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52199
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俄国的创始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他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新世界，他是旧制度的摧毁者、颠覆者，新制度的创造者、保卫者和建设者。虽然他领导苏维埃俄国的历程不长，但却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无论是建立苏共、夺得政权，还是在经济建设、处理社会矛盾问题上的创新尝试，都对后来的苏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书既没有一味地褒扬列宁的光辉事迹，也没有隐讳他在苏俄初期治国理政中的失误，而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述了列宁作为苏维埃领导人的功过得失。
列宁离开这个世界快一百年了。他缔造一个新型的革命党，又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夹缝中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制度，他像马克思一样，从来没有把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俄国经验一般化，而是通过一场新制度的社会实验，为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
搅动20世纪国际秩序的苏共；与苏维埃政权伴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处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矛盾；探寻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经济政策；视农民为无产阶级长期的同盟者……
当然，列宁时代也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
莫衷一是的党国体制；摇摆的知识分子政策；解放全人类的革命理想主义的困顿……
目 录
序一/邓伟志
序二/叶书宗
前言 理性对待列宁政治遗产
一 苏共：列宁重要的政治遗产
“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未能完成的政党转型
政治遗产的时代回应
二 布尔什维克何以能取得政权
俄国革命的缘起
《四月提纲》的是是非非
布尔什维克胜利的秘诀
民众的胜利，历史的选择
三 一党制执政模式的形成
十月革命前后俄国国内主要政治力量
围绕立宪会议存废的斗争
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合与分裂
一党执政体制的确立
四 “无产阶级专政”的是与非
“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释义
“无产阶级专政”应是“强硬的政权”
对苏式“无产阶级专政”的评说
五 “党国制”的利与弊
苏联“党国制”的形成
“党国制”的优势
“党国制”与斯大林模式
六 执政时期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教训
列宁处理党内争论两例
斯大林处理党内矛盾的错误方针
处理党内矛盾的几点思考
七 新经济政策的历史价值及其局限
无产阶级政党在落后国家执政后面临的历史任务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直接过渡”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列宁在反思和探索中前行
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局限
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曲折中前进
八 处理农民问题上的矛盾和纠结
“马铃薯现象”：小农地位的社会学分析
“同盟军”还是“同路人”
征粮：与农民的一场“战争”
列宁在农民问题上的转变和探索
九 知识分子政策的得与失
近代俄国文化生态和知识分子的分类
对技术型知识分子：赎买—利用
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无奈—驱离
革命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及其命运
十 世界革命：理想主义的困顿
作为理想的世界革命理论
作为行动的世界革命战略
从理想到现实的回归
关于世界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几点思考
前言 理性对待列宁政治遗产
这篇前言，原先想用“正确对待列宁政治遗产”做标题，仔细一想，虽然我力求以客观的态度阐述和分析这个问题，但由于资料不全和认识分析水平的限制，加上任何学术问题难免都有争论和不同看法，自称一己之见是“正确的”，实有“欠谦”之嫌。而“理性对待”则应当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做到的。对列宁的政治遗产，我们既不能像过去那样不加辨析，加以“神化”，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寻章摘句，用它作为解决所有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也不应把列宁和列宁主义全盘否定，肆意污垢，斥之为一种“原罪”。“苏东剧变”后，有些人包括一些所谓左派学者对列宁横加指责，甚至把一盆盆污水泼向列宁，这绝不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态度。理性的对待，就应将之放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分析列宁的言行、决策的动机和效果。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是时代的产物，是已经逝去的那个世纪留下的政治遗产，今人理应从历史的、学术的层面加以梳理和评析。
美国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一次对话中说：“马列主义终结了，决不可能再出现。但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没有终结。列宁主义本身就是一条俄国通向历史复兴之路。”“我们必须分析什么是列宁主义。马克思的名言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也有充分的理由说：‘我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在沃勒斯坦看来，“列宁主义实际上并不是列宁自己思想的概括总结，也不是他作为苏共和苏联领导人的实践总结，而是一种治国的策略”。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自然有传承关系，然而，两者又有很大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只有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具有实践性的品格；而列宁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可供实际操作的战略和策略，它具有创新、求实、可变的特性，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和机会主义的特性。因此，一旦将这种理论和策略固化和教条化，作为指导实践的普遍原则，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所以，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合并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十分不科学的。正是如此，沃勒斯坦认为，马列主义已经终结，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各有其发展和研究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沃勒斯坦认为，“列宁并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却是”。
