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80989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全球化VS.逆全球化，中国该如何应对？中美如何实现战略平衡？中俄如何进行务实合作？以价值链合作为核心的亚太自贸区如何推进？……20位专家跨学科、多维度解读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经济开放论坛”系列丛书，汇集京沪港三地的学者、政府部门和实业界经济学家。
目前已召开4期专题研讨会，各期成果汇编为：《激辩去杠杆》《房地产与城市发展》《人民币变局》《全球化的未来》。
目前已召开4期专题研讨会，各期成果汇编为：《激辩去杠杆》《房地产与城市发展》《人民币变局》《全球化的未来》。
内容简介
本书“中国经济开放论坛”第四次专题研讨会“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走向与中国角色转换”的研讨成果。重点探讨了三大专题：全球趋势与地区格局的变化，美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态势，以及中国面临的挑战与角色转换。《全球化的未来》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和把握未来全球化的走向，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准确判断形势，对政府战略决策、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
目 录
序
作者简介
篇 全球趋势与地区格局的变化
第1章 关于《全球趋势》的解读与思考
第2章 全球不确定性的挑战与中美俄关系
第3章 亚太区域贸易的政治态势： 变与不变
第二篇 美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态势
第4章 美国制造业回归的现状与未来潜力
第5章 美国财政政策中短期展望： 任重道远
第6章 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的规律及其支配力量
第7章 从产业角度分析中美贸易战风险
第三篇 中国面临的挑战与角色转换
第8章 全球化：从1.0版到4.0版
第9章 全球化的成本与收益分配
第10章 全球价值链重构与新一轮全球化走向
第11章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趋势与模式分析
第12章 中国对非洲投资的现状与前景分析
第13章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
第14章 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融资：中国如何化解风险
第15章 启动内需，应对未来
前 言
随着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胜选出任总统，以及民粹主义和极右势力在不少地区抬头，全球化的未来走向出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面对的未来是全球化的“逆转”，还是全球化的调整和“再平衡”？已深度卷入全球化体系的中国经济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中国须如何转换角色以适应复杂的外部环境，进而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显然，准确判断形势，系统回答这些问题，对政府战略决策、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转型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
为此，“中国经济开放论坛”2017年3月18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召开了闭门会议，邀请国际关系、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领域的权威学者与国内外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期望此论文集能较为准确和系统地反映会议成果。
“中国经济开放论坛”是一个学术与政策研究论坛，创设于2016年1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共同发起与主办。论坛具有开放性，没有学科专业、理论流派和研究范式的限制，由关注和研究中国经济的海内外学者、政府部门和实业界的经济学家共同参与，不定期地在上海和北京等地举行专题研讨会。开放论坛的宗旨有三：
其一是积极发挥“临床经济学”实验平台的作用，以重大、复杂和紧迫的经济问题作为主要研讨对象，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理论、实践和趋势性问题进行多视角的探讨和会诊，并尽可能给出可行的解决思路，供政界、业界和学界参考。其二是帮助克服个人的认知局限性。世界的复杂性已超越了个人的认知能力；个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认知上的偏见，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世界；再加上信息爆炸和传播方式的革命，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正在出现碎片化趋势。为此，开放论坛提供一个“盲人摸象”后的交流平台，期望与会者基于不同经验和视角的研究经过交流后，能够为所探讨的复杂问题提供一个系统、深入和清晰的解释。其三，开放论坛提供一个共享学习和进步的平台，参与者能够在此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分享真知灼见，共享智慧碰撞和升华的美好时光。
本次会议围绕“全球化未来走向”，重点探讨了三大专题： 全球趋势与地区格局的变化，美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态势，以及中国面临的挑战与角色转换。
在“全球趋势与地区格局的变化”的专题讨论中，潘英丽首先解读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7年1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该报告探讨了未来20年全球人口、经济、科技、宗教等意识形态、政府治理、国家与地区冲突以及环境变化的七大趋势；描述了未来可能出现的三种情景：
孤立主义盛行和全球化退潮；大国主导的地缘政治竞争导致国家间冲突升级，并威胁现有国际秩序；治理能力的下降促使政府与民间合作，分散化治理和公私合作的治理模式将更加适合未来社会的发展。
潘英丽认为，未来人口结构及其在地区间日益严重的不平衡是十分确定的趋势。年轻劳动力大规模增长的南亚和非洲等地区面临就业机会不足；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的东亚和欧洲国家将面对经济增长、财政稳健与养老保险难以为继的问题。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生产三要素分析还需引入人文和制度环境这样的社会资本要素。全球面临“资本流向年轻国家就劳动力，还是劳动力流向老龄化地区就资本”的问题，由于社会资本不具有流动性，复制也困难，两种要素流动模式都将面临“文明冲突”的共同障碍。可以预见，劳动力不太可能大规模流动，资本富裕国家对外投资仍将占主导地位。因此如何控制长期投资的东道国国家风险，将成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通过多元债权人联盟培育“东道国利用外资成功案例”并扩大其示范效应，也许是可以探索与尝试的重要路径。
沈丁立教授讨论了美国收缩、欧洲分化与亚洲对抗的根源与地区冲突的共性和差异。他认为美国没有收缩，全球化也没有逆转。特朗普要的是以美国为中心、以双边主义为核心的全球化。欧洲分化在于欧洲出于政治目的将条件不成熟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华约成员国吸收进来，低端劳动力流入挤占了就业岗位，本国居民与外来者的利益冲突形成了分化的政治压力。欧洲出于政治目的的多边化进入了调整期。
冯绍雷探讨了全球不确定态势，并分享了他对中美俄关系的看法。全球未来不确定性的实质，一是权力关系不确定，美国主宰世界到底能够维持多久？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替代角色？二是未来国际竞争的方式是维持传统的经济竞争，还是转移到政治抗衡、军事博弈，甚至是文明的对抗？三是未来秩序的构建会是什么状态？“后西方世界”的概念出现在慕尼黑安全峰会上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布鲁津斯基强调“中美俄引领世界”，现在没有大战，不会有“雅尔塔”，三方架构如何形成值得思量。奥巴马和特朗普都有联俄制华的考虑，但是美国对俄罗斯具有可怕的“仇视”，美俄关系应该调整，但是前程艰难。如果美俄关系出现调整，将集中在全球核不扩散与反恐领域、地区层面的叙利亚战争和双边的制裁与能源合作等问题。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向，应该更趋向于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而不是军事对抗，中俄“伙伴关系不封顶”，中俄关系的努力方向是更趋务实，以提升其质量和内涵。
查道炯分析了亚太区域贸易“变与不变”的政治态势。他认为，美国总统选择退出TPP，但TPP谈判议题不会消失反而会更加复杂。作为小公约数的政治逻辑不会变，即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的国际秩序。变的是特朗普把“美国优先”作为决策诉求，寻求与某国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关系，可能以其他国家业已习惯的利益收获为代价实现“美国复兴”。中国在应对亚太经贸外交态势方面应该有一个先后成事的偏好。我们不认可“亚太经贸圈两分”法，要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由APEC的21个成员国构成，FTAAP），中美必须在一起，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基本立场，并反复申明。
在“美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态势”专题，熊义明、王红林、王戴黎、刘海影和曾立等投资银行经济学家分别从制造业、生产率增长、财政政策、美元与贸易政策等角度进行了分析。
熊义明认为，美国制造业在过去几十年出现了明显的衰落，但未来这一趋势可能逆转。无论从对全球CEO的调查还是从各项成本对比来看，美国制造业回归的潜力都在明显增加，特朗普新政或将推进这一进程。
