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72220丛书名: 梁小民作品
编辑推荐
“活着，读着”。读到一本好书，有一点感悟，就是一种幸福。
作者身为经济学家，但读书兴趣极为广泛，著作颇丰。《经济学是什么》《小民读书》《小民谈市场》《小民说话》《微观经济学纵横谈》《宏观经济学纵横谈》等都曾受到市场的良好反映。
《无用才读书》从晋商的兴衰到闽南海上贸易的繁荣，从北大传统的继承到城市文化的保护，从名门家族史该怎样写到如何给书起个好名字，从科幻到武侠……点评精到，妙语连珠，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启发意义。
内容简介
《无用才读书》是书痴梁小民先生近年为大众媒体写的书评文章合集。通篇围绕读书有什么用，读书的目的是什么，读书有何收益，读哪些书能达到这种目的阐发卓见。作者以为，这些问题搞清楚了，读书才有内在的动力；当读书真正出于自觉而非赶时髦或被逼迫，才有真正的全民读书热。 作者*喜欢的状态是作为无用之人读无用之书，完全从兴趣出发，没有任何目的，把读书作为一种享受，犹如喝一杯茶或品一杯酒。这也正是这本书题目的来由。
目 录
目录
001 _ 代序 无用才读书
013 _ 历史没有新故事
027 _ 历史，可以化妆不能整容
046 _“ 认识哈耶克之前，就讨厌凯恩斯”——怀念撒切尔夫人
055 _ 启蒙未竟人已去——纪念于光远先生
067 _ 一代宗师的丰碑——悼念萨缪尔森
075 _ 钱理群与北大传统
088 _ 名门家族史：该写谁，如何写？
101 _ 古代闽南海上贸易何以繁荣？
112 _ 别让“老大哥”美梦成真
119 _ 罗马城不是一天消失的
125 _ 不战而胜的软实力
132 _ 门外汉浏览科幻小说
140 _ 从《灵剑》看邪教
146 _ 从汽车看经济学
152 _ 一本引导你思维的书
158 _ 莫为己讳
166 _ 我们需要全民忏悔
173 _ 大处不可随便
178 _ 偶遇《读库》，一见钟情
186 _ 市场经济不能由政府主导
192 _ GDP 超过日本之后的思考
200 _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208 _ 译书如何改书名
215 _ 给书起个好名字
219 _ 出书与卖书
226 _ 2013 年，未受广泛关注的10 本好书
240 _ 2014 年10 本休闲好书
254 _ 经济学与读书——2014 年4 月27 日在北大讲座
269 _ 后记
前 言
代序
无用才读书这个题目的意思是“无用之人才能读无用之书”。全写出来有点啰唆，遂简化为“无用才读书”。写下这个题目，我想起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读书有什么用？仔细想来这个问题的含义是读书的目的是什么？能有什么收益？读哪些书能达到这种目的？这个问题搞清楚了，读书才有内在的动力。自觉读书而不是赶时髦读或被逼读，才有真正的全民读书热。说到读书的目的，我想起一件逸事。当年我在北大任教时，听学生说，有一次给他们上课的一位老师问学生，选这门课的目的是什么？一位学生无精打采地说：混个学分呗！老师听罢勃然大怒，批评一顿之后又指另一学生问，你的目的是什么？这位学生站起来，严肃地说：为革命。全班学生哄堂大笑，老师无话可说。当年一切都冠以“为革命”之名目，还是相当流行的，况且老师是一位极“革命”之人，明知学生调侃，也无可奈何。今天看来，“为革命”云云有点幽默，但在我上学时却是严肃地这样想，这样说的。我上学的年代是革命的年代，也是讲大话、讲空话的年代。老师极为认真地教导我们为革命读书。现在想来，这话也不能算错，但太空。除了少数革命家读马列的书找到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之路，绝大多数人读书与革命关系不大。少数人甚至认为，读书越多越反动，成了反革命。而且，什么是对革命有用之书，也无定论。马列的书应该是对革命有用的，但不少反革命不也熟读马列吗？“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红楼梦”并非革命之书，但许多人不也从中读出了革命道理吗？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钦定的革命之书，“文革”中又钦定为反动之书。