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0421653
编辑推荐
你一定很少看书了，因为累；杂志也懒得看了，因为忙。
但你依然在看和读：早起的枕畔，浴室里面，午饭后的瞌睡间歇，临睡前的挣扎，你不时点开的手机屏幕上……
我们不能给你阅读的理由，但我们知道，有些内容可以让你的朋友圈更优雅。
我们不能拼接你碎片化的时间，但我们相信，有些阅读可以让你放慢脚步，哪怕只是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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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为常读·人物志系列的一辑，本辑筛选了曹德旺、马云、柳传志、周鸿祎、任志强、冯仑、俞永福、冯鑫等十几位财经界名人，他们充满个性，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更极具启发性。作者通过对话这些财经名人，让读者能了解到他们多彩的商业故事和人生感悟。
目 录
001 曹德旺：一心一意做一件事 陆新之
049 与马云的后一次对话 王长胜
061 柳传志谈联想的私有化过程 苏小和
081 周鸿祎：互联网行业的搅局者 陆新之
105 任志强的逻辑力量 苏小和
139 冯仑的魏晋风度 苏小和
161 邢明：理想化和商业化之间 曾宪皓
183 王小川：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 TechWeb编辑部
193 俞永福：乐观的保守主义者 TechWeb编辑部
205 王兴：不是为了创业而创业 TechWeb编辑部
213 庄辰超：不信命运，信概率 TechWeb编辑部
223 冯鑫：与“暴风”两不相欠 TechWeb编辑部
媒体评论
他们是改变中国的商业力量
与大佬对话，发现商业的本质
在线试读
曹德旺：一心一意做一件事
采访人/陆新之
曹德旺，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福建省福清市人，1946年5月出生，1987年成立福耀玻璃集团。
1993年，福耀玻璃登陆国内A股。福耀玻璃是中国家引入独立董事的公司，是中国股市一家现金分红高达募集资金10倍的上市公司。
2001—2005年，曹德旺带领福耀团队相继打赢了加拿大、美国两个反倾销案，令世界震惊。福耀玻璃也成为中国家状告美国商务部并赢得胜利的中国企业。
2009年5月，曹德旺获得“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华人企业家。
目前，福耀玻璃已成为中国、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商。
曹德旺还是一位慈善家。在2011年胡润中国慈善榜上，他以45.8亿元的捐款数额成为中国首善。
创业时期：每一步都无法绕开
陆新之：您在1976年获得了一份正式工作——水表玻璃采购员，之后不久就承包了工厂，当时恰巧是改革开放，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促使你敢于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承包？
曹德旺：当时，高山异型玻璃厂连年亏损，我着急，领导也着急。领导就问我由我来负责这个厂子好不好。
当时正值全国兴起个人承包国有工厂的风潮，很多地方还发文件鼓励承包，一方面，给政府甩包袱；另一方面，私人承包有利于盘活企业。一举两得，政府当然愿意。
在此期间，全国各地涌现了一大批乡镇企业。在各地乡镇企业呈现井喷式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与领导开诚布公谈承包价格。当初建厂时政府投入六万元，我就以六万元承包，等于政府的这笔账一笔勾销，领导听了很高兴。我又问，厂房和设备以及其他的固定资产，这些怎么处理。领导说，都由我支配。我又问利润怎么分配，领导还是同样的回答。我承诺，我不会独占利润分配，工人拿20%，我拿40%，剩下的40%继续投入生产。
1983年，我接手玻璃厂，加强管理，杜绝人浮于事，提高生产效率，厂房里的机器连续24小时运转，工人一天三班倒，厂子效益大大提高。一年过后，我拿到的分红就有20万元。
