历史贡献。

二、世界的德鲁克

毫无疑问，德鲁克是属于世界的，他的著述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德鲁克一生经历了整个20世纪的世局变化和管理学从创立到全面发展的全过程，包括美国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德日两国从战争废墟中重生、共产主义苏联的兴盛与瓦解，也体验到战后美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及太平盛世的荣景。综观他的一生，春耕秋获，绚丽多姿，灿烂夺目却又有诸多悲欢哀乐。德鲁克一生写下了三十多本有关经济、政治、社会及管理的巨著，其中大部分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发行于全世界。

在管理思想史中，德鲁克是一个伟大而不朽的名字——只要存在“组织的社会”和管理，德鲁克这几个字就不会黯淡无光。德鲁克在现代管理学研究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今天依然令人惊叹不已。按照广为人知的经典表述，德鲁克是大师中的大师，德鲁克的著述则是现代管理学和指导管理实践的武器库。的确，离开了德鲁克，不仅现代管理学和管理实践会失去重要的题材资源，甚至我们几乎无法讨论现代管理学和管理实践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学界的新思想、新方法像时装一样不断变换和流行，每隔几年就有新的“大师”(guru)携炫目独特的思想闪亮登场，又在流行一段时间后黯然退场。但德鲁克多年来一直被尊为大师中的大师，其管理理论历久弥新。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用“文艺复兴之士”(renaissance man)来形容德鲁克，与身为科学家、发明家、艺术家的列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齐名。

美国众议院前议长、共和党众议院领袖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德鲁克逝世的当天这样说道：“在开拓卓有成效的商业管理和公共政策方面，他毋庸置疑是重要的开拓者，在30多年时间里我研究他，谈论他，学习他，他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他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He is purely and simply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er of effective management and of effective public policy in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more than 30 years that I’ve studied him, talked with him and learned from him, he has been invaluable and irreplaceable.)

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地位无人可以动摇，首先在于其公认的原创性。在德鲁克之前，管理无学——只是些片断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经验和感受，正是德鲁克使管理的经验和感受变成一门学科。美国当代著名组织行为学家、管理学家、德鲁克多年的挚友沃伦·本尼斯(Bennis,1989)曾经说到：“虽然德鲁克坚决否认是他发明了现代管理学，坚称这种想法实在荒诞不经——他曾经对我说过，‘6000年前，基奥普斯金字塔(Cheops)建造者的主管肯定比今天任何一位CEO懂得多。’——但是，毫无疑问，他创造了本世纪重要的管理思想。”

著名英国管理学家、人称“商业哲学家”和“欧洲的德鲁克”的查尔斯·汉迪(Handy,1996)在《管理大师指南》(The Handy guide to the gurus of management)一书中这样说道：“凡是现在当红的管理概念，彼得·德鲁克大都早就讨论过了，随你任选一个例子，很可能早在你出生之前德鲁克就已经写过有关那个观念的文章。如果要列出一些管理思想家的名字，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管理大师’(management guru)，德鲁克必定高居首位。”战略管理学家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说:“在大多数智力活动中，名的座次是很难排定的。但在管理学领域中人们对这一问题却毫无分歧。……德鲁克的贡献可谓前无古人。”

