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间的外交

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听似平实、祥和，实际却是一个复杂、曲折、艰苦的过程。写满近代史教科书的不平等条约，除却割地赔款的损失，更带来强烈的观念与制度冲击。难以为继的天朝上国梦想，船坚炮利的西方主权国家，各怀心思的外交使节，莫衷一是的朝廷上下……

本书作者徐中约——著有经典历史教科书《中国近代史》，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广泛搜集和运用了包括中、英、法、日等各语种文献资料，从1858-1880年这一时间段切入，细致梳理外国驻华使馆的建立、国际法的引入及中国常驻外国公使馆的设立等三项核心议题，流畅出入于宏观与微观之间，溯源近代外交的历史起点。

本书原著为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东亚研究系列作品之一。作为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的高徒，作者广泛搜集和运用了包括中、英、法、俄、日各语种文献在内的资料，以1858—1880年这一时间段限为切入点，对19世纪中后期清政府在一系列外交事件中的行为与观念作出细致阐述与精辟分析，呈现了近代中国如何由天朝中心主义转型为现代国际社会的一员，尤其是对外交往方面，随着朝贡体系的难以为继，艰难地转向主权国家间的现代外交模式这一过程。

本书主体内容分为三个部分，*部分主要讲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在京使馆的建立过程，互派使节常驻这一在现代外交看来习以为常的制度，*初却遭遇了从观念到制度层面的反复博弈；第二部分，则详述了国际法引入中国的过程，从林则徐*次鸦片战争前夕节译国际法至丁韪良应邀翻译的《万国公法》被刊行引用，其中曲折亦多；第三部分则阐述了中国常驻外国使馆制度的建立过程，从同治年间向欧美派出临时性使团到光绪帝继位后大规模派遣常驻外国使节、设立驻外使馆，观念的冲突、人事的龃龉、制度的悖谬，都在这一过程中纷纷呈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关注的议题不仅在于近代中国的外交的制度嬗变，更在于制度其后的观念转型过程及其深层原因。作者巧妙地将时代背景和群像扫描与历史人物个体原因及历史事件偶然性相结合，流畅出入于历史的宏观与微观之间，脉络清晰，议题明确，分析冷静而深入，评价公允而不乏历史的善意。书稿附录的近代外交史相关人员及数据资料翔实而清晰，也为有志于深入研究相关议题的学者提供了颇有助益的支持。

本书对于从外交史的角度进一步审视与反思近现代历史，深入理解内政与外交之密切关系、国际关系与开放政策等对当下而言仍具重要现实意义的荦荦大端，具有深刻的启发性，是一部精致而耐读的史学著作。

徐中约（Immanuel C. Y. Hsü, 1923-2005），生于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59年起执教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至1991年退休，曾任历史系主任、荣休教授。著有《伊犁危机》（The Ili Crisis: A Study of Sino-Russian Diplomacy， 1871–1881，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中国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等，参与撰写费正清主持的《剑桥中国史·晚清卷》，英译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其著作《中国近代史》是欧美学界重要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荣获多种好评。1971年，获选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研究报告学者”（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此乃该校学术评议会评定的学术荣誉。 　

译者简介：屈文生，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15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主要从事法律翻译、翻译史、法律史及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在《历史研究》《法学》《中国翻译》《复旦学报》《浙江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早期中英条约的翻译问题》等论文60余篇，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专（译）著10部。兼任中国翻译协会法律翻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法学会法学翻译研究会会长。曾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霍英东基金青年教师奖励、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成果奖二等奖、上海市曙光学者、首届上海市外语界十大杰出人物等奖励及荣誉称号。