如今又颠倒过来了，不过即使革命红心不变的人读的也不多了。“为革命”太抽象。作为读书目的，缺乏可操作性，作为评价书的标准，又缺乏客观性。现在真心这样说的人已经属于濒临灭绝的受保护物种了。还是古人坦率，说读书是为了“黄金屋”和“颜如玉”。这种说法不仅有点俗，而且也未必靠谱。读书与黄金屋、颜如玉之间并不一定是正相关的。读书好而有黄金屋、颜如玉的人固然不少，但饱读诗书终生贫寒、丑妻相伴的人更多。几乎没读过书，但黄金屋一望无际，颜如玉如过江之鲫的人比比皆是。你去看看富人排行榜，有多少读书人？“刘项原来不读书”，这种说法无非是从人贪财好色的本性出发而说的励志格言而已，不可当真的。说“为混个学分”而读书选课倒是至理名言。人在社会上要过得好就必须有份好工作；要找到好工作，就得大学能毕业；要毕业就必须混够学分。这种读书可称为“有用的读书”。另一种完全从兴趣出发，没有任何具体目的的随意读书，则可称为“无用的读书”。人一生读书既有有用的读书，又有无用的读书。不过在人生的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人在接受正规教育上学时是准备成为有用之人，参加工作后就成了真正的有用之人。这两个时期读书都以“有用的读书”为主。退休之后，尽管也可以发挥余热，但“热”仅剩“余”，基本也就无用了。无用之人才能读无用之书。当学生时为应试、升学而读书是应试读书。工作之后为完成工作任务、为提拔、为评奖而读书也是应试读书的延伸。这是有用之人读有用之书，这种读书对人的一生很重要。我不否认应试教育、应试读书的重要性。科举制度可以称得上中国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了，至今仍然是各国公务员制度的基础。与科举制同时产生的则是应试教育与读书。这也是绝大多数人接受教育增加才智的基本方式。尽管有人把没读过书的卑贱者捧到了天上，也有不经过这种应试教育而成才者，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才还是这种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不然各国为什么都要建立这种教育体制？工作以后作为应试读书的延伸，为提职、评奖、完成工作任务读书也是大大有益。不同形式的考试、考核作为一种压力或动力，推动人们继续努力读书，不仅有利于个人能力的提升，也有利于整个社会。受教育阶段以有用读书为主，这对人的一生极为重要。我的写作能力就是在中学时学语文写命题作文练出来的。上大学分了专业，许多人认为“大学学的专业百分之九十无用”，这话的确有点道理。工作之后真正专业对口的人并不多，而且即使是对口，大学学的专业知识也会过时。但无论专业有没有用，都为你一生奠定了一个学习基础。我上大学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毕业后根本没用上。但大学的学习让我知道如何读书，如何研究一个问题，为我以后的事业奠定了一个基础。大学的重点仍然在奠定人一生学习的基础。北大原经济学院院长陈岱孙教授1949 年前是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他继承了清华的传统，强调“宽口经，厚基础”，专业不要分得过细，就体现了大学教育打基础的作用。现在想来，这个思想仍然正确。工作之后适应工作需要而读书，这种有用读书仍然是人读书的主旋律。当然，在上学与工作阶段，除了有用读书，即为了应试、工作等而读书外，也会有无用读书，即按自己的兴趣随意读书。不少人在中学时代就读了许多文学名著，这些书与应试关系不大，就属于无用读书。我上中学是在1950 年代末，当时没有大量习题、辅导资料，也没有网络。有用读书之外余下的时间还不少，我们学校又有一个相当好的图书馆，因此读了许多有用与无用的书。进入大学后要读的专业书多了，有用读书成为主旋律，不过也读了不少无用之书，比如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周一良先生的《世界通史》，丹纳的《艺术哲学》之类。这种看似无用的读书，对应试等也起过作用。记得“外国经济史”课考试是口试，答完题之后老师随意问问题，问了一个非洲殖民化过程中的问题，我正好读了约翰·根室的《非洲内幕》，回答了问题，得了一个好成绩。