德鲁克的伟大在于他的敏锐洞察力，并善于把深奥的管理理论用通俗的语言进行表述，这使他的学术思想广为流传。《基业长青》(Build to last)一书的作者、美国斯坦福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教授、管理咨询顾问和管理思想家吉姆·科林斯(Collins,1994)在集这位伟人见解之大成的著作《德鲁克日志》(The Daily Drucker)一书的前言中坦言，“我们也发现，我们的研究和德鲁克的著作深深契合，事实上，我们对德鲁克的先见之明深为敬佩。研读他的经典之作，像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实践》，1964年出版的《成果管理》，你会深深叹服他遥遥领先今日管理思潮的程度。事实上，在我们做这个研究时，遇到很多深受德鲁克著作影响的公司，惠普(H & P)，通用电气(GE)，宝洁(P & G)，默克(Merck & Company)，摩托罗拉(Motorola)和福特(Ford)只是其中几家而已。”吉姆·科林斯深信，不管周围的世界如何改变，企业组织与管理仍然有恒常不变的根本价值与通则。而“德鲁克主要的贡献并不单是一种思想，而是一个有着巨大优势的完整作品集：其中的一切几乎都是基本正确的。”《长寿公司》(The Living Company)一书的作者、皇家荷兰壳牌集团计划主管阿里•德赫斯(de Geus, 1997)说：“如果你问我，德鲁克的观点流传得如何，坦白说，我一直认为他非常超前，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要花多久才能赶上他的思想。”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论到：“在一个充斥着自大狂和江湖骗子(egomania and charlatan)的行业中，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假如世界上果真有所谓大师中的大师(guru’s guru)，那个人必定是彼得·德鲁克。”

可以这样说，20世纪后半叶是属于德鲁克的，美国管理学家、管理咨询顾问理查德·帕斯卡尔(Pascale, 1990)在其所著的《边缘的管理》(Managing on the Edge)一书的注释中写到：“我们就生活在德鲁克《不连续的时代：变迁时代的指南》(The Age of Discontinuity: Guidelines to Our Changing Society)所描绘的商业时代里。”德鲁克向人们展示了他非凡的预见力。套用一句老话，对管理学研究者而言，挑战就是找到彼得·德鲁克说得还不够好的地方。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夸张，从我次读他的书就发现了这一点。

正因为这个缘故，德鲁克的著述赢得了许多企业家和经理人的高度评价，在企业界和管理咨询界，德鲁克这个名字就意味着真金白银。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安迪·格鲁夫(Andrew S. Grove)毫不掩饰对德鲁克的崇拜之情：“彼得·德鲁克是我心中的英雄。他的著作和思想如此清晰有力，在那些狂热追求时髦思想的管理学术贩子中独树一帜。”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也将其重要的企业决策归功于德鲁克，他认为1981年整合通用电气的个核心思想——“数一数二”的原则便来自彼得·德鲁克。韦尔奇坦承：“我的核心概念也从彼得·德鲁克的见解中得到支持。我从70年代末期开始阅读德鲁克的文章，而在我接任CEO职位之前的过渡时期，通过雷金纳德·琼斯(GE前任CEO)认识了这为管理大师。如果真要推荐一位货真价实的管理哲学家的话，非彼得·德鲁克莫属，在他的管理学著作中，处处蕴藏着独到而珍贵的真知灼见。”美国《哈佛商业评论》评论到：“只要一提到彼得·德鲁克的名字，在企业的丛林中就会有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倾听！”(As long as you mention the name of Peter Drucker, numerous people in the business world will prick up their ears.) 德鲁克的创作力之强，令人敬佩不已。在1997年《福布斯》(Forbes)的一篇的文章中，《福布斯》杂志社资深编辑罗伯特·伦兹纳和斯蒂芬·约翰逊(Lenzner and Johnson,1997)充满感慨和敬佩之心地说到：“尽管他目前已臻八十七岁高龄，但是他的思想却可能是当今美国人中年轻的、也是清晰的一个。” 

2003年11月20日，美国管理协会(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简称AMA)为了表彰德鲁克对管理实践领域的贡献，特授予德鲁克“领导愿景奖”(Leadership Visionary Award)。美国管理协会主席爱德华·瑞利(Reilly,2003)在颁奖时这样评价到：“几乎每一个管理或商业实践领域，无不因彼得·德鲁克敏锐的洞察力、无尽的求知心、他的幽默、睿智和活力而不断得到丰富、扩展和提高。他工作的领域令人惊讶，他的思想冲击力难以估量，他的影响是巨大而普遍的。”“如果我们说管理是20世纪伟大的发明，那彼得·德鲁克就是无可争议的伟大发明家。”(If we say that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greatest invention is management, the Peter Drucker undoubtedly is the greatest inventor.)

