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19084595
回望百年中国早期寻路，考察当下中国何以如此
清朝末年，从天朝迷梦中走出来的国人，经过“器物”、“制度”等层面的探索，关于国族的梦想，其中的不少仁人志士已经相当清楚，那就是建立现代的国家框架，走宪政共和之路。
可是，历史行进到1898年，清廷的屠刀斩灭了国人改良实现宪政共和的梦想，不少志士逐渐选择了武力。自此，暴力在中国社会的变革中越益显现。
1912年，亚洲个民主共和国——*成立。这个以很少量流血建立起来的共和国，成长并不顺利，及至1927、1928年，更是遭到了深深的创伤，乃至质的变化——从民主共和国，沦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党国”。
幸好，不少坚守梦想的先知们，在历史的行进中进行了不屈的抗争。虽然，他们没能阻止民国的终堕落，但，他们的思索、探寻，对于现今依然在寻路的我们，仍然是很好的鉴借。
从菜市口开始
科举制废除之后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一个分歧
邹容和他的《革命军》
秋瑾就义前后的几个细节
秋瑾遗骨究竟迁葬多少次？
民国之前的国民理想
革命前夕的文化革命
黄花岗上想当年
难忘1912
1913：谁在保卫共和
第二辑 帝制与共和
文化上的新旧争夺
再说新旧争夺
不得人心的古德诺
蔡锷的光彩
蔡元培：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者
一次历史性的拜访
是是非非吴稚晖
吴稚晖的文化思想
高一涵与《青年杂志》
胡适与“好政府主义”
钱玄同的文化姿态
沈尹默的书法及其回忆
不该遗忘的陈炯明
“三一八”之后
第三辑 抗争与坚守
令人遗憾的笔墨官司
一场被遗忘的战争
中东路事件中的陈独秀
抗战前后的胡适
从胡适的“请求更正”说起
傅斯年的性格
陈序经的命运
1928：新文化危机中的鲁迅
1929：新文化危机中的胡适
1942：陈独秀魂归五四
后 记
1、她为什么不逃？
1907年7月15日，女革命家秋瑾在绍兴就义，当时和后来的许多人为之挽惜。事实表明，秋瑾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避免被捕。
我们不妨看一看这个事件的时间表：
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匆忙起事。按照他与秋瑾原定的计划，是浙皖两地同时举事，但在起事之前，浙皖两地都已泄密。在安庆的光复会员叶仰高不幸被捕，严刑之下供出“有个混入安庆官场的浙江人是革命党”。因此，徐锡麟只得仓促起事，借恩铭参加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机，刺杀了恩铭，率众起义。事情虽然匆忙，但起头干得很漂亮：典礼开始，先由官生班向恩铭等人鞠躬行礼，恩铭等人还礼，接着应该是兵生班行礼。这时，徐锡麟突然转身向恩铭举手行礼，呈上学生名册，同时大声报告道：“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事实上，这是他事先同陈伯平、马宗汉约定的行动信号。恩铭大吃一惊，问道：“徐会办从何得知信息？”说话时，陈伯平已经冲上前来，把一枚炸弹朝恩铭掷去。炸弹落地未炸，恩铭慌忙站起。徐锡麟说：“大帅勿惊！这个革命党，职道终当为大帅拿到！”一边说着，一边俯身从靴筒抽出两把手枪，左右开弓，子弹已飞向恩铭。陈伯平和马宗汉也立即向恩铭开枪。恩铭身中七枪，立时倒地。
但是，当徐锡麟带领几十名学员冲出学堂大门，准备夺取安庆军械所时，却被清军包围。经过四小时的激战，后不幸失败被俘。
