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9794050
编辑推荐
《舆论学研究》集刊设有“舆论学前沿”“舆论理论研究”“舆论史研究”“舆论学研究方法”“舆情观察”“舆情报告”“媒体研究”“海外舆情与国家形象”等栏目。
“舆论学前沿”主要研究前沿性的舆论学问题；“舆论理论研究”专注于舆论学领域的理论探索；“舆论史研究”从史学的角度研究舆论的演变历程与特征；“舆论学研究方法”主要在方法层面进行探索，从跨学科的视野对于舆论学研究方法进行发掘和分析；“舆情观察”对于当前社会舆情及时关注和分析；“舆情报告”全方位、多视角分析社会舆情，形成研究报告；“媒体研究”对于舆论依赖的媒体平台和渠道进行观察和研究；“海外舆情与国家形象”主要探索国际舆情与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等领域的广泛问题。
“舆论学前沿”主要研究前沿性的舆论学问题；“舆论理论研究”专注于舆论学领域的理论探索；“舆论史研究”从史学的角度研究舆论的演变历程与特征；“舆论学研究方法”主要在方法层面进行探索，从跨学科的视野对于舆论学研究方法进行发掘和分析；“舆情观察”对于当前社会舆情及时关注和分析；“舆情报告”全方位、多视角分析社会舆情，形成研究报告；“媒体研究”对于舆论依赖的媒体平台和渠道进行观察和研究；“海外舆情与国家形象”主要探索国际舆情与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等领域的广泛问题。
内容简介
《舆论学研究》是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舆论学研究会的会刊，由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主办。辑刊依托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会的近200所会员单位，旨在搭建舆论学学术交流对话平台，是中国首本权威的舆论学专业刊物，收录中国舆论学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辑刊设有“舆论学前沿”“舆论理论研究”“舆论史研究”“舆论学研究方法”“舆情观察”“舆情报告”“媒介舆论研究”“海外舆情与国家形象”等栏目。
目 录
舆论学前沿
舆论学学科体系建构与舆论研究新图景
——首届中国舆论学论坛暨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会议综述
【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秘书处】
舆论学学科体系建构与舆论研究新图景
——首届中国舆论学论坛暨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会议综述
【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秘书处】
舆论理论研究
微公益传播的三个维度【王炎龙 蒋晓丽】
积怨、立场、兴趣：社会性突发事件网络“扩音效应”的发生机制及其内在逻辑【张淑华】
新媒体环境中广告舆论传播特点与生成机制研究【杨海军 张雯雯】
社会化媒体舆论研究的话语分析视角【彭 剑】
打通当前四大舆论场的思考【张恒军】
网络群体极化的实证检验及分析【孙卫华 王亚鹏】
传播与权力的博弈：新媒体视域下社会治理的问题与对策【靖 鸣 朱燕丹】
舆论史研究
华夏舆论传播的概念、历史、形态及特征探析【谢清果 王 昀】
政治传播：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华北的宣传工作【刘志鹏】
舆论学研究方法
民意问卷调查法的问题与规范刍议——以台湾的民调为例【叶世明】
舆情观察
网络舆情的网络安全思考【李维杰 桂畅旎 刘 晴 杨婧婧】
公益慈善组织负面事件的媒体框架【张晏敏 郝永华】
修辞学视角下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以方舟子、崔永元转基因之争为例【范 敏】
舆情报告
中国主流新闻传媒的文化传播现状分析【廖声武】
谁放大了社会风险：关于2013年“乙肝疫苗接种致死事件”的思考与分析【许 静】
谁在网络上影响年轻人？——浅议网络意见领袖对当代年轻人的影响【王 平】
媒介舆论研究
影响媒体融合时代舆论引导效果的主体因素及化解之道【夏德元】
主流媒体对移动舆论场的引导对策探析【殷 俊】
微博转发路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钓鱼岛事件”为例【王秋菊 秦珠芳】
海外舆情与国家形象
大数据时代国际舆情发展趋势探析【戴丽娜】
英国广播公司对外传播发展历程及其当代启示【翟石磊】
前 言
《舆论学研究》发刊词
舆论是以社会公众的普遍感受为基础的社会智力的混合结果，它的力量强过立法机关。舆论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公众的共同意见如何制约人类生活的科学，主要研究舆论的构成因素、类别特性、演变规律等。在西方学界，舆论学起初被包含在对政体进行分类研究的政治学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法、英等国学者开始对舆论学进行专门研究。但美国成为当时舆论学研究突出的国家，随着美国新闻业的蓬勃发展，舆论现象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重视，舆论学研究迎来了高潮。与此同时，民意调查也开始被运用到政治选举中，当时著名的民意调查《文学文摘》准确地预测了1924年、1928年、1932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极大地激发了美国民众对民意调查的兴趣，这也变相地使得美国舆论研究比较具有科学性。
20世纪30年代初，国际关系变得紧张、复杂，国际广播的建立使得国际宣传、国际舆论显得特别重要。193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率先开设舆论课程，随后其他高校也相继开设相关课程，并开始设立舆论研究所，出版舆论学教科书。此阶段，舆论学不仅进入了西方大学教育体制，成为其课程体系和研究体系的一门正规学科，也成为各类调查机构、媒体、协会组织、企业、国家智库等关切的重要核心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舆论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科学，调查研究方法有了很大的改进，受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以及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三论的影响，逐步建立了舆论学理论模式，并且渗透到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舆论学研究逐渐在世界各国普及。
