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钟集

   本书所收篇目系作者从近三十年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章中选出。曾发表于《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在学界多有反响，其中有十余篇为《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文学年鉴》《鲁迅研究年鉴》转载。

   作者在追求思想独立、识见新颖的同时，犹不失文体的自觉，渐次形成了一种诗哲交融、智情合致的批评风格，堪称批评的美文。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孙郁先生特为本书作序，指出：“他的文字精致、典雅、略带忧郁的调子，缠绕着历史里的暗影。他就那么悄声地自言自语着，以举重若轻的笔触，翻动着一页页沉重如山的历史……”

   张直心，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省教学名师，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著有多部学术著作，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发表论文数百篇。

凝视的眼光——《晚钟集》序  孙郁

辑一

“原乡小说”的裂变与重续——十七年小说中《南行记续篇》的意义

从诗化青春到散文人生

读书与救世——“一师风潮”论衡

结社与建党

文学性本位与文学史旨趣——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编选取向再省思

《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批评

历史·小说·想像——略论董之林的十七年小说研究

政治文化语境中重新言说

当代民族文学研究片论

少数民族新生代诗歌批评之批评

探寻民族审美的或然——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形式研究断想

辑二

《狂人日记》：鲁迅与托尔斯泰同名小说互阐

论鲁迅对《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的反拨

拥抱两极——鲁迅与托洛茨基、拉普文艺思想 

鲁迅小说的现代主义审美取向

《影的告别》影响源一见

《孔雀胆》与《哈姆萊特》    

试论戴望舒对法国象征派诗歌的接受

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与俄罗斯、波兰文学          

云南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

相映成趣的审美意蕴

辑三

“梦中的女孩”——鲁迅《在酒楼上》新读

后的守林人——乌热尔图小说论 

有意味的形式——纳张元、毕然小说文体及其思想含蕴探索

民族文本的文学人类学诠释

“南行”系列小说的诗化解读

《矮凳桥风情》的文化蕴涵与形式意味

不趋“新潮”的《古船》                              

乡土主题与生命主题的变奏                       

追寻黑豹——《踏着雨季来入访》序                   

《比较视野中的鲁迅文艺思想》后记

世纪之交“沙龙社会主义者”一瞥

倾斜的天平

入城与还乡——《废都》谈片

一出“阿Q式的革命”——读《酸石榴》

一种极富弹性的审美表现机制——读张辛欣《北京人·中奖》

“香格里拉”梦寻——读《灵息吹拂》

后记

   凝视的眼光

   ——《晚钟集》序

   我在九十年代认识了张直心先生，具体的地点忘记了,好像在鲁迅研讨会上，他显得很安静，很少在显眼的地方表现自己，自然也并不是所谓风云人物。许多年间，我们见面多多，却并不深知。但有一次读到他谈鲁迅与托洛茨基的文章，如风拂面，感受到超俗的气韵缭绕其间。他用诗一般的语言，直指一段扑朔迷离的哲学难题，给人全新的感受。此后，便注意到他的文字，精致、典雅、略带忧郁的调子，缠绕着历史里的暗影。他就那么悄声地自言自语着，以举重若轻的笔触，翻动着一页页沉重如山的历史。

   终于有机会阅读他的大量文章，惊喜的感觉一直陪伴着整个阅读过程。没有学院派艰涩的感觉，平淡的叙述却是多维的历史难点的穿行，在绵密的词语之林，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他对于浙江、云南的文化沿革颇多感觉，但原点却在鲁迅那里，而对鲁迅的描述，没有学院派的生硬之迹，带的是自己的生命之旅里形成的问题，构成了与鲁迅对话的另一种关系，寻找的是自己的逻辑。鲁迅之后的诸多谜一样的存在，在其笔下慢慢散开，露出动人的一隅。

   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张直心，内心的感受寓平静于波澜之中，我自己与他属于同代人，彼此的经验有诸多交叉、重复的地方。但他似乎掩饰了己身的创伤记忆，在一种极为冷静的语序里，展开精神的跋涉。他在历史的迷津里走来走去，伴随他的，多是鲁迅的影子。而他的学术活动，也与鲁迅的主题宿命般交织在一起了。