王红林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低于长期平均水平，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高于发达国家，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下降得比发达国家更多。无论印度还是中国，近的增长都来自投资驱动而不是技术进步。实证分析表明，TFP的增长与出口和制造业的比重正相关。老龄化与劳动生产率负相关，对劳动时间生产率也有负面影响。特朗普提高制造业比重并重视出口是对的，如果特朗普能够成功提高制造业比重和出口比重，美国劳动生产率就会变好，美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才会更乐观。
王戴黎对美国的财政政策作了中短期展望。他认为，新政府上任以来在废除《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限制移民等领域遇到的巨大阻力，暗示着税法改革和财政刺激可能会低于预期。一个可能的基准情境是，财政政策终以小规模减税而非税法改革的形式推出：
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小幅下调；边境调节税和企业所得税改革搁置；政府与私有部门合作的基建项目可能在2018年落地。财政刺激政策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会超过0.2个百分点，中期GDP增速或将稳定在2%至2.5%，远不及特朗普在总统大选时承诺的“利用各种政策将美国经济增长年增速推高至3%到4%”。
刘海影对美元的长期变化趋势和决定机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美元的波动跟人们的经济直觉相反： 美元在美国经济带动下的全球经济繁荣时下跌，在全球经济箫条时升值。当全球经济不景气从而风险偏好降低时，美元的安全岛效应得到更好体现，助美元上行，同时全球资本的风险性配置收缩，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收缩，通过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带动全球金融市场下滑和全球经济下滑。需要解决全球的国际流动性提供机制问题。目前已形成的国际流动性提供机制有：
国际金融市场层面的交易机制、国家层面分化为以美联储为代表的西方六国央行（C6）间货币互换网络与其他国家积累外汇储备自我保险的机制，地区层面的欧洲复兴基金、清迈协议等。未来需要重点探讨央行货币互换构建的金融安全网，如何从C6的封闭俱乐部扩展到更具有包容性的制度安排，以防范国际金融危机。
曾立介绍了他与张志威合作的研究——从产业角度分析中美贸易战的风险。他们认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爆发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并不高。报告有三项成果： 一是明确2015年中国占美国商品贸易赤字近50％的数字存在严重误导，从贸易附加值角度对全球供应链进行调整后，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其实只占美国年度贸易赤字的16％。二是指出美中贸易战可能影响的产业。假定美国的终目标是减少贸易赤字、促进国内经济增长，以及“把工作岗位带回美国”，中国在贸易战中有可能受到冲击的行业是电子产品（包括计算机和电话），电气设备，纺织品、服装和皮具，家具和汽车。美国受到中国报复的行业可能有飞机、种子和水果、纸浆以及其他一些农产品。三是提出“贸易战”可能仅仅是一个把中国带到谈判桌旁的威胁。两国终会通过其他方法来减少双边贸易失衡，包括中国增加从美国的进口，或是中国通过取消一些限制来扩大与美国的双边服务贸易，这时美国的赢家可能是飞机制造业、高科技公司以及服务部门。
针对第三个专题“中国面临的挑战与角色转换”，多位专家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提供了各自的政策建议。他们分别探讨了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中国对外投资问题以及国内经济、金融改革与转型。
邵宇提交的论文回顾了全球化的历史和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从全球化1.0大航海时代王师舰队的黯然退场和闭关锁国，到英国主导全球化2.0时代的被边缘化，再到美国主导全球化3.0时代全力加入世界工厂和现在进军全球化4.0时代，中国现在一步步回到世界之巅。中国“一带一路”规划完全对应并支持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可看成后者的有效子集和具体行动方案。中国可以在维持原来的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格局中短期不变的情况下，全力布局核心国（中国）—周边国—资源国—外包国—科技国（美国）—品牌国（欧洲）的新价值链和新动力格局，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产能、服务、投资、资本以及货币，以至于终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货币竞争。
张幼文分析了全球化的成本与收益分配问题。他认为，全球化如看作从贸易走向投资的资本全球流动时，其利益格局是资本得益更多，劳动得益较少。贸易自由化下的出口顺差国，其出口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得益，进口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受损；投资全球化下的资本输出国，其资本受益，劳动受损；资本流入国的资本受损，劳动受益。中国引入资本使大量劳动力和国有土地得到商业化使用，政府和劳动者得益。相比较，高技术行业由外资主导，资源垄断行业和传统重工业由国有企业垄断，民营资本实际上受到了挤压。金融全球化下发达国家金融资本因其操作空间增大而得益多。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机制一定程度上与国内资源配置机制、市场化条件，以及全球化是否可控有关。能够发挥自身要素优势，并实现全球化有序可控的国家可收获更多利益。中国可以成为全球治理的制度供给者：
维护联合国的制度；改革IMF的制度；提供丝路基金、亚投行这样的补充；并通过创新推进新制度的建设。
张茉楠分析了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全球化的走向。她认为，全球贸易低增长的原因在于： 全球价值链面临重构，国际分工从全球供应链走向区域生产网络；分离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使全球化进入间歇期；区域贸易协定和全球贸易治理出现碎片化；中国对全球价值链依存度下降等因素。全球产业链的负面影响是加大贸易波动，增加高比例进口中间品企业的关税负担，追随型企业可能面临“低端锁定”的风险。中国政府应积极引导全球价值链合作，在中美贸易协调中更多地通过中美之间产业、贸易和全球价值链未来合作潜力的评估，确定未来的共同目标和经贸发展的合作领域，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提升双边关系发展潜力；应着力推进有助于整合亚太内部次区域、双边自由贸易区的FTAAP（亚太自贸区协定），以亚洲价值链合作为核心的FTAAP将有望推动形成新的亚太经贸框架。
唐蓓洁报告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国海外投资的趋势与模式分析”课题的主要成果。报告指出，2015年中国开始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对外投资流量位列全球第二；对外投资存在产业升级、全球资源整合、全球资产配置、规避贸易保护、推进国家涉外经济战略五大动因；呈现出行业结构优化、并购作用凸显、参与境外经贸区建设等趋势性特征。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典型模式包括：
本土化模式；具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农村包围城市”模式；通过并购“借船出海”模式；合资经营的品牌共享模式；寻求海外战略资源的大公司并购模式；股权战略投资模式；民营企业海外上市；中小企业借助海外亲朋网络出海；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等。报告认为，在国际监管和国内资本管制收紧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将更趋多元化，高科技领域、跨境电商和多元服务业正在成为新的投资热点。
曹红辉和何力提交了《中国对非洲投资的现状与前景分析》论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逐年上升，但是2015年出现较大的撤资或投资损失。非洲投资环境中有利因素在于地域辽阔、人口年轻、未来成长和市场空间巨大。但是不利因素十分明显：
传染病盛行，政局不稳与组织活跃，殖民地制度遗产的“掠夺型”性质，生活配套能力差，以及教育水平低和人才匮乏。中国对非洲投资存在前期调研评估欠缺，不熟悉当地市场、人文和法律环境，不善于与当地部族打交道，中资企业间存在恶性竞争等问题。因此，建议政府加大系统性规划和政策指导，建设共享信息平台，为各类投资者和企业提供信息服务；改善金融追随型服务，完善风险管控。建议中国企业加强预研，加强重大项目的前期沟通和协调，强化卫生和安全保障，提升企业社会责任，遵守当地法律和民族文化，建设和谐劳资关系、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陶景洲分享了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存在问题的分析和对策建议。主要问题有： 对外投资时更多地寻求政府承诺而不是法律保护；需要研究如何在非法治东道国的法律条款下完成所有必要手续，并拉近或进入国际法管辖范围来保护我们的利益。行政审批及其不确定性降低了对外并购的议价能力。志在必得的长官意志提高了收购成本。不重视并购前项目评估的中介服务，使我们在关联交易、潜在风险、表外负债和财务造假等方面承担了很大的风险，调研不充分，支付成本可能高达百亿美元。所有权变更引发东道国更严厉的监管。建议政府取消审批制度；理清并强化社会中介机构的责任；合规问题造成未来众多潜在风险，需要从企业内部和东道国法律角度大幅度提升合规的要求和管控。
徐奇渊探讨了如何化解“一带一路”投资风险的问题。他们测算的结果是，到2030年，“一带一路”融资需求将达2.3万亿美元，但目前东道国拥有投资信用级别的仅占50%，2020年还将下降到39%，考虑全球升息等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用等级还将恶化。徐奇渊建议多管齐下确保中国投资和债权存量的安全。具体措施是：
借鉴马歇尔计划，促成对象国经济改革，同时给出可置信的惩罚机制；融资决策中加大长期风险与利益的考量；利用国际银团贷款、三方合作、国际多边融资机构等多边机制缓解风险。