目录

原书序···························································· 1

致谢······························································· 6

章　序曲：东西方国际大家庭的相遇··············· 8

一、东亚国际大家庭····································· 9

二、天朝上国及其与蛮夷部落的关系···············13

三、中国的“对外”交往制度························23

四、派遣外交使节驻外问题···························29

部分

外国驻华使馆的建立（1858—1861 年）

第二章　常驻公使问题：外交序曲·······················36

一、1858 年西方国家的在华目标····················42

二、天津谈判前的困局·································54

第三章　天津谈判············································75

一、额李对桂花··········································81

二、朝廷政治·············································89

第四章　上海税则会议···································· 112

一、秘密计划··········································· 113

二、桂良重启谈判····································· 119

三、上海新任钦差大臣······························· 125

第五章　个性与外交：领导力研究····················· 130

第六章　大沽口之战后的公使驻京问题··············· 143

一、英国的反应········································ 146

二、额尔金第二次使华······························· 153

三、公使馆与总理衙门······························· 165

第七章　意识形态问题：公使驻京与大清体制······ 170

第二部分

国际法的引入

第八章　国际法的汉译···································· 186

一、林则徐尝试译出瓦特尔作品··················· 189

二、丁韪良翻译惠顿作品···························· 194

三、丁译《万国公法》的文本批评················ 199

第九章　中国对国际法的有限适用：成功与失败······ 204

一、丁译《万国公法》的反响······················ 204

二、未能发挥国际法的积极作用··················· 213

第三部分

中国常驻外国公使馆的设立

第十章　解决问题的早期路径··························· 226

一、中国人对待出使的传统观念··················· 228

二、早期英方的建议（1858—1866 年）········· 232

三、朝廷的回应········································ 239

第十一章　举国关注的公使问题（1867—1876年）······ 246

一、1867—1868 年的中英修约····················· 246

二、向西方派遣的批使团（1868—1870 年）···· 253

三、1871 年的中日条约与1874 年的台湾事件···· 259

四、马嘉理事件（1875—1876 年）··············· 265

第十二章　驻外使馆成为常设外交机构······················ 272

一、道歉使团与个驻外公使馆················ 274

二、1875—1880 年间的其他驻外公使馆········· 279

三、郭嵩焘的困境····································· 282

四、使馆之组织及经费······························· 287

第十三章　尾声：现代世界中的帝制中国传统······ 300

一、对于设立外国公使馆思想上的抵触·········· 301

二、变革中的传统：中国之于世界················ 311

附录···························································· 318

附一　19 世纪时期外国驻华公使名录············ 318

附二　19 世纪时期中国驻主要西方国家

　　　外交公使名录·································· 322

附三　出使各国历年收入总数表··················· 324

附四　出使各国历年支出总数表··················· 327

注释···························································· 330

注释内缩写表··········································· 330

原文注释······················································ 332

参考文献······················································ 377

索引···························································· 407

术语对照表··················································· 423

译后记························································· 447

中文版 序

中国近代史纷繁复杂，风云变幻，历来是史家必论，相关成果数不胜数。同类论著多，对比就不可避免，其主题聚散、内容宽窄、水准高下，有心的阅者一目了然。

近十多年，因主要感兴趣于中西法律文化交流史，我浏览、研读了不少近代史论著，对于此领域的研究状况还算了解。开学伊始，半个多月间，通读了文生教授发来的这部译稿，获益良多，既有悦读之感，又有许多启迪。

著者徐中约先生的《中国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1970）因兼具中西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精神、融实证与思辨于一书，在英语世界早被视为经典力作，是陆续再版的权威教科书。十多年前，其中文版相继在香港和内地出版，其人其书渐引得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两个版本的差异比对引起一些议论，就其中一些观点也有正否之争。本书英文版早于《中国近代史》十年，这一部论著构思框架的巧妙、拿捏资料的娴熟、论证方法的出挑，都已经展现出了作者作为卓越治史者的非凡功力。现在通读这译稿，比起《中国近代史》，给我印象深的是它的专精，确属上品之作。

中国近代史曲折多变，作者选取的是其中的二十二年，即始自1858 年英方如何通过谈判在《天津条约》中获得设立公使馆的权利，到1880 年中国在各主要西方国家和日本设立公使馆，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始作为现代主权国家成为了国际法协会的成员国为止，涵盖了我们通常所称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的大部分时期，以东西方国际大家庭的相遇为序曲，讨论了外国驻华使馆的建立、国际法的引入及中国常驻外国公使馆的设立等三项议题。贯穿于其中的主线，简而言之，就是对于公使代表和公使馆的态度的变化，中方如何从决绝反对，到不得不接受西方人在京设立常驻公使馆的事实，再到被动派遣驻外使节，初识其好处，终而在各主要国家都设立公使馆；西方如何借助于条约、国际法知识等措施，逼迫、诱导东亚国际大家庭的家长—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大家庭的过程。此过程实质上反映出清廷对待外国事务的认识和态度的转变，承认中国之外还存在强大而独立的国家，是对中国人素称之“天下共主”的间接否认，呈现了西方国家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及工业革命所积攒的硕果、威势及不断殖民扩张的勃勃雄心。可谓议题专注，脉络清晰。