根据对列宁著述的研究和思考，我认为此论有一定道理。列宁与马克思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两人在理论创造和指导政治实践方面都有重大建树；然而，马克思更多的是在书斋里进行理论研究和理论创造，而革命胜利后的列宁，更多的精力是投身国务活动，参与制定大政方针和具体决策，处置突发事件，处理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就这一点，列宁与马克思有很大不同。相对而言，马克思是革命的理论家，他的思路比较平稳、严谨和贯通，而列宁是革命的政治家，他的思路常常会出现跳跃、应变和反复，为应对和处置现实问题往往缺少缜密的理论思考，因此对列宁的政治遗产更要作全面的、理性的评析。马克思与列宁，一个是革命的理论家，一个是革命的实践家，两者面对的问题是迥然不同的，这是研究者应当注意的。
众所周知，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俄国的创始人，他生前没有受到格外的推崇和赞颂，相反，攻击、诬陷他的人有之，党内因政见不同而与他争论、争吵乃至分道扬镳的有之，列宁是全党公认的领袖，但他并不享有一言九鼎、一锤定音、终裁决的权力，只是凭他的个人魅力、才智和勇气驾驭着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在惊涛骇浪中前进。但他死后，斯大林制造了一场“造神”运动，使列宁获得了他生前从未有过的尊崇，把一个有远见卓识、有魄力勇气、有丰富感情的伟人，变成了一个未卜先知、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神”。“列宁主义”这一概念，在列宁生前并未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认同和流行，在需要使用类似概念的时候，通常用“布尔什维主义”来表述。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树起列宁主义的旗帜，以标榜自己是列宁事业的继承人，他将列宁主义神化和教条化。经过斯大林的阐释和推行，列宁主义变成一部教义般的经典，处处事事都以列宁语录来装饰门庭，以其作为分辨正误是非的标准和阐释一切历史或现实问题的根据，这种状况即使在苏共“二十”大后仍没有多少改变。教条化扼杀了列宁主义鲜活的创造精神，造成全党全民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这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列宁是俄罗斯的儿子，也是时代的儿子。他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所生活的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恰处于一个历史转折时期，是一个群英辈出、社会动荡的年代。列宁从小在俄罗斯的文化环境中成长，“俄罗斯思想”浸润着他幼小的心灵；从青年时代起，他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这使他成为一个意志坚强、性格刚毅、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无论如何，“俄罗斯思想”的基因不可避免地在他身上有所表现。
列宁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为了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社会，用他自己的话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正是这个组织——布尔什维克，领导了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世界上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是苏维埃国家的开国元勋，他的理想是要在蛮荒贫寒的俄罗斯大地上，建造一个强盛、平等、共同富裕的新社会模型，既传承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又可以复制，能够成为别国的榜样。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造一种新制度的实验，是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新社会，实现多少代社会主义者的追求。这个创举没有任何现成的道路可供选择，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正如列宁所说，“这样试试，那样试试”，“做了够多的蠢事”。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是一名拓荒者，他要铲除这块土地上的杂树荒草，耕耘种植、筑巢修路，建设新的家园。且不说拓荒者创业之艰辛，殊不知，他在开荒锄地的同时，也会铲除夹杂其间的名花异草、百年古树，使常年栖息在这里的飞禽走兽遭受伤害。因此，拓荒者往往功过相伴、善恶交融。对于这样一个为探寻“俄国复兴之路”，为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而献出自己一切的伟人，后人对待他所留下的遗产，理应怀揣敬畏之心，理性对待。
列宁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目光远大，注重实践，在时代转折关头能把握正确方向，善于应变，制定适时的战略策略，而这常常使周围的人一时无法理解和接受。有两个事例十分突出：一是他在1917年发表名为《四月提纲》的演讲，提出“将民主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被当时党内外大多数人视为背离经典的“空想”的激进计划，但他不屈从于多数，力排众议，坚持己见，说服全党，在革命主客观条件并不成熟的俄国，抓住时机，大胆地领导了一场社会革命并取得了胜利。这场革命，有人说它是“强扭的瓜”，是“早产儿”，但中外历史上哪一次革命是在各种条件齐备、有百分之百胜利把握的情境下发动的？二是新政权建立初期，人们革命激情高昂，但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新生的社会主义“婴儿”随时都有被扼死的危险。列宁审时度势，提出立即与德国签订“割地和约”的倡议，但他却受到来自各方的责难，有人说他是出卖俄国的“奸细”。党内高层的大多数人也不理解，捷尔任斯基甚至当面指责说这是一种“背叛”行为，但列宁不屈不挠，排除万难，终于使苏维埃政权赢得一个难得的“喘息”时机。革命胜利之后，苏俄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一叶孤舟，国内外形势的严峻艰险是可想而知的。但列宁不畏险阻，勇于开拓，敢于担当，为新生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为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在实践中探索前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历史伟人的可贵品格。当然，他也和常人一样，会受主观认识和客观环境的影响，他的思路历程充满曲折和反复，他进行的社会实验有对有错，社会付出了不少代价，然而，世界上任何一项开创性的伟大事业，哪有不经过艰难曲折就轻而易举、一帆风顺地完成的呢？