陆铭做了“启动内需，应对未来”的演讲。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改善是假象，是净出口和投资增速下降超过消费增速下降所致。投资下滑的严重性被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所掩盖，但是资源错配的投资低效率加速民间投资下滑和杠杆的恶化，后者进一步成为收缩的力量。因此，在资源错配、结构扭曲、经济持续偏离消费–投资黄金律时，增加消费，减少过剩和低效投资，可以提高投资回报，实现消费–投资的良性循环。当前教育、医疗、公租房、消费信贷等刺激消费的政策，因局限于城市户籍人口而作用并不明显。户籍制度从收入增长、社保覆盖率、公共服务供给等多个方面限制移民消费，抑制其消费能力的提升。限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土地供应是根本错误的，实际上就是在限制需求，限制有效发展。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扩大人口在大城市的集中度，并加大人口流入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可以极大地释放城市化刺激消费和服务业就业创造的巨大能量，促进中国经济成功转型。
对以上专家核心观点的总结挂一漏万，权作论文集内容参考，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潘英丽 冯绍雷
2017年5月18日
为此，“中国经济开放论坛”2017年3月18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召开了闭门会议，邀请国际关系、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领域的权威学者与国内外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期望此论文集能较为准确和系统地反映会议成果。
“中国经济开放论坛”是一个学术与政策研究论坛，创设于2016年1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共同发起与主办。论坛具有开放性，没有学科专业、理论流派和研究范式的限制，由关注和研究中国经济的海内外学者、政府部门和实业界的经济学家共同参与，不定期地在上海和北京等地举行专题研讨会。开放论坛的宗旨有三：
其一是积极发挥“临床经济学”实验平台的作用，以重大、复杂和紧迫的经济问题作为主要研讨对象，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理论、实践和趋势性问题进行多视角的探讨和会诊，并尽可能给出可行的解决思路，供政界、业界和学界参考。其二是帮助克服个人的认知局限性。世界的复杂性已超越了个人的认知能力；个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认知上的偏见，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世界；再加上信息爆炸和传播方式的革命，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正在出现碎片化趋势。为此，开放论坛提供一个“盲人摸象”后的交流平台，期望与会者基于不同经验和视角的研究经过交流后，能够为所探讨的复杂问题提供一个系统、深入和清晰的解释。其三，开放论坛提供一个共享学习和进步的平台，参与者能够在此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分享真知灼见，共享智慧碰撞和升华的美好时光。
本次会议围绕“全球化未来走向”，重点探讨了三大专题： 全球趋势与地区格局的变化，美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态势，以及中国面临的挑战与角色转换。
在“全球趋势与地区格局的变化”的专题讨论中，潘英丽首先解读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7年1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该报告探讨了未来20年全球人口、经济、科技、宗教等意识形态、政府治理、国家与地区冲突以及环境变化的七大趋势；描述了未来可能出现的三种情景：
孤立主义盛行和全球化退潮；大国主导的地缘政治竞争导致国家间冲突升级，并威胁现有国际秩序；治理能力的下降促使政府与民间合作，分散化治理和公私合作的治理模式将更加适合未来社会的发展。
潘英丽认为，未来人口结构及其在地区间日益严重的不平衡是十分确定的趋势。年轻劳动力大规模增长的南亚和非洲等地区面临就业机会不足；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的东亚和欧洲国家将面对经济增长、财政稳健与养老保险难以为继的问题。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生产三要素分析还需引入人文和制度环境这样的社会资本要素。全球面临“资本流向年轻国家就劳动力，还是劳动力流向老龄化地区就资本”的问题，由于社会资本不具有流动性，复制也困难，两种要素流动模式都将面临“文明冲突”的共同障碍。可以预见，劳动力不太可能大规模流动，资本富裕国家对外投资仍将占主导地位。因此如何控制长期投资的东道国国家风险，将成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通过多元债权人联盟培育“东道国利用外资成功案例”并扩大其示范效应，也许是可以探索与尝试的重要路径。
沈丁立教授讨论了美国收缩、欧洲分化与亚洲对抗的根源与地区冲突的共性和差异。他认为美国没有收缩，全球化也没有逆转。特朗普要的是以美国为中心、以双边主义为核心的全球化。欧洲分化在于欧洲出于政治目的将条件不成熟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华约成员国吸收进来，低端劳动力流入挤占了就业岗位，本国居民与外来者的利益冲突形成了分化的政治压力。欧洲出于政治目的的多边化进入了调整期。
冯绍雷探讨了全球不确定态势，并分享了他对中美俄关系的看法。全球未来不确定性的实质，一是权力关系不确定，美国主宰世界到底能够维持多久？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替代角色？二是未来国际竞争的方式是维持传统的经济竞争，还是转移到政治抗衡、军事博弈，甚至是文明的对抗？三是未来秩序的构建会是什么状态？“后西方世界”的概念出现在慕尼黑安全峰会上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布鲁津斯基强调“中美俄引领世界”，现在没有大战，不会有“雅尔塔”，三方架构如何形成值得思量。奥巴马和特朗普都有联俄制华的考虑，但是美国对俄罗斯具有可怕的“仇视”，美俄关系应该调整，但是前程艰难。如果美俄关系出现调整，将集中在全球核不扩散与反恐领域、地区层面的叙利亚战争和双边的制裁与能源合作等问题。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向，应该更趋向于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而不是军事对抗，中俄“伙伴关系不封顶”，中俄关系的努力方向是更趋务实，以提升其质量和内涵。
查道炯分析了亚太区域贸易“变与不变”的政治态势。他认为，美国总统选择退出TPP，但TPP谈判议题不会消失反而会更加复杂。作为小公约数的政治逻辑不会变，即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的国际秩序。变的是特朗普把“美国优先”作为决策诉求，寻求与某国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关系，可能以其他国家业已习惯的利益收获为代价实现“美国复兴”。中国在应对亚太经贸外交态势方面应该有一个先后成事的偏好。我们不认可“亚太经贸圈两分”法，要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由APEC的21个成员国构成，FTAAP），中美必须在一起，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基本立场，并反复申明。
在“美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态势”专题，熊义明、王红林、王戴黎、刘海影和曾立等投资银行经济学家分别从制造业、生产率增长、财政政策、美元与贸易政策等角度进行了分析。
熊义明认为，美国制造业在过去几十年出现了明显的衰落，但未来这一趋势可能逆转。无论从对全球CEO的调查还是从各项成本对比来看，美国制造业回归的潜力都在明显增加，特朗普新政或将推进这一进程。
王红林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低于长期平均水平，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高于发达国家，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下降得比发达国家更多。无论印度还是中国，近的增长都来自投资驱动而不是技术进步。实证分析表明，TFP的增长与出口和制造业的比重正相关。老龄化与劳动生产率负相关，对劳动时间生产率也有负面影响。特朗普提高制造业比重并重视出口是对的，如果特朗普能够成功提高制造业比重和出口比重，美国劳动生产率就会变好，美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才会更乐观。
王戴黎对美国的财政政策作了中短期展望。他认为，新政府上任以来在废除《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限制移民等领域遇到的巨大阻力，暗示着税法改革和财政刺激可能会低于预期。一个可能的基准情境是，财政政策终以小规模减税而非税法改革的形式推出：
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小幅下调；边境调节税和企业所得税改革搁置；政府与私有部门合作的基建项目可能在2018年落地。财政刺激政策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会超过0.2个百分点，中期GDP增速或将稳定在2%至2.5%，远不及特朗普在总统大选时承诺的“利用各种政策将美国经济增长年增速推高至3%到4%”。
刘海影对美元的长期变化趋势和决定机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美元的波动跟人们的经济直觉相反： 美元在美国经济带动下的全球经济繁荣时下跌，在全球经济箫条时升值。当全球经济不景气从而风险偏好降低时，美元的安全岛效应得到更好体现，助美元上行，同时全球资本的风险性配置收缩，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收缩，通过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带动全球金融市场下滑和全球经济下滑。需要解决全球的国际流动性提供机制问题。目前已形成的国际流动性提供机制有：