可能很多人认为，承包制对于治疗亏损国企，可以药到病除。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承包制就像一剂膏药，如果是外部伤口，可能有效；如果是内脏有伤，就没多少疗效了。
高山异型玻璃厂内脏已经有伤，承包制很难治本。我通过实施一系列措施，如加强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在短期内确实有效，企业也有了利润，但是企业毕竟要持续运营，如果后续投入跟不上，就会出现设备老化、成本提高等问题，企业还是死路一条。作为承包者，我已经通过一年收回投入，而且还赚了钱，我没有动力继续投入了。
这也是我当时的想法，赚了钱就不想承包了，可是1984年，福清进行劳动模范评选，由于我在当地是个承包工厂的个人，这个荣誉就给了我。有了荣誉，一高兴就忘了见好就收这茬儿，我竟然又接着干了。
陆新之：您当初为什么选择做汽车玻璃，听说与您挨过的一句“骂”有关？
曹德旺：当时我去外地出差，给母亲买了一根拐杖，把拐杖扛在肩头的时候险些碰到一辆汽车的玻璃，司机吓了一跳，很凶地向我吼，别碰坏玻璃，要不然赔不起。我本身是做玻璃的，一块玻璃的成本还是心里有数，就和他聊天，我说不就是一片玻璃嘛，值多少钱？司机一听，啧啧有声，这种汽车玻璃可都是进口的，一片要几千块钱呢。
我听完也大吃一惊，仔细打量，就这样的汽车玻璃，我完全有信心生产出来，成本没多高，没想到进口的玻璃竟然卖这么贵。后来，我们经过筹备，盖了一座生产汽车玻璃的电炉。
其实，定下心来专门做汽车玻璃，也和一次香港之行有关。
福耀上市之后，有一次恰逢我去香港调研，就携带公司的运营报表等资料前往，找到一位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总监，请她帮我分析福耀的股票。
结果，这个资本专家看了一眼，就把资料一扔，说：“你这公司怎么什么都做？又是汽车玻璃，又是地产项目，又是装修，风马牛不相及，你让投资者怎么去投资？只有外行人才会继续投资，在我看来，这就是垃圾股。”
我问她该怎么办。她说：“你自己想想，什么东西你擅长经营，选一项，剩下的重组掉。”我听了一头雾水，怎么重组？她笑了，说卖掉就是重组。
福耀现在看起来一帆风顺，很少人知道也曾被人称作“垃圾”。
福耀多次化险为夷，我觉得和我们的目标密不可分。福耀的目标，就是要给中国人做玻璃，而且要通过此举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勇气，这不是说说而已；相反，这是深入骨髓的战略方向。
陆新之：1991年，中国试水股票市场，很多企业不愿意做“股份制改造”的试点企业，您是怎么想到让企业去上市的？
曹德旺：当时，企业要发展，需要资金。我认识了一家中东银行新加坡分部的总裁，他可以把钱借给福建省投资公司，然后再转借给福耀。
拿外国人的钱其实是迫不得已，因为国内银行的资金有限。要找外资，手续就相对繁琐一些，福耀的财务报表需先提交给对方，他们看过之后，认为福耀的业绩很好。总裁也亲自跑来一探虚实，还请我去新加坡面谈。
到了新加坡，我和那位总裁深入聊了一次，这次谈话给了我很多启示，这可能是我背上巨额贷款债务之外的收获。
这个收获就是上市。当时新加坡人给我出了个点子，让我收购一家当地企业，然后再进行反收购，在这个过程中，所有资金都由新加坡人提供帮助，后，合并的企业在新加坡包装上市。为什么那家本地企业不能直接上市呢？因为新加坡有规定，资金必须达到一定额度才能上市。
尽管我当时包括后来也没有采纳新加坡人的建议，但无论如何，他们给了我新的思路——通过股票市场募集资金，这是必然趋势。
从新加坡回来之后，我认真地考虑了资本市场这回事。当时国内的资本市场几乎是一片空白，连证券交易所都没有，上市融资更是天方夜谭。
我把想法汇报给省里的领导，人家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们正发愁找不到“股份制改造”的试点企业。1987年党的十三大肯定了股份制试点，允许继续进行试点改革，“股份制改造”逐渐风行，尤其地方政府争先寻找“股份制改造”试点企业，以保持与中央一致的节奏。
在福建，好一点的公司对股改还有疑虑，自然不愿意做；差一点的企业，又不够格做试点。现在福耀愿意做试点，政府部门很快就派人进驻公司。
陆新之：股改的具体经历喜忧参半，那两年您是怎么度过的？为什么很多人要退股而您却全盘接过来，哪怕举债回购？
曹德旺：1991年8月，我们开始发行股票。很多小股东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股票，但是隐约又觉得是个好事情，就花钱来买，一心希望公司上市后手里的股票价值翻倍。