列宁是伟大的革命家，旧制度的摧毁者、颠覆者，新制度的创造者、保卫者和建设者；他既是一位有崇高理想、高度理论修养的思想家、哲学家，又是一位充满激情、个性鲜明的实践家；在进行理论思考、设计未来和制定战略方针时，他常常充满理性和人文关怀，但在处理新政权下一些急迫而又棘手的问题时，他有时也显得急躁和生硬。对此，南斯拉夫学者德·列科维奇曾提出“两个列宁”之说，他认为，列宁的遗产中似乎同时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层面，或者简单地说，存在着两个列宁——具体环境中的列宁和本质的列宁。本质的列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和现实要求来研究问题的列宁，这是革新家和创造者的列宁，这个列宁强调宽容、民主和人道主义；而具体环境中的列宁是一个迫于严峻形势，迅速寻找摆脱险恶困境的、思绪万变的活动家，形势迫使这个列宁迅速思考、急促决断，他不能每次都周密、全面考虑各种关系，有时态度生硬、脾气暴躁、不容异己，是个有限民主的代表者，这时的他，不仅是个过于严厉的领导者，而且是惩罚措施、监狱乃至集中营的支持者。两个列宁是列宁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两个方面，两者紧密相连而又相互交错。美国著名传记作家路易斯·费希尔在《神奇的伟人列宁》一书中也有多处类似的描述。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个人历史作用问题持十分严谨的态度，他们都反对对领袖人物搞个人崇拜，厌恶对他们个人歌功颂德。列宁生前，也十分注意这一点。他是全党公认的领袖，但他总是把自己看作党内和中央委员会内的普通一员，许多人包括党内高层人士可以直接对他进行批评和与他争论，他曾批评过越飞将他与党中央“等同起来”的言论，也曾严厉批评过有人在他生日时曲意逢迎的行为。可是，20世纪30年代起，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风日盛一日。1938年，斯大林亲自参与并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当年这本被奉为“马列主义基础的百科全书”，实际上是一部歪曲史实、传播不少错误理论的“无人化”的党史书。在这本书里，只有两个“神”及一群“鬼”，唯独没有“人”活动的踪迹。“神”便是列宁和斯大林，“鬼”就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党内反对派人物。这里有一个理论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应该如何评价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斯大林开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先例。他把列宁奉为神，是为了把活着的共产党领袖，也就是把斯大林自己奉为神；他把列宁主义神化，是为了把他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披上列宁主义的外衣，变成必须遵行的不可逾越的教义。这些做法不仅使苏共和苏联的政治生态严重恶化，而且贻害了不少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尤其是一些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样的伟人，至今有些人仍保留一种化的思维方式，他们要么把领袖人物奉为无所不知、永远正确的神明，要么将他们视为十恶不赦的“妖魔”。其实，一个明白无误的真理是：杰出人物之所以成为历史伟人，在于他能够站在时代潮流的前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当然，伟人也是人，也会有缺点、犯错误，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也会有时代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对于已经逝去的历史伟人，严肃的学者（包括许多西方学者）一般都怀有敬畏之情，人们对这些伟人也有批评，甚至是很尖锐的批评，但大多含有理性的成分，极少采用恶意谩骂和不顾事实的诬陷。改革开放40年来，国内对列宁思想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已取得许多积极成果，然而，不能不看到，当今思想界有一股偏执、片面、之风漫溢。例如，有的人仍固守传统的思维模式，对已故伟人不能做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评论；有的人则对已故伟人轻率地加以全盘否定和摒弃，对前人的思想遗产和政治遗产缺乏科学理性的态度。这种风气对学术事业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前人、故人，要求我们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他们的功过是非，不搞化，不感情用事，这样才能为他们“祛魅”，将他们真正还原为“人”。在这本著述中，我力图从一个视角，说明列宁既不是“神”，更不是“鬼”，而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坚强意志、刚毅性格，有崇高理想、优良品德，又有错误、缺点的“伟人”。
自20世纪60年代起，我就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史和苏联史的教学研究工作，退休后仍关心这一领域的学术动态和学术成果，也陆续撰写了若干著作和论文。半个多世纪来，不论求学还是在职，我读过不少马列著作，并且经历了研究心态的变化。在“文革”前，我基本上是教条式的读书方法，给学生上课或撰写论著，停留在“读经”和“注经”的水平。从政治或宣传的层面看，这样做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从学术层面看，这并非一种科学的态度。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引下，我得以在教学和研究的实践中逐步跳出传统思维和方法的束缚，获得一种“心灵的自由思考”的乐趣，学术上也收获了一些新的认知。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的研究重点开始放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史上，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写一本专著，对列宁的政治遗产做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较为客观理性的评析。几十年来教学和研究的积累，终于在退休后得以实现。可是近年年高体衰，写写停停，断断续续，进度很慢，历时四年，才告完稿。书稿虽已完成，仍觉得意犹未尽，加上精力和水平的限制，书中肯定有许多不足之处，在这里，我诚恳地欢迎同行和读者给予批评和帮助。
一 苏共：列宁重要的政治遗产
