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9789186
编辑推荐
从佣人到小保姆，从家政工到月嫂、养老护里员、小时工……她们称谓的变化，也折射着时代的变化。走进她们，倾听她们，历史如果没有这些具体的人和故事，它还是历史吗？
——北京打工妹之家创办人 谢丽华
一群可爱的家政姐妹，在经历了下岗和土地丧失的严峻考验下，用自己的坚强，再次诠释了“女人可以做强者”。
——西安家政工工会主席 王葳
——北京打工妹之家创办人 谢丽华
一群可爱的家政姐妹，在经历了下岗和土地丧失的严峻考验下，用自己的坚强，再次诠释了“女人可以做强者”。
——西安家政工工会主席 王葳
内容简介
当家政工人越来越成为城市家庭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一股柔韧力量时，家政行业随之成为“朝阳产业”，但家政工人群体仍因带着几分神秘而被猜疑。真正的家政工人，尤其是家政女工，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她们是如何看待家政工作，又是如何以一己之力撑起雇主和自己的两个家庭？在这本口述史中，来自全国三地的家政女工为您讲述自己的故事，揭开家政工的神秘，解开人们的猜疑，呈现真实的家政人生。
目 录
序言Ⅰ／001
序言Ⅱ／001
前 言／001
序言Ⅱ／001
前 言／001
北京篇
不愿成枣花／004
不再受大男子主义的气／015
丢掉初的自责／028
双语家政／038
人生如戏／046
用头脑争取权益／055
西安篇
梁姐的人生／068
出路在哪里／082
把家政当成事业／092
姐妹情／
105
王葳的焦虑／112
济南篇
村里早的家政工／125
高大姐的家政工作原则／135
年轻的单亲妈妈／140
家暴人生／148
后 记／158
前 言
序言Ⅰ
有什么色彩的天空就有什么样的湖水。站在洱海边读高欣的《怒放的地丁花——家政工口述史》，我想起了自从舅舅去世后，北漂从事家政工作的舅母。
活着不容易是大多数家政工人的切肤之感。谁能帮帮“想爬起来，又被一棍子打倒”的刘红梅？王月娥需要照顾4位老人，她背负的是一座生活泰山。“为了儿女”是多数苦难的家政大姐活下去的理由。山东大涧沟村走出来的林凤刻画了中国千千万万个从农民转变为家政工人的形象。家政工这个群体虽然弱小，但揭示了当代中国农村的难题。刘亚红“能干就干，至于干多久，我也不知道”的无奈是多少家政工人的内心写照。
“不愿成枣花”是中国特定时期偏远农村妇女抗争的深深呐喊。刘清菊在乡下所处的困境恰如我那些年在乡下任教时的处境。从1990
年每月45 元工资到1997 年我离开时每月280
元工资的变化，彰显的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而是那时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巨大差距。即使在工资的1997年，我每月在食堂吃饭也需150
元左右。一年到头来我的工资所剩无几。为了到重庆参加研究生复试，我羞涩地向多人求助后才借到50
元路费。那时中国乡村的绝大多数农民和底层教师一年到头无发展自身之经济本钱，无赡养老人之经济能力，无抚养孩子成长之经济实力。对于女人来说，找个“城里人嫁了”，甚至找个“城边上的开三轮车的人嫁了”都是她们的选择。“在家就是等死”是那时大多数底层人的绝命符。
家政工作是一门内含心理学知识的艺术性工作。梁芸与张教授如同父女般的情谊在于梁芸的交往艺术，了解雇主和被照护对象的心理是梁芸做好家政工的钥匙。不过，王月娥的经历折射出中国时下雇主和家政工人彼此的心理距离感。信用缺失是我们这个社会交往成本不断增加的根本原因。但是，社会中的个体往往能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不良的社会心态。王月娥有唱戏剧的爱好，其所照护的老人心情开朗；刘玉红因懂英语而和雇主家建立了持久的感情。尽管没有文化是高青大姐的遗憾，但她拥有我们这个社会为宝贵的财富——诚信，于是她从家政服务员成为家政公司老板。
家政工人应该有尊严。家政工作的体面性需要家政工人自己书写。即使“赢了官司输了钱”，家政工人也不能放弃自己的权利。梁芸“你叫我跳楼也跳楼吗”的反问或许就是自我尊严意识的潜在体现。刘玉红领悟到“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道理，她的英语基础为她谋得了一份好工作，而梁芸之“以心换心”的认知则是她同雇主相处融洽的法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几千年来一直教导着的中国人。高青大姐在不知不觉中运用了中国哲学理论指导自己平凡的家政工作。而刘玉红那种“丢自己的脸，丢中国人的脸”的责任感，又是何等的高尚！平凡的刘玉红因此显得特别伟大。
尊严需要有丰富的权利内涵。这是一个为权利呐喊的时代。而权利本身需要权利者自身去认知并用行动加以捍卫。安翠萍、韩玉芳“宁愿这活儿不干了，也要先保护好自己”的权利意识大写了家政工人体面劳动的真正内涵。对于权利的挚爱是社会群体得以被尊敬的前提，也是家政工获得雇主尊重的好触发器。显然，家政工的体面性社会认知需要家政工人自身认同。只有这个群体自身认同了，社会才能认同。