   张直心是典型的江南才子，他的文字是朴实版的美文，但延伸之处却是暴风雨般的所在。他的人生经验和审美经验，集中表现在鲁迅的世界，又从中延伸开来，向现代的许多空间散开，形成了以鲁迅为核心的批评模式。与那些流行的表达不同的是，张直心在前人的世界里，以细节推演出重要的主题，因侧影而折射一个人的全貌。在不动声色中，一幅幅历史的影像飘然而至。

   他进入鲁迅研究的时候，学界对于鲁迅前期思想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但难度不及后期，可是很少有人沉潜其间。在我看来，他对于鲁迅后期思想与文学的研究，多有突破性的见解。尤其是鲁迅与俄国的关系的表达，是超出前人的，有的地方甚至具有相当的内力。

   我们这一代的知识结构，含有许多俄苏的基因。这些外来的存在与中国社会的话语杂糅起来，制约着几代人的思维和价值选择。而这里就有几分鲁迅的投影。如何看待这些投影，是一个自我反问的过程，也是重新认识历史的过程。这里纠缠着彻骨的痛感和审父的焦虑。而面对鲁迅，我们不能挥去的恰是这样的焦虑。张直心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

   现代以来的革命，使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批评家的表达模式与先前有了根本的不同。这与苏联模式的引进关系很大，其负面作用在后来的批评中日益表现出来。鲁迅是置身于这样的漩涡里的人，一方面黑暗感的无所不在，另一方面是借用政治话语对黑暗的抗拒。他在革命的话语之中，却还残留着革命话语之外的声音。张直心注意到鲁迅后期的笔法的变化，发现了一些矛盾的、难能解析的存在。《论鲁迅对型批评文体的反拨》是让人重新反省鲁迅文体的矛盾性的变化的佳作，这对理解鲁迅的审美与政治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他人所没有的论证视角。

   当鲁迅燃烧在苏俄艺术作品的空间时，显然的是，他的世界观与表达都有了变化。张直心敏锐地发现，鲁迅在《二心集》里的文体，较之先前有了一丝变化。一是论述方法的理论化，确定性、鲜明性消解了前期的扑朔迷离的词语逻辑，“批评风格由怀疑转为确信，由彷徨转为坚定，由拥抱两极转为执守一端等一系列耐人寻味的衍变”。这样的结果，导致了鲁迅论述问题时的简单化倾向。我们的作者这样写道：“《二心集》型话语形式或许不失为强化文学的阶级功能的刚性武器；但作为多元浑涵的文学思想、文学批评的载体而言，显然缺乏必要的弹性。”张直心对鲁迅的批评谨小慎微，不太理直气壮。他没有像王晓明那样直接批评鲁迅的退步，而是认真考虑内在的原因。不过，他的思考较之王晓明可能更为合理，因为在鲁迅的变化中，他看到了其间不变的东西。他以为王晓明片面强调了鲁迅的虚无，却没有发现“对虚无的殊死抵抗”。在左转的时候，俄国的因素虽然多了，但是却依然保留了尼采式的思维，精神里有一种与前期的基因呼应的地方。而鲁迅后来的思想能够克服俄苏理论的八股化倾向，与他的尼采式的知识结构关系甚大。

   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强调鲁迅对旧我的扬弃，似乎一个新我完全覆盖了过去的影子。但是《且介亭杂文》却奇妙地回归到早期《坟》的文字里，隐曲悠远的意绪又被召唤出来。文章的内蕴几乎没有瞿秋白式的因素，我们在此又一次见到迷茫中的那种感觉。张直心其实欣赏这样的感觉，他暗自为那些老到、深切的文字高兴，觉得鲁迅之为鲁迅，恰是保留了一种非本质主义的犹疑、拷问、追索的个性。而那些确切性的话语，很快就在复杂的语境里被一种多维的感知融化了。