当然，有用读书，毕竟有约束，有些书你并不喜欢，但喜欢不喜欢都必须读，就只好硬着头皮读下去。也许这种书，当年你下功夫读了，以后也没什么用。尤其是教条式的教科书、参考书，读起来很乏味的。有用的书毕竟有一个范围，这也限制了你的阅读面，使你孤陋寡闻。因此，我主张中学、大学必修课不必太多，要给学生留下发展自己兴趣与才华的空间，这就是有用的读书不能占用太多时间，要让学生去读无用的书。工作时追求也不必太多，留点时间读无用的书。但任何人都不能摆脱读有用的书的阶段，无论你爱不爱。这时读书的确有点“被”或“逼”的状态。我喜欢还是作为无用之人读无用之书的状态。完全从兴趣出发，没有任何目的，把读书作为一种享受，正如喝一杯茶或品一杯酒那样。这正是这本书题目的来由。要读无用之书，必须成为无用之人。人无用了，完全没有约束了，才有完全自主决策的自由，才可以为所欲为。一般来说，人是在退休后才能处于这种状态。不过由于我成长于革命时代，就有了两段作为无用之人的时间。一段是大学毕业后1968—1978 年被发配到东北林区。当然也有工作，还算有用之人，但所学知识无用，也看不到什么前途，没有目标。这时在读书上就属于无用了。尽管这一段生活颇为艰难，政治环境又不好，且心情郁闷，但现在回想起来是一生中愉快的读书时期之一。另一个则是六十岁退休之后，我是在六十岁生日那一天彻底裸退的。单位的约束完全摆脱，尽管还出去讲点课，发挥发挥余热，但“热度”几乎近于零，不能温暖别人，更不会引起温室效应，时间完全可以自由支配。这时读书又回到无用状态。有人问我，一生什么时候幸福，我认为就是退休之后。这是完全任意读书的时代。先讲“文革”时那一段。上大学时总感到自由读书的时间太少，毕业后赶上这么一个混乱但也约束不多的时光。毕业时就想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好好读书，这样就来到无人愿去的黑龙江林区。尽管当时社会上“读书无用论”流行，且在文化专制下可读的书也有限，但毕竟自己有点藏书，且读书条件也可以自己争取，因此也还是读了点书的。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方面的书还有一些。我就从认真读这些书开始。当年曾给高干们开了一个30 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书目，“文革”中又倡导高干们读6 本书。我就从读这些书开始。有一次我读《反杜林论》被工宣队看到了，指责我还读资产阶级的书。我把书扔给他，告诉他这是恩格斯的书，是推荐的，又上纲上线了一下，反问“你反对我读马列的书，该当何罪？”他是文盲，不敢再说，于是我就理直气壮地读书。即使读其他书，包一个书皮写上马克思什么书，就无人敢问了。我一本一本地读这些书，且写了两大本笔记，还写了一些读书体会之类的文字。以后读了一些单位编写的辅导资料，感觉我理解的比他们好。大约1970 年代初，有一个中央文件中提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解释含义，并寄给《黑龙江日报》。不久该报发了一篇介绍这个问题的文章，当然不是我写的，但比我写的差多了。虽然我知道写文章想发表是不可能了，但我仍然认真读书。以后又读了《资本论》三卷。这是我一生中读马列认真，且读的多的一个时期。从读书中也认识到“四人帮”宣传的那一套并非马克思主义，自己反抗，当然不可能，但不同流合污还是可以的。此外读得多的就是古文。我有一套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认真学了一遍后，又借讲“儒法斗争”读了《论衡》《韩非子集》《史记》《资治通鉴》等允许读的书。同时向别人借了一本《辞源》，解决读这些书中不解的问题。“文革”前我买过五册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活页文选》，在校时选读过，这次就全读了。还读了一些古诗词，甚至还为我的孩子选编了一本儿童读的古诗词（刚编了一点就赶上考研了，未完成）。当时年轻，尽管是无用的读，自己还想做点事。读《巴黎公社史》，还想写一本小说；读商鞅变法的书还想写一本“商鞅之死”的剧，赞扬商鞅的改革精神，不过都是想想而已。《商鞅之死》写了一幕也写不下去了，想来还是自己天分不够。我爱文学书，但除了一套《鲁迅全集》（1963 年版）外，其他藏书不多，于是就认真读鲁迅。