刘亚红的艰辛也许是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无法体会的。她的无助也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需要更多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可以将一缕缕阳光送到被人们忽视、政府缺位的角落，让刘亚红多少对生活有个盼头。历史表明，群体的尊严往往依赖于该群体的凝聚力。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其参与特定组织的重要性。无论是北京的地丁花剧社，还是西安的家政工工会，抑或是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社，均是当下中国社会组织的新生力量。“我碰到难处了，大家就一起帮我”，韩玉芳的话显示了组织的重要性。王葳大姐通过多年努力将工会办成家政姐妹们的家，为家政工人撑起了一片天空。在这个家里，每一位受苦受难的家政工人都绘出她们人生的一片云彩。然而，由于无法像企业工会那样有较充足的会费作为组织经费，西安家政工工会在缺乏资源之下到底能走多远仍然是个未知数。
“人在遇到大难时，才能很清晰地去感触周围的一切”，
梁芸对人生的解读诠释着我们人生存在诸多不如意。人这一辈子，需要阳光，需要彼此的尊重，需要在困苦时的那句“丫头啊，你别哭了，如果你想孩子，你就把孩子弄来”的安慰。但恰如刘清菊所认知的“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同时也了解社会，知道自己的位置”则更为重要。平凡的刘清菊因此不再普通。这一哲理不会因人的阶级、阶层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人对自己的认知过程有时缓慢，有时竟然那么长。从2007
年到2014
年，张惠兰用了七年的时间才首次讲出自己到北京后的份家政工作。然而，一旦跨出步，那份自信就意味着一个新的个体以及个体新的人生的开始。这也是一种社会哲学。作为大城市的陌生人，如张惠兰那样的群体还没有职业化意识，但还没有生长在职业化环境中的劳动者却在不断地改变这个社会，同时改变自己的人生。
经历多少困苦才可以涅槃重生？五百年的轮回不易。“唐僧有九九八十一难，我这也该好了”，李雪华在苦难中的期待和自我安慰也许是社会中坚毅性格的写照。这恰如我作为乡镇中学教师那时的心理一样。这一群体的创伤性记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一部分。曾经的幼稚、年轻、虚弱不见了，年长、睿智、勇敢呈现新一代的家政工人面貌。随着中国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众多的关于家政工的政策使关注的目光投射到了家政工人身上，他们昔日“站在街边数汽车”的群体模样早已变了样。
当中国的“银发浪潮”扑面而来后，众多国民是否能安享晚年？高青大姐服务的雇主给她的那种“比他闺女都强”的评价表明了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局限性。因养老保险太贵，林凤放弃了自己的未来。对于不看好自己儿子的林凤而言，对自己年老后的担忧是否意味着子女养老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渐行渐远。刘红梅有一个懂事的儿子那才是人生的幸福。
生活再艰难，也应有光亮。学习古筝的刘清菊的巨大变化折射出现代家政工人的春天形象。这一形象已被国际劳工组织《家政工人权利保护公约》的相关条文定位。山东的高青大姐那种“要努力学习，摸索和积累经验”的认识并不是每个家政工人都能达到的。张凤兰的成长观是自我认知的体现。“走出来，就是成长”，这是人生成长的哲学。这一要求已经不是一个普通人的要求，甚至超越了许多社会精英。
“一个公司怎样对待员工，应该有个标准；可成千上万个家庭需要的家政工，却没有一个给他们规定和标准的条例。”张凤兰的话揭示了当下中国家政行业法治缺位的弊端。2009
年12
月，我参加了在北京安徽大厦召开的家政工人国际研讨会，来自陕西的家政工韩淑君说：“期待在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推动下，政府能制定出维护家政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五年过去了，韩淑君的期待仍在路上。在北京做家政的舅母现在还好吗？懂英语的刘玉红想出国的愿望一定能实现吧？
胡大武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后合作导师
重庆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委员
国际劳动法学者研究联盟（LLRN）会员，
咨询委员会委员
2015
年8
月于重庆
序言Ⅱ
非常荣幸被邀请撰写这本家政工口述史的序言，让我有机会在出版前细阅这些家政大姐的故事，从她们的经历、生活点滴中，更多地了解这个群体，体会她们从生活历练中散发出的智慧。
我与家政工的接触，有个人家庭层面的共同起居，有在乐施会工作层面的交流、同行。
初次贴身与家政工相处，是二十年前开始的。那时，我在香港生活（后来经常在国内出差），丈夫和我都有全职工作，女儿出生后，对小孩的照顾让我们必须考虑找一个家政工来帮忙。在香港，留宿的家政工都是从东南亚国家远道过来的，被称为“外佣”。十多年来，先后帮我家忙的有两名女工，一个来自菲律宾，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她们多年与我们共同生活。直至女儿长大念初中时，可以自我照顾后，我们才不再聘请留宿女工，改为聘请香港本地钟点家政工，每周来几个小时，帮忙做家务等。
