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修订版）

*总书记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一书是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深入解读之作，聚焦新常态下，我们如何谋划和布局。
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中国进入新常态：经济走势变轨、结构调整阵痛、法治面临新局面，新一轮历史变革开启，压力与挑战并存。
《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一书深入探讨，迈入新常态，中国经济需要跨越哪些“红线”，解决哪些问题？未来30年，经济大趋势又如何？如何在“冬天”进行全新的谋划、布局和投资？丧失人口红利，中国如何持续发展？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会走向何方？……户籍、金融、财税、混合所有制、法治等各个领域，我们将直面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周其仁、郑永年、华生、李稻葵……国内知名经济学家、精英学者，在《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一书中，从各自专业角度，深入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抓住其本质和内在逻辑；让我们精准把握政经时局大走势，决策当下与机遇未来。

吴敬琏，当代中国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 五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现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及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林毅夫，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之一。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8年从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著作有《改革的逻辑》、《城乡中国》、《竞争与繁荣》、《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产权与制度变迁》等。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执教北大，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 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
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著作有《不确定的未来》等。

代序 当前经济形势的六大前沿问题／厉以宁·VII

上篇 读懂中国经济新常态
章 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005
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012
什么是中国与世界的新常态？·020
“新常态”与“非常态”·027
新常态经济的法律视角·036
第二章 在“冬天”谋划、布局、投资
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043
在“冬天”谋划、布局、投资·047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七个新机会·060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环境与战略·067
引领经济走向好的新常态·071
中篇 未来30年，经济大趋势
第三章 未来30年，充满着不确定性
中国将保持多快增长？·087
中国经济的第二次机会在哪里？·090
未来30年，充满着不确定性·097
哪些束缚改革的“红线”应该松绑？·102
中国人为何收入差距这么大？·107
第四章 丧失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增长？
丧失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增长？·117
户籍改革释放二次人口红利·126
农民工市民化，立竿见影的改革红利·137
中国新城镇化应走出当前改革误区·143
第五章 国企改革的轨迹与正途
改革的前提是政府要放权·167
中国国企改革的轨迹与正途·170
公平的市场环境更重要·191
国有企业改革·202
第六章 新常态下财政政策的思路与方向
加快推进适应新常态的金融改革·215
新常态下财政政策的思路与方向·220
金融创新有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228
互联网金融是金融改革的战略推动者·233
新常态下的金融改革·240
下篇 新的执政使命与中国转型
第七章 重建社会，还是重建权力？
习近平的治国使命与中国未来的转型发展·249
社会公正与国家治理现代化·260
中国如何避免“官员不作为”现象·273
重建社会，还是重建权力？·280
本轮改革的核心是政府改革·291
第八章 法治中国建设与司法体制改革
法治与中国“空转政府”的治理·305
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政治转轨的需要·311
以法治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319
法治和善治需要开放试错·323
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327

当前经济形势的六大前沿问题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如何理解“新常态”
近中国的媒体经常提及“新常态”这个词，那么，该如何理解“新常态”呢？这是相对于我国前一段时间不正常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言的，意指经济应逐步转入常态。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是不能持久的，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所以，现在提到的“新常态”主要有两个含义：，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盲目追求超高速增长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第二，经济超高速增长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是：资源消耗过快，生态恶化，效率低下，产能过剩，以及错过结构调整的时机。其中，“错过结构调整的时机”是重