列宁离开这个世界快一百年了。他留给世界重要的政治遗产，莫过于他缔造了一个政党，这个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在俄国发动了一场革命，把资本主义世界撕开了一个裂口，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新制度的社会实验。这个被称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实验，搅动了整个20世纪的国际局势和世界秩序。这场社会实验的兴衰荣辱、功过是非，在学界至今仍争议纷纭，并对现实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发挥着持续的影响力。
让我们回到原点，对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实践做一番梳理。
苏共成立于1898年，与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名称相对应，当时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不久，党的领导机关被破坏，党组织的活动停止，直至1903年召开党的二大后，这个党才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可是，党的二大出现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政治分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起初是党内的一个政派，通常认为1912年布拉格会议后，布尔什维克才被看作一个独立的政党。如果从1903年算起，到1923年病重离开政坛，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整整20年。
按照传统说法，布尔什维主义即后来所称的列宁主义始于1903年，但实际上，列宁主义应追溯到更早一些时候，像批判自由派民粹主义之作《什么是“人民之友”》（1894）、《我们拒绝什么遗产？》（1900），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1899）、《我们的纲领》（1899），特别是1902年发表的《怎么办？》一书，堪称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看出，党的二大前，列宁的文稿主要围绕批判民粹主义和经济主义，为建党扫除思想障碍。从这一意义上说，布尔什维克确是列宁缔造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政党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当现代资本主义的胚胎在欧洲中世纪社会里发育成长，尤其当机器大工业逐渐排挤和取代手工业、社会化大生产开始形成的时候，经济利益分化促使社会分层多元化，落后停滞的封建制度再也无法阻挡现代资产阶级的崛起。资产阶级打着“民主”“自由”“平等”的旗帜向封建制度冲击，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后，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之间的竞争和独立政党。布尔什维克全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而孟什维克仍沿用原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革命胜利后，在1918年党的七大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党的十四大，又改名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到1952年党的十九大，“联共（布）”改名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由于苏共在不同历史时段采用不同的名称，故本书在使用这一名称时，有时使用“苏共”这一普遍的名称，有时则使用特定时期通行的名称，但不会混用不同时期不同的名称。
恩格斯说：“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对立逐渐发展成有组织背景的竞争和对立时，政党便应运而生了。可见，只要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当社会普遍接受“自由”“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时候，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的政党就会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形成现代社会的政党政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迅速发展，无产阶级队伍壮大并且觉悟程度提高，他们也组织起自己的政党，“民主政治”又为其提供了公开活动的政治平台和制度保障，于是无产阶级政党遂成为领导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核心力量。
早在19世纪初叶，欧洲工人运动还处于朦胧状态的时候，就已出现早期的工人组织，如“四季社”“正义者同盟”等，这些组织可以视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只有当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后，工人运动与科学理论相结合，现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党才算形成。从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进程看，1875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哥达合并大会上宣告成立，这代表了民族国家范围内个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马克思指出，只有组成同资产阶级等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工人阶级“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才能“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目标——消灭阶级”。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共产党是一个不同于历史上所有其他政党的具有鲜明阶级性和先进性的政党，它“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他们还强调指出，共产党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这个“特殊政党”的含义大体可概括如下：，党要在理论上保持高度的坚定性和纯洁性，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崇高理想，决不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和思潮妥协或同流合污；第二，党要在政治上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和鲜明的阶级性，强调革命是政治的行动准则，把夺取政权（尤其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视为自己的根本任务；第三，党在组织上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制”；第四，党担负着教育工人群众、提高他们革命觉悟的任务，在运动中“