家政工帮助了很多家庭，使他们的生活整洁有序，孩子和老人得到照顾，成人（尤其是妇女）可以安心外出工作。这个行业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非常大。不过，这些付出和价值，往往不一定被人留意到，更甚少得到嘉许。
谈到在乐施会工作中与家政工的交流，得先介绍乐施会。乐施会是一家国际扶贫发展机构，致力于消除贫困。它与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及贫困人群合作，一起努力解决贫困问题，并让贫困弱势人群得到尊重和关怀。乐施会在香港注册，在国内设有多个项目团队，推动扶贫发展工作近三十年。
早年我加入乐施会工作时，负责乐施会在香港的发展项目，其中有多个项目是支持外佣组成的自组织。外佣每周只有一天休假（亦有部分雇主违反法规没有提供每周一天的假期），外佣自组织的骨干利用这一天珍贵的休息日，筹办其互助组织的活动，关心来到异地的姐妹们，组织姐妹共同争取劳动权益。我很是赞赏这些骨干的付出。
接手乐施会的国内项目工作后，我发现国内的家政工，与世界各地从事家政工的姐妹们，面临相同的困扰：行业不受尊重、工资低、工时长、劳动法规保障少、留宿工作没有个人的空间和时间、部分雇主苛刻待人甚至欺压或性骚扰女工、离乡背井的生活有各种不适应、对家乡家人孩子的牵挂……她们承受着身为基层工人及女性的双重弱势及压力。
虽然家政工在工作、生活中面临不少挑战，但是，在内地的项目中与家政大姐们接触，她们给我留下不少欢畅的回忆。在北京，我旁观了家政大姐排练表达她们工作生活的戏剧，并参加她们的小组活动，与大姐们聊天，她们在表演及言谈间流露的自信，姐妹间相互支持与鼓励的氛围，她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姐妹的心愿，令我很是感动。
再想到现在帮自己做家务的钟点工，她也有乐于助人的开朗性格，平日会当一些公益活动的志愿者，在我家工作之前，她已经是乐施会的每月捐款者（乐施之友），她从收入中每月捐出一点钱，长期支持乐施会的扶贫发展工作。乐施会与内地家政工结伴同行，香港的家政工也是我们的乐施之友。伙伴，原来可以这样联系。
在这本口述史中，北京、西安、济南的家政大姐们分享她们工作中的片段、感言，让我们感受到她们对这份职业的认真、尽心和待人处世的智慧。大姐们亦分享了她们生命中的重要经历，牵动人心。非常感谢她们的坦诚分享，让读者可以从她们喜怒哀乐的故事中，多角度、近距离地认识家政工这个群体。盼望未来家政工的权益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其劳动价值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和尊重。诚心祝愿大姐们生活愉快！
口述史得以与读者见面，不少人付出了心力。家政大姐们开放地分享生命历程固然是重要的。城边村网站让口述史这一构想得以实现，功不可没。特别感谢高欣女士，访问了多位家政大姐，并撰写及整理稿件。从字里行间，相信读者都会与我有同感，高欣是很用心地把家政大姐的生活面貌尽量真实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乐施会中国项目部的城市生计主题项目自2000
年后，开始支持家政工方面的工作。从2006
年起，家政工社群成为我们服务的主要社群对象之一。家政工的工作项目包括：为家政工提供培训与服务、举办各类社群活动，增强家政工自我保护能力，建立家政工互助网络与社会支持网络；政策倡导，完善家政工权益的法律保障；公众教育，促进社会尊重家政工的劳动价值。非常欣赏合作伙伴们多年来的坚持和努力，陪伴家政大姐同行，在情感、互助、权益保障上，对家政工群体给予有价值的支持。尤其是在口述史中提及的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打工妹之家、西安家政工工会和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为这本口述史的面世提供了积极协助。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乐施会同事们的付出，王英瑜、林虹、鲁梅花等同事花心思的参与，推动了口述史的诞生。
希望与伙伴、同事们共勉，继续与贫困弱势人群一起，推动社会关爱，共同进步发展！
李念先
乐施会中国项目副总监
2015
年10
月
前 言
一年前我正式接下这份书稿的任务时，时间想到的是我的小姨。
小姨和我没有亲缘关系，其实是照看我的月嫂。她生得白白净净，离开农村来到我家时，还不满20
岁。
我的妈妈告诉她，她的工作只是照顾我，其他什么家务都不用做。给的工资，在当时算是很高的。
可是小姨聪明心善，看着我的爸妈做饭，竟默默学会了。相处时间久了，她总会在照看我的同时，尽量把饭做好。若还有闲暇时间，她就会把屋子打扫干净。
等我上了幼儿园，小姨回到农村老家。那之后，时光飞逝，只听说她几次出外打工，又几次回到老家，其间结婚生女，但再没做过家政工。
长大后，我几乎没再见过小姨，但每次想起她，心中总是会有一股暖意。这种感情，在我完成整本书稿后才知怎样去形容：她是这世间除了爸爸妈妈，第三个给予我无微不至的爱的人。
于是，当正式开始口述史的资料收集工作时，我便一心想要尽力做好，其中有一个小小的私心：我想把它献给我的小姨。但同时我又明白，即使这本书出版问世了，我可能也没有勇气把书交给她。因为，我没有合适的理由。
