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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23709939丛书名: 国际汉学
汉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汉学史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汉学是中国人反观自身文化的一面镜子。
《国际汉学》在日益商业化的中国坚守着自己的学术阵地和学术思想。15年孜孜追求，20辑篇篇华章。《国际汉学》的存在与坚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界对中华文化复兴的期待，对3000年未有之变局形势下中国文化重建的信心。
《国际汉学精选三（套装共6册）包括：汉学一家言、汉学家专页、汉学家访谈录、入华传教士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宗教思想研究、中国基督史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等。
从知识上梳理中国文化外传之轨迹、人物和著作，构建各国的汉学史，理清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化发展，重建当代中国文化价值。
《国际汉学·第二十一辑》
纪念利玛窦逝世400
百年利玛窦研究
周年专栏
对利玛窦中西交流思想及其对两个文明碰撞之影响的思考
论《交友论》的格言来源与思想性
利玛窦留在南昌的记忆和友谊
汉学一家言
面对共同的挑战？汉学(中国学)在促进中西理解中的角色
汉学家访谈录
汉学推手二十载——李亦园院士与蒋经国基金会
华裔汉学家与各国汉学
汉悼念锲而不舍的汉学家柳存仁教授
萧公权与美国汉学
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
日常生活世界的形成与建构：《金瓶梅词话》与日用类书
先秦文献的立体式研究——以郑良树“商鞅学派”研究为例
明代“剪灯”系列小说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
中国诗歌之精神
中国诗歌的韵律
传教士汉学文献
消除误解：薄贤士和他的《中国礼仪之争问题的说明》
范礼安、孟三德记中国
书评与书介
多元视角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简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
中西初识时期的思想文化互动——读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
君子的勋业与行藏
终末还是当下
我读《我的老师高本汉》
凝结三十年心血的力作：《俄罗斯汉学史》
大象出版社“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书目
机构与动态
华盛顿大学汉学研究与中国和欧洲的渊源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群体综述——以20世纪80至90年代为中心
“当代欧美汉学对中国哲学的诠释——以罗哲海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后记
《国际汉学·第二十二辑》
……
《国际汉学·第二十三辑》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专辑历程（代前言）
海外汉学与汉学家研究
汉学新动向的三个例子
国际汉学漫谈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新思考——与海外中国学研究关系的讨论
异名共体之汉学与中国学
因特网络与世界汉学
汉学（中国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以“美国现代中国学”方向为个案
法国汉学家德理文的中国情结——对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中国馆成败的文化思考
日本学界在当代中国研究上的探索与成就
陈寅恪留德时期柏林的汉学与印度学——关于陈寅恪先生治学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识
帝俄汉学家中国历史文化观研究之我见
“此生成就名山业，不厌重洋十往还”——内藤湖南中国访书及其学术史意义述论
“稀有而价值连城的中文文献资料”——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中文书籍馆藏的创建者：卡尔·弗里德里希·诺依曼
传教士汉学与中西文化交流
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
中法文化关系的孕育期：契丹追寻与中国报道
清宫画家法国耶稣会修士王致诚在华活动考述
美国汉学的传教之根
卫三畏：美国早的汉学教授
“刺桐”——哥伦布的灵感
考释中罗关系本源深化历史人物研究——读汉学家杨玲教授新著《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塔鲁》
近代西洋人汉语研究——汉语语言学的“周边”研究法
来华耶稣会士汉语研究中的索隐思想初探——以马若瑟为中心
耶稣会*馆藏《汉葡辞典》研究
跨文化研究与比较哲学、宗教研究
庐山面目：论研究视野和模式的重要性
跨语际与跨文化的海外汉学研究——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对象
《十日谈》与“三言”、“二拍”文学精神之比较
西方中国形象成因的复杂性初探——以17、18世纪英国旅华游记为例
