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78931
1.本书具有权威性。本书作者是美国著名投资银行家和风险管理师，畅销书作者，在资本市场有着30多年的从业经验，为美国国防部、中情局以及国际性对冲基金公司提供咨询，在资本市场实战经验丰富。
2.从“苏黎士的乌鸦”令人叹为观止的预测方式到金融的诸神黄昏;内含大量作者与全球金融业金字塔尖人士私密谈话的精彩片段，窥见全球金融精英的决策动机和思路，理解全球金融市场真实运行逻辑。 3.本书揭露了全球精英试图对投资者掩盖其正在进行的秘密计划：在下一次金融危机爆发时锁定全球金融体系。全球精英阶层为了应对危机已经开始为自己准备囤积现金和硬资产，普通人也能从本书中找到应对危机的安全指南。
《反收割》揭露了全球精英试图对投资者掩盖其正在进行的秘密计划：在下一次金融危机爆发时锁定全球金融体系。本书指出，全球金融崩溃的迹象见露端倪，政府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通过印刷钞票来注入流动性和支撑资产，而是准备关闭银行、关闭交易。而且，全球精英阶层为了应对危机已经开始为自己准备囤积现金和硬资产。当证券交易所关门、自动取款机停工、货币市场资金冻结、资产管理人员受命不抛售证券、强加负利率、取款被拒绝时，精英们已经把硬资产收入囊中。
本书与“四大学派”——古典学派、奥地利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分道扬镳。这本书将追寻20世纪*伟大而不为人知的经济学家，传奇经济预测家索马瑞“苏黎士的乌鸦”的道路，以这些脉络——复杂性、行为心理学、因果推理和历史，穿过21世纪资本市场的密集网络，到达任何人都未曾见过的未来。
《反收割》,一本安全指南！帮助我们让思想更智慧、行动更迅速，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捍卫财富！
目录
目 录
引 言 /００１
章 末日来临 /０１９
谈 话 /０２１
冰－９ /０２９
打烊了 /０４１
货币骚乱 /０５０
第二章 一种货币、一个世界、一套秩序 /０６３
世界货币 /０６８
世界税收 /０８２
世界秩序 /０９２
休克主义 /１００
第三章 心灵的沙漠城市 /１０３
洛斯阿拉莫斯 /１０５
资本和复杂性 /１０８
复杂性 /１１８
反 馈 /１２２
第四章 前震: １９９８ 年 /１３１
金钱机器 /１３３
专 家 /１３６
贪 婪 /１４３
旋 涡 /１４７
(未被) 吸取的教训 /１５９
后 果 /１６６
第五章 前震: ２００８ 年 /１７５
新的危机 /１７７
第二个后果 /１９１
第六章 地震: ２０１８ 年 /１９７
无脸人 /１９９
黄金的力量 /２０９
美元短缺 /２１７
地震: ２０１８ 年 /２２４
第七章 精英的篝火 /２２９
角马和母狮 /２３１
苹果和猫 /２３７
债务帝国 /２４７
死胡同 /２５３
第八章 资本主义、法西斯与民主 /２５７
重新思考熊彼特 /２５９
新禁卫军 /２６９
新法西斯主义 /２８３
货币的联系 /２８９
第九章 当心黑马 /２９５
倒计时钟 /２９７
不一致 /３０７
科隆纳宫 /３１０
结 语 /３２１
致 谢 /３３２
注 释 /３３４
穿越飓风
探访感觉器官
气候大挑战
部分：引入：苏黎世的乌鸦(The
Raven of Zurich)
菲利克斯·索马瑞（Felix
Somary）也许是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不为人所知的经济学家之一。
1881年，索马瑞出生在当时奥匈帝国的德语区。他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学和经济学。他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同学，并在奥地利经济学派之父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门下获得博士学位。
在次世界大战期间，索马瑞曾在比利时占领区担任央行行长，但他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是富有的个人和机构的私人银行家。他于20世纪30年代迁居苏黎世，并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直至1956年去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索马瑞大部分时间都在华盛顿特区担任瑞士金融事务特使，并向战争部提供金融咨询建议。
索马瑞被公认为世界上伟大的货币专家。他经常应邀为中央银行提供关于货币政策的意见。不幸的是，由于政治因素，他的很多忠告都被银行忽略了。
索马瑞能在他人志得意满时预见金融灾难，这种诡异的能力让他获得了“苏黎世的乌鸦”的绰号。在希腊神话中，乌鸦与预言之神阿波罗经常联系在一起。在《旧约·列王记》中，上帝吩咐乌鸦供养先知以利亚。索马瑞也许是自古以来伟大的经济先知。索马瑞回忆录的英文版就是《苏黎世的乌鸦》1(The Raven of Zurich)。
索马瑞不仅先于他人预料到了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准确地警告了这些大灾难引发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他亲历了古典金本位的消亡、战争期间的货币乱象和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他于1956年去世，在布雷顿森林时代完结之前。
在预测事件方面，索马瑞的成功来自类似于本书中所用的分析方法。当时使用的名称和现在不同——在他参与市场活动的年代，复杂性理论和行为经济学还是很久之后才出现的东西。尽管如此，从他的著作中还是可以一窥他所采用的方法。
案例一：桑贾克铁路与贝叶斯统计预测世界大战