这个思路是没错的，但是当时国家的证券市场刚刚起步，管理者也比较谨慎，不是说挂牌就能挂牌的，能挂牌的企业多是证券所本地企业，或者有影响力的国有企业。一时间，福耀找不到挂牌的机会。
很多人买了福耀的股票，等了一阵子，还没动静，想卖给别人也不可行，就没耐性了，找到公司要求退股。事实上，在1991年年底挂牌交易的万科，早在1988年年底就公开发行股票，也曾遭遇过股票摊派不出的尴尬。
刚开始，我还给他们分析：福耀发展得不错，股票肯定会升值，他们退股了将来一定后悔。但是来退股的人多了，不能一一耐心理论，我索性也不劝了，自己花钱回购他们手里的股票，钱不够，我就去借，这一借，就是数百万元。
其实我心里也没谱，到底能不能成功上市，谁也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只要福耀还在发展，这个股票就是有价值的。
与此对应的是，当时的国有汽车产业哀鸿遍野。洋品牌正在进入空白的中国市场，德国大众在华投资逐年增加，旗下的桑塔纳年产6万辆，与“上海”牌轿车在过去28年里的总产量相当。
采访人/陆新之
曹德旺，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福建省福清市人，1946年5月出生，1987年成立福耀玻璃集团。
1993年，福耀玻璃登陆国内A股。福耀玻璃是中国家引入独立董事的公司，是中国股市一家现金分红高达募集资金10倍的上市公司。
2001—2005年，曹德旺带领福耀团队相继打赢了加拿大、美国两个反倾销案，令世界震惊。福耀玻璃也成为中国家状告美国商务部并赢得胜利的中国企业。
2009年5月，曹德旺获得“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华人企业家。
目前，福耀玻璃已成为中国、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商。
曹德旺还是一位慈善家。在2011年胡润中国慈善榜上，他以45.8亿元的捐款数额成为中国首善。
创业时期：每一步都无法绕开
陆新之：您在1976年获得了一份正式工作——水表玻璃采购员，之后不久就承包了工厂，当时恰巧是改革开放，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促使你敢于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承包？
曹德旺：当时，高山异型玻璃厂连年亏损，我着急，领导也着急。领导就问我由我来负责这个厂子好不好。
当时正值全国兴起个人承包国有工厂的风潮，很多地方还发文件鼓励承包，一方面，给政府甩包袱；另一方面，私人承包有利于盘活企业。一举两得，政府当然愿意。
在此期间，全国各地涌现了一大批乡镇企业。在各地乡镇企业呈现井喷式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与领导开诚布公谈承包价格。当初建厂时政府投入六万元，我就以六万元承包，等于政府的这笔账一笔勾销，领导听了很高兴。我又问，厂房和设备以及其他的固定资产，这些怎么处理。领导说，都由我支配。我又问利润怎么分配，领导还是同样的回答。我承诺，我不会独占利润分配，工人拿20%，我拿40%，剩下的40%继续投入生产。
1983年，我接手玻璃厂，加强管理，杜绝人浮于事，提高生产效率，厂房里的机器连续24小时运转，工人一天三班倒，厂子效益大大提高。一年过后，我拿到的分红就有20万元。
可能很多人认为，承包制对于治疗亏损国企，可以药到病除。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承包制就像一剂膏药，如果是外部伤口，可能有效；如果是内脏有伤，就没多少疗效了。
高山异型玻璃厂内脏已经有伤，承包制很难治本。我通过实施一系列措施，如加强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在短期内确实有效，企业也有了利润，但是企业毕竟要持续运营，如果后续投入跟不上，就会出现设备老化、成本提高等问题，企业还是死路一条。作为承包者，我已经通过一年收回投入，而且还赚了钱，我没有动力继续投入了。
这也是我当时的想法，赚了钱就不想承包了，可是1984年，福清进行劳动模范评选，由于我在当地是个承包工厂的个人，这个荣誉就给了我。有了荣誉，一高兴就忘了见好就收这茬儿，我竟然又接着干了。
陆新之：您当初为什么选择做汽车玻璃，听说与您挨过的一句“骂”有关？
