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67332
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经典名篇！威尔逊在众多专业历史研究者眼中是美国“真正近乎伟大的总统之一”，堪称高水准政治家的典型。
现代美国政治科学具有代表性的典范作品之一！
美国博士教育是世界上成功、富创造力的教育模式之一，被世界各国竞相模仿和借鉴。然而，国内学者对于美国博士教育的研究既不系统也不全面，尤其是对20世纪60年代这一重要的发展阶段，研究非常不充分。作者利用其在威斯康星大学访学期间获得的大量原始资料，从20世纪60年代切入，对该时期以来美国博士教育发展的路径、动因、质量保障机制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并对中国的情况进行了相应的比较。
本书可作为教育行政部门、研究生培养单位深化博士教育改革的参考和依据，其中的大量数据资料也可以为学术同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支撑。
章 博士教育规模扩张的路径
第二章 博士教育规模扩张的动力机制
第三章 博士教育规模扩张的保障机制
第四章 博士毕业生就业
第五章 专业博士学位的发展
第六章 中国博士教育规模扩张的比较
后 记
参考文献
附 表
第二章 博士教育规模扩张的动力机制
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大部分高校研究生的招生数由院系决策而定”，联邦政府在博士生招生方面并没有直接干预的权力。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美国博士教育规模的跌宕起伏？在其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逻辑？
鲍文（Bowen）等人指出，单靠市场调节固然可以影响博士规模，但这显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一方面，研究生从入学到获得学位需要很长的时间；另一方面，出于各种动机和利益，一些博士教育项目，一旦运转起来，就很难突然停下来。同时，学生会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前景选择是否攻读博士学位，攻读什么领域的博士学位，由此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领域、不同年份的博士生入学人数。正如马丁·特罗（Martin Trow）所指出的那样，美国高等教育是入学人数驱动而不是经济驱动的。而入学人数又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出生率、适龄人口的规模、职业结构的变化、学生的兴趣和动机、文化力量（如妇女运动）、青年人的失业率，等等，这些力量都不受政府行为的影响。
因此，美国博士生规模的发展是政府（联邦和州）政策、市场需求、院系决策以及学生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教授们招收博士生需要承担高昂的培养成本，科研经费事实上成为决定招收博士生的重要决定因素（尤其是在理工科）。就政府而言，政府与大学伙伴关系的建立，以及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和研究生资助的增加，为更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攻读博士学位和教授招收更多的博士生创造了条件，这是美国博士教育规模得以扩张的直接驱动力。
……
博士教育和科学研究有着天然的联系。美国大学的科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1862年《莫里尔法》（Morrill Act）的签署，不仅催生了大量的赠地学院，也直接导致了科研和教学一样成为大学的基本职能。1870年代早期，哈佛大学建立了美国大学史上个同时服务于科研、教学的单一学科实验室——杰斐逊物理实验室（Jefferson Physical Laboratory）。1876年1月22日，以柏林洪堡大学为样板的霍普金斯大学成立，标志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诞生。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界限越来越清晰。1916年，为了推动更多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参加科学研究活动，以实现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国家工程院提出的研究目标，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成立。
“二战”以后，伴随着知识的增长、专业分工的细化，以及联邦政府研究与开发经费的增长，大学内部有组织的科研活动快速增加，一些相对独立的科研机构也相继成立。这不仅体现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如此，例如伯克利的人力资源评估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and Research at Berkeley）、哥伦比亚的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所（the 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at Columbia）、密歇根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at Michigan）、芝加哥的国家评价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at Chicago）等。与此同时，专职科研人员在教师中所占比重也迅速提高。1939—1940年，专职科研人员仅有6600人，约占教师总数的5%，且主要集中在农业研究领域。到1958年，专职科研人员队伍猛增到32000人，约占教师总人数的10%。另一方面，大学外部有组织的科研活动也开始增长。博士毕业生的雇主不再是哈佛、耶鲁、MIT等一流大学，而是如杜邦、GE、IBM等国际化高科技企业。
……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一颗卫星。尽管艾森豪威尔确信“苏卫一号”就其本身而言，并不代表任何重大的对美战略威胁（实际上还有一些益处），他仍不得不平息由此引起的歇斯底里反应，减轻公众的恐慌。他在幕后采取了几个步骤来加速美国卫星计划，但他应对“苏卫一号”挑战突出的公开举动是任命基里安为科学顾问和把国动署科顾委重建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
1958年9月2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防教育法》（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NDEA），此法计划在科学、数学和外语等方面改进美国教育。在《国防教育法》颁布实施后的4年多时间里，与国防相关的人才投入达到了8.87亿美元。尽管NDEA明确规定联邦政府不能直接“指导、监督和控制”（direction,
supervision, or control）学校的发展，但事实上打开了联邦政府越来越多地卷入教育事务的大门。该法共10章52款，其中与研究生教育直接相关的包括对高校学生提供贷款以及直接为研究生提供奖学金。第二章（Title Ⅱ. Loans to students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规定：从1959年到1962年，联邦政府每年提供的贷款总额分别为4750万、7500万、8250万和9000万美元；这些贷款依据全日制在校生的多少分配到各州；在高校内部，贷款将优先考虑那些在科学、数学、工程、当代外国语等学科领域或其他学术领域学有所长，以及有志于从事中小学教育的大学生；每人获得贷款的上限是每年1000美元或累计不超过5000美元。第四章（Title Ⅳ. National Defense Fellowship）规定：1959年先期提供1500份奖学金，1960年、1961年和1962年将分别提供1500份奖学金，每份奖学金分三年拨付，分别为2000美元、2200美元和2400美元。该奖学金面向有志于成为学院教师（College Teachers）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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