中西“经文辩读”的可能性及其价值——以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为例
比较哲学视野中的“思考”——从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的译名说起
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对老子的认识
儒家礼仪的道教化——新加坡庙宇的祭孔活动
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与研究
中国儒学在日本近代“变异”的考察——追踪井上哲次郎、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的“儒学观”
文化传递中“不正确理解”的个案解析
清代抄本《石头记》和《姑妄言》流失俄罗斯——李福清院士的重要发现
文化嫁接和传播考量——论曲亭马琴的《水浒传》翻译和翻案
西方的中国先秦散文研究举隅之一：《易经》研究
关于儒学的“原典批评”——以武内义雄的《论语》研究为中心
《庄子》的俄语译本小议
初大告与中文典籍英译
17世纪来华耶稣会士西译儒学刍议——以《中国哲学家孔子》书中“道”的翻译为例
中国京剧海外传播的先驱——齐如山与梅兰芳
过听花的中国戏曲研究
附录：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大事记（1996—2010）《国际汉学·第十八辑》
《国际汉学·第二十四辑》
特稿
六十年竭尽心力功与名永垂史册——缅怀李福清院士
李福清院士的主要著述（195l一2012）
汉学一家言
学术影响与识别预期
汉学家访谈录
研究中国的学者一《人文科学》对史景迁的采访
超越传统的看法—一德国汉学家郎宓榭访谈录
“西学东渐与东亚近代知识的形成与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专栏
清末哲学译介热述论
“镀金鸟笼”里的呐喊：郭实猎政治小说《是非略论》析论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出版的比较：理雅各、顾赛芬、卫礼贤
中国美术研究英文论著的出版（1935一1937）——以《天下》书评栏目为例
汉学家专页
费子智教授的中国学研究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首任汉学教授费伦——兼论斯当东赞助人的角色
中国文史研究
一桩晚清往事的发现——李鸿章与夏威夷国王的天津会晤
徐梵澄本地治理廿七年纪略
中国文化经典在海外
理雅各英译《春秋》、《左传》析论
理雅各《中国经典》序言集
《论语》与日本近代文学一一《论语物语》及其周边
域外汉语研究
莱布尼茨与白晋的汉字研究
书评与书介
中印诗缘开新篇——印度狄伯杰《中国诗歌》评介
东西望洋：全球视野与《澳门编年史》的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
在交流中展开中法教育合作的历史
外刊汉学著作书评
汉学研究动态
北外举办“顾彬与中国当代学术”座谈会
坚持国际化办刊方针提升汉学（中国学）研究水平——“《国际汉学》被收录为CSSCI来源集刊暨
未来发展建设座谈会”综述
北京联合大学成立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后记
《国际汉学·第二十五辑》
……
《国际汉学·第二十六辑》
……
后记
2010年5月21日是西方汉学的奠基人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为了表达对这位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伟人的敬意，世界各地的学术界都在开会：4月的台湾辅仁大学会议、5月的巴黎会议与维也纳会议、iO月的旧金山会议、年底的意大利的会议等等利玛窦的文化价值在哪里呢．，就在于他开启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尽管当时的西方世界并未认识到利玛窦的价值，并在东亚以外的地区仍在做着一些极其糟糕的事。但今天西方的知识界大体认耐了文化之间要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的道理为了纪念这位西方汉学的奠基人，我们将在《国际汉学》第21辑专门开设一个专栏，以纪念这位西方汉学的奠基人。
汉学文献研究始终是本刊的重点，因为，学术之推进，学术之发展和深入，首先是对其学科文献的基本梳理。《国际汉学》从创刊以来，每辑都有极为重要的汉学基本文献的翻译文章，本期也是如此。梅谦立的《（易经>在西方的次介绍和翻译》，余三乐所翻译的南怀仁的《康熙朝欧洲天文学的回归》、年轻学者箩莹的《殷铎泽西译小议》都是首次在中文学术界刊出，文献和研究价值极高。
北京外国大学的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依托北外拥有全国多外语的优势，对中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展开研究，因而《国际汉学》每辑也都能发表一些只能在本刊看到的重要的非通用语种国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如本辑李梅老师所翻译的捷克汉学家奥特日赫施瓦尔尼的《普实克的潜在力量》、丁超老师所翻译的罗马尼亚汉学家鲁齐安布拉加的《论道》、匈牙利汉学家郝清新、绍莱特的《中国哲学、宗教著作的匈牙利语翻译》都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