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只有通过自己政党的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才能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变成自为的阶级，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19世纪末期，当列宁走上政治舞台并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时，就把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离世，世界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及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工人的文化和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欧洲各国的工人政党（当时都称为社会民主党）在政党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民主党内的改良主义思潮蔓延起来，党内产生了左、中、右三派的政治分野。期间，右翼势力及右倾思潮在西欧各国党内占据主流地位，他们认为时代已变迁，马克思主义的若干结论需要修正，特别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和方法问题上，他们认为放弃暴力革命、和平步入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因此应当把党的活动重点放在合法斗争的范围内，把党的性质置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这里不去置评这种理论和策略的是与非。问题在于，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沙皇皇权警察统治十分暴虐的国家里，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按照当时第二国际所属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模式，还是按照俄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建立一个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为己任的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列宁主义与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以及随后产生的孟什维主义的分歧和争论，这些分歧和争论给后来的布尔什维克党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列宁在20世纪初侨居欧洲多年，对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及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及其弊端有深刻的了解，根据俄国基本国情，他主张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那样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建党时期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心目中的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它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革命政党。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工人运动在一些城市开展起来，毋庸否认，早期的工人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发的性质，亟需一个组织（政党）正确地给予指导和引领。经过普列汉诺夫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传播以及同民粹主义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已成为一股茁壮成长的政治思潮，建党的条件日趋成熟，1895年11月成立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便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人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在此时期，由于沙皇政府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政治思潮的限制以及国外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一种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俄国流行起来，一批刚从学校出来的青年人成了这股思潮的狂热追随者。他们的倾向集中表现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忽视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用，把经济斗争作为工人运动的主要方向和任务。由于他们推崇经济主义，因而他们也被称为“经济派”。经济派的主张不仅给当时蓬勃掀起的自发工人运动某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满足，也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改良主义思潮相呼应，却与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相抵牾，成了俄国建党道路上的障碍。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任凭经济主义泛滥，就无法完成建立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
1898年刚建立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因沙皇政府的迫害和自身组织的脆弱而陷于散架。在列宁看来，要在俄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首先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统一认识，武装全党。在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内改良主义思潮涌动、俄国党内经济主义观念盛行的背景下，列宁把坚守革命理论、与经济主义划清界限，作为建党的首要任务。一是强调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旗帜鲜明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反对任何摒弃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则的言行，坚持向工人运动“灌输”革命理论，反对崇拜自发性，努力提高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二是提出社会党人要随着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实际生活的变化“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将科学理论推向前进。早在1899年，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我们的纲领》等文章中，就对经济派忽视理论、忽视政治斗争的倾向进行了批判。列宁意识到，在俄国应当建立一个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国党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又符合俄国国情的革命理论作为建党的思想基础。列宁在1902年发表的《怎么办？》就担负起了这个任务。