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他回忆录中的“桑贾克铁路”一章，该章描述了在1908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索马瑞努力组建一个财团来发放一笔商业贷款。贷款将用于打造一条从波斯尼亚到希腊港口城市萨洛尼卡（今塞萨洛尼基）的铁路。这个铁路项目本身无关紧要。维也纳的支持者聘请索马瑞就其财务的可行性做出报告。
拟议的路线穿过一个叫作“新帕扎尔的桑贾克”（Sanjak of Novi Bazar）的奥斯曼省。这条路线需要维也纳向奥斯曼庄严朴特（Sublime Porte）申请许可。
接下来发生的事震惊了维也纳。从莫斯科到巴黎，各国外交部强烈抗议。索马瑞写道：“奥地利—匈牙利申请一个铁路特许权，俄国—法国联盟的反应却是无比强烈的抗议风暴——后还采取了政治报复，建议修建一条从多瑙河到亚得里亚海的铁路。”
这一铁路事件发生在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前，离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六年。然而，仅仅根据法国和俄国的反应，索马瑞就正确推断出世界大战已不可避免。他的分析是，如果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就能让地缘政治变得如此紧张，那么更大的事情会无可避免地发生，这必然会导致战争。
这一推断是贝叶斯统计的一个完美例子。实际上，索马瑞的出发点是一个关于战争概率的假设——在没有任何其他信息的情况下，发生世界大战的概率是50%。在桑贾克铁路事件发生后，贝叶斯定理的数学公式中的分子和分母都会增大，战争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当代情报分析员称这些事件为“标志和警告”。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假设的强度会让战争看似不可避免。贝叶斯定理能够让分析师先于公众得出结论。
放在今天，桑贾克铁路正呼应着对于从里海到欧洲的天然气管道的竞争，其中一些管道可能正通过昔日奥斯曼帝国的桑贾克。当事方依然是土耳其、俄罗斯和德国。新的索马瑞在哪里？新的“乌鸦”又是谁？
案例二：约瑟夫•熊彼特青睐的历史—文化方法
索马瑞还使用过备受约瑟夫·熊彼特青睐的历史—文化方法。1913年，当时的七大列强要求索马瑞重组中国的货币体系。他拒绝了这一职务，因为他觉得欧洲即将发生更为紧迫的货币危机。在1924年到1939年席卷全球的剧烈通货紧缩发生前十年，他写道：欧洲人觉得中国人很可笑5：他们拒绝纸币，还在秤上称量金属货币。欧洲人认定他们比我们落后五代人——实际上他们比我们还领先一代。在蒙古皇帝的统治下，他们经历过发行数十亿纸币用于资助军事和庞大公共工程的繁荣，终只落得通货紧缩的苦果——随后这种印记一直延续了几个世纪。
索马瑞也展示了其对于行为心理学的精通。关于1914年7月，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向德皇的弟弟（英王的表哥）保证英国和德国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一事，他做了如下分析：无疑英王和他表哥的谈话是真诚的，但我不确定英王对于时局有多了解。我六年前就已经看到，很有才干的统治者了解的信息非常有限；内幕人士了解到的信息，特别是那些地位较高的人所掌握的信息往往是带有误导性的。相比于英王的判断，我更信任《泰晤士报》。我代表委托我管理资产的那些朋友，将银行存款和证券兑换成了黄金，投资到瑞士和挪威。几天后战争就爆发了。今天，行为心理学家会把英王的错误观点描述为认知失调或确认偏误。索马瑞没有使用这些术语，但他明白精英都是生活在周边精英的泡沫中。他们经常是后发现危机迫在眉睫的人。
索马瑞的备忘录于1960年在德国出版，英文版直到1986年才完成。这两本书都已绝版很久，只有在特种书店才能找到。
英文版出版一年后，1987年10月19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一天内暴跌20%，我们迎来了金融复杂而市场脆弱的新时代。有人相信，如果索马瑞活得再久一些，他一定能预见到1987年的股市崩溃，甚至更多。
这本书利用索马瑞的方法——病因学、心理学、复杂性和历史——在苏黎世的乌鸦停下的地方，我们重新捡起了金融荒唐史。
第二部分：
为什么经济知识界安于有缺陷的范式？不顾危机四伏的现实
经济学是科学吗？是，问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是科学家。经济学家的做法像是政治家、牧师或者吹鼓手。他们忽略不符合自己范式的证据。经济学家想要科学的声望，却不想要科学的严谨。今天疲软的世界经济增长可以一直追溯到这个骗局。
科学要用到知识和方法。扎实的方法是获得知识的途径。知识是通过归纳（基本上是一种直觉）或者演绎（根据数据进行推理）得来的。利用归纳或演绎的方法来形成假设——严谨的猜测。验证假设要通过实验和观察才会得到数据。假设或是被数据证实，这样的话假设会被更多人接受；或是被数据否定，那么假设会被拒绝，并被新的假设所取代。如果一个假设通过广泛的实验和观察得到证实，它就可能成为理论——有条件的真理。
科学的方法很容易用于经济学。我们常说的物理等“硬”科学和经济学等“软”科学之间的分野并不存在。今天的学者会划分科学的分支，让它适合解释宇宙的特定部分。天文学可以深刻地理解星系，生物学则可以有效地了解癌症，而经济学则是理解资源分配和财富创造的途径。天文学、生物学和经济学是科学的不同分支，应用于不同的知识领域。但它们都是科学，都服从科学方法。
尽管如此，大多数学术经济学家不是科学家，而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因循守旧，不接受新的观点，并把违背教条的数据统统抛弃。这种糟糕的环境本来只是学术圈的事，但事实上，经济学家在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占据要职。他们使用过时的理论不仅是个学术问题，更会毁坏国家的财富。