安庆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抓住了徐锡林的弟弟。他供出了徐锡麟的妻子王氏游学东洋，改名徐振汉，“与秋瑾同主革命”等情况。安徽方面立即把这个情况电告浙江巡抚张曾敭。几乎与此同时，绍兴绅士胡道南等人也向绍兴知府密报：“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凤樵、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日起事。竺号酌仙，平阳党首领，余党万人，近已往嵊县纠约来郡，请预防。” 知府贵福连夜赴杭州向浙江巡抚张曾敭报告。
7月7日，《上海时报》已经披露徐锡麟案发的消息。秋瑾友人派专人赴绍兴通报安庆失败事，并劝秋瑾到上海暂避，还为她在法租界联系了隐居之地。这大概是7月9日，迟不过7月10日（六月初一）。秋瑾得知安徽事败，“执报纸坐泣于内室，不食也不语，又不发一令。” 如果她这时候听从朋友的建议去上海，当然一切都不会发生。但秋瑾毅然拒绝朋友的安排。她把一些往来函件等托她的学生吴珉带走烧毁，同时给在浔溪女校的学生徐双韵寄去一首诗。诗中已有这样的句子：“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
7月11日（六月初二），秋瑾集合大通师范学堂的在校学生议事。有人提出提前起事，先杀贵福，占领绍兴城，再考虑其他。秋瑾不同意，认为必须等到约定的时间六月初十起事。会后，秋瑾把一些学生派往杭州分头埋伏。
由此可见，她此时之所以不走，主要是为了起义。虽然安徽那边已经失败，但她并没有放弃起义的计划，也就是说，虽然只剩下浙江，也仍然要行动。既然仍要行动，作为领导人，她当然不能躲到上海去。
也就在这一天，浙江巡抚派出300清兵赴绍兴。
7月12日（六月初三），秋瑾接到杭州武备学堂送来的密报，再次召集学生开会，会后率领学生藏匿枪支弹药。也是这一天，光复会骨干周亚卫与程毅从杭州来到绍兴。下午，秋瑾派周亚卫去嵊县与竺绍康联系。
7月13日（六月初四），上午九时，王金发自嵊县来，与秋瑾商议六月初十举事之约，至午后离去。
这时候，面对清兵进城事，山阴县士绅聚集县署，要求知县李钟岳保全地方。李钟岳当即答应士绅的要求，到绍兴府求见贵福，以顺应民意为由，恳望知府手下留情。贵福得知李钟岳的来意，心中不悦，却不便拒绝。李钟岳归署后，召集众绅商议对策，议来议去，其实并无良策，只是拖延时间而已。
这时候，大通学堂的学生正在劝秋瑾离校。秋瑾让学生离开，自己坚持不走。王金发因为听到清兵进城的消息，此时又回到大通师范学堂，他也力劝秋瑾暂时避一避。秋瑾仍然拒绝，还安慰王金发说自己是个女人，又无确凿证据，被捕也没有什么。直到清兵已临校门，王金发忍悲告别，逾墙而走。秋瑾令学生逃走，自己却拒不离开学校。
直到下午4时许，知府贵福、山阴县令李钟岳、会稽县令李瑞年才会同清兵包围了大通师范学堂，秋瑾与程毅等坚持不离开学校的师生被捕。搜走手枪１支，毛瑟枪41支，子弹6000余发，文件及秋瑾诗词作品一包。
根据以上情况，秋瑾当时完全可以逃走，而且，知县大人有意拖延，也给了她足够的逃跑时间。但是，她却没有逃。在派周亚卫去嵊县与竺绍康联系时，已知杭州出兵的消息。尤其是在王金发到过大通师范学堂之后，应该是不必再担心金华等地在六月初十的行动。所以，如果说三天前不逃主要是因为责任的话，这时候不逃，已经不是因为责任，也不是对起义仍抱什么幻想，而是准备就义了。
那一代革命者，常常抱有必死的牺牲精神，让人敬佩，又让人为之叹息。
2、秋瑾的口供
秋瑾案涉及光复军在两省同时起义颠覆大清国，应该属于大案要案。然而，历史留下的记录却是政府的处理非常草率。审讯很不成功，全部供词只是后来家喻户晓的那句话：“秋风秋雨愁煞人。”
所以，处决秋瑾之后，无论绍兴还是上海，即使是一些平时思想守旧、并不同情革命的人物，也纷纷谴责政府的暴行。“他们纷纷议论……秋瑾没有口供，按律例不应该杀没有口供的人；轩亭口是杀强盗的地方，秋瑾不是强盗，不应该到那里去杀。”
对秋瑾的审讯主要只有两次。