   在阶级斗争异常激烈、人际关系颇为紧张的时候，鲁迅的精神被俄苏的理论多次冲洗过，但依然保持了底色。那么多的理论翻译，以及多种新的参照，一度影响了他的写作，但他本然的存在却没有消失。张直心要论证的是，鲁迅的内心存在着尼采式的血性与自己所欣赏的苏式体系框架的冲突。他叹道：

   我们可以以“诗性”一词界定鲁迅晚年文艺思想、文学批评的语言特征。需要强调的是，“诗性”在此绝不等同于用美文的辞藻掩饰思想的贫乏，更有别于出自“政治留声机”中的革命浪漫谛克式的抒情、煽情。它既是鲁迅晚年那颇具张力的人本主义眷注与科学主义思考的诗美延伸；又可视作他对《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确定、明快特征的语言反拨。

   无疑的，这是我们的研究者的重要发现。他在对象世界看到了用一种模块化的语言所不能覆盖的复杂的精神存在。鲁迅逝世后，关于他的描述，其实是出现了问题的，人们总用一种确切化的公式衡量这位远去的人，以流行的方式窥测那些历史的斑斑痕迹。历史被言说的时候，是有遗漏之处的，张直心要做的是一种还原的工作，希望在凝视里打捞隐去的形影。这是许多鲁迅研究者忽略的所在。

   每一个时期的鲁迅研究所以不同，可能与流行的思想淹没了写作者的个性有关，而抵抗这种淹没的人，不幸陷入两难的境地。他们为了强调鲁迅的这一点，而遗忘了另一点。或者故意弱化相关的题旨。而张直心觉得，这可能会影响我们对研究对象的判断。所以，他的工作是，撇开洋溢在周围的声音，以静观的方式进入历史，在各种文献里小心翼翼地清理先入为主的观念，直抵现场。比如，在自由主义思想流行的时候，人们对鲁迅与极左的理论的关系常常闭口不谈，重点透视的是其自由观。那么如何理解其译介俄苏文学理论的一些问题呢？他周围的左派幼稚气息是否影响了他的思维？张直心得出的结论与常人不同。而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托洛茨基与“拉普”的思考上。

   关于托洛茨基，是理解鲁迅时不能不注意的人物，然而说清楚了并不容易。日本的长堀祐造有专门的论述，可以作为一种参照。讨论这位俄国理论家的中国影响力，离不开鲁迅和陈独秀。而“拉普”在中国的负面影响，也多少波及到了鲁迅，这是必须正视的话题。问题在于，先前是尼采的喜好者的鲁迅，在摆脱虚无主义的时候，苏联左倾的思想是否起到一种作用？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对鲁迅的思想矫正没有一点作用吗？

   张直心有价值的研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发现，鲁迅在面对俄国文学理论的时候，不是停留在信仰上，而是一种讨论问题的开始。就是说，无论托洛茨基还是“拉普”，都是革命理论的一种探求，都在过程里。“面对着苏俄文艺论战中的各方，鲁迅并没有在二元对立中做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勉为其难地试图使这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互促互补，通过这两个‘深刻的片面’，趋近于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完整把握。”

   这样，我们的论者就从对托洛茨基的判断和对“拉普”的判断，回到对鲁迅思想的判断上。张直心发现，鲁迅接受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拉普”的思想，有不同的侧重面，其个体生命的独异性，与一般寻常的文学青年不同，有着免疫功能和自我调整的内力：

   鲁迅移花接木——将托洛茨基局部理论的鲜活，嫁接到“拉普”无产阶级文学观的枯枝上，更用自己含情带血的体验，滋润着口号中主观意念先在的僵硬，竭力使无产阶级文学之树扎根于审美深层，由灰色变得郁郁葱葱。 