我特别推崇鲁迅先生，读这套书时还摘录了其中一些格言式语录。当时有哈尔滨下放的干部到林区，我也向他们借书读。《莎士比亚戏剧集》（朱生豪译），就是借来读的。他们有什么书，我就借什么，读过的，没读过的，都读。当然，我也无法穿越，只能出什么书读什么书，而无论好坏。当时我订阅了《自然辩证法》《学习与批判》《朝霞》等刊物，每期都读。当时出书少，书也便宜，只要见到的书就买，什么《李白与杜甫》《牛洋田》《虹南作战史》，等等，都是那时购买并读过的。那时真是饥不择食。除读书之外就是自学英语。我中学大学一直学的是俄语，自己还译过俄文版的《西欧六国共同市场》（当然没出版）。后来中苏交恶，感到俄语没用了，于是“文革”中开始自学英语。当时用的课本是英国出版的《基础英语》（旧书店所买）和北大的第二外语教材三本。在此基础上又读了张道真先生的《实用英语语法》，并阅读了其他书刊。除《北京周刊》外，还订阅澳大利亚共产党机关报《先锋报》，读旧书店买来的英语故事书、小说等。没有人教，也没法学习口语，因此我的英语听说始终很差，至今成为憾事。这些读书学习完全从兴趣出发，没有任何目标，也没想过“读书改变命运”之类，但以后对我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正因为一直坚持读书，1978 年招考研究生时，我才能以五门课439 分的总成绩，再次进入北大，这才有以后的一切。看来无用的读书，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就变成有用的了。“文革”中认真读书，读得比我多、比我好的人还有一大批。就当年我们研究生同学而言，中文系的钱理群、西语系的张隆溪、哲学系的陈来，还有不少如今已成为院士的理科同学，都是“于黑暗处静读书”的佼佼者。比起他们我常反省自己，不过这也有天分的原因，我不如他们很正常，但我努力了，就是没有虚度光阴。第二个作为无用之人读无用之书的时期，就是60 岁退休至今天。退休，没有了一切工作任务和约束，也再没有什么追求，这就是随意读书好的时光。自己对什么有兴趣就读什么，甚至《鬼吹灯》这类书也读过，而那些严肃的经济学著作，不爱读就不读。人退休之后怕寂寞无聊，我住郊区乡下，来往朋友不多，对老年人的街舞、麻将、养生之类毫无兴趣，填补退休空虚的就是读书了。读到一本好书，有一点感悟，就是一种幸福。如同打麻将的老人赢了钱，或跳舞的老人浑身大汗一样。我退休生活的模式就是“活着，读着”。当然，退休了，读点书作为燃料就可以发挥余热。退休后，主要为一些学校的EMBA 或EDP（高级经理人发展课程）讲课。读书可以给讲课更新增加点内容，“中国商帮文化”就是在自由读书的基础上新开的一门课。也可以任意写点东西，我许多普及经济学的书，如《经济学是什么》《寓言中的经济学》都是退休后写的。退休了，没有任何考核指标，也不想评奖之类，写起来更自由。尽管一些普及性的书在许多专家看来“没有学术水平”，但自己觉得好就写，退休老人还讲什么“学术水平”？人的欢乐来自自由，对一个读书人而言，自由地读，自由地写，就是的自由。如此自由的生活给个皇帝也不换。我在无用的读书中有所感悟也写了一些文章，所写的文章陆续编为《想读》[1]、《 随书而飞》[2] 出版。如今这本《无用才读书》就是近年来写的文章的汇集，与爱读书的朋友交流，也希望得到批评指正。本来是一篇序，没想到写这么长，只好作为一篇文章，称为“代序”。
无用才读书这个题目的意思是“无用之人才能读无用之书”。全写出来有点啰唆，遂简化为“无用才读书”。写下这个题目，我想起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读书有什么用？仔细想来这个问题的含义是读书的目的是什么？能有什么收益？读哪些书能达到这种目的？这个问题搞清楚了，读书才有内在的动力。自觉读书而不是赶时髦读或被逼读，才有真正的全民读书热。说到读书的目的，我想起一件逸事。当年我在北大任教时，听学生说，有一次给他们上课的一位老师问学生，选这门课的目的是什么？一位学生无精打采地说：混个学分呗！老师听罢勃然大怒，批评一顿之后又指另一学生问，你的目的是什么？这位学生站起来，严肃地说：为革命。全班学生哄堂大笑，老师无话可说。当年一切都冠以“为革命”之名目，还是相当流行的，况且老师是一位极“革命”之人，明知学生调侃，也无可奈何。今天看来，“为革命”云云有点幽默，但在我上学时却是严肃地这样想，这样说的。