国际金融市场层面的交易机制、国家层面分化为以美联储为代表的西方六国央行（C6）间货币互换网络与其他国家积累外汇储备自我保险的机制，地区层面的欧洲复兴基金、清迈协议等。未来需要重点探讨央行货币互换构建的金融安全网，如何从C6的封闭俱乐部扩展到更具有包容性的制度安排，以防范国际金融危机。
曾立介绍了他与张志威合作的研究——从产业角度分析中美贸易战的风险。他们认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爆发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并不高。报告有三项成果： 一是明确2015年中国占美国商品贸易赤字近50％的数字存在严重误导，从贸易附加值角度对全球供应链进行调整后，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其实只占美国年度贸易赤字的16％。二是指出美中贸易战可能影响的产业。假定美国的终目标是减少贸易赤字、促进国内经济增长，以及“把工作岗位带回美国”，中国在贸易战中有可能受到冲击的行业是电子产品（包括计算机和电话），电气设备，纺织品、服装和皮具，家具和汽车。美国受到中国报复的行业可能有飞机、种子和水果、纸浆以及其他一些农产品。三是提出“贸易战”可能仅仅是一个把中国带到谈判桌旁的威胁。两国终会通过其他方法来减少双边贸易失衡，包括中国增加从美国的进口，或是中国通过取消一些限制来扩大与美国的双边服务贸易，这时美国的赢家可能是飞机制造业、高科技公司以及服务部门。
针对第三个专题“中国面临的挑战与角色转换”，多位专家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提供了各自的政策建议。他们分别探讨了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中国对外投资问题以及国内经济、金融改革与转型。
邵宇提交的论文回顾了全球化的历史和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从全球化1.0大航海时代王师舰队的黯然退场和闭关锁国，到英国主导全球化2.0时代的被边缘化，再到美国主导全球化3.0时代全力加入世界工厂和现在进军全球化4.0时代，中国现在一步步回到世界之巅。中国“一带一路”规划完全对应并支持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可看成后者的有效子集和具体行动方案。中国可以在维持原来的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格局中短期不变的情况下，全力布局核心国（中国）—周边国—资源国—外包国—科技国（美国）—品牌国（欧洲）的新价值链和新动力格局，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产能、服务、投资、资本以及货币，以至于终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货币竞争。
张幼文分析了全球化的成本与收益分配问题。他认为，全球化如看作从贸易走向投资的资本全球流动时，其利益格局是资本得益更多，劳动得益较少。贸易自由化下的出口顺差国，其出口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得益，进口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受损；投资全球化下的资本输出国，其资本受益，劳动受损；资本流入国的资本受损，劳动受益。中国引入资本使大量劳动力和国有土地得到商业化使用，政府和劳动者得益。相比较，高技术行业由外资主导，资源垄断行业和传统重工业由国有企业垄断，民营资本实际上受到了挤压。金融全球化下发达国家金融资本因其操作空间增大而得益多。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机制一定程度上与国内资源配置机制、市场化条件，以及全球化是否可控有关。能够发挥自身要素优势，并实现全球化有序可控的国家可收获更多利益。中国可以成为全球治理的制度供给者：
维护联合国的制度；改革IMF的制度；提供丝路基金、亚投行这样的补充；并通过创新推进新制度的建设。
张茉楠分析了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全球化的走向。她认为，全球贸易低增长的原因在于： 全球价值链面临重构，国际分工从全球供应链走向区域生产网络；分离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使全球化进入间歇期；区域贸易协定和全球贸易治理出现碎片化；中国对全球价值链依存度下降等因素。全球产业链的负面影响是加大贸易波动，增加高比例进口中间品企业的关税负担，追随型企业可能面临“低端锁定”的风险。中国政府应积极引导全球价值链合作，在中美贸易协调中更多地通过中美之间产业、贸易和全球价值链未来合作潜力的评估，确定未来的共同目标和经贸发展的合作领域，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提升双边关系发展潜力；应着力推进有助于整合亚太内部次区域、双边自由贸易区的FTAAP（亚太自贸区协定），以亚洲价值链合作为核心的FTAAP将有望推动形成新的亚太经贸框架。
唐蓓洁报告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国海外投资的趋势与模式分析”课题的主要成果。报告指出，2015年中国开始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对外投资流量位列全球第二；对外投资存在产业升级、全球资源整合、全球资产配置、规避贸易保护、推进国家涉外经济战略五大动因；呈现出行业结构优化、并购作用凸显、参与境外经贸区建设等趋势性特征。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典型模式包括：
本土化模式；具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农村包围城市”模式；通过并购“借船出海”模式；合资经营的品牌共享模式；寻求海外战略资源的大公司并购模式；股权战略投资模式；民营企业海外上市；中小企业借助海外亲朋网络出海；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等。报告认为，在国际监管和国内资本管制收紧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将更趋多元化，高科技领域、跨境电商和多元服务业正在成为新的投资热点。
曹红辉和何力提交了《中国对非洲投资的现状与前景分析》论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逐年上升，但是2015年出现较大的撤资或投资损失。非洲投资环境中有利因素在于地域辽阔、人口年轻、未来成长和市场空间巨大。但是不利因素十分明显：
传染病盛行，政局不稳与组织活跃，殖民地制度遗产的“掠夺型”性质，生活配套能力差，以及教育水平低和人才匮乏。中国对非洲投资存在前期调研评估欠缺，不熟悉当地市场、人文和法律环境，不善于与当地部族打交道，中资企业间存在恶性竞争等问题。因此，建议政府加大系统性规划和政策指导，建设共享信息平台，为各类投资者和企业提供信息服务；改善金融追随型服务，完善风险管控。建议中国企业加强预研，加强重大项目的前期沟通和协调，强化卫生和安全保障，提升企业社会责任，遵守当地法律和民族文化，建设和谐劳资关系、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陶景洲分享了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存在问题的分析和对策建议。主要问题有： 对外投资时更多地寻求政府承诺而不是法律保护；需要研究如何在非法治东道国的法律条款下完成所有必要手续，并拉近或进入国际法管辖范围来保护我们的利益。行政审批及其不确定性降低了对外并购的议价能力。志在必得的长官意志提高了收购成本。不重视并购前项目评估的中介服务，使我们在关联交易、潜在风险、表外负债和财务造假等方面承担了很大的风险，调研不充分，支付成本可能高达百亿美元。所有权变更引发东道国更严厉的监管。建议政府取消审批制度；理清并强化社会中介机构的责任；合规问题造成未来众多潜在风险，需要从企业内部和东道国法律角度大幅度提升合规的要求和管控。
徐奇渊探讨了如何化解“一带一路”投资风险的问题。他们测算的结果是，到2030年，“一带一路”融资需求将达2.3万亿美元，但目前东道国拥有投资信用级别的仅占50%，2020年还将下降到39%，考虑全球升息等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用等级还将恶化。徐奇渊建议多管齐下确保中国投资和债权存量的安全。具体措施是：
借鉴马歇尔计划，促成对象国经济改革，同时给出可置信的惩罚机制；融资决策中加大长期风险与利益的考量；利用国际银团贷款、三方合作、国际多边融资机构等多边机制缓解风险。
陆铭做了“启动内需，应对未来”的演讲。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改善是假象，是净出口和投资增速下降超过消费增速下降所致。投资下滑的严重性被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所掩盖，但是资源错配的投资低效率加速民间投资下滑和杠杆的恶化，后者进一步成为收缩的力量。因此，在资源错配、结构扭曲、经济持续偏离消费–投资黄金律时，增加消费，减少过剩和低效投资，可以提高投资回报，实现消费–投资的良性循环。当前教育、医疗、公租房、消费信贷等刺激消费的政策，因局限于城市户籍人口而作用并不明显。户籍制度从收入增长、社保覆盖率、公共服务供给等多个方面限制移民消费，抑制其消费能力的提升。限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土地供应是根本错误的，实际上就是在限制需求，限制有效发展。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扩大人口在大城市的集中度，并加大人口流入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可以极大地释放城市化刺激消费和服务业就业创造的巨大能量，促进中国经济成功转型。
对以上专家核心观点的总结挂一漏万，权作论文集内容参考，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潘英丽 冯绍雷
2017年5月18日
在线试读
第2章
全球不确定性的挑战与中美俄关系
美国主宰世界到底能够维持多久？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替代角色？未来国际竞争的方式会涉及哪些方面？主要是维持传统的经济竞争，还是已经转移到政治抗衡、军事博弈，甚至是文明对抗？未来秩序的构建到底是什么状态？原来的地区和全球秩序是延续，还是需要改革？……如何应对？
一、 全球不确定性及其对我们的挑战
虽然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形势逐渐明朗，有些问题开始清晰起来,但不确定性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今后美国政治会怎样发展，其他大国如何互动，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将会如何应对，全球宏观经济领域会出现什么变化,以及什么是我们的挑战,这些问题尚无确定的回答。