由于有这么多东西都岌岌可危，在下一次金融危机到来之前，这个话题都值得讨论。截止到本书写作，自上次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尽管缓慢，但也持续了七年多。这是历长的经济扩张期。自2008年以来，基本上还是符合1987年、1994年、1998年和2008年的恐慌节奏。七年一次危机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间距。短期内新的崩溃还不算板上钉钉。然而，如果它发生了，谁也不会感到惊讶。
金融系统如此脆弱，政策制定者如此缺乏准备，以致当灾难袭来时，将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这本书就是为了呼吁重新设计风险的统计特性，运用新理论，悬崖勒马，否则为时已晚。
科学家知道，所有理论都是有条件的，比现有看法更好的解释终会出现。并不能因为爱因斯坦能够更好地解释空间和天体运动，我们就说牛顿错了。只是爱因斯坦让知识更进了一步。不幸的是，经济学家并不愿意让自己这一行更进一步。奥地利学派、新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都把自己的旗子牢牢地插在地上。研究就是没完没了地把同样几个主题变来变去。智力停滞已经持续了七十年。表面上的创新，实际上还是在模仿凯恩斯、费雪、哈耶克和熊彼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提出的想法。这些原创思想是革命性的，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变化很有限并且已经过时，如果生搬硬套地使用，后果可想而知。
奥地利学派对于自由市场优于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解是合理的。然而，奥地利学派需要使用新科学以及21世纪的技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有史以来伟大的航迹推算航海家。然而放到今天，没有人会怀疑他会使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如果哈耶克还活着，他会使用新的工具、网络理论和元胞自动机来完善自己的见解。他的追随者更应该这样做。
如今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占据统治地位。有趣的是，它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并没有多大关系。凯恩斯首先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但他的那些追随者却不是。凯恩斯在1914年主推黄金，1925年建议提高黄金价格，1931年反对黄金，1944年提出了改良的金本位制度。凯恩斯在每个位置上都有务实的理由。
丘吉尔曾经发了封电报对凯恩斯说7：“我开始接受你的观点了。”凯恩斯回复说：“很抱歉听你这么说。我已经开始改主意了。”如果今天的经济学家的思想有凯恩斯一半开放，那会令人耳目一新。
凯恩斯的见解是，私人总需求的暂时性不足以用政府开支来代替，直到“动物本能”恢复。当政府并未负债累累，并有盈余可用于开支时，政府开支的效果好。今天的经济学家，比如，保罗·克鲁格曼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使用不成立的均衡模型（经济并非均衡系统），建议债台高筑的国家实施无限期赤字开支来刺激需求，就好像已经有四台电视的人应该购买第五台一样。这太愚蠢了。
货币主义者也没好到哪里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想法是，要稳定价格并获得的实质增长，货币供应量就应该逐步缓慢增长。弗里德曼希望货币供给能够满足潜在的增长，就好像爱尔兰的祝酒词“愿道路升起来迎接你”。
弗里德曼利用公式MV=PQ（初来自费雪及前人），说货币（M）乘以速度（V）等于名义GDP[即调整价格水平（P）后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Q）]。
弗里德曼认为速度是常数，理想情况下应该是既没有通货膨胀也没有通货紧缩（隐含P =1）。一旦估计出的实际增长率（成熟经济体中平均每年约为35%），就可以平稳增加货币供应量，实现无通货膨胀的增长。虽然这对于思想实验还不错，但弗里德曼的理论在实践中毫无用处。在现实世界中，速度不是恒定的，真正的增长受到结构（即非货币因素）阻碍，货币供应量的定义也有问题。
要是考虑到风险的统计性质，流行理论的害处就更大了。
如今，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大约是一千万亿美元，一千万亿美元压在一丁点资本上。这种杠杆上暗含的风险是如何管理的？流行理论叫作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VaR）。这一理论假定多空头寸可以对消，价格变动的程度分布是正态的，事件极其罕见，而且衍生物可以利用无风险利率正确定价。事实上，当美国国际集团（AIG）在2008年处于违约边缘时，没有对手关心其净头寸，AIG会对每个对手的总头寸违约。数据显示，价格波动的时间序列符合幂律分布而非正态分布。事件并不罕见，每七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而美国——基准“无风险”债券的发行国近遭受信用降级，暗示着很可能有小的违约风险。简单来说，VaR背后的四个假设都是错误的。
如果新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和VaR从业人员的工具都过时了，为什么他们还在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模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问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中世纪的地心说信徒在面对不符合行星运动的数据时不去质疑自己的体系呢？为什么他们写新的方程来解释所谓的异常，而不是否定整个体系呢？答案就在心理学。