   这是对鲁迅与俄罗斯文学的一种独特的把握。我们过去很少见到如此中正、切合的描述。这既不是周扬式的，也不是冯雪峰式的，他吸收了支克坚等人的思想，在自己的体味里，把握了历史的模糊地带的纹路。这种思维，其实也是鲁迅式的，不是非此即彼的教条的演绎，而是经由自己的咀嚼和分析的一种思想领悟。鲁迅研究的成熟，有待于类似成果的多样的出现。

   给张直心带来论述的内力的，不是当下流行的理论，也非外来的其他思想。他的研究基于文本的阅读，还有艺术的感知力。从鲁迅的感知角度和翻译实践，我们的研究者发现了鲁迅在审美上的宽广的视野，在人们过度强调现实主义的时候，鲁迅依然保留了对现代主义的嗜好。而且在译介和研究俄苏文学的时候，他特别注意到其间现代主义的元素。《鲁迅小说的现代主义审美取向》从美学的角度，打开认知作家的大门，他在《补天》《理水》先觉者与庸众的构图中，在“中国的脊梁”那里发现了超人的影子。一切都那么复杂，许多存在都在一种多致的角度里呈现。在艺术的选择里看一个人的精神图景，可能更逼进本质之所。与那些沉醉于各种理论的人的文字比，我们的作者显得自如、纯然，与鲁迅亲近者，大都以本色为之。在这种本色与本色的对视里，世界的隐秘还会躲起来么？

   我感动于这样的研究方法，它带着生命的热量汇聚于历史的景深里。章太炎致吴检斋的信谈到治清代学术之法时说：“事虽繁啧，必寻其源，然后有会归也；理虽幽眇，必证诸实，然后无遁辞也。”此话用于对五四以降的文学家的研究，亦为中正之论。鲁迅研究的问题，是文本梳理与知识结构梳理不够，从外在的流行思想窥见存在，必定流于浅表之说。以鲁迅与俄苏文化的关系论，用瞿秋白的模式言之则偏，据周扬之眼绘之则浅。今人从自由主义理论大加嘲讽亦不得其要，而新左派简单化的表述却缪之甚远。知鲁迅者谁？我们探讨此问，其实也有对自己的内省。

   许多研究鲁迅的人，其实兴趣在更深的世界里，借着鲁迅的遗产而瞭望世界，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钱理群的写作，带有这类意味，但百变不离其宗，有一个延续不断的话题缠绕着自己。我阅读张直心的著作，深觉治学的乐趣所在。他把研究鲁迅的心得，也推及到别的话题之中。比如对“一师风潮”的解析，对陈望道、施存统在结社与建党中的复杂体验，多意味深藏之处。这些很少有人关注的话题隐含着诸多难言的人生感慨。这是他的研究选题的大的一面。另一方面，张直心还安于细小的审美思考，内心深处也存有唯美的因素。比如他对汪曾祺的欣赏，对贾平凹、张炜、乌热尔图的关注，都有自己的独立视角。而他对艾芜新中国初期的写作的勾勒，绵密之处，透出无限的情思。似乎是对十七年文学的一种另类注解。

   一个在书斋里生活的人，并非都是枯燥的自言自语。假如他热爱生活，有济世的冲动，那么文字间的精神意象，则有着暖人的气流。我们看章太炎、严复的书，读胡适、马一浮的文字，都会有不小的体会。较之五四前后的许多文人、学者，鲁迅可能更具有人生哲学的意味。他不是象牙塔里的存在，但却丰富了象牙塔里的的精神，拥有一个静穆得伟大的形而上的价值。带着生命热量的学院派的研究并非脱离世界的封闭之语，我们看那些安静的学人的沉思，恰是人间所缺失的一种存在，它可以辐射到遥远的地方，疗救思想枯萎的人们。而今天能够辐射到人间的真学问，可找到的并不很多。

   2015年12月1日  

   张直心是典型的江南才子，他的文字是朴实版的美文，但延伸之处却是暴风雨般的所在。他的人生经验和审美经验，集中表现在鲁迅的世界，又从中延伸开来，向现代的许多空间散开，形成了以鲁迅为核心的批评模式。与那些流行的表达不同的是，张直心在前人的世界里，以细节推演出重要的主题，因侧影而折射一个人的全貌。在不动声色中，一幅幅历史的影像飘然而至。