全球不确定性首先表现为特朗普现象和英国脱欧，这都是标志性现象。其背后是人们对全球化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次，当全球化过程受阻，世界竞争的重心移向地区，欧盟所发生的变动，以及在欧亚地区、在前苏联地区，包括在西太平洋地区一系列潜在冲突的发生，表明不确定性在不断蔓延。
我以为，未来不确定性的实质，是权力关系的不确定。美国主宰世界到底能够维持多久？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替代角色？第二是未来国际竞争的方式以及会涉及哪些方面，主要是维持传统的经济竞争还是已经转移到政治抗衡、军事博弈，甚至是文明对抗？第三，随着这两个问题的出现，未来秩序的构建到底是什么状态？原来的地区和全球秩序是延续，还是需要改革？这些方面出现了争议。近在慕尼黑安全峰会上，出现了“后西方”世界这样的概念，具有很大的象征性意义。也就是说，连西方也感觉到了这些问题，这类话题已经可以登堂入室进入西方首脑会议。
如何应对？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应对的方法各有不同。种是孤立主义、重商主义的。就如特朗普采取的办法，“美国优先”（only America first），尽管还会有调整。第二种是地缘政治方式，特朗普曾经考虑过的联俄治华，调整中美俄三边关系，当然现在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第三种是超越地缘政治的新型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继续推进全球化，并且改变传统的地缘政治；也就是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方式去推进国际合作，应对国际竞争。我觉得，“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样一种方法。“一带一路”没有出现传统大国所推进的封闭性（或者说排他性）的地区制度构建，而是相当务实的，从经济合作入手。虽然从合作水平、产业水平、制度水平看，层次可能还不是的，但是相当符合我们周边这些国家，以及未来加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这些伙伴国家的需求。这种务实的发展模式，可以回避一些尖锐的国际争端所形成的挑战，有可能扩大我们的国际合作空间和未来推进的发展深度。
二、 美俄双边关系
在此背景下讨论中美俄三边关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首先我们来分析美俄双边关系。无论从特朗普，还是从普京的角度看，特朗普提出与俄罗斯修好是有其合理性的。
（一） 美俄双边关系调整的背景
美俄两国领导人同样受到国内平民的支持，我这里强调“平民”的支持。玩电脑和看电视的居民群是不一样的。同时这两位领导人都不太喜欢传统的，所谓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这个很有意思，普京对这些精英，特别是比较偏向西方的精英持保留态度。特朗普对拿腔拿调的人也是这样的，并且两位领导人都有一个新的提法。特朗普有个“文明世界”的提法，而“文明世界”这个词近两三年一直在普京的讲话中出现。立足于文明，好的方面是对现有意识形态形成冲击，但是也有要警惕的方面，如果讲文明过了头，会出现种族关系紧张，种族问题在美国不好讨论。文明背后的东西至少跟种族问题是有关系的。
这个提法的背后值得思考。这是双方在一些理念上的趋近（或共识）。尽管两位政治家有很不一样的背景，面临的国际挑战也很不相同，但是恰恰在这些方面他们有类似之处。与对奥巴马的批评形成对照的是，特朗普对普京的治理能力非常赞赏。甚至在乌克兰冲突之后，特朗普都说克里米亚本来就应该是俄罗斯的，他不是在个别场合说而是在公开场合下说，这是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说法。后来特朗普对此说法做了调整。
特朗普对俄罗斯的深度考量还是离不开大三角关系，一种“逆向大三角”的考量。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应觉得奇怪。我们知道，在中国、俄罗斯、美国三边关系中，尽管美国强大，但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接近，同时中美之间和俄美之间都发生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实力强大的美国调整某一边关系是非常正常、非常理性的做法。特朗普希望调整三边关系，调整到有利于美国的一种状态。问题是怎么做，从何做起。特朗普从调整对俄罗斯关系开始，把美国国内搅得一团糟。我这几年去美国交流，美国专家不仅对俄罗斯提出尖锐批评，而且用一个不太过分的词来描述就是“仇视”，另外还有一些比较稳健或老派的专家跟我说，他们已经没有说话的空间，说美俄之间应维持一个稳妥和谐的关系这种话在美国今天已经不可能。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要超越大三角，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风险。
于滨教授认为，美国的政治学和国际学始于“种族研究”（等同于civilization studies）。1900年白人至上主义在美国国际关系（IR）创立初期占有中心位置。政治学是“白种人宝贵的财富”。1910年美国《外交季刊》创立，这是美国份研究外交问题的杂志，创刊时取名为《种族发展研究》（Journal of Race Studies）。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等同于西方与其他地方的冲突（West vs Rest）。“国际冲突的根源是文化和文明的冲突。……如今西方正处于鼎盛时期，但它所应对的非西方世界却日益祈望，而且有能力使世界更为非西方化。”“儒教与伊斯兰教组成的反西方的军事联盟，美苏冷战是‘西方内战’,与非西方的博弈才是持久的。”（亨廷顿，1993，第45—48页）“伊斯兰和中国都致力于对外扩张，都心高气傲，都认为西方在节节败退。”（Bannon, Feb. 2016）
联俄制华并非特朗普的专利。奥巴马在个任期“重启”对俄关系：
废除布什政府时期开始部署的欧洲导弹防御系统；与俄罗斯进行新一轮削减进攻性武器的会谈；支持俄罗斯加入WTO（2012年8月22日加入）；通过北约向俄罗斯伸出橄榄枝，探讨与俄罗斯在阿富汗问题上推进合作的可能性。其目的在于：
走出2008年俄格战争后俄美关系的低谷，迎合俄内部的亲西方势力，借助俄罗斯在中国北部与西部牵制和制约不断崛起的中国，避免与俄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冲突升级。
乌克兰危机以后，奥巴马顶住各方压力，避免直接卷入乌克兰内战。2016年1月24日奥巴马签署的2016年度军事预算中，对乌克兰的3亿美元军援中首次包括5000万美元的杀伤性武器，而此前奥巴马一直避免向乌克兰直接提供杀伤性武器。即便如此，奥巴马政府也非常在意俄罗斯的感受，1月13日主动给普京打电话，就乌克兰、中东和叙利亚问题进行了“直率的和建设性的”沟通。有观点认为，这是一次“深入的谈话，是俄美关系的一次建设性接触”。美国中央情报局自2013年开始向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提供杀伤性武器，但奥巴马本人始终不肯越过“红线”，避免美军直接卷入叙利亚问题，与俄国发生正面冲突。
奥巴马时期中美关系的恶化远远早于美俄关系的恶化。美俄关系恶化的转折点发生在2011—2013年。2011年底至2013年俄罗斯各地发生一系列反普京的抗议示威。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
美中关系的恶化则从2009年2月开始，奥巴马表示“重视绑架问题”，抛弃布什政府2006年以后搁置绑架问题、朝美直接对话政策；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时对华表示要会见达赖；2009年12月，气候大会上的不同声音；2010年1月12日，谷歌退出中国；2010年1月30日希拉里在互联网上的讲话；2010年1月12日64亿美元的对台武器销售；2010年2月18日首次会见达赖；2010年7月底，希拉里在东盟会议上挑起南海问题；2010年9月7日钓鱼岛发生撞船事件。
我们对特朗普与奥巴马做些比较。特朗普要缓解对俄关系，得罪了美国共和党内部的对俄强硬派；奥巴马欲避免与俄罗斯正面冲突，在民主党内的自由干涉派人士（liberal interventionists）看来则是违反了美国的价值观。在美国意识形态的光谱图上，特朗普和奥巴马的对俄政策都有别于各类观点，两者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工具性的。
奥巴马离任前对美俄关系的“焦土政策”，看来更多的是出于选战失败和党派政治而故意“搅局”，这不仅可以将民主党竞选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俄罗斯，同时也尽可能地为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的对俄政策设置障碍。奥巴马在2017年1月的告别演说中，对“伊斯兰国”的恐怖威胁大书特书，但只有一次提到俄罗斯，且一笔带过，与刚刚过去的大选中铺天盖地的“俄罗斯恐惧症”，以及他本人刚刚启动的对俄制裁措施似乎毫无干系。这也许是奥巴马本人对俄的真实态度。
近有些专家提出，特朗普调整中美俄关系有其深层原因。特朗普与整个军队系统的关系良好并且强劲。同时，他与媒体关系肯定是不好的。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并不是没有国内力量的支持。特朗普的团队，比如弗林下台以后新上任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在美国军队里也具有很高的名望。特朗普推行内政外交政策，希望得到美国国内强有力的支持，军队就是他的一个强有力的依靠。特朗普的次国会演说大获成功，得到很多掌声。三驾马车包括国务卿蒂勒森，很有人望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副总统彭斯，到访欧洲、东亚盟国和中国，宣示他的传统盟友关系，一改之前特朗普的态度（宣布不再给北约支持，北约的存在已经是过时的东西等诸如此类的言辞），使得美国的同盟关系，无论是欧洲还是东亚都有回应。这之后主要的国际交涉，就是蒂勒森出访中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准备大力推动与俄罗斯关系的发展，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对中国产生一定的影响。我觉得这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在美国这样的战略调整下，俄罗斯的反应会如何？经过多年的观察加上近几次连续出访，我觉得俄罗斯人有一种压抑已久的释放感。这是很自然的，任何人在被西方打压之后，出现了特朗普这样的人物，当然会感到转机来了。但是我又注意到，俄罗斯人，包括普京总统本人表现得非常谨慎——从一开始就说，我们希望和美国改善关系，但是切不可急，这是我们一个总体的想法；但是内心还是充满着对机会的期待和释放感。近这一两个月特朗普对俄发展关系的动力减弱，俄方表述的态度也更清晰了。他们明确说，我们对他的“示爱”作出过度反应只会使我们自己受到羞辱——这是公开说的话。