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家政”这个称谓。
一晃三十年过去，家政行业从朝阳中一路走来，占领了各大城市的几乎每一个角落。月嫂服务行业更是不得了，不仅有了一整套培训模式，还推进了月嫂国家标准的出台。我的小姨早已不再关注这些事情，但社会却拖着巨大的车轮，徐缓前行。
在我开始写作这篇前言时，月嫂国家标准出台，家政行业立法仍在路上，而在我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同事、同学开始高频率地讨论“如何、怎样、哪里才能找到靠谱家政工”这一系列问题。
月嫂、住家工、老年护理、钟点工、保洁……家政行业低调却已大面积地渗透并铺开在城市，以至于如果没有这些家政从业人员，家庭会崩溃，城市会崩溃。这样讲，丝毫不夸张。
然而，这本口述史并非一种宏观的关注，我们搜集并整理的，只是家政行业中十几位个体的经历。
这些经历来自北京、陕西西安和山东济南。城市文化和个人出身的不同，决定了每一位家政大姐的命运不同。在北京，几位家政大姐都是“北漂”，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背井离乡，独自打拼；而在西安和济南，大姐们都是守家在地，心中自然多了几分踏实。
在社会的极速运转中，家政行业缓慢发展，然而，与我面对面交谈的每一位家政大姐，都在自己的宿命中挣扎。这份微小而又重大的家政工作对她们而言，有的是为了长见识，有的是为了逃避家庭的不幸，有的却意味着全部的生存来源。
与这些大姐们的访谈在2014 年下半年陆续完成，前前后后，一共20
余位大姐接受了访谈，终记录入书的，有15
位。不能发表出来的口述访谈，有些是因为内容相似，有些是无效访谈，有些是尊重当事人希望低调行事的强烈意愿，而有些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个人隐私。
同意公开个人经历的大姐中，只有4
位同意使用真实姓名。她们将自己深埋心底多年的隐私和盘托出，我们也必然要尊重她们提出的这一小小请求。
接受访谈的家政大姐绝大部分来自打工妹之家地丁花剧社、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积成社”）
和西安家政工工会的引荐。在访谈过程中，我亦有幸了解并观察了3
家机构为家政工人们在各自的城市所做的努力。
地丁花剧社脱胎于打工妹之家的家政工文艺表演队。成立于1996 年4 月7
日的打工妹之家，是中国家为农村走进城市寻找工作的打工妹服务的机构，家政工文艺表演队是机构开展各种活动的形式之一。
这支表演队渐渐发展为地丁花剧社。作为一家话剧社，地丁花剧社慢慢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热爱文艺的家政大姐加入。一方面剧社依靠社员的力量慢慢做大做强；另一方面是社员，也就是家政大姐们依靠这种大家庭的温暖，潜移默化地学着乐观，更加乐观，甚至疗伤。
一位大姐在访谈时对我说：“哎呀，我感觉剧社给了我们很大的名分，让我们能够在那么大的舞台上表演……”每每当参加或旁观剧社的活动，我不禁会想，这不仅是放松的场所，更是她们重获个体尊严的舞台。
在济南大涧沟村，积成社只有两位“80后”女生。然而，这两位姑娘，却在条件并不优越的服务中心办公地点，撑起了几乎整个村子家政工人的服务工作。她们既要搞清楚乡村的各种微妙关系，又要见缝插针地开展工作，实在不易。
有些家政大姐带着对生活和未来的绝望来到这里，起初只是为了瞧一瞧，却不想被看出了心事。“当时如果不是走进这里，被李老师发现我的情况不对，估计我就（自杀了）”，一位大姐这样说。
而西安家政工工会则更带有一种蓬勃的集体感。工会多由城市下岗工人搭台发展而成，这些姐妹们携手扶助着，走过了生命中几乎可以说是艰难的时光。那种情感之深厚，已经渗透了她们每一个人的细胞。对老会员来说，工会不仅仅是可以寻求帮助和支持的地方，更是她们的另一个家。
几乎每一位大姐都会在访谈中不由自主地谈到工会对自己的巨大帮助与支持，谈到姐妹之间深厚的情谊，谈到工会的命运与未来。“只要是工会的事、姐妹的事，我们都是一呼即应的”，大姐们都这样说。
正是因为这些机构用一种几乎倾尽全力的方式，一方面为身边的家政女工提供力所能及的、实实在在的帮助；另一方面搭建了家政女工互助支持网络以及发声的平台，才能得到如此多家政大姐们的“死忠”和热爱。这也为我们的访谈提供了足够的信任基础和顺畅的沟通渠道。
这份书稿前后修改了五次，删减多于补增。我试图将访谈过程中的个人感受体现在文字当中，但终效果还是更偏向于大姐们对我述说时的那般轻描淡写，我又很不愿将她们的信息过度加工。
打动我的，不是每一位家政大姐那些或悲伤或温情的往事，而是她们作为女性，在命运面前，努力追求独立和自由时所爆发出的那种坚强而隐忍的生命力。这是一种在旁观者看来已近于绝望、可当事人依然在埋头顽强生长的力量。这种力量也许无法穿透一切现实障碍，却足以让个体熠熠生辉。
这些女性个体，不仅仅是家政行业的一分子——从没有名分到逐步获得权益保障；而且同时，她们还是女儿、妻子、母亲、中年人。生活的交错复杂全部体现在她们的这个生命阶段中，但她们并没有被压垮——拮据没有、刁难没有、迷茫没有、暴力也没有。
她们就这样隐忍地活着，她们会绝望、会叹息、会哭泣，也会欢笑、会安抚、敢付出。进入家政行业，给了她们一个看世界的机会，一个追求独立和发现自我的机会。潜移默化中，她们被家政行业改变了。她们变得更坚强、更有力量。
我不知道小姨当年在我家短暂的工作有没有收获什么，但直到如今，逢年过节，我们都会互相问候，亲如一家。