信仰体系给人带来安慰。它们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带来了确定性。对人类来说，确定性有价值，哪怕它是错误的。错误或许有长期的后果，但安慰可帮助你度过一天。
要是还有数学模型来支持它，这种安慰因素就扎下根了。现代金融数学令人生畏。那些博士生花了好几年时间来学习数学，他们对于维持这种假象有切身利益。数学支撑着他们的信誉，并把那些不太会做伊藤积分的人排除在外。
从业人员还说金融数学十分优雅。如果你接受现代金融范式，数学为诸如期权定价等困难问题提供了许多巧妙的答案。没人停下来质疑范式。
学术进步的暴政更强化了金融的假象。出身于百里挑一的金融项目的年轻学者，更关心奖学金、论文发表和教师职务。面对年逾花甲的导师，年轻学者拿出一份摘要来驳斥他数十年来的心头所好，这对于职业生涯来说并不是明智之举。大多数人觉得，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来压榨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千次变分来解释量化宽松政策对互换利差的影响还要好一些。这才是进步的途径。
然后还有简单的惯性，就像在寒冷的早晨待在温暖的床上一样，学者也有他们的舒适区。新知识就像在冬天的海浪中潜水——醍醐灌顶，振奋人心，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喜欢确定多过不确定、优雅数学的诱惑、思想封闭的学术心态再加上惯性，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有缺陷的范式经久不衰。
如果这仅仅影响学术声誉，世界还可以耐心等待，科学终会胜出。然而风险还不止于此。全世界的财富都面临着风险。财富一旦被摧毁，社会动荡就会接踵而来。投资者不能再放纵决策者拒绝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而安于那些虽已尝试过却经不起仔细推敲的东西了。
第三部分：
复杂性、行为心理学、因果推理和历史才能真正有效的预测未来
这本书讲的是什么有效。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发现了新的科学分支。自80年代以来，廉价的计算能力让我们能够在实验室中试验那些无法在现实条件下测试的经济假说。在医学中由来已久的团队科学的兴起，促进了超越任何一个专业领域的跨学科发现。有一个二百五十年前的定理，几个世纪来都被嗤之以鼻，然而近却再度出现，完美地解决了用其他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
金融上三个重要的新工具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复杂性理论和因果推理。这些工具可以单独用于解决特定的问题，也可以组合起来打造更强健的模型。
就预测能力来看，这三种工具似乎都不如各大央行当前使用模型来得精确。然而，它们反映现实的能力却要强得多。大致正确总比完全错误要好。
（一）行为主义心理学
经济学家理解并且拥抱行为主义心理学。杰出的行为心理学理论家丹尼尔·卡尼曼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心理学要用于经济学的障碍并不在于欣赏，而在于应用。VaR等金融模型仍然是基于理性行为和有效市场做出的，而卡尼曼和他的同事早在很久之前就证明了人类在市场中的行为不合理且效率低下（就像经济学家所定义的那样）。
例如，如果让被试者去投资，是选择有100%的把握收到3美元，还是有80%的把握收到4美元的项目呢？卡尼曼的实验表明8，他们显著偏好种选择。简单做一个乘法就知道，第二种选择的期望回报（32美元）比种（3美元）更高。尽管如此，人们基本表现出喜欢确定无疑的东西大于有风险的选择，后者期望回报更高，但也有空手而归的可能。
经济学家迅速给种选择打上非理性的烙印，说第二种选择才是理性的。这引发了一种说法，就是那些青睐种选择的投资者全是非理性的。但真的是这样吗？
没错，如果你玩这个游戏100次，有80%概率赢得4美元的选择几乎肯定会比稳定赢得3美元的做法收益更高。假如你只能玩一次呢？期望收益的方程是一样的。然而，如果你需要钱，稳稳东东的3美元具有方程所未能体现的独立价值。
我们必须把卡尼曼的发现与进化心理学结合起来，重新定义理性。想象你是后一个冰河时期的克罗马侬人9。你离开居所，看到两条路可以去狩猎。一条路猎物很多，但路上有很多大石头。另一条路猎物比较少，但没有任何障碍。按照现代金融的说法，条路的期望回报更高。
然而，进化上则偏爱第二条路。为什么呢？条路的大石头后面可能躲着一只剑齿虎。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死定了，你的家人也要饿死。如果考虑到所有成本，猎物较少的路就不是非理性的了。剑齿虎就是一只在现代经济学中失踪的哺乳动物。学者通常量化一阶收益（猎物），并忽略二阶成本（虎）。投资者可以从这本书看到剑齿虎。
（二）复杂性理论
工具包中的第二个新工具是复杂性理论。今天经济学中的关键问题是，资本市场是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金融经济学中的每一个均衡模型就都过时了。
物理学提供了一种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动态的复杂系统由自主主体组成。复杂系统中的自主主体有什么特征呢？大致来说有四个：多样性、连通性、互动性和适应性。如果主体表现这些特征的程度较低，则系统趋于停滞；反之，若主体表现这些特征的程度较高，则系统趋于混乱。如果主体在这四个方面较为均衡，那么该系统就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
多样性体现在资本市场就是牛市熊市、多头空头、恐惧与贪婪。行为多样性是市场的精髓。