在我看来，现代管理学的条条道路出自德鲁克，条条道路通往德鲁克。德鲁克管理学著述与现代管理学的每一个方面都连在一起。正如有“欧洲的德鲁克”之称的查尔斯·汉迪(Handy,1996)所说：“几乎企业管理理论中的每个细节后都可以回溯到德鲁克身上。”

我认为，每一个阅读德鲁克著述的人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通过德鲁克的著述，去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德鲁克。这似乎意味着，德鲁克是难以穷尽的。也正因为如此，德鲁克的意义与价值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或许，正是在无数人对德鲁克的理解与评判中，折射出一个真实的德鲁克。在我看来，一方面，德鲁克以管理思想家独到的犀利眼光把握住了组织及其管理的历史和现实的内在规律与普遍力量；另一方面，德鲁克则以一个“新闻人”(journalist)特有的敏感体验着现代组织及其管理带给人的困扰与激情。德鲁克将自我对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感受与他的观念在语言的层面上，以形象的方式融会在一起并展示出来。无论怎么说，德鲁克本人也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性的表现价值，当任何管理理论与德鲁克的关系存在时，往往给人以超越时代和现实主义的印象。

随着德鲁克的去世，德鲁克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称。我始终坚信，仍然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德鲁克精神和德鲁克传统，这一精神和传统将会继续为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正如在马克思之后，人们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在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之后、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之后，人们分别成了哥白尼主义者(Copernicusianist)、弗洛伊德主义者(Freudianist)，管理学也将在德鲁克之后出现德鲁克主义(Druckerianism)，将有更多的管理学家会成为德鲁克主义者(Druckerianist)。德鲁克主义产生的缘由在于相当多有卓有见识的学者将德鲁克的管理学著述解读成社会实践问题的解决方案，将德鲁克看成是一位对社会实践问题有着特殊且执着关注的管理学家。德鲁克的发现从此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组织及其管理或人性的视角。

事实上，德鲁克作为一位重要的管理思想家，他的著述给管理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张力，以及他对于世道人心的深刻洞察，这些可能是他更为重要的价值。德鲁克属于这样一种思想家，他不是在一连串的严谨论证，来使一种理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而是在不乏漏洞的论述中展示了了一片崭新的天空。在德鲁克之前，没人知道组织及其管理在现代社会以及社会变革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理解德鲁克对管理学发展的影响，还有另外一种特殊的情况。在20世纪下半叶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主流管理学界一直涌动着一股“非德鲁克主义”管理学暗流，这种管理学暗流把德鲁克主义当成是管理学发展的障碍。这些“非德鲁克主义者”自视为主流管理学的代表，他们崇尚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坚持认为所谓“德鲁克主义”是对管理学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实证主义方法”的“无法忍受的压抑”，因而相信只有兴起一场“非德鲁克主义”运动以摆脱“德鲁克主义”的统治，现代管理学才有希望。然而，“非德鲁克主义”运动中崛起的是一批奇形怪状的实证方法和与现实问题严重脱节的理论，它们像烟花一样瞬间灿烂后便归于无形。正是在与这股暗流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过程中，人们才真正确立了对“德鲁克主义”的认知。我相信，在今后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德鲁克主义”与这股暗流之间的斗争仍然不会停息。

我们应当清晰地看到，20世纪下半叶以来对德鲁克的理解以及德鲁克的遭遇，始终与一种管理学观念密不可分，那就是从所谓的德鲁克主义延伸而来的“经验主义”，或者说是“社会实践方法”。恰恰是由于德鲁克被看成是社会实践家，被看成是对当时组织及其管理世界中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与不端现象勇敢与激烈地提出批评意见的领袖，被看成是利用管理学这种“武器”以实现其社会批判功能的社会改革家或革新者，德鲁克才得到尊敬，或者被视为障碍。事实上，无论在哪个时代，德鲁克的“经验主义”或曰“社会实践方法”，都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经验主义方法论与社会实践方法的涵义，已经被附加上了更多特定的、甚至远远超越意识形态范畴的内涵。