在这一著作中，列宁提出以下几点重要思想：其一，强调革命理论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建立和发展的重大意义，强调革命理论对实践运动的决定性意义，他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至今仍然是共产主义政党的座右铭。其二，强调工人运动不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部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因此，社会民主党决不能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把运动局限于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争取经济改良斗争的水平。对革命理论的任何轻视，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其三，强调社会民主党人不是笼统地反对和拒绝工人的经济斗争，但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引入工联主义政治的轨道，党的任务“是要把这种工联主义的政治变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利用经济斗争给予工人的初步政治意识，把工人提高到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意识的水平”。其四，强调在俄国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不可能成为一个公开、合法的群众性的政党，党必须是一个有严密的、集中的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组织，并通过《火星报》的发行网络开展党的活动。《怎么办？》一书中的这些思想，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建党的思想基础，也成为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的经典性表述。
列宁充分认识到科学的革命理论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首先，只有确立以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党，才能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使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这样，工人阶级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其次，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以科学理论为指南，才能清除经济主义即工联主义的影响，不做自发工人运动的尾巴，团结和引领群众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样才能使党真正实现“先锋队”和“先进战士”的作用。第三，科学的革命理论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能发挥凝聚人心的作用，展望未来，可以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为实现党的既定目标不懈奋斗。列宁一开始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同各种错误思潮划清界限，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列宁主义”或“布尔什维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就是这样一个以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需要说明的是，建党时期列宁强调的革命理论，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运动的进展，当夺取政权的时机日渐迫近的时候，列宁就越来越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即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放在突出位置。十月革命前夕，他在《国家与革命》中直截了当地写到，暴力革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
应当看到，这些论述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做出的，它是沙皇专制统治条件下、工人运动处于幼年的自发浪潮下所制定的建党原则，强调革命理论的纯洁性、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以及暴力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将这些原则化、教条化，也会造成某种局限性和片面性。
第二，它必须是实行严格集中制的政党，而不是松散的群众团体。党的二大通过了统一的纲领和章程，却在关于党章条的讨论中发生了严重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就是根据什么组织原则来建党，由此出现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政治分野，布尔什维克主张建立一个集中的、组织严密的、纪律严格的党，孟什维克则要求建立一个比较松散、开放的社会主义政党。分歧的实质在于，马尔托夫主张按照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为样板建党，而列宁主张建立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列宁之所以十分强调要建立一个严格集中制的党，是基于如下考虑。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要求。无产阶级政党既然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它的特殊性就突出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反体制特征”，它必须把批判和否定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阶级往往凭借国家机器，使用极其野蛮的暴力手段镇压工人运动，在这样的境况下，无产阶级政党也只得用暴力革命的手段，领导民众去推翻旧政权，进而迈向新的目标。而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因此，“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二是对俄国国情的判断。沙皇专制统治不允许任何革命组织合法存在和公开活动，反动军警一直对革命党人无情镇压，横暴的国家机器把俄国变成一个大牢狱，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运用暴力革命的形式和手段，才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这是列宁主张建立一个严格集中制政党的基本出发点。列宁说：“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说它是一种毫无意思的儿戏，是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组织从来也没有实行过什么广泛民主制，而且无论它自己多么愿意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说它是一种有害的儿戏，是因为贯彻‘广泛民主原则’的尝试，只会便于警察进行广泛的破坏……”