要的。
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时机，会留下很多后遗症。现在我们不得不把结构调整放在重要位置。结构调整很重要，比单纯追求经济总量更重要。
虽然现在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结构上来说，中国还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因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同时，虽然中国人力资源结构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但是，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比较低，中国的熟练技工队伍正在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错过了结构调整就是的损失。所以，现在提出“新常态”，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长、尽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的意图。
对于“十三五”规划，很多专家（包括我在内）都提出，要保持适度增速，不能再追求超高速增长了，政府应该考虑适当降低GDP增速。如果中国GDP能够增长7%就不错了，即使能保持在6.5%~7%也属于正常，因为经济增长重在经济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完善，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速。
硬性的增长指标如何改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靠行政方式实现增长目标。比如，某年定的增长速度为9%，全国各地拼命干，力求终达到目标。这样下去，就会产生问题，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对中央政府，都同样形成压力。因为地方的发展规划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全国的发展规划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一旦通过这些硬性目标，就意味着要严格执行。
于是，各地政府为了完成任务或者赶超别人，会不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的调整，政府就会很被动。
为什么会很被动呢？主要原因在于，硬指标意味着一定要完成，一定要完成硬指标则意味着只顾增长，就把产能过剩、高成本、效率差等都放在次要地位了。过去我们总干这种傻事，今后要改变这种现状。
可喜的是，关于把增长率从硬指标改为有弹性的预测值的做法，现在已经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先试验一段时间，如果试行成功，再推广，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是非常有好处的。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增速下降
经济增速下降是由几个原因造成的，比如出口下降、过剩的产品销不出去等。但同时应该看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实际的GDP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要高，而且年年如此。何以见
得呢？
，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是计入GDP的，而中国农民盖房子从来不计入GDP。
第二，有一些就业人口的收入没有计入GDP。如现在担任保姆、月嫂等职业的人越来越多，她们的工资也越来越高。目前中国家庭保姆有几千万人，但是她们的工资收入是不计入GDP的。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人的收入是计入GDP的。
第三，在中国，个体工商户一年的实际营业额是通过包税制倒推出来的，而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会高于包税制下推算出来的营业额。也就是说，中国的大量个体工商户少报了营业额，中国的GDP统计也就少算了。近还规定，月营业额不足3万元的小微企业免税，这就更不好统计它们的实际营业额了。
第四，据前几年数据统计，中国GDP构成中，国有企业不到35%，外资企业大约在10%或略多一些，而民营企业则超过55%。也就是说，中国的民营经济占了GDP的55%以上。近年来，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GDP存在虚报的可能。实际上，这恰恰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因为民营经济通常选择能少报营业额就少报，所以，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应该超过55%。
我们要承认中国实际的GDP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要多。既然如此，就不要害怕GDP增速下降0.2或0.1个百分点。
投资和就业存在什么关系
这是经济学的一个老问题。经济学中，从来都是这种想法：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投资的结果而显现出来的，要增加就业，就必须有大量投资。
但是，目前中国的情况变了。中国正在朝市场经济方向走。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或不断更换成套设备的时候，在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就业人数反而减少了，因为机器人、自动化使得劳动力需求量减少，新技术下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业。这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
另外，中国正在加强环保建设，比如当前的雾霾是由于工厂烧煤太多、排烟过多等造成的，所以全国都在推动低碳生产。而低碳化意味着必然要关停一些企业，在国家治理环境的同时，会有一部分人因此而失去工作岗位。
那么，中国增加就业靠什么呢？如何保持就业的可持续性？当前中国的政策是：发展民营企业，发展小微企业，鼓励创业。现在创办小微企业，可以先营业后办证，省掉很多手续，同时还有贷款的支持。
还有第二种情况，即中国的农业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这是一个新的提法。过去家庭农场主要出现在美国、加拿大、西欧等国家和地区，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土地确权，部分地区农村土地已完成确权，也相应地提出了这个概念。