次是被捕的当天晚上。绍兴知府贵福、山阴知县李钟岳、会稽知县李瑞年一起审讯秋瑾等人。秋瑾并不是没有口供，而是没有官府所需要的口供。她承认文稿日记等都是她的，却宣称“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 她承认自己与徐锡麟相识，但问到还与哪些人往来，她首先说的是贵福。贵福的确去过大通学堂，而且为学堂写了对联。于是贵福不再审问，把审讯交给了李钟岳。
第二天，也就是7月14日，贵福干脆令李钟岳将秋瑾押回山阴县审讯。据说李钟岳是在花厅审讯的，而且破例为秋瑾设座，简直就是与朋友交谈。李钟岳一再询问，秋瑾则缕缕陈述。可惜只有两人对话，没有笔录。李钟岳随手递给秋瑾一支笔，让她写下来。秋瑾提起笔，却只写了一个“秋”字，就停下了。李钟岳让她继续写，秋瑾乃顺笔写成“秋风秋雨愁煞人”。两人谈话达两个小时，寂静异常，“不知者疑为会客”。后竟然没有口供。
有一种说法是：李钟岳在与秋瑾交谈的过程中，请秋瑾题字。“秋风秋雨悉煞人”并非口供，而是秋瑾题赠李钟岳的。此说显然不大可信。无论李钟岳如何同情和敬慕秋瑾，也不大可能在这种时候请她题字。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说：“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不知系何人造作，登之报上。” 他不承认这是秋瑾所为。但据秋宗章《大通学堂党案》 所引，浙江巡抚张曾敭致贵福电询问：“又报纸中载‘匪’当堂书‘秋风秋雨愁煞人’。有无其事？有即送核。”贵福当天回电说：“七字在山阴李令（即李钟岳）手，已晋省。”可见秋瑾手书“秋风秋雨愁煞人”确有其事的。只是杭州光复时浙江巡抚署被焚，物证就难再出现了。
14日晚上，李钟岳到绍兴府衙向贵福汇报审讯情况，贵福听完大怒，质问李钟岳为何不用刑。李钟岳说秋瑾是读书人，且是女子，不便动刑。李钟岳此时还不知道，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被迫监斩，把秋瑾杀掉。
从13日下午4点多抓捕，到15日凌晨3点处决，只有不足35小时，审讯、处决一切都确实过于匆忙。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在捕到秋瑾后，刚刚审讯一次，贵福即急电浙江巡抚，称秋瑾“坚不吐实”，请求先行正法。之所以这样做，理由是“若竺绍康一到，恐有他变”。秋瑾之所以被匆匆处决，主要原因是统治者的恐惧。设身处地想，地方官关押这样一个犯人，的确很不安全，不能不胆战心惊。相传她手下已有万人之众，如果竺绍康、王金发为救秋瑾而起事，后果当然让知府和巡抚都很害怕。在秋瑾一案中，贵福总是把江阴县令李钟岳推在前台，甚至让他把秋瑾押回县衙审问，大概也与此有关。
3、“奇怪”的舆论
秋瑾被杀之后，全国舆论大哗。尤其是上海，各报迅速报导，而且倾向十分鲜明，纷纷指责浙江和绍兴的官员。引人注目的，是许多人、许多报纸都为秋瑾喊冤。
《申报》在事发之后很快做了报导，对秋瑾多有赞美之语，22日就开始发表秋瑾的诗文和演讲稿。7月25日，发表题为《论绍兴冤狱》的评论，直接把案件称为冤案，指出冤案是绍兴府制造的。8月13日，登出官方发表的《绍狱供词汇录》，在“编者按”中指出这份供词是可疑的。“秋瑾之被杀，并无供词，越人莫不知悉。……而今忽有供词，……然死者已死，无人质证，一任官吏之矫揉造作而已；一任官吏之锻炼周纳而已。”
此外，《中外日报》、《时报》、《文汇报》等都大声疾呼，指斥贵福等制造冤狱。对秋瑾没有口供和证据就被杀害，表示强烈谴责。他们认为秋瑾只是办报、办学的归国女学生，所编《中国女报》爱国情绪昂然，没有煽动之辞。《文汇报》指责绍兴知府缺少证据而无端杀一女士。《神州女报》题为《秋瑾有死法乎？》的文章说：“浙吏之罪秋瑾也，实为不轨、为叛逆。试问其所谓口供者何若？所谓证据者何若？则不过一自卫之手枪也，一抒写情性之文字也。”有人指出：“杀学生，杀女士，无口供，无确证，仅谓‘有通匪笔据’，‘有绍绅告密’。不宣布，无以塞人民之望！” 有人指出无口供、无见证、无实据，既没有正式审判，也没有明确罪状，却杀掉了秋瑾，是“戕无辜之国民”。