很希望给我讲过故事的这些大姐们的雇主，多年后忆及家中这位“外人”时，都能怀着感恩温暖的心。而且我相信，无论旧事如何，多年后，她们也一定会这么想的，因为这可以说是一种患难之情。
书稿写就后，我开始厌烦周围朋友提“保姆”这个称呼，但我又知道，成见一时难改。在这个诚信缺乏的名利时代，我们不妨试着将掩埋的真诚、善良与尊重，限度地在家庭中释放，因为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家人。
这个想法或许与行业的规范化推进有些矛盾，但人终究是情感动物，终究都需要爱、需要温暖、需要理解，尤其是在家庭里。
衷心地感谢接受访谈的每一位大姐，你们的人生经历同样指点了我：应当如何活着。
所以我也很希望，读到这本书的各位，也可以感受到这份生命的力量。
谨把此篇不像样的前言献给所有正在从事或从事过家政工作的中国女性。
高 欣
2015
年7 月11 日
有什么色彩的天空就有什么样的湖水。站在洱海边读高欣的《怒放的地丁花——家政工口述史》，我想起了自从舅舅去世后，北漂从事家政工作的舅母。
活着不容易是大多数家政工人的切肤之感。谁能帮帮“想爬起来，又被一棍子打倒”的刘红梅？王月娥需要照顾4位老人，她背负的是一座生活泰山。“为了儿女”是多数苦难的家政大姐活下去的理由。山东大涧沟村走出来的林凤刻画了中国千千万万个从农民转变为家政工人的形象。家政工这个群体虽然弱小，但揭示了当代中国农村的难题。刘亚红“能干就干，至于干多久，我也不知道”的无奈是多少家政工人的内心写照。
“不愿成枣花”是中国特定时期偏远农村妇女抗争的深深呐喊。刘清菊在乡下所处的困境恰如我那些年在乡下任教时的处境。从1990
年每月45 元工资到1997 年我离开时每月280
元工资的变化，彰显的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而是那时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巨大差距。即使在工资的1997年，我每月在食堂吃饭也需150
元左右。一年到头来我的工资所剩无几。为了到重庆参加研究生复试，我羞涩地向多人求助后才借到50
元路费。那时中国乡村的绝大多数农民和底层教师一年到头无发展自身之经济本钱，无赡养老人之经济能力，无抚养孩子成长之经济实力。对于女人来说，找个“城里人嫁了”，甚至找个“城边上的开三轮车的人嫁了”都是她们的选择。“在家就是等死”是那时大多数底层人的绝命符。
家政工作是一门内含心理学知识的艺术性工作。梁芸与张教授如同父女般的情谊在于梁芸的交往艺术，了解雇主和被照护对象的心理是梁芸做好家政工的钥匙。不过，王月娥的经历折射出中国时下雇主和家政工人彼此的心理距离感。信用缺失是我们这个社会交往成本不断增加的根本原因。但是，社会中的个体往往能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不良的社会心态。王月娥有唱戏剧的爱好，其所照护的老人心情开朗；刘玉红因懂英语而和雇主家建立了持久的感情。尽管没有文化是高青大姐的遗憾，但她拥有我们这个社会为宝贵的财富——诚信，于是她从家政服务员成为家政公司老板。
家政工人应该有尊严。家政工作的体面性需要家政工人自己书写。即使“赢了官司输了钱”，家政工人也不能放弃自己的权利。梁芸“你叫我跳楼也跳楼吗”的反问或许就是自我尊严意识的潜在体现。刘玉红领悟到“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道理，她的英语基础为她谋得了一份好工作，而梁芸之“以心换心”的认知则是她同雇主相处融洽的法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几千年来一直教导着的中国人。高青大姐在不知不觉中运用了中国哲学理论指导自己平凡的家政工作。而刘玉红那种“丢自己的脸，丢中国人的脸”的责任感，又是何等的高尚！平凡的刘玉红因此显得特别伟大。
尊严需要有丰富的权利内涵。这是一个为权利呐喊的时代。而权利本身需要权利者自身去认知并用行动加以捍卫。安翠萍、韩玉芳“宁愿这活儿不干了，也要先保护好自己”的权利意识大写了家政工人体面劳动的真正内涵。对于权利的挚爱是社会群体得以被尊敬的前提，也是家政工获得雇主尊重的好触发器。显然，家政工的体面性社会认知需要家政工人自身认同。只有这个群体自身认同了，社会才能认同。
刘亚红的艰辛也许是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无法体会的。她的无助也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需要更多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可以将一缕缕阳光送到被人们忽视、政府缺位的角落，让刘亚红多少对生活有个盼头。历史表明，群体的尊严往往依赖于该群体的凝聚力。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其参与特定组织的重要性。无论是北京的地丁花剧社，还是西安的家政工工会，抑或是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社，均是当下中国社会组织的新生力量。“我碰到难处了，大家就一起帮我”，韩玉芳的话显示了组织的重要性。王葳大姐通过多年努力将工会办成家政姐妹们的家，为家政工人撑起了一片天空。在这个家里，每一位受苦受难的家政工人都绘出她们人生的一片云彩。然而，由于无法像企业工会那样有较充足的会费作为组织经费，西安家政工工会在缺乏资源之下到底能走多远仍然是个未知数。
“人在遇到大难时，才能很清晰地去感触周围的一切”，