农村土地确权，是指在过去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没有确权，农民事实上是被架空的所有制承担者。现在不同了，中国正在进行土地确权。
2012年，全国政协经济组在浙江嘉兴市村镇考察，当时，嘉兴市刚完成土地确权工作验收，之后我们到了嘉兴市的农村，看到村里满地都是鞭炮屑，一片红。这股热闹劲儿，一般都是家里有喜事的时候才有的。
什么叫土地确权？简单地说，就是三权三证。农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政府发给农民土地经营权证；农民拥有宅基地使用权，政府发给农民宅基地使用权证；农民拥有在宅基地上盖房子的权利，政府发给农民房产证。
土地确权之后，农民的收入大大提高了。
农民的收入为何会增加呢？，土地确权完成之后，农民安心在农村工作，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第二，农民可以放心到外面打工，把土地租给别人，收地租，同时，农民在城市又找到了一份工作，因此收入增加。第三，农民盖了新房子，租给别人，每月可以获得房租收入。所以，农民收入增加了。
土地确权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在确权之前，先进行土地丈量，丈量完毕后发现土地面积增加了20%。为什么会增加20%呢？
，30多年前，农村进行土地承包经营，那时候农村的土地质量有好有坏，在丈量土地进行承包的时候，好地一亩抵一亩，坏地两亩抵一亩。30多年过去了，经过农民的精耕细作，土地质量都提高了，因此，在这次确权丈量土地时，都是一亩算一亩，不再折算了，于是，土地就多了。
第二，在刚开始承包的时候，农民用牛耕地，土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有很多田埂。计算土地面积时，要把田埂扣除，连田埂两侧遮住阳光的面积也要扣掉。现在农民用上了拖拉机、插秧机等，小块地不方便使用机器，田埂被逐步刨掉了。所以，这次丈量时耕地就多了。
第三，2006年以前中国还征收农业税，有多少地征多少税，农民在上报自己家土地的时候就尽量少报一些。比如，一亩三分地报一亩地，因为多报地要多交税，几乎家家如此。现在不同了，农业税取消了，加上土地刚丈量完，农民均如实上报，谁都不愿意少报。因为少报土地面积的话，在出租或转包土地、入股时，耕地少报就吃亏了。
上述三个原因叠加起来，土地就增加了20%。目前，中国的农业正在兴起，农村也需要劳动力。现在中国土地确权工作正在试点阶段，估计3年之内可以完成全国的土地确权，届时中国的农村将会有新的面貌，农民也将富裕起来。
为什么会闹钱荒
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并不少，按照M1（狭义货币供应量）、M2
（广义货币供应量）来看，流通的货币量都挺大的。但是，做生意的民营企业到处借不到钱，闹钱荒。
为什么会发生钱荒呢？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中国正处在双重转型阶段。什么是双重转型呢？一是发展转型，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二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在这两个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农村，对货币需求量大增。现在农民自己经营土地甚至开办小工厂，需要大量资金。同时，中国的货币需求量是很大的，不是光靠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就能够计算出合理的货币需求量的。通常，实际货币需求量比计算出来的货币需求量要大一些。
另一方面，钱荒的根源是由大量的国家投资以及贷款不配套造成的。作为信贷的主体，银行将大部分贷款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很少能获得贷款。贷不到款，民营企业会慌，因为如果手上没有现金，万一有好的投资机会就丢了。还有，如果资金链断掉，到哪儿去借钱呢，连企业的日常运行都会碰到困难。
此前我们去广东调研，发现那里的很多企业主普遍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用当地企业家的话来说，叫“现金为王”，有现金就什么都不怕了。所以，几乎家家企业都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货币流通量根本不够。这从M1、M2的数字上是看不出来的。
金融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中国当前的金融改革主要有三个目标，分别是宏观目标、微观目标、结构性目标。
从宏观的角度来谈，中国的金融业、银行业应该走向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很重要的，不过，利率市场化不等于对利率的自由放任。因为，自由放任对经济是有害的。所以，宏观上来讲，利率的市场化，也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微观目标就是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和微观单位，应该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两个效益并重，这是微观目标。因为在中国的环境中，银行除应有经济效益外，还要有社会效益。
从结构性的目标来看，金融改革应该把重点从虚拟经济转到实体经济中来。毕竟，实体经济是重要的。中国的产品要打入世界，必须有一个自主创新的过程，要帮助实体经济完成产业和技术升级。
其次，在结构方面，大中小银行分别以大中小企业作为服务对象，大银行对应大企业，中等银行对应中型企业，小银行对应小企业，但是，所有的大中银行都应该为底层的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这是支持草根金融。
总之，金融改革的三个目标中，宏观目标：实现利率市场化；微观目标：银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结构目标：走向实体经济。
此外，还应该大力发展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目前还比较弱小。比如支持教育产业发展，可以成立一家教育银行，这就是使政策性银行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又如，开发西部地区，有很多工作可由政策性银行来做，因此，政策性银行应该进一步扩大。当前经济形势的六大前沿问题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如何理解“新常态”