曹德旺：当时我去外地出差，给母亲买了一根拐杖，把拐杖扛在肩头的时候险些碰到一辆汽车的玻璃，司机吓了一跳，很凶地向我吼，别碰坏玻璃，要不然赔不起。我本身是做玻璃的，一块玻璃的成本还是心里有数，就和他聊天，我说不就是一片玻璃嘛，值多少钱？司机一听，啧啧有声，这种汽车玻璃可都是进口的，一片要几千块钱呢。
我听完也大吃一惊，仔细打量，就这样的汽车玻璃，我完全有信心生产出来，成本没多高，没想到进口的玻璃竟然卖这么贵。后来，我们经过筹备，盖了一座生产汽车玻璃的电炉。
其实，定下心来专门做汽车玻璃，也和一次香港之行有关。
福耀上市之后，有一次恰逢我去香港调研，就携带公司的运营报表等资料前往，找到一位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总监，请她帮我分析福耀的股票。
结果，这个资本专家看了一眼，就把资料一扔，说：“你这公司怎么什么都做？又是汽车玻璃，又是地产项目，又是装修，风马牛不相及，你让投资者怎么去投资？只有外行人才会继续投资，在我看来，这就是垃圾股。”
我问她该怎么办。她说：“你自己想想，什么东西你擅长经营，选一项，剩下的重组掉。”我听了一头雾水，怎么重组？她笑了，说卖掉就是重组。
福耀现在看起来一帆风顺，很少人知道也曾被人称作“垃圾”。
福耀多次化险为夷，我觉得和我们的目标密不可分。福耀的目标，就是要给中国人做玻璃，而且要通过此举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勇气，这不是说说而已；相反，这是深入骨髓的战略方向。
陆新之：1991年，中国试水股票市场，很多企业不愿意做“股份制改造”的试点企业，您是怎么想到让企业去上市的？
曹德旺：当时，企业要发展，需要资金。我认识了一家中东银行新加坡分部的总裁，他可以把钱借给福建省投资公司，然后再转借给福耀。
拿外国人的钱其实是迫不得已，因为国内银行的资金有限。要找外资，手续就相对繁琐一些，福耀的财务报表需先提交给对方，他们看过之后，认为福耀的业绩很好。总裁也亲自跑来一探虚实，还请我去新加坡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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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加坡回来之后，我认真地考虑了资本市场这回事。当时国内的资本市场几乎是一片空白，连证券交易所都没有，上市融资更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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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好一点的公司对股改还有疑虑，自然不愿意做；差一点的企业，又不够格做试点。现在福耀愿意做试点，政府部门很快就派人进驻公司。
陆新之：股改的具体经历喜忧参半，那两年您是怎么度过的？为什么很多人要退股而您却全盘接过来，哪怕举债回购？
曹德旺：1991年8月，我们开始发行股票。很多小股东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股票，但是隐约又觉得是个好事情，就花钱来买，一心希望公司上市后手里的股票价值翻倍。
这个思路是没错的，但是当时国家的证券市场刚刚起步，管理者也比较谨慎，不是说挂牌就能挂牌的，能挂牌的企业多是证券所本地企业，或者有影响力的国有企业。一时间，福耀找不到挂牌的机会。
很多人买了福耀的股票，等了一阵子，还没动静，想卖给别人也不可行，就没耐性了，找到公司要求退股。事实上，在1991年年底挂牌交易的万科，早在1988年年底就公开发行股票，也曾遭遇过股票摊派不出的尴尬。
刚开始，我还给他们分析：福耀发展得不错，股票肯定会升值，他们退股了将来一定后悔。但是来退股的人多了，不能一一耐心理论，我索性也不劝了，自己花钱回购他们手里的股票，钱不够，我就去借，这一借，就是数百万元。
其实我心里也没谱，到底能不能成功上市，谁也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只要福耀还在发展，这个股票就是有价值的。
与此对应的是，当时的国有汽车产业哀鸿遍野。洋品牌正在进入空白的中国市场，德国大众在华投资逐年增加，旗下的桑塔纳年产6万辆，与“上海”牌轿车在过去28年里的总产量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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