就我个人来说，我不希望美俄关系再开倒车，如果之后冲突继续，如果叙利亚战争继续下去，这对中国不是好事。我的意思是，即使我们谈论大三角，如果美俄关系能够回到一个比较缓和、理性的方向，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儿。乌克兰危机尖锐的时候，甚至有些朋友问我：
老冯，会不会真的打起来？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真的打起来。如果真打起来，显然将世界大乱。我们中国的发展依赖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到那个时候，中国连选边都很困难。
（二） 美俄关系可能调整的领域和美俄关系不稳定背景
因为近我去了美国、去了俄罗斯，我发现美国的舆论，特别是媒体和研究俄罗斯的精英，对俄罗斯有很严重的批评，比较温和的、平衡的专家已经很难有公开讲话的空间。我觉得，对中国的批评也有这种倾向。所以，如何调整大国关系，解决相互之间的这种敌视，还需要做大量工作。我的结论是，美俄关系应该调整，但是前程艰难。
如果美俄关系出现调整，我觉得首先是全球层面的核不扩散、反恐这些领域，尽管目前我对此非常不乐观。其次是地区层面的叙利亚战争。比如拉卡地区如果不是美国在支持，反政府力量是无法坚持下去的。所以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必须有美国参与，当然前期俄罗斯干得非常好，它连出几招，包括2013年让阿萨德交出化学武器，停止了对叙利亚的大规模武装攻击。当时我在莫斯科现场，我看到西方专家在公开场合对普京做出非常肯定的评价。大家感觉到一块石头落地，否则会发生一场大战。叙利亚战争俄罗斯人处理得非常漂亮，但是还不能排除大国之间要坐下来谈。乌克兰危机同样如此。欧洲方面，特朗普在竞选期间，释放了大量关于欧洲已经不行，北约已经过时，与德国要展开贸易战等等一系列说辞，欧洲当时非常紧张。下一步如果要真正解决乌克兰问题，在默克尔2017年5月访问华盛顿时，特朗普已经回避不了在解决乌克兰冲突过程中所处立场的问题。再次是双边关系中的制裁和能源合作等问题。我们可以估计到，美俄双边关系中存在政治合作问题，网络攻击问题，以及意识形态的一些问题。特朗普为什么启用国务卿蒂勒森？他是国际能源专家，这意味着美国在推进美俄能源合作方面是有一些想法的。
当然，我觉得美俄关系的发展还是困难重重。因为这样的调整出现过好几次。比如普京总统次上台后，美国受到“9·11”恐怖袭击。那天我在莫斯科，俄罗斯的老百姓在大使馆主动摆满了花圈，体现出良好的国民素质。当时普京考虑和试探过美俄关系改善问题，这是次。即使美国的“9·11”事件对俄罗斯有帮助，普京还是希望改善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但是美国执意退出反导协议。美俄之间在进攻性领域已经有妥协，在防御性领域本来也希望有所协调，但是由于美国坚持单边退出，美俄关系的改善便处在止步不前的状态。近，普京说，冷战结束以来为什么美俄关系得不到改善，甚至每况愈下，起点就是2002年12月美国单边退出反导协议。
第二次调整出现在2008年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以后，期望与刚上台的奥巴马重启改善双边关系。很可惜，尽管两位总统相互示好，奥巴马特别对梅德韦杰夫表示好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两国关系有所改善，也签订了关于新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协议，但是双边关系的进展没过两年又戛然而止。主要原因是中东动乱开始。无论当时在美国还是俄罗斯，我从一些专家层面得到强烈的信息是，中东地区恐怕会长久不得安宁，会连续不断地出现麻烦。由此波及俄罗斯，2013年底出现乌克兰危机，以及俄罗斯介入叙利亚战争。所以第二波美俄关系的重启没过两年就告中止。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人一点也不愿意在北约东扩的进程上有任何松弛，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是第三次提出改善美俄关系。我不知道目前开启窗口和各国之间关系的调整能推进多远、多深，但是从近这半年，特别是近这一个多月的态势来看，尽管我们希望它们改善，但不是很乐观。
三、 俄罗斯国内经济与政治态势
美俄关系调整的一个重大背景是俄罗斯的经济已经初现复苏迹象。IMF认为，俄罗斯已经消化了油价下跌和制裁的压力，2016年GDP增长0.6%，2017年将达到1.1%；俄罗斯比较乐观的经济学家认为2017年GDP增长可达到2%。油价逐渐回升，一般估计在40—60美元，俄罗斯财政预算以油价40美元为基础，近期预期稳定。通胀维持在5%左右，利率在10%左右，卢布兑美元汇率60∶1。在俄罗斯的两种经济发展模式中，普京支持宏观稳定型的发展思路。股市上升： 2016年全年，俄罗斯Micex指数上涨26.76%，俄罗斯RTS指数上涨52%。在特朗普对俄罗斯热捧的背景下，对俄的外国投资出现增长。进口替代政策取得初步成效，特别是农业，2016年增长3.5%。
但是，在外来投资增长的同时，俄罗斯有一份自己的内部报告，题目就是“为什么俄罗斯人不愿意对自己经济投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总的来说，俄罗斯正在对经济发展模式展开激烈争论，一种模式就是刺激性的，由政府资助大规模投资，拉动需求，有点类似于凯恩斯主义政策组合。我觉得，更具主导地位的模式是普京支持的宏观稳定型经济发展战略，他用的自由派央行行长，明显不主张扩张，而是主张实施稳定型政策，降低通胀，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
俄罗斯面临的经济问题是深层次的，经济还难以全面复苏。如果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3.5%，那么，俄罗斯至少应该维持在3.5%以上，但是2016年它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为1%，2017年对GDP的较多看法是仅增长1%—1.2%。2014—2015年间投资大幅度收缩，通常4年后会效果显现，也即在2018—2019年间经济运转将会遇到瓶颈。关键问题在于俄罗斯的能源依附型经济模式，至少10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才有可能逐渐摆脱，这是普京的判断。
四、 中俄关系的前景
我们可以在俄罗斯至少需要10年才能摆脱能源依附型经济的背景之下考虑中俄之间的关系。中俄关系有很多的解释。比如欧洲专家波波·罗说我们中俄关系是“权宜之计”。我在给他写的评议中指出，你对中俄关系的评价过低。另外一位专家是罗伯特·卡冈，他在2008年的8月8日写了文章，那天是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那天还是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发生战争的日子。罗伯特·卡冈的文章说中俄之间“威权主义的联盟开始了”。当然，我们不会接受这样的评价。有不少人主张中俄结盟，但是我个人觉得不是时候。戴秉国同志2016年在俄罗斯作讲演时说中俄“伙伴关系不封顶”，这是意味深长的，伙伴关系里面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聪明的提法。
我推荐大家阅读伦敦战略研究所专家近完成的正式报告Samuel Charap, John Drennan, and Pierre Noel，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February-March 2017.
，这篇报告对中俄关系的描述比中国学者写得还好，中俄关系实际上近这几年受到很大冲击，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实力急剧下降，使得本来相对均衡的关系受到冲击。英国人的这份报告简单地说，中国一点都不摆阔，中国人从来没有拿自己的地位去说事；相反的是有机会就积极地妥协、协商，碰到问题两国首脑走到一起商量，冷静、平等地处理两国关系，使得很多事情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和推进。这样的政治安排对于今后大国发展是非常好的。英国专家说，这才是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我们通常讨论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但是英国人说中俄之间才是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我觉得有点意思。
我认为，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向，应该是更趋向于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而不是军事对抗。中俄目前关系已经很好了，我们要把这个现状维持下去。但是我们又要寻找和体现深层关系的互补性，中俄才能够做好邻居。其实真正做到这点也是很不容易的。我的俄罗斯朋友对我说，中国朋友发展中俄关系很努力、很有诚意。但是他的提法或意思是说，现在中俄关系更务实，要讲究它的质量和内涵。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后还有一句话，“中美俄主导世界”，这句话近连续不断地出现在我们身旁，说的人当中有一位就是布鲁津斯基先生。2011年开始，他提出这个概念，近又在强调中美俄将引领世界。美国和中国的分量、权重足够大了，不用去说。尽管我们对俄罗斯的状况都还比较了解，但是俄罗斯人的战略影响力，话语制造权，特别是跟美国作对的积极性，是无与伦比的。有一个朋友写过一本书叫《现代世界的反潮流者是谁》，说的就是俄罗斯。它确实是敢于出来抵抗的挑战者。把这几件事情放在一起，说中美俄主导世界也不太过分。关键是，这三家坐在一起能够形成什么架构？现在没有大战，所以不会有“雅尔塔”。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不管怎么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机会，但是与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相比，将要困难得多。
全球不确定性的挑战与中美俄关系
冯绍雷
美国主宰世界到底能够维持多久？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替代角色？未来国际竞争的方式会涉及哪些方面？主要是维持传统的经济竞争，还是已经转移到政治抗衡、军事博弈，甚至是文明对抗？未来秩序的构建到底是什么状态？原来的地区和全球秩序是延续，还是需要改革？……如何应对？
一、 全球不确定性及其对我们的挑战
