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5146280
1、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强调领导干部要修德。本书响应习近平书记讲话精神，是党员干部提高政治德行的必备读物。
2、从多角度出发，理论运用于实际，可供读者进一步认识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
3、新时代党员干部提高修为与德行的实用指南。
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新征程，党员干部该如何认识政德建设的重要意义？应怎样以政德约束言行？党组织如何创新制度，为讲政德立政德修政德提供保障？
本书采用史论结合的形式，在讲述政德重要性的基础上，明确了政德的科学内涵和践行路径，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古今案例和故事，极具哲思，有醍醐灌顶之功效，是新时代共产党人为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加强自身修养、提升自身素质的实用精进指南。
章
提高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政治“含金量”
一、 抓住“关键少数”，形成“头雁效应” 002
二、高悬明镜，紧握戒尺 013
三、行百里者半九十，奋斗路上战犹酣 021
四、讲政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其功方能垒土成台 031
第二章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富含政德养分 040
二、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 046
三、新时代政德建设的总要求 059
第三章
明大德：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
一、铸牢理想信念 066
二、锤炼坚强党性 075
三、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 082
四、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 088
第四章
守公德：心底无私天地宽
一、强化宗旨意识 100
二、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 107
三、既做显功也做潜功 112
四、保持敬畏之心 120
第五章
严私德：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
一、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132
二、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 140
三、净化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 148
第六章
多积尺寸之功
一、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 158
二、“堤溃蚁穴，气泄针芒” 164
三、正心明道，防微杜渐 170
第七章
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
一、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182
二、慎独慎初慎微慎欲 190
三、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198
第八章
筑起两道防线：既要搭得高，也要守得住
一、法治与德治并举，重视道德教化 208
二、巧借法、德力量，用好法、德功能 217
三、严格自律，接受他律 225
后 记 233
提高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政治“含金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政治生态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净化政治生态同修复自然生态一样，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政治生态就是各类政治主体生存发展的环境和状态，是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生活等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影响着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和为政行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勇气、扶危定倾的胆略智慧和高压严治的鲜明姿态，强力正风反腐、从严整纲肃纪，全国上下政治生态焕然一新。在新时代，通过政德建设，努力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要求和迫切需要。
一、抓住“关键少数”，形成“头雁效应”
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绝不是一般问题和个人的事，而是方向性、原则性问题，是党性，是大局，关系党、民族、国家前途命运，是对党员干部的政治要求。
1.维护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和一贯思想
权威，一般意义上说，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社会生活实践的必然性和创造性的认同和服从。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页。
]之所以强调权威，是因为权威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
恩格斯为了清理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及其思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负面影响，才写作了《论权威》。
巴枯宁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者，为了宣传他的思想，他在1873年写了《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使其无政府主义思想开始系统化。在巴枯宁看来，人的个性自由是的，一切权威都会对人的自由带来危害，国家和政府是权威的主要代表，是对个人自由的祸害，因此，为了维护个人的自由，“必须无条件地排除权威原则和国家的必要性”，否定一切权威，使人类社会成为无政府状态。
针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恩格斯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生产发展的考察，指出了权威存在的必要性，“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25页。
]他认为，随着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使各个分散的活动越来越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社会越发展，生产越复杂，权威就越必要。
同时，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社会性是其本质属性。这就决定了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不能离开社会和集体孤立地存在，在一个人数众多的社会中，离开了权威是不可想象的。否定权威就等于否定客观规律，因为“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而这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反动。
那么，权威和自由真的是矛盾的吗？恩格斯认为，权威和自由是相对的、辩证的关系，社会生产越发展，权威就显得越重要。权威一方面保证了大机器工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又使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也就是说，“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
]的。
恩格斯关于权威的论述，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理论依据。
列宁高度重视维护党的权威和革命领袖的权威，注重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面临来自各方面的严峻挑战。1918-1920年间，由于14国的联合武装干涉和国内的武装叛乱，苏维埃俄国曾一度丧失大半国土。为了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提出，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严格的纪律”。他指出，革命刚刚打碎了强加于群众的那种陈旧、牢固、沉重的镣铐。这是昨天的事。但是在今天，同样是这个革命，并且是为了发展和巩固这个革命，正是为了社会主义，才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领导者的统一意志。
列宁严肃批评了俄国当时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的不要任何权威的主张，明确指出工人阶级要在全世界进行艰难而顽强的斗争以取得彻底解放，就必须有权威。他还指出：“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列宁主张，必须坚持党对国家机关工作的领导，这种领导主要是干部选拔、制定方针政策、检查指导等工作；党的一切组织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坚持集体领导，遵守党的集中纪律；党员干部必须接受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这些思想既为维护党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指导，又为政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能否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并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的生死存亡。
1935年遵义会议在党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面临失败危险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从此中国革命焕然一新。正是在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才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同志说，“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只有一个核心”，“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邓小平同志也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从反面证明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
不可否认，苏联革命和建设在前期的发展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使社会主义大旗高高飘扬，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主要的原因在于有了列宁、斯大林等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并坚持和维护了核心的集中统一领导。
然而，苏联的解体速度之快、程度之激烈、倒塌效应之轰动，完全超出人们的预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的大灾难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苏共丧失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重要因素。
到了苏共执政后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苏共党内分成了政见不同的三个派系，即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苏共党内保守派和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中间派。叶利钦等激进派打着反极权、反特权、反腐败的口号，把自己装扮成为苏联人民争民主、人权、自由的斗士；利加乔夫等人作为斯大林模式的既得利益者，坚持和维护旧模式和既有权力结构；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中间派既想维护和把持总书记一人治理体制，又试图对权力结构进行重大改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苏共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公开质疑宪法第六条的合法性（关于苏共是社会领导力量和政治体制核心的规定），宣扬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强行合法化，声称“苏联共产党不想享有垄断权”，并通过修改宪法第六条，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这成了苏共丧失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因素。
国家变色从权力变质开始。列宁对于共产党执政后党内可能出现的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早有警觉。在列宁的建议下，1922年召开的俄共第十一大规定，要求对党的干部“个人发财企图必须无情地加以制止”，绝不允许把入党看作升官发财的手段。
有一次，列宁发现莫斯科市委常委会包庇一些严重侵犯群众利益的领导干部时，他直接给中央政治局写信，建议给莫斯科市委以严重警告处分，要求向省委重申，任何人都不得干预法庭的审判工作，否则就要被开除出党。信的末尾，列宁还愤慨地写了个附言：“可耻和荒唐到了极点，执政党庇护‘自己的’坏蛋！！”[ 黄苇町著：《苏共亡党十年祭（版）》，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年版，第91-92页。
]
邓小平曾说过：“东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苏联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前，《西伯利亚报》曾经作过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后来刊登在《莫斯科新闻》上，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 黄苇町著：《苏共亡党十年祭（版）》，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年版，第53-54页。
]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可以说，正是苏共官员权力观的异化，使他们把权力变成了乐趣，使苏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丧失了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终造成了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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