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近三十年的管理学从一开始就以矫枉过正的姿态，要让管理学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束缚中脱离出来，要营造一个不受社会政治干预的纯粹的管理学世界。而这样的努力，终于催生出晚近二十多年里所谓的“实证主义”管理学——中国管理学家们对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呈现(scientific presentation)的关注，尤其是对于如何通过技术手段营造空洞的管理学情境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对管理实践的情感内涵的关注。可悲的是，这种以模仿西方管理学方法为圭臬的管理学研究，拒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实践问题的关注，既缺乏对管理学本身的理解，同时也缺乏对管理学发展的实践考量。

今天，人们日益认识到“实证主义”管理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不是管理学研究的全部，而是一种工具论的管理学。德鲁克主义代表了潜心于人类对组织及其管理实践的探索，代表了多重意义上的人性关怀，代表了对组织及其管理从物质到精神等多重领域遭遇的种种实践问题的面对和解决，代表了揭示管理学家自己以及时代创伤的冲动与勇气。德鲁克主义是真正激动人心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管理学思想，德鲁克主义致力于让管理学从工具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三、发展德鲁克主义的管理学

伴随着德鲁克的逝世，自立门户的管理学经验主义学派已不复存在了。但我坚信，仍然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德鲁克精神和德鲁克传统，这一精神和传统将会继续为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德鲁克所开启的道路将会一直走下去，内涵丰富的德鲁克管理思想和方法论，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有待我们这些后来者在构建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学中加以充分的利用；由德鲁克思想发展出来的德鲁克主义将成为构建管理学知识体系的一股重要力量，其思想方法和理论洞见仍将在知识经济时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德鲁克主义的活力，在于它的历史语境性和灵活性，在于它的革命性和批判精神，而非机械地照搬德鲁克的经典著作。真正的德鲁克主义者总是根据变化了的世界，按照德鲁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提出新的理论洞见，从而发展德鲁克主义，不断地对德鲁克的经典文本做出富有启发性的阐释。

我认为，德鲁克在中国和西方世界出现以及产生的影响，重要的动因在于管理学之外。这种动因就是我们称之为德鲁克主义的“社会拯救理念”(social salvation idea)。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感到德鲁克应该具有超乎其他同时代的管理学家，甚至超过管理思想史上几乎所有管理学家的影响与地位。那些将管理学作为促进社会变革事业之助力的新型知识分子们，在进入管理学领域时自然而然地以德鲁克主义为的管理学理想，他们的研究方向正循此方向而行。德鲁克主义至少对今天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人，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德鲁克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影响，更应该看成是德鲁克主义对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影响。不仅在管理学领域如此，这一影响还超出了管理学，波及整个社会科学界。

事实上，德鲁克的管理学理念和研究方法，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管理学、特别是对现代管理学的发展乃至后现代管理学的建构，发生了普遍而持久的影响。德鲁克的管理学理念和研究方法是建基于理性自觉之上的。德鲁克经过思考确立了自己的管理学理念，选择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德鲁克的管理学赞美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勇敢精神，崇尚效率、人性、适度的行为原则，效率与人性是德鲁克管理学的思想精髓，德鲁克力图在组织及其管理领域创造和维持一种效率与人性的关系。这对于今天对于追求强烈刺激和体验的后现代管理学来说，德鲁克管理学理念和思想精神不失是一种校正和平衡的力量。

理解和解释像德鲁克这样的思想家或德鲁克思想现象，实际上是在理解和解释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我们自身，是在借助于这一理解和解释在想象中建构我们自己的管理学认同和批评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有关德鲁克管理思想研究这样的课题一直承担着批判古典管理学、建构现代管理学或进行现代管理学启蒙的任务，而德鲁克研究者们也是自觉自愿地通过理解和解释德鲁克来表达他们对现代管理学的认同。从20世纪90年代起，德鲁克研究者们在探索和解读后现代管理学的同时，更加注意自己研究工作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批判，寻找新的理解和解释框架的努力一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终止。