连通性在资本市场中也非常明显。有了道琼斯、汤森路透、彭博、福克斯商业、电子邮件、聊天、文本、推特和电话，我们很难想出一个比资本市场联系更紧密的系统。
互动性在资本市场中表现为每天执行的数万亿美元的股票、债券、货币、商品和衍生品交易，每一个交易都涉及买方、卖方、经纪人或交易所的互动。从交易量来看，没有哪种社会制度能与资本市场的互动相提并论。
适应性也是资本市场的特征。在一个头寸上亏钱的对冲基金会迅速调整其行为，认赌服输或是双倍下注。根据市场价格所表现的他人行为，基金会改变自己的行为。
资本市场无疑是个复杂系统——无与伦比的复杂系统。
主流风险模型的失败之处在于，复杂系统的行为与均衡系统完全不同。这就是为什么中央银行和华尔街的均衡模型在预测和风险管理方面的表现一直很差。每个分析员都从相同的数据出发。然而，如果你把这些数据放进一个有缺陷的模型，就会得到有缺陷的输出。使用复杂性理论的投资者可以置主流分析于不顾，得到更好的预测结果。
（三）贝叶斯统计
除行为心理学和复杂性理论外，第三个工具是贝叶斯统计，这是病因学的一个分支，也被称为因果推理。这两个术语都源自贝叶斯定理，该方程首先由托马斯·贝叶斯描述，在他去世后于1763年发表。法国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于1774年独立且更正式地阐述了该定理的另一个版本。拉普拉斯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继续研究这一定理。20世纪的统计学家已经形成了更严格的形式。
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普通科学，都会建立海量数据集，使用演绎方法来从数据中获得可验证的假说。这些假设往往涉及相关性和回归，用来预测可能类似于过去事件的未来事件。类似的方法会用到随机数字，运行蒙特卡罗模拟（大量扔硬币或掷骰子的实验）来推断未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如果一开始没有数据，或是数据并不充足怎么办呢？你如何评估一小撮中央银行家达成秘密协议的可能性？贝叶斯概率论为此提供了工具。
主流经济学家假设，在由随机分布定义的某些范围内，未来与过去相似。贝叶斯定理则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贝叶斯概率认为，某些事件是路径依赖的。这意味着，某些未来事件不是像随机掷硬币那样独立的。它们会受到之前发生的事件的影响。贝叶斯定理首先将匮乏的数据、历史和常识等混合起来，形成一个扎实的先验假设。
贝叶斯概率是可靠的科学而非臆测，因为后续的数据会测试先验假设。新的数据往往会证实或反驳这个假设。随着新数据的出现，两种类型的数据比例会不断更新。基于更新的比例，我们要么放弃该假设（并形成新的假设），要么以更大的信心接受该假设。简而言之，当没有足够的初始数据来满足正常的统计需求时，贝叶斯定理就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经济学家拒绝贝叶斯概率，是因为初期阶段的猜测简直是一团糟。然而，它得到了世界各地情报机构的广泛应用。在中央情报局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我都遇到过在保密环境中使用贝叶斯概率的分析师。如果你的任务是要预测下一次“9·11”攻击，那么你就不能等出现五十次袭击后再来建立数据集，你必须立即利用你拥有的任何数据开始工作。
在中央情报局，应用贝叶斯概率来预测资本市场的潜力是很明显的。情报分析就要用到基于匮乏的信息来预测事件。如果信息很丰富，间谍就没什么用了。投资者在各个资产类别之间分配投资组合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们掌握的信息不足以使用正常的统计方法。等到有足够的数据来达到确定性时，已经错过了获利的机会。
贝叶斯定理确实麻烦，但总比没有好。它也比华尔街所做的那些错过了新事件和未预见事件的回归要强。本书解释了如何使用贝叶斯概率，来实现比美联储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精准的预测结果。
第六章地震：2018年
我们真的想不出是哪次事件结束了青铜器时代；相反，该时代的结束必然是一系列复杂事件的结果，这些事件回荡在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所有那些相互联系的王国和帝国间，终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
埃里克·H克莱因
《公元前1177年：文明崩塌之年》
如果我们创造的这个拥挤、相互联结、城市化还有核武装的世界跌入了一个新的黑暗时代，那必定是可怕的时代。
伊恩·莫里斯
《新黑暗时代的黎明》，2016年7月
无脸人
“还没有”，当我问及美联储是否看到了像1998年和2008年一样灾难性破灭的泡沫时，乔恩·福斯特（Jon Faust）回答道。他的回答令人痛心。这说明美联储并没有从先前的情节中学到多少东西。如果美联储看不到即将破裂的新泡沫，它们就更无法阻止它破裂。
福斯特是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2012年精心选定的内部人士，担任理事会的特别顾问。“内部人士”一词常常随便地用来描述那些可能只是略有参与，但并不在他们号称相关的机构内部圈子里的人。这种随便的用法并不适用于乔恩·福斯特。就他在美联储的角色而言，“内部人士中的内部人士”是更为恰当的描述。
福斯特在美联储中的任职，是2012年1月至2014年8月，美联储主席由伯南克向珍妮特·耶伦过渡的时期。他的职务涉猎广泛，但专注于沟通。这里指的不是公共关系或媒体联络。沟通职务意味着福斯特是参谋，是前瞻指引的首席主笔。
在这个零利率或低利率的世界中，前瞻指引是中央银行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美联储提出前瞻指引来操纵市场预期。这种操纵让美联储无须更改利率就能收紧或放松货币政策。相反，美联储改变的是关于利率的预期。这是通过讲话、发言、备忘录和媒体泄密实现的。这些话就是前瞻指引，而它们就是由福斯特写的。