   他进入鲁迅研究的时候，学界对于鲁迅前期思想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但难度不及后期，可是很少有人沉潜其间。在我看来，他对于鲁迅后期思想与文学的研究，多有突破性的见解。尤其是鲁迅与俄国的关系的表达，是超出前人的，有的地方甚至具有相当的内力。

   ——孙 郁

从诗化青春到散文人生 

一、“火气”与“清气”的消长

在着手明清之际士人研究时，赵园特引王夫之所谓“戾气”一词为题，用以概括明代尤其是明末社会的别一种时代氛围。值得注意的是，王氏所谓“戾气”，不止由统治者的暴虐，“也由‘争’之不已的士民所造成”。恰是对后者的批评向度，尤为可贵地蕴含了王夫之乃至识者赵园独具的士文化反省意识。

借重上述士文化反思，笔者拟以“火气”一词，指称民国初期、尤其是“五四”以降浙江省立师范学校士人中充斥的某种激进情绪。此类“火气”诚然是彼时具体历史情景下的正当产物，满溢着青春期的锐气与激情；但也毋庸避讳，一定意义上，与“戾气”之成因相似，在与旧传统、旧文学相争相激之际，难免产生一些矫枉过正的负面症候。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而不无象征性地点燃这场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火焰的，恰是后浙一师时期的重要领袖人物，与一师师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执掌春晖中学、创办立达学园的同道匡互生。史称时为北高师学生的他率先打破铁窗，冲入赵家楼2号曹汝霖的住宅，与卫兵格斗；他还取出火柴，将卧室的帐子拉下，放起火来……赵家楼的火焰，就此成为“五四”激进精神以及士人“火气”的鲜明表征。

与匡互生的一度侠烈火暴性格相类，浙一师校长经亨颐身上也充满了某种峻急躁进之气。少时他曾通电反对慈禧废光绪帝，遂遭通缉而亡命天涯；1927年南昌起义发动，身为国民党左派的他赫然名列领导起义的以周恩来、张国焘、叶挺、李立三、贺龙、恽代英、林伯渠、彭湃、苏兆征等共产党员为主体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册中；1930年又因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锐意反蒋，旋被“永远开除党籍”。 

如果说，其左翼政治倾向犹值得称道；那么，那过于激进的文化立场却不得不引人反思：1928年，身为国民政府委员的他提出了废除故宫，“分别拍卖或移置院内一切物品”之议案。  理由是“在中文里‘故’字有怀念的意味，这‘故宫’二字大有禾黍离离之感”，唯恐遗民藉此寄托对旧王朝兴灭更替的哀思。这一偏激主张与姿态同样不乏象征性。某种意义上，“故宫”远不止是封建帝制的载体；而适可视为闳约深美的中国传统文化构架的隐喻。

其主持一师教育革新，引人瞩目的应属倡导“学生自治”与推行白话文这两项举措。试行“学生自治”，本意在于易“他律”为“自律”，然而“五四”一役之后，一师学生自治的权力日渐扩张，例如学生自治会代表得以出席校务会议，参予决策；甚至组织学生法庭，自行审理学生之间的积愤与思想纷争。至于推行白话文，蔡元培针对时人指责北京大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之说，曾辩及彼时北大预科国文教材“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而作为培养师资的一师，国文讲授却一度“旧的一概否定”，尽“改文言为白话”，国文“四大金刚”之一的刘大白还因章士钊持“文言雅洁说”而爆粗口，指斥“章大虫底放屁逻辑”，直到姜伯韩主校，方易为“教员视学生程度，得酌授文言”。