中国进入所谓“国际大家庭”，听似平实、祥和，实际却是一个复杂、曲折、艰苦的过程，宛如一出跌宕起伏的悲情连续剧，事件不断，人物众多。与中国演对手戏的不是某个国家某个人，而是一群，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的西方列强及其代言人。列强对于中国有共同的利欲，但志趣又有不同。比如，对于是否谋求派驻外交代表常驻北京，英国视之为一项重要但绝非不可或缺的目标，原则上应以和平谈判方式实现；若无法获得此项权利，法国愿意代之以有事时能到访北京；美国拒绝加入英法联盟，却又以和平示威的方式支持英法；俄罗斯则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企图阻挠英法在北京获得立足点，且谋求从中国获取利益。而国家间的利益纷争和交涉，毕竟要落到具体的人去操持，耆英、何桂清、谭廷襄、桂良、花沙纳、郭嵩焘、刘锡鸿、薛福成、曾纪泽、陈兰彬、容闳，英国的额尔金、威妥玛、李泰国、巴夏礼、赫德，法国的葛罗，美国的列卫廉、伯驾、丁韪良、蒲安臣，俄国的普提雅廷、穆拉维约夫（木哩斐岳幅），中外群臣是浮生百态众生相。他们或圆熟狡猾，或狂妄暴躁，或懦弱寡和，彼此间的冲突和矛盾及在复杂环境中左右为难的无奈，被著者以高简的手笔刻画得栩栩如生，使得人人都成了这出大戏中不可或缺的“角儿”。可谓行文简洁，叙事精致。

本书很少有一般中国近代史论著通常会有的标签性论断，多的却是因时、因地、因人的具体分析和生动论证。仅是英方，在对待常驻公使问题上就有三种不同态度：英国政府并不急于在京设立常驻公使馆，额尔金愿意搁置这一权利，那些英国在华的中国老手们则急于立刻实现这一主张。单论额尔金，先是在天津谈判期间决定突破训令框架坚持要求获得外国公使驻京权利，不久在上海税则谈判期间又决定放弃行使理论上存在的这一权利，其行为的怪异和矛盾，只有从他的个性及其对使团的态度、与属下间的关系、对中国老手的看法、与同盟国代表的关系进行全面分析才能说清楚。在1858 至1860 年间的历次谈判中清政府之所以会如此固执地抵制公使常驻北京这个看似根本无害的问题，其实是制度、孝、皇帝的家法、新儒家的民族优越主义、汉族文化主义及满族的异族统治等众多因素一同作用的结果。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带来不少国际法知识，本应能引发一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从中国对待其所丧失权利的态度、对待条约的态度及其在19 世纪后半叶的整体外交政策中才可找到这场运动并未发生的解释。其他的，诸如对于中国传统的对外交往机构如何在西方的步步紧逼之下逐渐从广州先移到上海再移到北京，驻外公使馆设立之后它们与清帝、总理衙门的尴尬的三角关系等问题的分析，也都精辟入理。或许著者的观点不一定完全让人认同，但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客观冷静、宽容善意不能不令人赞赏。如此的论证和文风，唯有专精、上品的史学论著才能达致。

1880 年，中国迫不得已进入国际大家庭，但是，“天朝帝国的古老梦想、身为东亚中央帝国的荣耀以及朝贡体系的声望仍在中国人的脑际徘徊，它们的后遗效应依然清晰可辨。对于过去的怀念，产生出了一种炙热的期待甚至是强烈的确信，有朝一日中国必将变得再度强盛，重申其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人们在思考‘天朝’国家与过去的朝贡体系未必没有以某种现代的形式而复活。”倘若读到书末这后一段，读者诸君，您会赞同他的观点吗？会否钦佩当时才三十多岁的著者的远见卓识？

是为序。

李秀清（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2017 年10 月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