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色中国历代法书名碑原版放大折页:爨宝子碑

      本系列丛书精选历代常用碑帖范字加以放大，并配以折页的形式，有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书法类图书，是本社黑白版《中国历代法书名碑原版放大折页》（常销，畅销）的彩色升级版。既可用于学校、书法培训中心，也可为书法爱好者自学使用。

      主编古铁，原名胡紫桂，系中国书协第四届书法发展委员会委员、第五届新闻出版委员会委员、文化部青联中国书法篆刻艺术委员会委员、全国“七十年代书家”艺委会委员、湖南省书协副主席。

朴厚古茂 奇姿百出

—《爨宝子碑》艺术风格赏析

冯亚君

东汉末年群雄崛起，继而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东晋更替，南朝、北朝对峙。争战、离乱成了那个时代上空挥之不去的阴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两汉所盛行的『厚葬风』一去不复返。又因两晋朝廷严禁立碑，故魏晋以来直至南朝，碑版书法流传者如凤毛麟角。

东晋时期书体演变已臻完备，书写技法亦至精熟，尤其是『二王』的尺牍行草，笔精墨妙，尽显『江左风流』，为后世确立了新的书学风尚。面对帖学独大的东晋书法，人们无暇顾及极少碑版的存在。这种情况直至清代金石考据之学大兴才逐步改观。阮元首先提出向北碑学习以救帖学之穷，并在其《南北书派论》中将碑帖风格进行分类，将帖属南，将碑属北。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中认为，此只因阮氏所见南碑犹少，故有此论。他说 ：『南碑当溯于吴。……晋碑如《郛休》《爨宝子》二碑，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南碑奇古之《宝子》，则有《灵庙碑》似之……』

《爨宝子碑》是为数不多的南碑中的典型代表之一。此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立石于东晋大亨四年（405），实为义熙元年。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此碑出土于云南省曲靖县城南，后为邓尔恒发现并购回，并有题跋为证：『考晋安帝元兴元年壬寅改元大亨，次年仍称元兴二年，乙巳改义熙。碑称「大亨四年」，殆不知大亨年号未行，故仍遵用之耳。』碑现立于云南曲靖。碑高1.83 米，宽0.68 米，共400 余字，未记书丹者名。碑文记述了爨宝子生平等内容。爨宝子生于东晋太元七年（382），卒于东晋义熙元年（405），年仅23 岁，东晋宁州建宁郡同乐县人，承袭建宁郡太守。

《爨宝子碑》从书法风格上看，与当时流行的『二王』书风迥然不同。其用笔沉雄刚健，点画朴厚方峻，笔势奇崛，不拘常态，奇姿百出。时若斩钉截铁，起伏跌宕；时若老骥伏枥，稳健从容。

点画既保留了八分遗意，又冲破隶书藩篱。结字方整而各具姿态，寓巧于拙、平中见奇；行笔稳健中时生险绝，寓静于动、寓庄于谐。正如康有为所评『端朴若古佛之容』。全碑通篇字形大小错落，字势欹正相生，局部跳荡，整体浑融。

如果我们将《爨宝子碑》放置回属于它的历史时代，从纵向上看，似乎可觅见隶楷之变的端倪；从横向上看，将该碑与那个时代所流行的『二王』书风比较，却找不到任何的关联。是因为《爨宝子碑》书丹者地处边隅，远离『江左风流』，不受时风所侵，还是其他？目前尚不能完全肯定。或曰，南蛮之地，人文荒疏，缺乏翰墨妙手。然而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当我们再回过头来关注一下出土于江苏南京与《爨宝子碑》同时代的《王兴之夫妇墓志》《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我们就会发现『三王墓志』书风与《爨宝子碑》极为相似，它们虽远隔千里却有着极为亲密的血缘关系。王兴之、王闽之、王丹虎是王羲之本家，为何在他们的墓志书法中也不见丝毫『二王』书风的痕迹？也正是这个疑问，曾经带出了『兰亭论辩』证伪的一个论据。关于这个问题，沙孟海、商承祚、启功三位老先生曾分别撰文，指出更多是『刻工』的问题。沙老在其《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一文中说：『一九三二年，我看到西北科学考察（查）团在新疆吐鲁番发现的高昌国章和十六年相当于西魏大统十二年《画承夫妇墓志》，前五行刻字填丹，后三行丹书未刻。丹书运笔自然，刻文则笔笔方饬，不类书翰。』说白了就是刻手好，东魏时代会出现赵孟頫；刻手不好，《兰亭》也几乎变成《爨宝子》。话题再回到《爨宝子碑》，该碑是不是也存在刻工的问题？它的墨迹的原本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站在帖学的立场上，面对《爨宝子碑》揣摩笔法，我们不免会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困惑；而站在碑学的立场上，该碑古拙可爱，『金石气』十足，不失为一个好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