我上学的年代是革命的年代，也是讲大话、讲空话的年代。老师极为认真地教导我们为革命读书。现在想来，这话也不能算错，但太空。除了少数革命家读马列的书找到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之路，绝大多数人读书与革命关系不大。少数人甚至认为，读书越多越反动，成了反革命。而且，什么是对革命有用之书，也无定论。马列的书应该是对革命有用的，但不少反革命不也熟读马列吗？“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红楼梦”并非革命之书，但许多人不也从中读出了革命道理吗？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钦定的革命之书，“文革”中又钦定为反动之书。如今又颠倒过来了，不过即使革命红心不变的人读的也不多了。“为革命”太抽象。作为读书目的，缺乏可操作性，作为评价书的标准，又缺乏客观性。现在真心这样说的人已经属于濒临灭绝的受保护物种了。还是古人坦率，说读书是为了“黄金屋”和“颜如玉”。这种说法不仅有点俗，而且也未必靠谱。读书与黄金屋、颜如玉之间并不一定是正相关的。读书好而有黄金屋、颜如玉的人固然不少，但饱读诗书终生贫寒、丑妻相伴的人更多。几乎没读过书，但黄金屋一望无际，颜如玉如过江之鲫的人比比皆是。你去看看富人排行榜，有多少读书人？“刘项原来不读书”，这种说法无非是从人贪财好色的本性出发而说的励志格言而已，不可当真的。说“为混个学分”而读书选课倒是至理名言。人在社会上要过得好就必须有份好工作；要找到好工作，就得大学能毕业；要毕业就必须混够学分。这种读书可称为“有用的读书”。另一种完全从兴趣出发，没有任何具体目的的随意读书，则可称为“无用的读书”。人一生读书既有有用的读书，又有无用的读书。不过在人生的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人在接受正规教育上学时是准备成为有用之人，参加工作后就成了真正的有用之人。这两个时期读书都以“有用的读书”为主。退休之后，尽管也可以发挥余热，但“热”仅剩“余”，基本也就无用了。无用之人才能读无用之书。当学生时为应试、升学而读书是应试读书。工作之后为完成工作任务、为提拔、为评奖而读书也是应试读书的延伸。这是有用之人读有用之书，这种读书对人的一生很重要。我不否认应试教育、应试读书的重要性。科举制度可以称得上中国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了，至今仍然是各国公务员制度的基础。与科举制同时产生的则是应试教育与读书。这也是绝大多数人接受教育增加才智的基本方式。尽管有人把没读过书的卑贱者捧到了天上，也有不经过这种应试教育而成才者，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才还是这种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不然各国为什么都要建立这种教育体制？工作以后作为应试读书的延伸，为提职、评奖、完成工作任务读书也是大大有益。不同形式的考试、考核作为一种压力或动力，推动人们继续努力读书，不仅有利于个人能力的提升，也有利于整个社会。受教育阶段以有用读书为主，这对人的一生极为重要。我的写作能力就是在中学时学语文写命题作文练出来的。上大学分了专业，许多人认为“大学学的专业百分之九十无用”，这话的确有点道理。工作之后真正专业对口的人并不多，而且即使是对口，大学学的专业知识也会过时。但无论专业有没有用，都为你一生奠定了一个学习基础。我上大学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毕业后根本没用上。但大学的学习让我知道如何读书，如何研究一个问题，为我以后的事业奠定了一个基础。大学的重点仍然在奠定人一生学习的基础。北大原经济学院院长陈岱孙教授1949 年前是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他继承了清华的传统，强调“宽口经，厚基础”，专业不要分得过细，就体现了大学教育打基础的作用。现在想来，这个思想仍然正确。工作之后适应工作需要而读书，这种有用读书仍然是人读书的主旋律。当然，在上学与工作阶段，除了有用读书，即为了应试、工作等而读书外，也会有无用读书，即按自己的兴趣随意读书。