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研究，一方面要以德鲁克的著述和其他学者对德鲁克的评价为依据，勾画特定的组织及其管理现象出现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理清德鲁克的思想脉络，重构德鲁克的思想逻辑，并以历史的眼光对其进行分析和评价。

对于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研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认知范式，学术研究的深入在于深刻地了解我们所运用的认知范式或解释框架的有效性，进而对德鲁克管理思想加以突破。我高兴地看到，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管理学界，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并将一直会成为德鲁克研究的主流趋势。

在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研究中，有关研究方法的发掘和评价，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对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研究(含比较研究)，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对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与德鲁克管理学不同知识体系的同一性假设(identity hypothesis)。美国著名管理学教授哈罗德·孔茨关于“管理理论的丛林”的划分，实质上是运用知识考古学方法对管理学家群落的划分，传统的德鲁克管理思想研究就属于这种研究方法。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它仅仅提供给我们的是共时性(synchronicity)、横向的、静态的分析，其方法是突出知识共同体成员在知识与思想上的共性。侧重于以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以及主流范式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来把握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理论结构。

问题在于，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研究几乎大面积的都是这种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在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参照下的德鲁克研究变成了以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为参照标准的研究。以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中的某种学说或某种方法为思想标准和知识标准，前提性地对德鲁克管理学作了选择、引申、阐释等“结构性整容”，而后纵横捭阖，大加铺扬，写成“德鲁克管理学”或“德鲁克管理思想”。这样阐释出来的意义“总是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的意义”。我们很容易看到：(1)这样的研究于德鲁克管理学的知识题域只增加了例证，而不增加新知；(2)它掩盖或抹煞了德鲁克管理学与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之间两种思想体系的结构性差异；(3)它独断性地假定了作为历史形态的某些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的“理论”(theory)和“学”(-logy)的知识样式为超历史、超文化传统的普遍性知识样式。

我认为，管理学家群落的划分不能替代知识谱系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和“知识谱系学”(The genealogy of knowledge)方法，运用于对德鲁克管理思想研究的原则、方法以及历史分期的探索。知识谱系学方法强调深入德鲁克的内部，梳理德鲁克不同时期所接受的不同思想来源以及这些思想在他一生中的重组和变化。知识谱系学研究的是德鲁克话语系列(discourse series)的形成过程，德鲁克各种话语的特殊规范以及话语出现、发展、变化的条件。因此，知识谱系学方法是共时性与历时性(synchronicity and diachronicity)相结合的动态分析法。知识谱系学方法侧重于以德鲁克管理思想形成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规律为基础，把握德鲁克管理思想的理论结构和变化规律。知识谱系学方法应该被看成是一种把德鲁克管理思想从“知识考古学”压制中解放出来的努力，知识谱系学让德鲁克管理思想能够对抗理论的、统一的、形式的和科学的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的话语威胁。

德鲁克思想形态的发生、德鲁克管理思想的激发，常常是在一个孕育性的历史时刻完成的。对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寻绎和重建，必须借助于对德鲁克思想进行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深度分析的文章，以此闪现能够“暴露”不易为人们察觉的、历史潜流中的智慧。那种综述性的德鲁克研究，往往可以浮现德鲁克主义的理论在学术传统中的内部成长。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德鲁克著作风格独特，许多学院派的管理学者很难理解和接受。虽然喜欢德鲁克的人不少，但有关德鲁克理论的研究文献却不多见，更遑论高水平的德鲁克研究。这使我明白了国内外有关德鲁克研究还是一个空白，要研究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必须付出超常的努力与代价。我感到，即使是西方学者，要评价德鲁克也相当不容易，更何况是一个中国的学者。

我认为，优秀的德鲁克研究者应当具有对德鲁克管理思想执著追求的热情，那是一种超越了自我和对处境关注的一种更广大的学术情怀，也是对自己日常生活的一种精神救赎，是一种脱离了小我的自由境界，是学术创造的一种乌托邦。一个真正的德鲁克主义者和德鲁克研究者，应当是这个时代的守望者，会在自己的话语行为和实践行为中去窥见德鲁克思想的真理光辉，以此闪现并“揭示”不易为人们察觉的德鲁克著述中的智慧。