梁芸对人生的解读诠释着我们人生存在诸多不如意。人这一辈子，需要阳光，需要彼此的尊重，需要在困苦时的那句“丫头啊，你别哭了，如果你想孩子，你就把孩子弄来”的安慰。但恰如刘清菊所认知的“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同时也了解社会，知道自己的位置”则更为重要。平凡的刘清菊因此不再普通。这一哲理不会因人的阶级、阶层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人对自己的认知过程有时缓慢，有时竟然那么长。从2007
年到2014
年，张惠兰用了七年的时间才首次讲出自己到北京后的份家政工作。然而，一旦跨出步，那份自信就意味着一个新的个体以及个体新的人生的开始。这也是一种社会哲学。作为大城市的陌生人，如张惠兰那样的群体还没有职业化意识，但还没有生长在职业化环境中的劳动者却在不断地改变这个社会，同时改变自己的人生。
经历多少困苦才可以涅槃重生？五百年的轮回不易。“唐僧有九九八十一难，我这也该好了”，李雪华在苦难中的期待和自我安慰也许是社会中坚毅性格的写照。这恰如我作为乡镇中学教师那时的心理一样。这一群体的创伤性记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一部分。曾经的幼稚、年轻、虚弱不见了，年长、睿智、勇敢呈现新一代的家政工人面貌。随着中国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众多的关于家政工的政策使关注的目光投射到了家政工人身上，他们昔日“站在街边数汽车”的群体模样早已变了样。
当中国的“银发浪潮”扑面而来后，众多国民是否能安享晚年？高青大姐服务的雇主给她的那种“比他闺女都强”的评价表明了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局限性。因养老保险太贵，林凤放弃了自己的未来。对于不看好自己儿子的林凤而言，对自己年老后的担忧是否意味着子女养老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渐行渐远。刘红梅有一个懂事的儿子那才是人生的幸福。
生活再艰难，也应有光亮。学习古筝的刘清菊的巨大变化折射出现代家政工人的春天形象。这一形象已被国际劳工组织《家政工人权利保护公约》的相关条文定位。山东的高青大姐那种“要努力学习，摸索和积累经验”的认识并不是每个家政工人都能达到的。张凤兰的成长观是自我认知的体现。“走出来，就是成长”，这是人生成长的哲学。这一要求已经不是一个普通人的要求，甚至超越了许多社会精英。
“一个公司怎样对待员工，应该有个标准；可成千上万个家庭需要的家政工，却没有一个给他们规定和标准的条例。”张凤兰的话揭示了当下中国家政行业法治缺位的弊端。2009
年12
月，我参加了在北京安徽大厦召开的家政工人国际研讨会，来自陕西的家政工韩淑君说：“期待在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推动下，政府能制定出维护家政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五年过去了，韩淑君的期待仍在路上。在北京做家政的舅母现在还好吗？懂英语的刘玉红想出国的愿望一定能实现吧？
胡大武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后合作导师
重庆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委员
国际劳动法学者研究联盟（LLRN）会员，
咨询委员会委员
2015
年8
月于重庆
序言Ⅱ
非常荣幸被邀请撰写这本家政工口述史的序言，让我有机会在出版前细阅这些家政大姐的故事，从她们的经历、生活点滴中，更多地了解这个群体，体会她们从生活历练中散发出的智慧。
我与家政工的接触，有个人家庭层面的共同起居，有在乐施会工作层面的交流、同行。
初次贴身与家政工相处，是二十年前开始的。那时，我在香港生活（后来经常在国内出差），丈夫和我都有全职工作，女儿出生后，对小孩的照顾让我们必须考虑找一个家政工来帮忙。在香港，留宿的家政工都是从东南亚国家远道过来的，被称为“外佣”。十多年来，先后帮我家忙的有两名女工，一个来自菲律宾，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她们多年与我们共同生活。直至女儿长大念初中时，可以自我照顾后，我们才不再聘请留宿女工，改为聘请香港本地钟点家政工，每周来几个小时，帮忙做家务等。
家政工帮助了很多家庭，使他们的生活整洁有序，孩子和老人得到照顾，成人（尤其是妇女）可以安心外出工作。这个行业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非常大。不过，这些付出和价值，往往不一定被人留意到，更甚少得到嘉许。
谈到在乐施会工作中与家政工的交流，得先介绍乐施会。乐施会是一家国际扶贫发展机构，致力于消除贫困。它与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及贫困人群合作，一起努力解决贫困问题，并让贫困弱势人群得到尊重和关怀。乐施会在香港注册，在国内设有多个项目团队，推动扶贫发展工作近三十年。
早年我加入乐施会工作时，负责乐施会在香港的发展项目，其中有多个项目是支持外佣组成的自组织。外佣每周只有一天休假（亦有部分雇主违反法规没有提供每周一天的假期），外佣自组织的骨干利用这一天珍贵的休息日，筹办其互助组织的活动，关心来到异地的姐妹们，组织姐妹共同争取劳动权益。我很是赞赏这些骨干的付出。