不少人在中学时代就读了许多文学名著，这些书与应试关系不大，就属于无用读书。我上中学是在1950 年代末，当时没有大量习题、辅导资料，也没有网络。有用读书之外余下的时间还不少，我们学校又有一个相当好的图书馆，因此读了许多有用与无用的书。进入大学后要读的专业书多了，有用读书成为主旋律，不过也读了不少无用之书，比如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周一良先生的《世界通史》，丹纳的《艺术哲学》之类。这种看似无用的读书，对应试等也起过作用。记得“外国经济史”课考试是口试，答完题之后老师随意问问题，问了一个非洲殖民化过程中的问题，我正好读了约翰·根室的《非洲内幕》，回答了问题，得了一个好成绩。当然，有用读书，毕竟有约束，有些书你并不喜欢，但喜欢不喜欢都必须读，就只好硬着头皮读下去。也许这种书，当年你下功夫读了，以后也没什么用。尤其是教条式的教科书、参考书，读起来很乏味的。有用的书毕竟有一个范围，这也限制了你的阅读面，使你孤陋寡闻。因此，我主张中学、大学必修课不必太多，要给学生留下发展自己兴趣与才华的空间，这就是有用的读书不能占用太多时间，要让学生去读无用的书。工作时追求也不必太多，留点时间读无用的书。但任何人都不能摆脱读有用的书的阶段，无论你爱不爱。这时读书的确有点“被”或“逼”的状态。我喜欢还是作为无用之人读无用之书的状态。完全从兴趣出发，没有任何目的，把读书作为一种享受，正如喝一杯茶或品一杯酒那样。这正是这本书题目的来由。要读无用之书，必须成为无用之人。人无用了，完全没有约束了，才有完全自主决策的自由，才可以为所欲为。一般来说，人是在退休后才能处于这种状态。不过由于我成长于革命时代，就有了两段作为无用之人的时间。一段是大学毕业后1968—1978 年被发配到东北林区。当然也有工作，还算有用之人，但所学知识无用，也看不到什么前途，没有目标。这时在读书上就属于无用了。尽管这一段生活颇为艰难，政治环境又不好，且心情郁闷，但现在回想起来是一生中愉快的读书时期之一。另一个则是六十岁退休之后，我是在六十岁生日那一天彻底裸退的。单位的约束完全摆脱，尽管还出去讲点课，发挥发挥余热，但“热度”几乎近于零，不能温暖别人，更不会引起温室效应，时间完全可以自由支配。这时读书又回到无用状态。有人问我，一生什么时候幸福，我认为就是退休之后。这是完全任意读书的时代。先讲“文革”时那一段。上大学时总感到自由读书的时间太少，毕业后赶上这么一个混乱但也约束不多的时光。毕业时就想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好好读书，这样就来到无人愿去的黑龙江林区。尽管当时社会上“读书无用论”流行，且在文化专制下可读的书也有限，但毕竟自己有点藏书，且读书条件也可以自己争取，因此也还是读了点书的。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方面的书还有一些。我就从认真读这些书开始。当年曾给高干们开了一个30 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书目，“文革”中又倡导高干们读6 本书。我就从读这些书开始。有一次我读《反杜林论》被工宣队看到了，指责我还读资产阶级的书。我把书扔给他，告诉他这是恩格斯的书，是推荐的，又上纲上线了一下，反问“你反对我读马列的书，该当何罪？”他是文盲，不敢再说，于是我就理直气壮地读书。即使读其他书，包一个书皮写上马克思什么书，就无人敢问了。我一本一本地读这些书，且写了两大本笔记，还写了一些读书体会之类的文字。以后读了一些单位编写的辅导资料，感觉我理解的比他们好。大约1970 年代初，有一个中央文件中提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解释含义，并寄给《黑龙江日报》。不久该报发了一篇介绍这个问题的文章，当然不是我写的，但比我写的差多了。虽然我知道写文章想发表是不可能了，但我仍然认真读书。以后又读了《资本论》三卷。这是我一生中读马列认真，且读的多的一个时期。从读书中也认识到“四人帮”宣传的那一套并非马克思主义，自己反抗，当然不可能，但不同流合污还是可以的。此外读得多的就是古文。我有一套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认真学了一遍后，又借讲“儒法斗争”读了《论衡》《韩非子集》《史记》《资治通鉴》等允许读的书。