虽然福斯特不是理事会成员，但在美联储中，福斯特可以说是美联储主席和纽约美联储银行主席威廉·C达德利（William CDudley）之后权力的第三号人物。他在美联储外不为人所知，这一点只会让他用几个字来撬动市场的隐形之手更为有力。用间谍小说的说法来说，福斯特就是“无脸人”。
前瞻指引的文字工作并不是局外人所能做的。要提供用于公开披露的精确字句，需要熟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内部工作以及伯南克和耶伦的私人意见。在美联储时，每逢FOMC会议，包括“第三次量化宽松”（QE3）这个美联储的印钱计划、2013年5月伯南克威胁减少印钱的演讲，以及2013年12月实际开始的减少印钱时，福斯特都会坐在美联储华丽而高档的会议厅中。在FOMC会议之间，福斯特会在伯南克和耶伦的办公室进行头脑风暴，尝试各种单词和短语对市场的潜在影响。我后来和伯南克说起福斯特的职务时，他说：“是的，乔恩的办公室就是隔着大堂，在我的办公室对面。”就前瞻指引而言，福斯特是美联储的大脑。
福斯特至今仍是凯恩斯货币主义学术小圈子中的一员。他于1988年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在成为美联储高级官员之前，珍妮特·耶伦是伯克利的教授。她嫁给了福斯特的论文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从1981年到2006年，福斯特在美联储担任各种职务，终成为国际金融司助理主任。无须赘言，2012年福斯特接到电话邀请他担任理事会顾问时，美联储、伯南克或耶伦对他并不陌生。
2015年1月20日，他离开美联储后不久，乔恩和我在纽约出名的牛排馆“国民”（The National）二楼的私人餐厅用餐。“国民”的装潢是典型的牛排馆风格——暗色木料、黄铜镶边、白色桌布和暗淡的灯光。我已认识乔恩多年。尽管如此，这是伯南克在2012年聘用他以来我们次有机会会面。我们比邻而坐，相距一英尺。三文鱼、焦糖布丁、美酒，我们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乔恩喝了红酒，我喝了常喝的白苏维翁。
除了跟上FOMC成员的演讲和写作之外，我偶尔会和美联储理事和储备银行行长交谈，所以能够提及福斯特在FOMC的同事。这让谈话非常有趣，因为除了政策之外，我们还可以交换对他们个性的印象。
我对杰里米·斯坦恩（Jeremy
Stein）尤其感兴趣。斯坦恩在2012年5月到2014年5月担任理事和FOMC成员，与乔恩在美联储的时间重叠。斯坦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因为他是一位对美联储的零利率政策会创造安全隐患和泡沫动态有技术了解的理事。达拉斯联储银行总裁理查德·费雪（Richard Fisher）等当时一些FOMC成员直言提高利率的必要和不这样做的危险。理查德·费雪以及持同样观点的费城联储银行总裁查尔斯·普洛瑟（Charles Plosser）对于加息有直觉上甚至民科式的理由。部分原因在于不公平——没有给储户合理的回报，而华尔街的银行家却利用杠杆股票回购，用这些轻易得到的钱养肥了自己。
斯坦恩要更细致一些。他看到了机器里面所发生的事。斯坦恩知道资产掉期——用垃圾抵押品交换好的抵押品，以便交换方可以用好的抵押品作为另一项交易的抵押——这隐性提高了杠杆。他知道，监管的增加推动了去中介化——所谓的“影子银行”——使情况变得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糟糕。他明白衍生品风险在于总名义价值，而不是净价值。从他的演讲和著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斯坦恩看到了泡沫的动态,于是他走了。FOMC剩下的人中，似乎没人能明白斯坦恩看到的东西。
我对乔恩的问题很简单。斯坦恩已经在美联储内部提出了警告。他的分析很严谨。斯坦恩还知道，如果新的泡沫在2008年之后这么近就破灭，那会毁掉一代人的信心，并毁掉自上次危机以来，美联储将经济推向自我维持的增长路径的所有努力。我倾身向前，问乔恩：“耶伦看到了斯坦恩看到的东西了吗？她认为市场是个泡沫吗？”福斯特随即答道：“还没有。”
这个回答意义重大。这意味着美联储仍在坚持过时的模型。美联储不应该试图捅破泡沫，而应在破灭后收拾残局的观点由来已久。关于这种方法的讨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关于大萧条起源的经典工作上。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批评美联储在1928年为给股市泡沫降温而做出提高利率的决定。美联储在通货膨胀并未形成威胁时提高利率，这引发了1929年的衰退，也直接导致了同年十月股票市场的崩溃。那次崩溃常常被视为大萧条开始的标志。艾伦·格林斯潘和伯南克支持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批评。格林斯潘因让始于1996年的互联网泡沫在2000年自行破裂而获得赞扬。格林斯潘“收拾残局”而没有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或系统性蔓延。伯南克也附和格林斯潘处理泡沫的方法，这可见于他大量的著作，以及2004年3月2日所做的关于大萧条原因的一次标志性演讲。
然而，处理泡沫的格林斯潘—伯南克方法误读了历史，也不符合近的经验。美联储在1928年提高利率确实犯下大错，但失误不在于它们捅破了泡沫，而是没能遵循游戏规则。美国在1928年是金本位制，有来自欧洲的大量黄金流入。根据货币的游戏规则，黄金流入需要放松银根，而这会导致通货膨胀、出口价格提高和有利于欧洲的黄金流动再平衡。提高利率增加了美国的黄金流入，同时减少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流动性。这项政策恰恰违背了金本位下的需求，是大萧条的直接起因之一。