经亨颐倡导“与时俱进”方针，堪称时代先锋；但其唯恐难偿历史进程之时差，每每弃“渐进”而代之以“急进”、“猛进”（沈玄庐好用之词）步伐，则难免过犹不及。

与经氏信奉唯“新”是趋的“时间神话”观念相类，俞平伯也曾刻意“舍旧谋新”。“五四”运动那年，他在《新潮》杂志发表《打破中国神怪思想之一种主张》一文，力主“严禁阴历——禁止阴阳合璧的历书”一事刻不容缓。因为，如此“便不会有干支，不会有干支的阴阳五行；不啻把妖魔鬼怪的窠巢，一律打破。什么吉日哪，良辰哪，五禁哪，六忌哪，烧香哪，祭神哪，种种荒谬的事情，不禁自禁，不绝自绝。”年方十九的他未免行事过于焦躁激切，每每寻求所谓“简截痛快的办法”。这未尝不是“火气”旺盛的“五四”同人共有的倾向。即便一师前辈鲁迅，也一度相信“改革快的还是火与剑”，更遑论学生辈中以一纸《非孝》檄文惊世骇俗、一度迷信“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的施存统，以及“风潮”平息多年犹火气未消，不惜背欺师灭祖之名，撰小说《校役老刘》以宣泄自己对母校一师怨愤之情的魏金枝。  

曾几何时，以“一师风潮”为界标，前后一师士人风气渐变。缘于“五四”灰飞烟灭、“风潮”波澜不惊后，师生集体性的痛定“思痛”；缘于新进教师朱自清、叶圣陶毕竟天性平正和易，终乃以和风细雨式的调适滋润，改变了“那时一师脱略的风气”；也缘于丰子恺及其老师李叔同静对万象万事、躁忿全消修养的感染；缘于浙一师——春晖中学——立达学园这一路辗转、时过境迁后的柳暗花明。

后一师文人重新框定了其生活空间、工作空间以及审美空间，由前一师时期的惯于振臂广场、操场、议会等宏大领域，衍变为栖身“湖畔”（西湖、白马湖）、“平屋”、乡村、书园等日常场景。天人互动，后者赐予了他们“美”、“自由”、“真诚”、“闲适”的境界与除尽火气见清气的氛围。       

与“火气”适成对照的“清气”一词，典出1924年经老友夏丏尊介绍、加盟上虞春晖中学的朱光潜。他称：到白马湖后，结识了后来对其影响颇深的匡互生、朱自清与丰子恺几位好友，“那一批浙江朋友们都有一股清气，即日常生活也别有一般趣味，却不像普通文人风雅相高。子恺于‘清’字之外又加上一个‘和’字。”

如果说，“火气”喻示着某种激进主义的情绪；那么“清气”则意味着一种渐进主义、或谓“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精神气质的升华。身逢世变，此种火气渐消、回归本性的趋势便因此具有了历史的多维向度。其内蕴包括束己自爱，笃厚诚信，平和坦夷，宁静致远。显然不仅指涉政治姿态，亦关乎人生哲学、审美境界的追求。

在那一味激扬“火气”的时代，批评家曾据此针贬朱自清等的“清气”：“他是反抗黑喑和一切旧的不合理现象的，然而缺少在我们时代所不可少的所谓伟大的憎；他是向往和赞美青春的，但在他的作品上和性格上，革命的青春的烈火就似乎被压着而没有旺盛地燃烧。”更有新中国文学史著述将此看似低调的沉潜、退守，误判为“消极”、“落后”。

相形之下，还是同时代人对其所具“清气”更含同情的了解。朱光潜、沈雁冰等分别指出了“清气”的维度及张力：朱自清“柔而不弱”、本性“不屈不挠”；叶圣陶“待人接物，谦和平易，质朴无华，看来很有些温柔敦厚气，但外柔内刚，方正鲠直，眼里容不得沙子”；人“常用‘清’、‘和’两个字来概括子恺的人品，但是他胸有城府，‘和而不流’”；“他们的政治观点，前进而不激进，沉实稳健而非锋芒毕露，不满现状又尚未构成尖锐的对立。对侍事业与工作，一律认真负责”……显然，此种退而守成、和而不流的风神，恰可移作对彼时仍一味亟亟于功利、好刚使气、峻急躁进的时风的适度反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