接手乐施会的国内项目工作后，我发现国内的家政工，与世界各地从事家政工的姐妹们，面临相同的困扰：行业不受尊重、工资低、工时长、劳动法规保障少、留宿工作没有个人的空间和时间、部分雇主苛刻待人甚至欺压或性骚扰女工、离乡背井的生活有各种不适应、对家乡家人孩子的牵挂……她们承受着身为基层工人及女性的双重弱势及压力。
虽然家政工在工作、生活中面临不少挑战，但是，在内地的项目中与家政大姐们接触，她们给我留下不少欢畅的回忆。在北京，我旁观了家政大姐排练表达她们工作生活的戏剧，并参加她们的小组活动，与大姐们聊天，她们在表演及言谈间流露的自信，姐妹间相互支持与鼓励的氛围，她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姐妹的心愿，令我很是感动。
再想到现在帮自己做家务的钟点工，她也有乐于助人的开朗性格，平日会当一些公益活动的志愿者，在我家工作之前，她已经是乐施会的每月捐款者（乐施之友），她从收入中每月捐出一点钱，长期支持乐施会的扶贫发展工作。乐施会与内地家政工结伴同行，香港的家政工也是我们的乐施之友。伙伴，原来可以这样联系。
在这本口述史中，北京、西安、济南的家政大姐们分享她们工作中的片段、感言，让我们感受到她们对这份职业的认真、尽心和待人处世的智慧。大姐们亦分享了她们生命中的重要经历，牵动人心。非常感谢她们的坦诚分享，让读者可以从她们喜怒哀乐的故事中，多角度、近距离地认识家政工这个群体。盼望未来家政工的权益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其劳动价值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和尊重。诚心祝愿大姐们生活愉快！
口述史得以与读者见面，不少人付出了心力。家政大姐们开放地分享生命历程固然是重要的。城边村网站让口述史这一构想得以实现，功不可没。特别感谢高欣女士，访问了多位家政大姐，并撰写及整理稿件。从字里行间，相信读者都会与我有同感，高欣是很用心地把家政大姐的生活面貌尽量真实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乐施会中国项目部的城市生计主题项目自2000
年后，开始支持家政工方面的工作。从2006
年起，家政工社群成为我们服务的主要社群对象之一。家政工的工作项目包括：为家政工提供培训与服务、举办各类社群活动，增强家政工自我保护能力，建立家政工互助网络与社会支持网络；政策倡导，完善家政工权益的法律保障；公众教育，促进社会尊重家政工的劳动价值。非常欣赏合作伙伴们多年来的坚持和努力，陪伴家政大姐同行，在情感、互助、权益保障上，对家政工群体给予有价值的支持。尤其是在口述史中提及的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打工妹之家、西安家政工工会和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为这本口述史的面世提供了积极协助。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乐施会同事们的付出，王英瑜、林虹、鲁梅花等同事花心思的参与，推动了口述史的诞生。
希望与伙伴、同事们共勉，继续与贫困弱势人群一起，推动社会关爱，共同进步发展！
李念先
乐施会中国项目副总监
2015
年10
月
前 言
一年前我正式接下这份书稿的任务时，时间想到的是我的小姨。
小姨和我没有亲缘关系，其实是照看我的月嫂。她生得白白净净，离开农村来到我家时，还不满20
岁。
我的妈妈告诉她，她的工作只是照顾我，其他什么家务都不用做。给的工资，在当时算是很高的。
可是小姨聪明心善，看着我的爸妈做饭，竟默默学会了。相处时间久了，她总会在照看我的同时，尽量把饭做好。若还有闲暇时间，她就会把屋子打扫干净。
等我上了幼儿园，小姨回到农村老家。那之后，时光飞逝，只听说她几次出外打工，又几次回到老家，其间结婚生女，但再没做过家政工。
长大后，我几乎没再见过小姨，但每次想起她，心中总是会有一股暖意。这种感情，在我完成整本书稿后才知怎样去形容：她是这世间除了爸爸妈妈，第三个给予我无微不至的爱的人。
于是，当正式开始口述史的资料收集工作时，我便一心想要尽力做好，其中有一个小小的私心：我想把它献给我的小姨。但同时我又明白，即使这本书出版问世了，我可能也没有勇气把书交给她。因为，我没有合适的理由。
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家政”这个称谓。
一晃三十年过去，家政行业从朝阳中一路走来，占领了各大城市的几乎每一个角落。月嫂服务行业更是不得了，不仅有了一整套培训模式，还推进了月嫂国家标准的出台。我的小姨早已不再关注这些事情，但社会却拖着巨大的车轮，徐缓前行。
在我开始写作这篇前言时，月嫂国家标准出台，家政行业立法仍在路上，而在我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同事、同学开始高频率地讨论“如何、怎样、哪里才能找到靠谱家政工”这一系列问题。
月嫂、住家工、老年护理、钟点工、保洁……家政行业低调却已大面积地渗透并铺开在城市，以至于如果没有这些家政从业人员，家庭会崩溃，城市会崩溃。这样讲，丝毫不夸张。
然而，这本口述史并非一种宏观的关注，我们搜集并整理的，只是家政行业中十几位个体的经历。