虽然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形势逐渐明朗，有些问题开始清晰起来,但不确定性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今后美国政治会怎样发展，其他大国如何互动，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将会如何应对，全球宏观经济领域会出现什么变化,以及什么是我们的挑战,这些问题尚无确定的回答。
全球不确定性首先表现为特朗普现象和英国脱欧，这都是标志性现象。其背后是人们对全球化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次，当全球化过程受阻，世界竞争的重心移向地区，欧盟所发生的变动，以及在欧亚地区、在前苏联地区，包括在西太平洋地区一系列潜在冲突的发生，表明不确定性在不断蔓延。
我以为，未来不确定性的实质，是权力关系的不确定。美国主宰世界到底能够维持多久？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替代角色？第二是未来国际竞争的方式以及会涉及哪些方面，主要是维持传统的经济竞争还是已经转移到政治抗衡、军事博弈，甚至是文明对抗？第三，随着这两个问题的出现，未来秩序的构建到底是什么状态？原来的地区和全球秩序是延续，还是需要改革？这些方面出现了争议。近在慕尼黑安全峰会上，出现了“后西方”世界这样的概念，具有很大的象征性意义。也就是说，连西方也感觉到了这些问题，这类话题已经可以登堂入室进入西方首脑会议。
如何应对？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应对的方法各有不同。种是孤立主义、重商主义的。就如特朗普采取的办法，“美国优先”（only America first），尽管还会有调整。第二种是地缘政治方式，特朗普曾经考虑过的联俄治华，调整中美俄三边关系，当然现在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第三种是超越地缘政治的新型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继续推进全球化，并且改变传统的地缘政治；也就是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方式去推进国际合作，应对国际竞争。我觉得，“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样一种方法。“一带一路”没有出现传统大国所推进的封闭性（或者说排他性）的地区制度构建，而是相当务实的，从经济合作入手。虽然从合作水平、产业水平、制度水平看，层次可能还不是的，但是相当符合我们周边这些国家，以及未来加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这些伙伴国家的需求。这种务实的发展模式，可以回避一些尖锐的国际争端所形成的挑战，有可能扩大我们的国际合作空间和未来推进的发展深度。
二、 美俄双边关系
在此背景下讨论中美俄三边关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首先我们来分析美俄双边关系。无论从特朗普，还是从普京的角度看，特朗普提出与俄罗斯修好是有其合理性的。
（一） 美俄双边关系调整的背景
美俄两国领导人同样受到国内平民的支持，我这里强调“平民”的支持。玩电脑和看电视的居民群是不一样的。同时这两位领导人都不太喜欢传统的，所谓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这个很有意思，普京对这些精英，特别是比较偏向西方的精英持保留态度。特朗普对拿腔拿调的人也是这样的，并且两位领导人都有一个新的提法。特朗普有个“文明世界”的提法，而“文明世界”这个词近两三年一直在普京的讲话中出现。立足于文明，好的方面是对现有意识形态形成冲击，但是也有要警惕的方面，如果讲文明过了头，会出现种族关系紧张，种族问题在美国不好讨论。文明背后的东西至少跟种族问题是有关系的。
这个提法的背后值得思考。这是双方在一些理念上的趋近（或共识）。尽管两位政治家有很不一样的背景，面临的国际挑战也很不相同，但是恰恰在这些方面他们有类似之处。与对奥巴马的批评形成对照的是，特朗普对普京的治理能力非常赞赏。甚至在乌克兰冲突之后，特朗普都说克里米亚本来就应该是俄罗斯的，他不是在个别场合说而是在公开场合下说，这是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说法。后来特朗普对此说法做了调整。
特朗普对俄罗斯的深度考量还是离不开大三角关系，一种“逆向大三角”的考量。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应觉得奇怪。我们知道，在中国、俄罗斯、美国三边关系中，尽管美国强大，但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接近，同时中美之间和俄美之间都发生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实力强大的美国调整某一边关系是非常正常、非常理性的做法。特朗普希望调整三边关系，调整到有利于美国的一种状态。问题是怎么做，从何做起。特朗普从调整对俄罗斯关系开始，把美国国内搅得一团糟。我这几年去美国交流，美国专家不仅对俄罗斯提出尖锐批评，而且用一个不太过分的词来描述就是“仇视”，另外还有一些比较稳健或老派的专家跟我说，他们已经没有说话的空间，说美俄之间应维持一个稳妥和谐的关系这种话在美国今天已经不可能。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要超越大三角，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风险。
于滨教授认为，美国的政治学和国际学始于“种族研究”（等同于civilization studies）。1900年白人至上主义在美国国际关系（IR）创立初期占有中心位置。政治学是“白种人宝贵的财富”。1910年美国《外交季刊》创立，这是美国份研究外交问题的杂志，创刊时取名为《种族发展研究》（Journal of Race Studies）。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等同于西方与其他地方的冲突（West vs Rest）。“国际冲突的根源是文化和文明的冲突。……如今西方正处于鼎盛时期，但它所应对的非西方世界却日益祈望，而且有能力使世界更为非西方化。”“儒教与伊斯兰教组成的反西方的军事联盟，美苏冷战是‘西方内战’,与非西方的博弈才是持久的。”（亨廷顿，1993，第45—48页）“伊斯兰和中国都致力于对外扩张，都心高气傲，都认为西方在节节败退。”（Bannon, Feb. 2016）
联俄制华并非特朗普的专利。奥巴马在个任期“重启”对俄关系：
废除布什政府时期开始部署的欧洲导弹防御系统；与俄罗斯进行新一轮削减进攻性武器的会谈；支持俄罗斯加入WTO（2012年8月22日加入）；通过北约向俄罗斯伸出橄榄枝，探讨与俄罗斯在阿富汗问题上推进合作的可能性。其目的在于：
走出2008年俄格战争后俄美关系的低谷，迎合俄内部的亲西方势力，借助俄罗斯在中国北部与西部牵制和制约不断崛起的中国，避免与俄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冲突升级。
乌克兰危机以后，奥巴马顶住各方压力，避免直接卷入乌克兰内战。2016年1月24日奥巴马签署的2016年度军事预算中，对乌克兰的3亿美元军援中首次包括5000万美元的杀伤性武器，而此前奥巴马一直避免向乌克兰直接提供杀伤性武器。即便如此，奥巴马政府也非常在意俄罗斯的感受，1月13日主动给普京打电话，就乌克兰、中东和叙利亚问题进行了“直率的和建设性的”沟通。有观点认为，这是一次“深入的谈话，是俄美关系的一次建设性接触”。美国中央情报局自2013年开始向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提供杀伤性武器，但奥巴马本人始终不肯越过“红线”，避免美军直接卷入叙利亚问题，与俄国发生正面冲突。
奥巴马时期中美关系的恶化远远早于美俄关系的恶化。美俄关系恶化的转折点发生在2011—2013年。2011年底至2013年俄罗斯各地发生一系列反普京的抗议示威。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
美中关系的恶化则从2009年2月开始，奥巴马表示“重视绑架问题”，抛弃布什政府2006年以后搁置绑架问题、朝美直接对话政策；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时对华表示要会见达赖；2009年12月，气候大会上的不同声音；2010年1月12日，谷歌退出中国；2010年1月30日希拉里在互联网上的讲话；2010年1月12日64亿美元的对台武器销售；2010年2月18日首次会见达赖；2010年7月底，希拉里在东盟会议上挑起南海问题；2010年9月7日钓鱼岛发生撞船事件。
我们对特朗普与奥巴马做些比较。特朗普要缓解对俄关系，得罪了美国共和党内部的对俄强硬派；奥巴马欲避免与俄罗斯正面冲突，在民主党内的自由干涉派人士（liberal interventionists）看来则是违反了美国的价值观。在美国意识形态的光谱图上，特朗普和奥巴马的对俄政策都有别于各类观点，两者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工具性的。
奥巴马离任前对美俄关系的“焦土政策”，看来更多的是出于选战失败和党派政治而故意“搅局”，这不仅可以将民主党竞选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俄罗斯，同时也尽可能地为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的对俄政策设置障碍。奥巴马在2017年1月的告别演说中，对“伊斯兰国”的恐怖威胁大书特书，但只有一次提到俄罗斯，且一笔带过，与刚刚过去的大选中铺天盖地的“俄罗斯恐惧症”，以及他本人刚刚启动的对俄制裁措施似乎毫无干系。这也许是奥巴马本人对俄的真实态度。
近有些专家提出，特朗普调整中美俄关系有其深层原因。特朗普与整个军队系统的关系良好并且强劲。同时，他与媒体关系肯定是不好的。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并不是没有国内力量的支持。特朗普的团队，比如弗林下台以后新上任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在美国军队里也具有很高的名望。特朗普推行内政外交政策，希望得到美国国内强有力的支持，军队就是他的一个强有力的依靠。特朗普的次国会演说大获成功，得到很多掌声。三驾马车包括国务卿蒂勒森，很有人望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副总统彭斯，到访欧洲、东亚盟国和中国，宣示他的传统盟友关系，一改之前特朗普的态度（宣布不再给北约支持，北约的存在已经是过时的东西等诸如此类的言辞），使得美国的同盟关系，无论是欧洲还是东亚都有回应。这之后主要的国际交涉，就是蒂勒森出访中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准备大力推动与俄罗斯关系的发展，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对中国产生一定的影响。我觉得这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在美国这样的战略调整下，俄罗斯的反应会如何？经过多年的观察加上近几次连续出访，我觉得俄罗斯人有一种压抑已久的释放感。这是很自然的，任何人在被西方打压之后，出现了特朗普这样的人物，当然会感到转机来了。但是我又注意到，俄罗斯人，包括普京总统本人表现得非常谨慎——从一开始就说，我们希望和美国改善关系，但是切不可急，这是我们一个总体的想法；但是内心还是充满着对机会的期待和释放感。近这一两个月特朗普对俄发展关系的动力减弱，俄方表述的态度也更清晰了。他们明确说，我们对他的“示爱”作出过度反应只会使我们自己受到羞辱——这是公开说的话。