新媒体兴起之后，公众舆论有了相对快捷而自由的表达渠道、流通平台，西方舆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大，各国学界对舆论研究也更为重视，不断推出舆论学相关研究著作，其中，美国占比多。同时，许多西方高校在多个学科领域设立舆论学研究方向，开设舆论学相关课程，例如，政治舆论学、舆论传播学、舆情管理学、舆论语言学、舆论社会心理学、舆论学方法、舆论学理论起源等。除此之外，一些国际性的舆论研究机构对西方舆论学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的世界民意研究协会（WAPOR），每年与美国民意研究协会或者欧洲民意和市场研究协会合作，在世界各地举办舆论学年会和各种舆论研究专题会议。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舆论学始于近代，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引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进行社会革新时，十分重视舆论的力量以及对舆论规律的研究。例如，梁启超、康有为在宣传维新变法时，通过聚徒讲学、创办报刊等形式进行舆论宣传。20世纪30年代，一些著名的文人、报人对舆论的研究逐渐增多，多以论文、著作的形式予以呈现。其中，林语堂的《中国报刊和舆论史》是用英文写成的中国部研究舆论史的著作。然而，我国现代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舆论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加强了舆论监督的功能，带动学界对舆论的深入研究，不久前故去的甘惜分教授当时就曾多次呼吁建立社会主义舆论学，其著作《新闻理论基础》对新闻舆论做了专门论述。
1987年，党的十三大次提出“舆论监督”这一概念，并明确表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为我国舆论学的系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很多学者都认识到舆论学研究对我国社会发展建设具有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舆论学研究迎来一大高潮，出版了批学术专著，如刘建民的《基础舆论学》、杨张乔的《声张自我的艺术——舆论社会学》、孟小平的《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等。与此同时，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公关学、信息学、传播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切入研究，对舆论学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证考查，构建了舆论学的基本理论架构。
21世纪以来，随着媒介技术的社会化发展，社会公众获取信息、共享资源、沟通交往、表达意见的渠道更加多元，各种反映社情民意的舆论场极其活跃，如代表草根阶层的网络舆论场等，对社会治理提出了很多新的挑战，随之使得舆论话题、舆论事件成为政府、民众和媒体都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舆论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舆论学也被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近年来，我国舆论学获得了较为长足的发展，许多研究机构竞相成立，许多研究论著纷纷问世，一些高校如中国传媒大学也开设了舆论学专业（新闻传播学二级学科下的一个专业）。
但是，目前我国舆论学在学科意义上还未独立成熟，相关研究大多散见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学、计算机科学、图书情报学等领域，在既有研究中着重探讨舆论学自身发展问题的研究所占比重相当有限。事实上，经过30余年的发展积淀，我国舆论学的本体问题以及研究框架模式、方法路径等都趋于清晰和完善，建立舆论学学科体系的条件也基本成熟。我们应当抓住当前我国社会发展需要和舆论研究发展需要两大历史契机，梳理、归纳、总结学界公认的概念、理论、方法，同时与时俱进、协同创新，建立和完善我国舆论学学科体系，使之朝着成熟化、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快速发展。
2015年12月，在国内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教育的知名院校的多位专家学者的通力支持下，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成功组建。这个学术共同体凝聚了国内舆论学研究领域的优质资源，改变了国内舆论学研究和教育各自为战、零乱分散的面貌，对于我国舆论学学科建设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为了给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同仁提供一个交流、切磋、合作的平台，我们决计创办学会会刊《舆论学研究》辑刊，具体栏目包括“舆论学前沿”“舆论理论研究”“舆论史研究”“舆论学研究方法”“舆情观察”“舆情报告”“媒介舆论研究”“海外舆情与国家形象”，初步计划先每年出版两辑，以后扩展至每年四辑。
开辟《舆论学研究》集刊这个学术阵地，是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为推动舆论学学科建设发展的个重要举措，除了意欲帮助舆论学研究同仁更为清晰地把握我国舆论演变规律、更为准确地预测我国舆论未来走向、更为有效地改善我国舆论环境氛围外，还力图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突破、做出贡献。
，舆论学研究理论框架创新。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原因，我国舆论学研究理论框架还不够成熟有效。例如，西方舆论学研究者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瀑布模式”“蒸腾模式”