格林斯潘和伯南克没有看到的是，今天既不是金本位，也根本没有任何本位货币。没有了用来衡量政策的货币锚，美联储必须仔细考虑一下，它是否不只是一个旁观者，而且还是泡沫的起因。提高或降低利率的决定不再受黄金流入引导，而是由突发奇想、通胀和就业之间的假性相关（所谓的非加速通胀失业率，NAIRU）和菲利普斯曲线决定的。
事实表明，格林斯潘对互联网泡沫的处理极不巧妙。他收拾局面的方法保持利率太低的时间过长，直接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和2008年的金融崩溃。伯南克从2008年到2015年的零利率政策（由耶伦延续）重复了格林斯潘的错误，并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更好的分析是，泡沫本身并不意味着危险。重要的是有没有债务让它越烧越旺。互联网泡沫是被格林斯潘早些时候所谓的“非理性繁荣”而不是债务吹起来的，它爆裂时虽然导致了投资者的损失，但对于宏观经济的危害相对较小。相比之下，抵押贷款泡沫完全由债务和衍生品推动，并且导致大萧条以来的经济衰退。并不是所有的泡沫都是一回事。斯坦恩理解这一点。
在理解这些泡沫动态时，杠杆是比债务更贴切的表述。杠杆可以包括传统借款之外的衍生品。这是斯坦恩另一个伟大的观点。伯南克和耶伦不仅未能区分债务与非债务推动的泡沫，而且没能看到衍生品也是一种债务形式。2016年仍在扩大的新资产泡沫就是这种坏的类型——由债务和衍生品推动。耶伦过时的放任方法并未看到这种区别。
经济学家无法预见恐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是，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观察到“股票价格已经达到了一个看似永久性的高地”，几天之后的1929年10月28日，股票市场崩盘，在两天之内暴跌24%。崩盘还在继续，股市从1929年的高点下跌80%，直到1932年才走出谷底。我想说的不是去嘲笑费雪——他是20世纪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而是要说经济学家，尤其是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就是看不到泡沫。
有些利用复杂性理论、因果推理和经济学的模型能够很好地发现泡沫，虽然由于催化剂的微妙性以及路径依赖的随机性，崩溃的确切时间目前仍难以预测。杰里米·斯坦恩和前美联储理事里克·米什金（Rick Mishkin）在使用递归函数来把握这些风险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尽管如此，我希望美联储不仅仅把这些思想看作新奇的玩意，福斯特的回答让我的希望破灭了。在耶伦的心目中，一切照旧，没有泡沫。
福斯特的回答中，另一个让人不安的地方是“还”这个词。这暗示着虽然泡沫可能正在形成，但还有时间来控制它。背后的想法是，中央银行家可以慢慢地把气球中的空气放掉。另一个比喻是自动调温器。如果房子里太冷了，你可以把调温器调高些。如果房子里太热了，可以调低些。这就意味着，控制经济是一个线性的和可逆的过程，只需要转动拨盘就可以了。
比起自动调温器，经济更接近一座核反应堆。反应堆可调高调低。然而这一过程既不线性，也不一定可逆。当达到超临界状态时，反应堆堆芯就熔毁了。再怎么调也不可能让它重新成形了。核反应堆是复杂系统，资本市场也是。福斯特无意中透露，美联储对资本市场如何动作一无所知。
与他对泡沫的评论相比，福斯特对量化宽松政策的说法令人耳目一新。他坦率地承认，在美联储内部，大家认为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低迷”。量化宽松似乎是值得做的事情，但会带来哪些影响尚不明确。
我在2015年和伯南克交谈时，他承认了这一点。我在其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的私人谈话中也听到了类似的说法。他们承认，2008年之后，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伯南克告诉我，他的目标是成为大萧条期间的罗斯福总统。罗斯福非常善于即兴发挥。他的政府仅仅会依赖某个政策可能会起效的预感就去推行它。一些想法确实会奏效，但一些会失败。还有一些有所影响，但是公然违法，后来被法院所推翻。这并不重要。罗斯福的口头禅是尝试所有可能摆脱经济窘迫的路径。罗斯福认为，在危机中，做一些事情总比什么都不做好。伯南克告诉我，他同意这种做法。
事实上，这要视情况而定。有时，四处乱撞还不如什么都不做。这就是医学上希波克拉底誓词的本质，用白话来说就是“我不会羞于说‘我不知道’……重要的是，我不能当自己是上帝”，以及“预防胜于治疗”。历史记录强烈地表明，如果不是因为罗斯福总统的即兴发挥引发的不确定性，大萧条会更快结束。2008年以来持续的萧条（定义为持续低于趋势的增长）要归因于伯南克即兴发挥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在政权不确定的状态下，资本会罢工。
每次FOMC会议之后都要发布新闻稿，福斯特对于起草它的会议也是牢骚满腹。他说这个流程“荒谬”。说法会有很大变动，然而却是为改而改，这些词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含义。读者要开始一次诠释学和符号学的旅程。伯南克有一次看到FOMC声明的两份草稿，一个旨在发出政策上没有改变的信号，另一个旨在发出收紧银根的信号。伯南克抬起头，问乔恩：“哪个是坏的？”词语是随意挑选的，纯粹为了装装样子。福斯特更重要的工作就是打电话给《华尔街日报》记者乔恩·希尔森拉特（Jon Hilsenrath），解释美联储想要表达什么意思，而与选择的词无关。希尔森拉特会尽职尽责地报道原意，市场反应与预期相符。米歇尔·福柯4一定会感到欣慰。