就我个人来说，我不希望美俄关系再开倒车，如果之后冲突继续，如果叙利亚战争继续下去，这对中国不是好事。我的意思是，即使我们谈论大三角，如果美俄关系能够回到一个比较缓和、理性的方向，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儿。乌克兰危机尖锐的时候，甚至有些朋友问我：
老冯，会不会真的打起来？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真的打起来。如果真打起来，显然将世界大乱。我们中国的发展依赖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到那个时候，中国连选边都很困难。
（二） 美俄关系可能调整的领域和美俄关系不稳定背景
因为近我去了美国、去了俄罗斯，我发现美国的舆论，特别是媒体和研究俄罗斯的精英，对俄罗斯有很严重的批评，比较温和的、平衡的专家已经很难有公开讲话的空间。我觉得，对中国的批评也有这种倾向。所以，如何调整大国关系，解决相互之间的这种敌视，还需要做大量工作。我的结论是，美俄关系应该调整，但是前程艰难。
如果美俄关系出现调整，我觉得首先是全球层面的核不扩散、反恐这些领域，尽管目前我对此非常不乐观。其次是地区层面的叙利亚战争。比如拉卡地区如果不是美国在支持，反政府力量是无法坚持下去的。所以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必须有美国参与，当然前期俄罗斯干得非常好，它连出几招，包括2013年让阿萨德交出化学武器，停止了对叙利亚的大规模武装攻击。当时我在莫斯科现场，我看到西方专家在公开场合对普京做出非常肯定的评价。大家感觉到一块石头落地，否则会发生一场大战。叙利亚战争俄罗斯人处理得非常漂亮，但是还不能排除大国之间要坐下来谈。乌克兰危机同样如此。欧洲方面，特朗普在竞选期间，释放了大量关于欧洲已经不行，北约已经过时，与德国要展开贸易战等等一系列说辞，欧洲当时非常紧张。下一步如果要真正解决乌克兰问题，在默克尔2017年5月访问华盛顿时，特朗普已经回避不了在解决乌克兰冲突过程中所处立场的问题。再次是双边关系中的制裁和能源合作等问题。我们可以估计到，美俄双边关系中存在政治合作问题，网络攻击问题，以及意识形态的一些问题。特朗普为什么启用国务卿蒂勒森？他是国际能源专家，这意味着美国在推进美俄能源合作方面是有一些想法的。
当然，我觉得美俄关系的发展还是困难重重。因为这样的调整出现过好几次。比如普京总统次上台后，美国受到“9·11”恐怖袭击。那天我在莫斯科，俄罗斯的老百姓在大使馆主动摆满了花圈，体现出良好的国民素质。当时普京考虑和试探过美俄关系改善问题，这是次。即使美国的“9·11”事件对俄罗斯有帮助，普京还是希望改善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但是美国执意退出反导协议。美俄之间在进攻性领域已经有妥协，在防御性领域本来也希望有所协调，但是由于美国坚持单边退出，美俄关系的改善便处在止步不前的状态。近，普京说，冷战结束以来为什么美俄关系得不到改善，甚至每况愈下，起点就是2002年12月美国单边退出反导协议。
第二次调整出现在2008年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以后，期望与刚上台的奥巴马重启改善双边关系。很可惜，尽管两位总统相互示好，奥巴马特别对梅德韦杰夫表示好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两国关系有所改善，也签订了关于新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协议，但是双边关系的进展没过两年又戛然而止。主要原因是中东动乱开始。无论当时在美国还是俄罗斯，我从一些专家层面得到强烈的信息是，中东地区恐怕会长久不得安宁，会连续不断地出现麻烦。由此波及俄罗斯，2013年底出现乌克兰危机，以及俄罗斯介入叙利亚战争。所以第二波美俄关系的重启没过两年就告中止。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人一点也不愿意在北约东扩的进程上有任何松弛，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是第三次提出改善美俄关系。我不知道目前开启窗口和各国之间关系的调整能推进多远、多深，但是从近这半年，特别是近这一个多月的态势来看，尽管我们希望它们改善，但不是很乐观。
三、 俄罗斯国内经济与政治态势
美俄关系调整的一个重大背景是俄罗斯的经济已经初现复苏迹象。IMF认为，俄罗斯已经消化了油价下跌和制裁的压力，2016年GDP增长0.6%，2017年将达到1.1%；俄罗斯比较乐观的经济学家认为2017年GDP增长可达到2%。油价逐渐回升，一般估计在40—60美元，俄罗斯财政预算以油价40美元为基础，近期预期稳定。通胀维持在5%左右，利率在10%左右，卢布兑美元汇率60∶1。在俄罗斯的两种经济发展模式中，普京支持宏观稳定型的发展思路。股市上升： 2016年全年，俄罗斯Micex指数上涨26.76%，俄罗斯RTS指数上涨52%。在特朗普对俄罗斯热捧的背景下，对俄的外国投资出现增长。进口替代政策取得初步成效，特别是农业，2016年增长3.5%。
但是，在外来投资增长的同时，俄罗斯有一份自己的内部报告，题目就是“为什么俄罗斯人不愿意对自己经济投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总的来说，俄罗斯正在对经济发展模式展开激烈争论，一种模式就是刺激性的，由政府资助大规模投资，拉动需求，有点类似于凯恩斯主义政策组合。我觉得，更具主导地位的模式是普京支持的宏观稳定型经济发展战略，他用的自由派央行行长，明显不主张扩张，而是主张实施稳定型政策，降低通胀，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
俄罗斯面临的经济问题是深层次的，经济还难以全面复苏。如果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3.5%，那么，俄罗斯至少应该维持在3.5%以上，但是2016年它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为1%，2017年对GDP的较多看法是仅增长1%—1.2%。2014—2015年间投资大幅度收缩，通常4年后会效果显现，也即在2018—2019年间经济运转将会遇到瓶颈。关键问题在于俄罗斯的能源依附型经济模式，至少10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才有可能逐渐摆脱，这是普京的判断。
四、 中俄关系的前景
我们可以在俄罗斯至少需要10年才能摆脱能源依附型经济的背景之下考虑中俄之间的关系。中俄关系有很多的解释。比如欧洲专家波波·罗说我们中俄关系是“权宜之计”。我在给他写的评议中指出，你对中俄关系的评价过低。另外一位专家是罗伯特·卡冈，他在2008年的8月8日写了文章，那天是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那天还是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发生战争的日子。罗伯特·卡冈的文章说中俄之间“威权主义的联盟开始了”。当然，我们不会接受这样的评价。有不少人主张中俄结盟，但是我个人觉得不是时候。戴秉国同志2016年在俄罗斯作讲演时说中俄“伙伴关系不封顶”，这是意味深长的，伙伴关系里面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聪明的提法。
我推荐大家阅读伦敦战略研究所专家近完成的正式报告Samuel Charap, John Drennan, and Pierre Noel，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February-March 2017.
，这篇报告对中俄关系的描述比中国学者写得还好，中俄关系实际上近这几年受到很大冲击，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实力急剧下降，使得本来相对均衡的关系受到冲击。英国人的这份报告简单地说，中国一点都不摆阔，中国人从来没有拿自己的地位去说事；相反的是有机会就积极地妥协、协商，碰到问题两国首脑走到一起商量，冷静、平等地处理两国关系，使得很多事情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和推进。这样的政治安排对于今后大国发展是非常好的。英国专家说，这才是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我们通常讨论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但是英国人说中俄之间才是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我觉得有点意思。
我认为，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向，应该是更趋向于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而不是军事对抗。中俄目前关系已经很好了，我们要把这个现状维持下去。但是我们又要寻找和体现深层关系的互补性，中俄才能够做好邻居。其实真正做到这点也是很不容易的。我的俄罗斯朋友对我说，中国朋友发展中俄关系很努力、很有诚意。但是他的提法或意思是说，现在中俄关系更务实，要讲究它的质量和内涵。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后还有一句话，“中美俄主导世界”，这句话近连续不断地出现在我们身旁，说的人当中有一位就是布鲁津斯基先生。2011年开始，他提出这个概念，近又在强调中美俄将引领世界。美国和中国的分量、权重足够大了，不用去说。尽管我们对俄罗斯的状况都还比较了解，但是俄罗斯人的战略影响力，话语制造权，特别是跟美国作对的积极性，是无与伦比的。有一个朋友写过一本书叫《现代世界的反潮流者是谁》，说的就是俄罗斯。它确实是敢于出来抵抗的挑战者。把这几件事情放在一起，说中美俄主导世界也不太过分。关键是，这三家坐在一起能够形成什么架构？现在没有大战，所以不会有“雅尔塔”。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不管怎么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机会，但是与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相比，将要困难得多。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