“个别取向模式”“成对取向模式”等众多著名的研究模式，而国内舆论学研究模式大多集中于舆论生成的探讨，并且往往只限于提出设想，未能进行深入阐发。鉴于此，本刊将鼓励国内研究同仁在厘清舆论学本体问题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理论精华，大胆构建原创性理论模型，持续加强理论框架的创新，为科学阐释舆论现象、有效进行舆论监管提供依据指引。
第二，舆论学研究方法体系构建。舆论学既是一门基础性的科学，又是一门实用性的学问，开展相关研究必须将定性与定量结合起来，围绕如何解决现实问题进行实用理性的探讨。目前我国舆论学研究尽管有大数据挖掘、民意调查、焦点小组座谈、控制实验、内容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但由于各种软硬件条件的制约，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内容分析，侧重从经验层面梳理分析舆论问题或舆论事件的生成、演变、传播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缺乏量化调查的支撑和实证分析的检验。本刊将在舆论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方面进行持续探索，在借鉴国际公认研究方法和改进国内现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多元、有效的方法体系，促使我国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尽快实现大的提升。
第三，舆论学演变历史梳理。近代报刊兴起之后，舆论的重要性逐渐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例如，1902年梁启超在《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中就论述了舆论对政治家的重要作用。他赞同英国政治家提出的政治家应该做“舆论之母”而非“舆论之仆”的观点，并对舆论的含义和重要性进行了界定和阐述：“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公表于外者也”“舆论者，天下之之势力，未有能御者也”。显然，梁启超在百余年前就认识到了舆论的特性和作用，遗憾的是，这些卓越的思想理念后来却因种种缘故被迫中断了。鉴往可以昭来，本刊将鼓励研究者就近代以来我国舆论学演变历史进行梳理探讨，如结合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实际情况分析梁启超等人的舆论观及其历史意义。
第四，舆论学前沿问题研究。在现代传媒快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电视、书籍、报刊、广播等传播媒介网织了一个“无孔不入”的信息系统，对舆论问题产生了无法估量的重要影响——现代传媒对于社会事实的选择和把关制约舆论的源头，现代传媒的议程设置左右舆论的话题，现代传媒所采用的“沉默的螺旋”式的运作机制同化舆论的氛围，由此，当下的舆论学研究不断遭遇各种新挑战。本刊在考察舆论学概念范畴、演变历史、特征规律以及舆论如何作用于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社会变革等基本问题的同时，也将结合媒介环境、社会环境变化，对舆论学研究领域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新动态进行探讨。
第五，西方舆论学研究经验引介。西方舆论学研究起步较早，学科体系较为成熟，研究方法也较为先进，相比之下，我国舆论学研究起步较晚，学科体系有待完善，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还有待加强。为了及时适应媒介发展和信息传播的新形势，本刊将支持研究者在总结国内舆论学研究经验的同时，主动拓展学术视野，积极引介西方舆论学研究有益成果，不断完善国内舆论学发展思路，力争在博采众长中摸索出一条既适合中国舆论学本土发展又能同世界接轨对话的新路径。
舆论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曾被赞誉为“世界上有权势的君主”、社会发展的“掘进机”、历史前进的“推力”，一直备受古今中外有识之士和执政者的重视。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发展期，舆论多元化与尖锐化特征凸显。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科学有效地进行舆情预警、舆论监测、舆论引导，不断完善我国舆论学学科体系，持续提升我国舆论学研究水平，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健康、和谐意义重大。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将与国内舆论学研究同仁一道担负起时代所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将本着务实、严谨、求是、创新的态度，努力让《舆论学研究》成为促进我国舆论学发展壮大的一块基石。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特聘教授
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会长
谢耘耕
2016年4月
舆论是以社会公众的普遍感受为基础的社会智力的混合结果，它的力量强过立法机关。舆论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公众的共同意见如何制约人类生活的科学，主要研究舆论的构成因素、类别特性、演变规律等。在西方学界，舆论学起初被包含在对政体进行分类研究的政治学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法、英等国学者开始对舆论学进行专门研究。但美国成为当时舆论学研究突出的国家，随着美国新闻业的蓬勃发展，舆论现象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重视，舆论学研究迎来了高潮。与此同时，民意调查也开始被运用到政治选举中，当时著名的民意调查《文学文摘》准确地预测了1924年、1928年、1932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极大地激发了美国民众对民意调查的兴趣，这也变相地使得美国舆论研究比较具有科学性。