同时向别人借了一本《辞源》，解决读这些书中不解的问题。“文革”前我买过五册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活页文选》，在校时选读过，这次就全读了。还读了一些古诗词，甚至还为我的孩子选编了一本儿童读的古诗词（刚编了一点就赶上考研了，未完成）。当时年轻，尽管是无用的读，自己还想做点事。读《巴黎公社史》，还想写一本小说；读商鞅变法的书还想写一本“商鞅之死”的剧，赞扬商鞅的改革精神，不过都是想想而已。《商鞅之死》写了一幕也写不下去了，想来还是自己天分不够。我爱文学书，但除了一套《鲁迅全集》（1963 年版）外，其他藏书不多，于是就认真读鲁迅。我特别推崇鲁迅先生，读这套书时还摘录了其中一些格言式语录。当时有哈尔滨下放的干部到林区，我也向他们借书读。《莎士比亚戏剧集》（朱生豪译），就是借来读的。他们有什么书，我就借什么，读过的，没读过的，都读。当然，我也无法穿越，只能出什么书读什么书，而无论好坏。当时我订阅了《自然辩证法》《学习与批判》《朝霞》等刊物，每期都读。当时出书少，书也便宜，只要见到的书就买，什么《李白与杜甫》《牛洋田》《虹南作战史》，等等，都是那时购买并读过的。那时真是饥不择食。除读书之外就是自学英语。我中学大学一直学的是俄语，自己还译过俄文版的《西欧六国共同市场》（当然没出版）。后来中苏交恶，感到俄语没用了，于是“文革”中开始自学英语。当时用的课本是英国出版的《基础英语》（旧书店所买）和北大的第二外语教材三本。在此基础上又读了张道真先生的《实用英语语法》，并阅读了其他书刊。除《北京周刊》外，还订阅澳大利亚共产党机关报《先锋报》，读旧书店买来的英语故事书、小说等。没有人教，也没法学习口语，因此我的英语听说始终很差，至今成为憾事。这些读书学习完全从兴趣出发，没有任何目标，也没想过“读书改变命运”之类，但以后对我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正因为一直坚持读书，1978 年招考研究生时，我才能以五门课439 分的总成绩，再次进入北大，这才有以后的一切。看来无用的读书，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就变成有用的了。“文革”中认真读书，读得比我多、比我好的人还有一大批。就当年我们研究生同学而言，中文系的钱理群、西语系的张隆溪、哲学系的陈来，还有不少如今已成为院士的理科同学，都是“于黑暗处静读书”的佼佼者。比起他们我常反省自己，不过这也有天分的原因，我不如他们很正常，但我努力了，就是没有虚度光阴。第二个作为无用之人读无用之书的时期，就是60 岁退休至今天。退休，没有了一切工作任务和约束，也再没有什么追求，这就是随意读书好的时光。自己对什么有兴趣就读什么，甚至《鬼吹灯》这类书也读过，而那些严肃的经济学著作，不爱读就不读。人退休之后怕寂寞无聊，我住郊区乡下，来往朋友不多，对老年人的街舞、麻将、养生之类毫无兴趣，填补退休空虚的就是读书了。读到一本好书，有一点感悟，就是一种幸福。如同打麻将的老人赢了钱，或跳舞的老人浑身大汗一样。我退休生活的模式就是“活着，读着”。当然，退休了，读点书作为燃料就可以发挥余热。退休后，主要为一些学校的EMBA 或EDP（高级经理人发展课程）讲课。读书可以给讲课更新增加点内容，“中国商帮文化”就是在自由读书的基础上新开的一门课。也可以任意写点东西，我许多普及经济学的书，如《经济学是什么》《寓言中的经济学》都是退休后写的。退休了，没有任何考核指标，也不想评奖之类，写起来更自由。尽管一些普及性的书在许多专家看来“没有学术水平”，但自己觉得好就写，退休老人还讲什么“学术水平”？人的欢乐来自自由，对一个读书人而言，自由地读，自由地写，就是的自由。如此自由的生活给个皇帝也不换。我在无用的读书中有所感悟也写了一些文章，所写的文章陆续编为《想读》[1]、《 随书而飞》[2] 出版。如今这本《无用才读书》就是近年来写的文章的汇集，与爱读书的朋友交流，也希望得到批评指正。本来是一篇序，没想到写这么长，只好作为一篇文章，称为“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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