总之，正如当年《敬告为秋女士呼冤者》一文所说：“女士之死，海内冤之。”
然而，秋瑾冤吗？安徽巡抚根据徐伟口供发来的报告；绍兴士绅的告发信；大通师范学堂非法购置的枪支弹药……这些不是罪证吗？如果放在几十年之前，无人会为之喊冤；如果放在几十年之后，大概也未必有人为之喊冤。
然而，问题就在这里，当时的中国虽然仍在清朝皇帝的统治之下，但随着立宪运动的展开和一系列新政的推行，西方现代国家的制度观念已经在知识界深入人心。人们不再以旧的“王法”看问题，而是以西方现代法制衡量眼前发生的事。于是，一些东西不再构成犯罪的证据，比如检举，比如密报，比如日记书信中的言论，等等。相反，官员们按照习惯做法而草菅人命的事，却变得难以容忍了。
在这种情况下，对秋瑾未经公开审判就行处决，就相当于强盗杀人，当然让人无法接受。
由此，我们在一个悲剧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看到时代的迅速前进。
4、知县李钟岳
在秋瑾案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是山阴知县李钟岳。
李钟岳，字崧生，别号晴岚，山东安丘人，进士出身，曾先后任江山县和山阴县知县。绍兴知府贵福在决定逮捕秋瑾之前，就把案子交给李钟岳和会稽知县李瑞年会同办理，李曾委婉拒绝，遭到否决，后无奈接办。
由前面一些细节的叙述，我们已经看到这位知县在抓捕和审讯秋瑾时的一些情况。在此再做一些补充。
在7月13日军队包围大通学堂时，他曾向士兵大呼“但加逮捕，弗许伤害”。
7月14日晚，在得到浙江巡抚同意将秋瑾先行正法的复电后，贵福召见李钟岳，令他立即执行。李钟岳说：“供、证两无，安能杀人？” 当然，他没有力量改变上司已经做出的决定。
临刑之前，他从狱中提出秋瑾，告诉她：“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亮之也。” 说完，这个父母官当场“泪随声堕”，身边的吏役也都“相顾恻然”。秋瑾知道那个时刻已经到来，向知县提出了三点要求：一、准许写家书诀别；二、不要枭首；三、不要剥去衣服。李钟岳答应了二、三两个要求。这里有必要说明，枭首，剥光衣服，都是中国早已形成的规矩。这种规矩的特点就是不给罪犯留有任何尊严。秋瑾的要求使我们看到的是她在生命后对尊严的维护。她不怕死，但作为女人，她想到了自己被剥光衣服弃尸街头的样子。李钟岳成全了她的这份愿望，帮她维护了后的尊严。
秋瑾死后，李钟岳很快被革职，罪名是“庇护女犯”。解职后李钟岳寄居杭州，终日郁郁，既为自己杀了女侠而内疚，又愤恨官场之昏暗，后，在极度痛苦中自杀身亡，时间是1907年9月23日，距秋瑾之死只有68天。消息传出，浙江士民无不哀痛惋惜，杭州城乡士绅前往吊唁者连续3天络绎不绝。
记得摩罗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良知的弹性》，其中写到，在冷硬的制度和那些不幸者之间，人们的一丝微笑、一点关切，就构成了某种弹性，使得制度所加给人们的伤害变得稍轻一些。面对秋瑾案中的李钟岳，我想补充的是，无论多么坚硬的制度，都是有弹性的。作为执行者的官员，面对这种弹性，往往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利用这种弹性向善，一种是利用这种弹性作恶。什么是可行之善，什么是可免之恶，像贵福那样的人往往想不到，也不愿去想。但李钟岳想到了，并且利用他有限的职权，努力做得更温和一些，更人性一些，让人间不显得那么彻底冰冷，让世界不显得那么完全丑恶。
他能做的，当然很有限，但凭着良知，他做了。对于秋瑾，对于后人，都是一丝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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