可以这样说，优秀的德鲁克研究者就像一个深海的潜水员，这样的研究者潜入德鲁克著述的海洋中，为的是从几百万排列整齐的印刷体文字中，发现德鲁克未曾言明的意图，以及德鲁克的哲学思路、德鲁克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隐蔽关系、德鲁克处理问题时依据的学理、德鲁克表述观点时使用的逻辑、德鲁克的文字技巧和德鲁克对实践案例材料的掌握程度等等。阅读德鲁克的著述犹如潜水，潜水员的体悟力，决定了他能潜到何种深度，探掘多少奇珍异宝。

优秀的德鲁克研究者应当在气质上是冷静的，思维上是客观的，脸谱是谦和的，眼光是犀利和独到的，语言是节奏感强、风趣、诙谐和幽默的，善于从庄重中发现风趣，从平滑处发现皱褶，从庄严里发现讽刺，从华丽中发现冷峻尖锐，从严谨中发现滑稽可笑，从平淡中发现锋芒与深刻，从磅礴中发现细腻与深沉，从情理中发现出人意料，从讥讽中发现自嘲的苦涩，从平铺直叙中发现智慧的光芒，从调皮诙谐幽默的语言中发现隐藏在背后的深刻思考。

这样的研究者应当是博闻强识、涉猎甚广的学者。对历史上发生的有关组织及其管理案例和德鲁克的各种理论，尤能穷其源流，考其脉络，并以独特之眼光，加以辨析与评判。这样的研究者可以帮助我们求根溯源，使我们能挖掘出德鲁克管理思想更为深刻的精神资源，以求探得德鲁克的心路历程。

当然，这样的研究者需要反复钻研德鲁克的著述，分析德鲁克每一个概念产生的背景，透过德鲁克的每一句话探索德鲁克的性格、人品和情趣，理解德鲁克的思想感情，自然也不会放过字里行间中德鲁克思想火花的闪现。如果能够在文体上随手拈来，涉笔成趣，行文恣肆，用笔酣畅，反复驳难，舒卷从容，委婉跌宕，淋漓尽致，于清峻中寓朴茂，于简约中见恣放，于雄辩中显俏皮，于风平流静中现动感和韵律，令人百读不厌，回味无穷；论点异常致密、严谨，论证过程层峦叠嶂，起伏跌宕，峰回路转，变幻生色，既能大中有小，又能小中见大；既能够引人深思，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又能够提纲挈领、把复杂事情简化之，有如望远镜之两端，既能辨其细微，又能总揽全局，那就更妙了。如果德鲁克研究者还带一点适度的德鲁克式的冷幽默——那种淡淡的、在不经意间自然流露的幽默，让人发愣、不解、深思、顿悟、后忍俊不住发出酣畅大笑的幽默，让人回味无穷、拍案叫绝的幽默，那就更令人喜爱了。

这样的研究者其实是一个好潜水员，他可以用多义的时、空殊相构成的概念图式促使我们进行概念整合，帮助我们在阅读中一再体会到德鲁克管理思想意蕴的复杂与深邃。这样的概念整合会让我们在阅读中不断地从一个概念域(conceptual domain)向另一概念域跨越，从而谨于率尔操觚，不会对德鲁克管理思想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在历史境遇面前，我并没有随意编制德鲁克思想的自由和权力。而是希望我的研究，能够凸现解读德鲁克管理思想或德鲁克主义的看不见手的过程，以反映我们重建现代管理学知识谱系的过程。我希望借此呈现德鲁克的神韵与风采，捕捉并传达一代管理学宗师难以想像的那种神髓、韵味与感觉。对于所谓德鲁克管理思想的追寻，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境遇中考察管理学知识与每一个知识的接受，这正是我们试图建立的一种德鲁克主义意义上的管理学。按照德鲁克的说法，组织及其管理的实践进程影响管理思想的进程，而实践进程在本质上渗透到了观察问题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