近中国的媒体经常提及“新常态”这个词，那么，该如何理解“新常态”呢？这是相对于我国前一段时间不正常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言的，意指经济应逐步转入常态。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是不能持久的，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所以，现在提到的“新常态”主要有两个含义：，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盲目追求超高速增长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第二，经济超高速增长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是：资源消耗过快，生态恶化，效率低下，产能过剩，以及错过结构调整的时机。其中，“错过结构调整的时机”是重
要的。
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时机，会留下很多后遗症。现在我们不得不把结构调整放在重要位置。结构调整很重要，比单纯追求经济总量更重要。
虽然现在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结构上来说，中国还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因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同时，虽然中国人力资源结构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但是，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比较低，中国的熟练技工队伍正在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错过了结构调整就是的损失。所以，现在提出“新常态”，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长、尽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的意图。
对于“十三五”规划，很多专家（包括我在内）都提出，要保持适度增速，不能再追求超高速增长了，政府应该考虑适当降低GDP增速。如果中国GDP能够增长7%就不错了，即使能保持在6.5%~7%也属于正常，因为经济增长重在经济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完善，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速。
硬性的增长指标如何改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靠行政方式实现增长目标。比如，某年定的增长速度为9%，全国各地拼命干，力求终达到目标。这样下去，就会产生问题，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对中央政府，都同样形成压力。因为地方的发展规划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全国的发展规划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一旦通过这些硬性目标，就意味着要严格执行。
于是，各地政府为了完成任务或者赶超别人，会不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的调整，政府就会很被动。
为什么会很被动呢？主要原因在于，硬指标意味着一定要完成，一定要完成硬指标则意味着只顾增长，就把产能过剩、高成本、效率差等都放在次要地位了。过去我们总干这种傻事，今后要改变这种现状。
可喜的是，关于把增长率从硬指标改为有弹性的预测值的做法，现在已经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先试验一段时间，如果试行成功，再推广，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是非常有好处的。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增速下降
经济增速下降是由几个原因造成的，比如出口下降、过剩的产品销不出去等。但同时应该看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实际的GDP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要高，而且年年如此。何以见
得呢？
，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是计入GDP的，而中国农民盖房子从来不计入GDP。
第二，有一些就业人口的收入没有计入GDP。如现在担任保姆、月嫂等职业的人越来越多，她们的工资也越来越高。目前中国家庭保姆有几千万人，但是她们的工资收入是不计入GDP的。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人的收入是计入GDP的。
第三，在中国，个体工商户一年的实际营业额是通过包税制倒推出来的，而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会高于包税制下推算出来的营业额。也就是说，中国的大量个体工商户少报了营业额，中国的GDP统计也就少算了。近还规定，月营业额不足3万元的小微企业免税，这就更不好统计它们的实际营业额了。
第四，据前几年数据统计，中国GDP构成中，国有企业不到35%，外资企业大约在10%或略多一些，而民营企业则超过55%。也就是说，中国的民营经济占了GDP的55%以上。近年来，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GDP存在虚报的可能。实际上，这恰恰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因为民营经济通常选择能少报营业额就少报，所以，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应该超过55%。
我们要承认中国实际的GDP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要多。既然如此，就不要害怕GDP增速下降0.2或0.1个百分点。
投资和就业存在什么关系
这是经济学的一个老问题。经济学中，从来都是这种想法：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投资的结果而显现出来的，要增加就业，就必须有大量投资。
但是，目前中国的情况变了。中国正在朝市场经济方向走。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或不断更换成套设备的时候，在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就业人数反而减少了，因为机器人、自动化使得劳动力需求量减少，新技术下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业。这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
另外，中国正在加强环保建设，比如当前的雾霾是由于工厂烧煤太多、排烟过多等造成的，所以全国都在推动低碳生产。而低碳化意味着必然要关停一些企业，在国家治理环境的同时，会有一部分人因此而失去工作岗位。