20世纪30年代初，国际关系变得紧张、复杂，国际广播的建立使得国际宣传、国际舆论显得特别重要。193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率先开设舆论课程，随后其他高校也相继开设相关课程，并开始设立舆论研究所，出版舆论学教科书。此阶段，舆论学不仅进入了西方大学教育体制，成为其课程体系和研究体系的一门正规学科，也成为各类调查机构、媒体、协会组织、企业、国家智库等关切的重要核心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舆论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科学，调查研究方法有了很大的改进，受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以及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三论的影响，逐步建立了舆论学理论模式，并且渗透到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舆论学研究逐渐在世界各国普及。
新媒体兴起之后，公众舆论有了相对快捷而自由的表达渠道、流通平台，西方舆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大，各国学界对舆论研究也更为重视，不断推出舆论学相关研究著作，其中，美国占比多。同时，许多西方高校在多个学科领域设立舆论学研究方向，开设舆论学相关课程，例如，政治舆论学、舆论传播学、舆情管理学、舆论语言学、舆论社会心理学、舆论学方法、舆论学理论起源等。除此之外，一些国际性的舆论研究机构对西方舆论学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的世界民意研究协会（WAPOR），每年与美国民意研究协会或者欧洲民意和市场研究协会合作，在世界各地举办舆论学年会和各种舆论研究专题会议。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舆论学始于近代，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引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进行社会革新时，十分重视舆论的力量以及对舆论规律的研究。例如，梁启超、康有为在宣传维新变法时，通过聚徒讲学、创办报刊等形式进行舆论宣传。20世纪30年代，一些著名的文人、报人对舆论的研究逐渐增多，多以论文、著作的形式予以呈现。其中，林语堂的《中国报刊和舆论史》是用英文写成的中国部研究舆论史的著作。然而，我国现代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舆论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加强了舆论监督的功能，带动学界对舆论的深入研究，不久前故去的甘惜分教授当时就曾多次呼吁建立社会主义舆论学，其著作《新闻理论基础》对新闻舆论做了专门论述。
1987年，党的十三大次提出“舆论监督”这一概念，并明确表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为我国舆论学的系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很多学者都认识到舆论学研究对我国社会发展建设具有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舆论学研究迎来一大高潮，出版了批学术专著，如刘建民的《基础舆论学》、杨张乔的《声张自我的艺术——舆论社会学》、孟小平的《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等。与此同时，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公关学、信息学、传播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切入研究，对舆论学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证考查，构建了舆论学的基本理论架构。
21世纪以来，随着媒介技术的社会化发展，社会公众获取信息、共享资源、沟通交往、表达意见的渠道更加多元，各种反映社情民意的舆论场极其活跃，如代表草根阶层的网络舆论场等，对社会治理提出了很多新的挑战，随之使得舆论话题、舆论事件成为政府、民众和媒体都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舆论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舆论学也被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近年来，我国舆论学获得了较为长足的发展，许多研究机构竞相成立，许多研究论著纷纷问世，一些高校如中国传媒大学也开设了舆论学专业（新闻传播学二级学科下的一个专业）。
但是，目前我国舆论学在学科意义上还未独立成熟，相关研究大多散见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学、计算机科学、图书情报学等领域，在既有研究中着重探讨舆论学自身发展问题的研究所占比重相当有限。事实上，经过30余年的发展积淀，我国舆论学的本体问题以及研究框架模式、方法路径等都趋于清晰和完善，建立舆论学学科体系的条件也基本成熟。我们应当抓住当前我国社会发展需要和舆论研究发展需要两大历史契机，梳理、归纳、总结学界公认的概念、理论、方法，同时与时俱进、协同创新，建立和完善我国舆论学学科体系，使之朝着成熟化、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快速发展。
2015年12月，在国内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教育的知名院校的多位专家学者的通力支持下，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成功组建。这个学术共同体凝聚了国内舆论学研究领域的优质资源，改变了国内舆论学研究和教育各自为战、零乱分散的面貌，对于我国舆论学学科建设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为了给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同仁提供一个交流、切磋、合作的平台，我们决计创办学会会刊《舆论学研究》辑刊，具体栏目包括“舆论学前沿”“舆论理论研究”“舆论史研究”“舆论学研究方法”“舆情观察”“舆情报告”“媒介舆论研究”“海外舆情与国家形象”，初步计划先每年出版两辑，以后扩展至每年四辑。