应当承认，组织严密、纪律严明、高度集中、活动秘密，是对处在地下状态开展革命活动的政党的必然要求。在沙俄警察统治的严酷环境下，没有这样的组织原则和活动原则，任何组织和政党都不可能生存下去。因此，列宁提出的集中制原则，是俄国的国情决定的，当然也带有俄国历史上革命急进主义组织的一些传统特点，尤其是19世纪民粹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布尔什维克那样激进的革命政党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民粹派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模式也对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制度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例如，特卡乔夫强调建立一个“战斗的集中制”的组织的必要性，他所建立的“人民解放协会”在组织章程中，强调这个组织“权力必须集中”“下级服从上级，上级服从中央”“无条件的纪律”“保守为严格的革命机密”等条款。我们看到，在俄国建党时期，列宁在《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等著作中，也多次提出要建立一个“集中的战斗组织”“集中化的组织”“严守秘密的组织”，两者语词基本相同。诚然，特卡乔夫重视建立集中的战斗组织，是为了便于搞“政治密谋”，而列宁重视建立集中制的革命政党，则是为了进行正大光明的“政治斗争”，两者是有原则区别的。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在沙皇暴虐统治的秘密状态下进行建党活动，列宁强调组织上的集中制原则，以及通过暴力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急进派民粹主义的印痕。
第三，它必须是精干、坚强的职业革命家组织。所谓“职业革命家”，是指以革命为职业的人，往往不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而是出身社会中上层的知识分子，因为只有这些阶层的人才不愁衣食，拥有文化知识，通晓人文史地，19世纪下半叶，尽管这类知识分子在俄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但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相当活跃，他们结成一些秘密组织或社团，拥有自己的理论和纲领，并开始付诸行动。如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劳动解放社”的革命宣传活动，以及民意党人采用暗杀等激进手段试图改变社会面貌，等等。这些组织的基本成员都是革命知识分子，其中不少是急进主义者，特卡乔夫就十分强调，只有少数革命家才能在这个战斗组织中起坚强的骨干领导作用，他们发起的一系列运动，是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前奏。
19世纪晚期，当俄国社会民主党组建的时候，面临的是与西欧国家截然不同的内外环境。欧洲国家的工人政党是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相继建立起来的群众性政党，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构架下，工人政党可以利用普选权，开展议会斗争，组织工会，出版报刊，争取群众；在合法斗争的环境下，发展党员条件宽松，党内实行广泛的民主制，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党员人数增长较快，党所领导的议会活动、工会活动及宣传活动相当活跃。但工人政党政治参与的合法性及其所有的活动都依赖于资产阶级国家民主政治制度所提供的舞台和游戏规则，加上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使这些政党大大弱化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它们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逐渐淡化和放弃“先锋队”“先进战士”意识，沉迷于议会斗争，从原来的反体制性演变为热衷于体制内的合法斗争，成为现有体制的同行者、渐进派，从革命的、激进的政党逐渐演变为改良主义政党。而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工人人数不多，沙皇专制统治完全剥夺了广大民众的基本政治权利，所有革命组织只能在非法状态下开展秘密活动，没有欧洲国家那样组织群众性工人政党的客观条件。因此，在俄国，只有建立一个“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组织起来的政党，才能有效地与反动统治者作斗争，这样的党只能由少数意志坚强、能从事秘密活动的革命知识分子组成。
革命知识分子一般出生于非工农家庭，专制独裁统治使他们独立、民主、自由的意识受到严重压抑，当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信仰后，其中一些人便背叛自己的阶级，义无反顾地、全身心地投身革命。他们意志坚强、富有献身精神，不怕牺牲个人的一切，包括家庭和生命，他们是理想主义的革命家，只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和组织才能，在革命实践中受到锻炼，就会成为职业革命家。在近代俄国历史上，就有急进主义知识分子的革命传统，这些民粹主义革命家身上那种无畏的勇气和对人民的赤炽之情，以及主张运用暗杀等个人恐怖手段献身革命的崇高精神，曾激励一代又一代革命党人。列宁和他身边的一些战友，早年也曾经将这些革命家视为自己的楷模，在建党活动期间，他们忠于理想、对马克思主义忠贞不贰的信念是共有的。在俄国，少数职业革命家组织通常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开展斗争，经常要逃避警察当局的“抓捕”，随时准备坐牢、苦役和流放，这样的组织自然要求队伍精干、思想纯正、组织纯洁。因此列宁强调建立一个在理论上清醒统一、行动上团结一致、纪律严明，并把自己的全部时间贡献给革命任务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将古希腊科学家的一句名言改动了一下，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这样的革命家组织，就是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