本辑的两篇汉学家访谈也很有特点，一篇是对当代美国汉学家康达维的采访，一篇是对法国当代汉学家何壁玉的采访，两位汉学家都是中国文学的研究者，前者研究汉赋，后者研究中国近代文学，两篇采访互为呼应，使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大体概况。
从知识论上梳理中国文化外传之轨迹、人物和著作，构建各国的汉学史，这是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心对域外汉学把握的一个重要维度，本刊从选辑开始每辑将开辟一个“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专栏，这既是我所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的一个学术成果发表的园地，也是我们一贯的学术追求。
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从建立起就将域外汉学的研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重建看做一体两面的工作，我们不仅仅将域外汉学作为一个亟待开拓研究的领域、一个亟待完善的知识体系去研究和把握。同时，我们也将其作为理清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化发展，重建当代中国文化价值的一个重要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工作是与当代的国学研究在学术理念上有许多相通之处的，是和当下中国学术界对国学的兴趣，中国文化的重建密切相关的。
5月我参加了两岸清华大学所举办的“杜希德与20世纪汉学典范的大转移”学术座淡会，会上汤一介先生．李学勤先生、乐黛云先生、陈来先生、张国刚先生都谈到了这一点，认为国际汉学是今天我们国学重新恢复的重要参照系，因为近代以来国学之兴起是与西方汉学进人中国学术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清华国学院院长陈来先生甚至认为近代之国学是“汉学之国学”，意在说明近代中国学术之发展是与域外汉学互动之结果，近代以来国学的恢复和发展已经不可能只在本土知识的构架中发展和重构。
基于对汉学和国学这样的认识，5月底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德国波鸿大学联合召开了“欧美汉学界对中国哲学的诠释：以罗哲海为中心”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中研院的李明辉先生、清华国学院的陈来先生、华东师大杨国荣先生、国际儒联的单纯先生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我们试图通过对德国汉学家罗哲海的《轴心时期的儒家理论》一书的讨论，将对域外汉学的研究与当下中国文化的重建工作连为一体，在世界思想和历史的范围内重新认识中国文明的地位，中国文化所具有的普世性价值。
回想起来，我们已经是第二次召开这样的汉学与国学互动的国际学术会议了，1999年在我们出版了英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的《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家》后，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国际儒联、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大象出版社联合召开了“二程哲学国际研讨会”，当时张岱年先生亲临会议，并做了重要的讲话。北京会议结束后，与会代表前往二程兄弟的故里河南参观访问。十余年后我们再次召开关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价值的研讨会，这表明了我们的一贯的学术追求：在知识的考究中升华思想，在思想的追求中依据知识。
《国际汉学》到本辑已出版了20辑，一个没有正式刊号的学术辑刊走过了15年的历程，有了20辑的积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像《国际汉学》这样的民间学术辑不少，但能像《国际汉学》这样坚持到今天的为数极少。《国际汉学》在日益商业化的中国坚守着自己的学术阵地和学术思想。15年孜孜追求．20辑篇篇华章。《国际汉学》的存在与坚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界对中华文化复兴的期待，对3000年未有之变局形势下中国文化重建的信心。在《国际汉学》第十辑出版时，当时担任主编的任继愈先生亲自为《国际汉学》第十辑志庆写下了“广交天下学友，共促文教繁荣”的题词。在本刊二十辑志庆之际，《国际汉学》的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汤一介先生又为我们题词：“汉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汉学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汉学是中国人反观自身文化的一面镜子”，选题词是学术前辈对我们的期待，是我们为之奋斗之目标。
张西平
论及德理文心中的中国形象，《面对欧洲的中国》部分就是一个极好的范本，颇具代表胜和研究价值。在这一部分里，为了要向他的法国读者“指出中国政府、习俗及中国社会的本质事实上是怎样的”，德理文力图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口吻，客观、冷静地对中国做出全方位的介绍：地理、历史、人口、政制、宗教、道德、文化……他几乎无所不涉。在他的笔下，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自给自足、宗教自由的国度；是一个尊老敬孔的礼仪之邦，皇帝以礼治国、士子可通过科举获取功名，且有犯颜直谏的勇气和权力。当然，在这幅总体和谐的画面上，也不缺乏批判的色彩：科技的停滞、思想的保守……应该说，所有这些，大体上不脱离18世纪以来法国人对中国的总体看法，但也附加上了某些19世纪的特色。其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作者在第三节后所做的总结：