开辟《舆论学研究》集刊这个学术阵地，是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为推动舆论学学科建设发展的个重要举措，除了意欲帮助舆论学研究同仁更为清晰地把握我国舆论演变规律、更为准确地预测我国舆论未来走向、更为有效地改善我国舆论环境氛围外，还力图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突破、做出贡献。
，舆论学研究理论框架创新。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原因，我国舆论学研究理论框架还不够成熟有效。例如，西方舆论学研究者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瀑布模式”“蒸腾模式”
“个别取向模式”“成对取向模式”等众多著名的研究模式，而国内舆论学研究模式大多集中于舆论生成的探讨，并且往往只限于提出设想，未能进行深入阐发。鉴于此，本刊将鼓励国内研究同仁在厘清舆论学本体问题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理论精华，大胆构建原创性理论模型，持续加强理论框架的创新，为科学阐释舆论现象、有效进行舆论监管提供依据指引。
第二，舆论学研究方法体系构建。舆论学既是一门基础性的科学，又是一门实用性的学问，开展相关研究必须将定性与定量结合起来，围绕如何解决现实问题进行实用理性的探讨。目前我国舆论学研究尽管有大数据挖掘、民意调查、焦点小组座谈、控制实验、内容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但由于各种软硬件条件的制约，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内容分析，侧重从经验层面梳理分析舆论问题或舆论事件的生成、演变、传播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缺乏量化调查的支撑和实证分析的检验。本刊将在舆论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方面进行持续探索，在借鉴国际公认研究方法和改进国内现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多元、有效的方法体系，促使我国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尽快实现大的提升。
第三，舆论学演变历史梳理。近代报刊兴起之后，舆论的重要性逐渐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例如，1902年梁启超在《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中就论述了舆论对政治家的重要作用。他赞同英国政治家提出的政治家应该做“舆论之母”而非“舆论之仆”的观点，并对舆论的含义和重要性进行了界定和阐述：“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公表于外者也”“舆论者，天下之之势力，未有能御者也”。显然，梁启超在百余年前就认识到了舆论的特性和作用，遗憾的是，这些卓越的思想理念后来却因种种缘故被迫中断了。鉴往可以昭来，本刊将鼓励研究者就近代以来我国舆论学演变历史进行梳理探讨，如结合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实际情况分析梁启超等人的舆论观及其历史意义。
第四，舆论学前沿问题研究。在现代传媒快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电视、书籍、报刊、广播等传播媒介网织了一个“无孔不入”的信息系统，对舆论问题产生了无法估量的重要影响——现代传媒对于社会事实的选择和把关制约舆论的源头，现代传媒的议程设置左右舆论的话题，现代传媒所采用的“沉默的螺旋”式的运作机制同化舆论的氛围，由此，当下的舆论学研究不断遭遇各种新挑战。本刊在考察舆论学概念范畴、演变历史、特征规律以及舆论如何作用于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社会变革等基本问题的同时，也将结合媒介环境、社会环境变化，对舆论学研究领域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新动态进行探讨。
第五，西方舆论学研究经验引介。西方舆论学研究起步较早，学科体系较为成熟，研究方法也较为先进，相比之下，我国舆论学研究起步较晚，学科体系有待完善，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还有待加强。为了及时适应媒介发展和信息传播的新形势，本刊将支持研究者在总结国内舆论学研究经验的同时，主动拓展学术视野，积极引介西方舆论学研究有益成果，不断完善国内舆论学发展思路，力争在博采众长中摸索出一条既适合中国舆论学本土发展又能同世界接轨对话的新路径。
舆论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曾被赞誉为“世界上有权势的君主”、社会发展的“掘进机”、历史前进的“推力”，一直备受古今中外有识之士和执政者的重视。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发展期，舆论多元化与尖锐化特征凸显。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科学有效地进行舆情预警、舆论监测、舆论引导，不断完善我国舆论学学科体系，持续提升我国舆论学研究水平，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健康、和谐意义重大。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将与国内舆论学研究同仁一道担负起时代所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将本着务实、严谨、求是、创新的态度，努力让《舆论学研究》成为促进我国舆论学发展壮大的一块基石。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特聘教授
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会长
谢耘耕
2016年4月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