这些经历来自北京、陕西西安和山东济南。城市文化和个人出身的不同，决定了每一位家政大姐的命运不同。在北京，几位家政大姐都是“北漂”，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背井离乡，独自打拼；而在西安和济南，大姐们都是守家在地，心中自然多了几分踏实。
在社会的极速运转中，家政行业缓慢发展，然而，与我面对面交谈的每一位家政大姐，都在自己的宿命中挣扎。这份微小而又重大的家政工作对她们而言，有的是为了长见识，有的是为了逃避家庭的不幸，有的却意味着全部的生存来源。
与这些大姐们的访谈在2014 年下半年陆续完成，前前后后，一共20
余位大姐接受了访谈，终记录入书的，有15
位。不能发表出来的口述访谈，有些是因为内容相似，有些是无效访谈，有些是尊重当事人希望低调行事的强烈意愿，而有些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个人隐私。
同意公开个人经历的大姐中，只有4
位同意使用真实姓名。她们将自己深埋心底多年的隐私和盘托出，我们也必然要尊重她们提出的这一小小请求。
接受访谈的家政大姐绝大部分来自打工妹之家地丁花剧社、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积成社”）
和西安家政工工会的引荐。在访谈过程中，我亦有幸了解并观察了3
家机构为家政工人们在各自的城市所做的努力。
地丁花剧社脱胎于打工妹之家的家政工文艺表演队。成立于1996 年4 月7
日的打工妹之家，是中国家为农村走进城市寻找工作的打工妹服务的机构，家政工文艺表演队是机构开展各种活动的形式之一。
这支表演队渐渐发展为地丁花剧社。作为一家话剧社，地丁花剧社慢慢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热爱文艺的家政大姐加入。一方面剧社依靠社员的力量慢慢做大做强；另一方面是社员，也就是家政大姐们依靠这种大家庭的温暖，潜移默化地学着乐观，更加乐观，甚至疗伤。
一位大姐在访谈时对我说：“哎呀，我感觉剧社给了我们很大的名分，让我们能够在那么大的舞台上表演……”每每当参加或旁观剧社的活动，我不禁会想，这不仅是放松的场所，更是她们重获个体尊严的舞台。
在济南大涧沟村，积成社只有两位“80后”女生。然而，这两位姑娘，却在条件并不优越的服务中心办公地点，撑起了几乎整个村子家政工人的服务工作。她们既要搞清楚乡村的各种微妙关系，又要见缝插针地开展工作，实在不易。
有些家政大姐带着对生活和未来的绝望来到这里，起初只是为了瞧一瞧，却不想被看出了心事。“当时如果不是走进这里，被李老师发现我的情况不对，估计我就（自杀了）”，一位大姐这样说。
而西安家政工工会则更带有一种蓬勃的集体感。工会多由城市下岗工人搭台发展而成，这些姐妹们携手扶助着，走过了生命中几乎可以说是艰难的时光。那种情感之深厚，已经渗透了她们每一个人的细胞。对老会员来说，工会不仅仅是可以寻求帮助和支持的地方，更是她们的另一个家。
几乎每一位大姐都会在访谈中不由自主地谈到工会对自己的巨大帮助与支持，谈到姐妹之间深厚的情谊，谈到工会的命运与未来。“只要是工会的事、姐妹的事，我们都是一呼即应的”，大姐们都这样说。
正是因为这些机构用一种几乎倾尽全力的方式，一方面为身边的家政女工提供力所能及的、实实在在的帮助；另一方面搭建了家政女工互助支持网络以及发声的平台，才能得到如此多家政大姐们的“死忠”和热爱。这也为我们的访谈提供了足够的信任基础和顺畅的沟通渠道。
这份书稿前后修改了五次，删减多于补增。我试图将访谈过程中的个人感受体现在文字当中，但终效果还是更偏向于大姐们对我述说时的那般轻描淡写，我又很不愿将她们的信息过度加工。
打动我的，不是每一位家政大姐那些或悲伤或温情的往事，而是她们作为女性，在命运面前，努力追求独立和自由时所爆发出的那种坚强而隐忍的生命力。这是一种在旁观者看来已近于绝望、可当事人依然在埋头顽强生长的力量。这种力量也许无法穿透一切现实障碍，却足以让个体熠熠生辉。
这些女性个体，不仅仅是家政行业的一分子——从没有名分到逐步获得权益保障；而且同时，她们还是女儿、妻子、母亲、中年人。生活的交错复杂全部体现在她们的这个生命阶段中，但她们并没有被压垮——拮据没有、刁难没有、迷茫没有、暴力也没有。
她们就这样隐忍地活着，她们会绝望、会叹息、会哭泣，也会欢笑、会安抚、敢付出。进入家政行业，给了她们一个看世界的机会，一个追求独立和发现自我的机会。潜移默化中，她们被家政行业改变了。她们变得更坚强、更有力量。
我不知道小姨当年在我家短暂的工作有没有收获什么，但直到如今，逢年过节，我们都会互相问候，亲如一家。
很希望给我讲过故事的这些大姐们的雇主，多年后忆及家中这位“外人”时，都能怀着感恩温暖的心。而且我相信，无论旧事如何，多年后，她们也一定会这么想的，因为这可以说是一种患难之情。
书稿写就后，我开始厌烦周围朋友提“保姆”这个称呼，但我又知道，成见一时难改。在这个诚信缺乏的名利时代，我们不妨试着将掩埋的真诚、善良与尊重，限度地在家庭中释放，因为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家人。
这个想法或许与行业的规范化推进有些矛盾，但人终究是情感动物，终究都需要爱、需要温暖、需要理解，尤其是在家庭里。
衷心地感谢接受访谈的每一位大姐，你们的人生经历同样指点了我：应当如何活着。
所以我也很希望，读到这本书的各位，也可以感受到这份生命的力量。
谨把此篇不像样的前言献给所有正在从事或从事过家政工作的中国女性。
高 欣
2015
年7 月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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