从上文的介绍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结论只能是：这个民族的制度如同人类所有其他制度一样，有其长处和弊端，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当然，从本质上说这个制度是不利于科学进步，不利于各种思想演变发展的，也不利于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活跃性——这是我们西方种族的特点。相反，她基本上是保守的．拒斥一切革命的思想——在我们赋予该词的意义上。 ……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具有“自我管理”( self-govemment)精神的国家，个体在那里比在世上任何地方都更不具有创新精神。由此产生了此一文明今日的低下……由此也产生了中央政权的强大威力，它所受到的敬重及享有的盛誉。由此还产生了令人赞叹的秩序，确保了社会大机器运转的完美的均衡性。在欧洲，人类似乎完全被躁动所支配，我们想要耗尽一切时间，掠夺所有空间。我们每日都在掐指计算着革命、进步。而在中国，他们却仍在以世纪计时。当法国数小时就能推翻一个朝代时，在中国某某朝代却维系了五百年，我们始于昨天，且头天夜里尚不知次日将发生何事。中国始于四千年前，而自公元前1世纪起，她就基本上没有改变过。对她而言，次日即今夕。
众所周知．19世纪以来的法国，政权更迭频繁，共和制与帝制交替出现。然而我们大段援引这段话，绝非要讨论德理文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也无意涉及他对工业化、现代化的看法，而是希望借此揭示出他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显然，对他而言，中国既是爱好和平，与世无争的；也是停滞的、不思进取的。如果这些评价都还与他的祖辈们对中国的看法相似，那么，有关中国文明“低下”的观念却打上了19世纪中叶的烙印，折射出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逆向转化在欧洲人心态上所引发的变化，带有很强的时代性。
联想到前文介绍的1867年世博会“中国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那个“花色品种未变，只知复制古代，毫无创造性”的中国，那个不思进取，看不到艺术家个性的中国——这与上引德理文的结论何其相似乃尔！由此，我们可否认为他在潜意识中其实恰是按照这样一幅图景去布展的？在欧洲与中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模式中，他本人或许更偏爱中国式的？当然，也有可能他当时更多地只是考虑到让中国出现，让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大舞台上展现风采，并未太多考虑世博会的宗旨。但谁又能否认，无论他主观上推崇何种社会生活模式，他心目中的中国原本就是与西方世界的“进步”、“革命”、“发展”格格不入的！
走笔至此，我们不能不提及有可能影响德理文中国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19世纪法国汉学的特点。作为一门学科，汉学正式创立于19世纪初的法国，但其滥觞，却当追溯至17、18世纪来华传教士们对中国的研究。然而，与早期汉学不同的是，19世纪的法国汉学仅仅将中国视作一种与现实无涉的“古代文明”加以研究，汉学家们也仅满足于在书斋里、案头上，靠阅读资料、典籍来工作。在这一点上，德理文与当时法国其他的汉学家们应该没有太大的不同。尽管他很愿意接触一切来自“天国”的代表，无论是外交官还是普通士子，但终其一生，他从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即使主动承担了筹办世博会“中国馆”这样的重任，他也无{
到中国走一趟，而仅仅委托美理登处理在华的一切事务。这显然使他很难真正了解中国的现实。而他对“中国馆”的安排和设计，也就只能凭借对典籍、文学作品（诗歌、话本、戏曲）、游记等文本的阅读、理解，对图像资料的研究，再加以想象去完成。难怪上引《全史》的作者和德白勒古们在参观世博会后，都备感遗憾地批评“中国馆”及其附属设施未能反映出现实中国的情况。
以上我们不揣浅陋，尝试着分析了德理文为何主动请缨筹办1867年巴黎世博会“中国馆”，以及“中国馆”颇受微词的主要原因。囿于时间，也由于手资料的匮乏，@本文还仅限于提出问题，并据现有材料尝试着做了些粗浅的分析。各点，尚需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去验证、补充和完善，甚或有可能推倒重来，重新予以评价。
然而，无论1867年巴黎世博会“中国馆”的成败如何，也无论本文后半部分的论述如何浮浅、粗陋，德理文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对法国侵华战争的谴责却都是历历在目，无可否认的。在上海即将举办世博会的前夕，让我们记住这位中国人民的朋友，这位在一百四十余年前单枪匹马使中国出现在世博会上的法国汉学家——德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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