福斯特和我谈了约一小时后，话题从政策问题转向了历史语境中的2008年后的时代。尽管我批评美联储，但我承认美联储至少认为自己在寻求正确的策略。然而，这又提出了一个反事实的问题：如果美联储当时就知道它们现在了解的东西，那它们会再走同一条路吗？问题背后的前提很简单。当美联储在2010年11月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QE2）时，它们期望在2011年获得强劲的结果。当美联储在2012年9月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QE3）时，它们期望在2013年获得强劲的结果。但它们预想中的增长并没有实现。经济也没有更糟，有新的工作岗位创造出来；但增长很弱，远远低于其想要达到的目标。整个过程是不是箱形峡谷——一个如今没有出口的死胡同？
福斯特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相反，他若有所思地说，“五十年后，新的本·伯南克会到来，一位年轻的学者会回望20世纪30年代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比较我们用过的方法，看看哪些行得通,哪些行不通。那个人会有两个数据点”。福斯特关于数据点的学术冷笑话打开了了解美联储思维的另一扇窗口。
除了过时的均衡模型外，美联储工作人员还在坚持所谓的频率主义统计方法。频率主义方法是与基于贝叶斯定理的推断方法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统计风格。频率主义和贝叶斯这两种方法都会与因果搏斗来做出预测。像许多二分法辩论一样，近年来两者出现了一些融合，两种方法的用户都看到另一种方法中有值得借鉴的东西。但是这中间仍然画着一条战线。
频率主义者认为，只有在拥有长时间序列的大型数据集时才可以得出统计上有效的结论，数据集越大、时间越长则越好。他们对这些大型数据集进行排序，并通过基线、回归与相关来假设因果关系并发现异常。这个输出为预测未来行为打下了稳固的基础。经济学中使用的一个特定技术是蒙特卡罗模拟。人们使用计算机来做数百万次旋转模拟轮盘或扔数字骰子的操作，将输出绘制成分布图，从而可以观测到特定的结果频率，并自信地做出预测。数据越多，观测越频繁，统计学家对其预测就越有信心——频率主义由此得名。
贝叶斯主义者所有的数据要少得多，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如此，而是有时不得不这样。如果你需要解决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并且只有一个数据点，贝叶斯定理可以帮助你找到答案。在数据集很小甚至根本不存在时，贝叶斯主义者能够解决问题5。他们的做法是先做出一个前提假设（称为先验），再使用先验来构造一个假设。先验是基于包括历史、常识、直觉等因素和任何可能存在的贫乏数据做出的。他们会基于现有的好证据来为先验指定某个为真的概率。在没有任何数据时，先验概率会被指定为五五开——这是对不确定性的近似。
贝叶斯主义者会在后续的观察中逆向推理，以测试先验假设。对于每个后续事件，都会计算如果假设为真，其发生或不会发生的概率。然后修正先验概率，以增加或减少其为真的概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先验也许变得很强，90%概率是正确的；也许会变得很弱，那么它就会被丢弃。就后续观测对于原始假设的影响而言，好的贝叶斯主义者会对其持开放态度。在缺乏数据时，构思先验并设定概率时的猜测工作会让频率主义者感到恐慌。他们觉得这种方法并不科学，比巫毒教也强不到哪里去。
贝叶斯主义者从实用的观点来反驳频率主义者——如果你没有大量的数据但问题不能等，怎么办？要是U型潜艇已经切断英国的食品供应，而你的任务是破解纳粹恩尼格玛密码并突破潜艇封锁呢？等到频率主义者有足够的数据来解决这个问题时，英国早就因饥荒而投降了。这就是贝叶斯方法广泛用于军事和情报行动的原因。当这些执行者面临现实问题时，已经等不及再收集更多的数据了。
福斯特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频率主义者。实际上，他说从2007年到2015年，伯南克—耶伦的政策只有一个数据点能处理——大萧条。作为大萧条货币学者，伯南克仅仅排在该领域巨人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之后。五十年后，也许在另一场经济险境之后，未来的政策制定者会有两个大萧条可以研究，1929年和2008年，也许可以“比较和对比”政策反应，就像是在大学期末考试中答题那样。替福斯特说句公道话，在我和伯南克谈话时，他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这位美联储前主席沉吟到，要判断他的政策是不是成功还为时过早。这需要未来的学者在几十年后做出判断。
我对伯南克—福斯特的频率主义思维方式的评价是，以每个世纪一个数据点的速度，我们大概要到2525年才能理解货币政策与萧条之间的联系。我提到福斯特的意思是，当2008年危机袭来时，伯南克只有一个参考框架，他已经尽他所能。有趣的是，在珍妮特·耶伦在央行任职的间隙，她的学术岗位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过去一个世纪频率统计科学的学术原爆点。耶伦比伯南克更依赖于数据和模型。
美联储没有全面地掌握贝叶斯技术是全世界的不幸。资本市场遭遇了接连不断的灾难，而出身学者的中央银行家等了几十年以获取更多的数据来让他们信服于自己的失败。
那天的晚上，福斯特和我是在距离餐厅约一个街区的华尔道夫酒店中名副其实的“牛市与熊市”酒吧中度过的。我们品尝了纯苏格兰威士忌——这是一批上了年头的酒，由我们的朋友，对冲基金亿万富翁戴夫·“达沃斯”·诺兰（Dave“Davos”Nolan）精心挑选，并和另一位晚餐同伴——生物学家贝弗利·温德兰（Beverly Wendland）喝了几杯。达沃斯、贝弗利和我揶揄乔恩近重返学术界——我称为“从美联储逃命”。
不幸的是，全球经济无处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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