那么，中国增加就业靠什么呢？如何保持就业的可持续性？当前中国的政策是：发展民营企业，发展小微企业，鼓励创业。现在创办小微企业，可以先营业后办证，省掉很多手续，同时还有贷款的支持。
还有第二种情况，即中国的农业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这是一个新的提法。过去家庭农场主要出现在美国、加拿大、西欧等国家和地区，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土地确权，部分地区农村土地已完成确权，也相应地提出了这个概念。
农村土地确权，是指在过去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没有确权，农民事实上是被架空的所有制承担者。现在不同了，中国正在进行土地确权。
2012年，全国政协经济组在浙江嘉兴市村镇考察，当时，嘉兴市刚完成土地确权工作验收，之后我们到了嘉兴市的农村，看到村里满地都是鞭炮屑，一片红。这股热闹劲儿，一般都是家里有喜事的时候才有的。
什么叫土地确权？简单地说，就是三权三证。农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政府发给农民土地经营权证；农民拥有宅基地使用权，政府发给农民宅基地使用权证；农民拥有在宅基地上盖房子的权利，政府发给农民房产证。
土地确权之后，农民的收入大大提高了。
农民的收入为何会增加呢？，土地确权完成之后，农民安心在农村工作，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第二，农民可以放心到外面打工，把土地租给别人，收地租，同时，农民在城市又找到了一份工作，因此收入增加。第三，农民盖了新房子，租给别人，每月可以获得房租收入。所以，农民收入增加了。
土地确权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在确权之前，先进行土地丈量，丈量完毕后发现土地面积增加了20%。为什么会增加20%呢？
，30多年前，农村进行土地承包经营，那时候农村的土地质量有好有坏，在丈量土地进行承包的时候，好地一亩抵一亩，坏地两亩抵一亩。30多年过去了，经过农民的精耕细作，土地质量都提高了，因此，在这次确权丈量土地时，都是一亩算一亩，不再折算了，于是，土地就多了。
第二，在刚开始承包的时候，农民用牛耕地，土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有很多田埂。计算土地面积时，要把田埂扣除，连田埂两侧遮住阳光的面积也要扣掉。现在农民用上了拖拉机、插秧机等，小块地不方便使用机器，田埂被逐步刨掉了。所以，这次丈量时耕地就多了。
第三，2006年以前中国还征收农业税，有多少地征多少税，农民在上报自己家土地的时候就尽量少报一些。比如，一亩三分地报一亩地，因为多报地要多交税，几乎家家如此。现在不同了，农业税取消了，加上土地刚丈量完，农民均如实上报，谁都不愿意少报。因为少报土地面积的话，在出租或转包土地、入股时，耕地少报就吃亏了。
上述三个原因叠加起来，土地就增加了20%。目前，中国的农业正在兴起，农村也需要劳动力。现在中国土地确权工作正在试点阶段，估计3年之内可以完成全国的土地确权，届时中国的农村将会有新的面貌，农民也将富裕起来。
为什么会闹钱荒
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并不少，按照M1（狭义货币供应量）、M2
（广义货币供应量）来看，流通的货币量都挺大的。但是，做生意的民营企业到处借不到钱，闹钱荒。
为什么会发生钱荒呢？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中国正处在双重转型阶段。什么是双重转型呢？一是发展转型，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二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在这两个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农村，对货币需求量大增。现在农民自己经营土地甚至开办小工厂，需要大量资金。同时，中国的货币需求量是很大的，不是光靠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就能够计算出合理的货币需求量的。通常，实际货币需求量比计算出来的货币需求量要大一些。
另一方面，钱荒的根源是由大量的国家投资以及贷款不配套造成的。作为信贷的主体，银行将大部分贷款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很少能获得贷款。贷不到款，民营企业会慌，因为如果手上没有现金，万一有好的投资机会就丢了。还有，如果资金链断掉，到哪儿去借钱呢，连企业的日常运行都会碰到困难。
此前我们去广东调研，发现那里的很多企业主普遍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用当地企业家的话来说，叫“现金为王”，有现金就什么都不怕了。所以，几乎家家企业都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货币流通量根本不够。这从M1、M2的数字上是看不出来的。
金融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中国当前的金融改革主要有三个目标，分别是宏观目标、微观目标、结构性目标。
从宏观的角度来谈，中国的金融业、银行业应该走向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很重要的，不过，利率市场化不等于对利率的自由放任。因为，自由放任对经济是有害的。所以，宏观上来讲，利率的市场化，也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微观目标就是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和微观单位，应该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两个效益并重，这是微观目标。因为在中国的环境中，银行除应有经济效益外，还要有社会效益。
从结构性的目标来看，金融改革应该把重点从虚拟经济转到实体经济中来。毕竟，实体经济是重要的。中国的产品要打入世界，必须有一个自主创新的过程，要帮助实体经济完成产业和技术升级。
其次，在结构方面，大中小银行分别以大中小企业作为服务对象，大银行对应大企业，中等银行对应中型企业，小银行对应小企业，但是，所有的大中银行都应该为底层的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这是支持草根金融。
总之，金融改革的三个目标中，宏观目标：实现利率市场化；微观目标：银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结构目标：走向实体经济。
此外，还应该大力发展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目前还比较弱小。比如支持教育产业发展，可以成立一家教育银行，这就是使政策性银行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又如，开发西部地区，有很多工作可由政策性银行来做，因此，政策性银行应该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