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睿文馆）

——赵立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几年前，我跟一个朋友到纽约近郊的购物中心看电影。我朋友的左手在越战期间被流弹击中，军医不得不从手腕以下将其整只手掌切除。现在，他戴着机械装置，有金属手指，能够拿餐具或打字。我们看的电影是一部残酷的战争史诗，不过我的朋友似乎没什么感觉，只是偶尔批评一点技术上的问题。电影结束后，我们在外面等人，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看跟我们约好的朋友到了没有。我朋友缓慢地点燃雪茄，然后用手拿着烟，旁若无人地将烟叼在嘴上。观众坐着经历了两个小时的爆炸与撕裂，对于当中精彩场面热烈鼓掌叫好，他们的确很享受这些血腥的画面。人们从戏院里陆续走出，并经过我们身边时，不安地瞥了一眼我朋友的金属手掌，然后走掉了；我们仿佛是人海中的一座孤岛。导论的翻译承蒙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王芝芝教授细心指点，特此致谢。文中如有疏漏错误，均由译者负责。——译者

心理学家雨果·闵斯特贝格(Hugo Munsterberg)在1911年首次观看无声电影时，觉得现代的大众媒体也许会让人感觉迟钝，在电影院里“充实的外在世界突然失去了重量，人完全从空间、时间与因果律中解放出来”，他担心“电影会让人……完全孤立于现实世界之外”。雨果·闵斯特贝格：
《电影： 一个心理学的研究，1916年的无声电影》(The Film：  A Psychological Study：  The Silent Photoplay in
1916,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1970; 1916)，第95页，第82页。几乎没有哪位军人能在充斥断肢残躯的电影中得到丝毫乐趣，同样的，电影中所呈现出的性愉悦也跟实际恋人间的性经验没有什么关联性。几乎没有影片会拍两个老人，或者是两个脱光衣服的胖子在做爱。电影的性镜头，其伟大之处就在于，连上床的镜头都是演出来的，这是人类史上的创举。大众媒体所展现的东西，与实际的生活经验有着极大的断裂。

继闵斯特贝格之后而起的心理学家为了解释这种割裂，便将研究焦点放在大众媒体对观众的影响，以及媒体本身所运用的技术上面。观看带来了平静。虽然在数百万的观众中会有那么几位可能特别喜欢观看屏幕上出现的折磨与强暴镜头，而这些人后来也变成了虐待狂或性暴力加害者。不过，就那些看到我朋友金属手掌的人来说，他们完全是另一种反应：
对于暴力共鸣的经验让他们对于真正的疼痛没有了感觉。例如心理学家罗伯特·库贝(Robert Kubey)和米哈伊·奇克森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在对电视观众所作的研究显示，“人们在被动、放松以及漫不经心当中，从电视获取了某种生活体验”。罗伯特·库贝和米哈伊·奇克森特米哈伊：
《电视与生活质量： 观看是如何塑造每天的经验》(Televis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How Viewing Shapes Everyday
Experience,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1990)，第175页。过度地摄取虚拟的疼痛或虚拟的性爱，只会让我们身体的知觉越来越迟钝。

我们虽然比我们的曾祖父那一代更能够正视或者表达我们对身体的感觉，然而在身体自由上却不一定有相同程度的解放；至少透过大众媒体感受身体的方式反而比那些害怕表现身体感受的世代要被动得多。要怎么样才能让身体过一个道德及感觉丰富的生活呢？怎么样才能让现代人更能够察觉到彼此的存在，并且在身体上反应更敏感呢？

人类的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明显影响了人们彼此间的互动方式，他们是如何注视对方或聆听对方讲话(不管是面对面还是远距离沟通)。譬如我们已看到了战争片是如何影响了观众，致使他们看到我朋友的手也无动于衷。我们在纽约市北郊的一个大型购物中心里看电影。这是个不起眼的购物中心，大概是上一世代所建的，约有30家左右的商店，坐落在高速公路附近，其中还包括了电影院。电影院周围则是杂乱无章的大型停车场。这是正在发生的向巨大都市转变的结果，人口从拥挤不堪的市中心流向比较宽敞却也比较杂乱的空间，如郊区的住宅区、购物中心、办公区、工业区等。如果说郊区购物中心的电影院是个用来聚会的场所，可以让人在装有空调的舒适环境下感受欣赏暴力所带来的快感，那么人口在地理分布上的分散化致使人们在现实中感受弱化，并且压抑了身体感觉功能。

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首先是因为某种身体上的体验让这种新地理学得以成立，也就是速度感。时至今日，人类旅行时的速度远超过我们祖先的想象。移动的技术——从汽车到连绵不绝的高速公路——让人类可以从拥挤得如同包裹般的市中心移居到城市边缘地区。空间成为达到移动目的的手段——我们现在用来衡量都市的空间，是以开车穿越一座城市或者离开城市的容易程度来衡量的。都市空间限制着移动的力量，但它的性质是中性的：
只有在影响驾驶的各种因素减少到的状况下，驾驶员才能安全开车；顺畅驾驶需要有标准的标牌、隔离带以及排水系统，还有街道上必须排除除驾驶员以外的任何生命体。当都市空间的功能变成了纯粹用来移动的时候，都市空间本身也就失去了吸引力；驾驶员只想穿过这块空间，而不想注意这块空间。

移动中的身体所处的状态也加大了身体与空间的隔断。光是速度本身就让人难以留意那些飞逝而过的景致。配合着速度，驾驶汽车，颇耗费心神，轻踩着油门与踩刹车，眼光还要在前方与后视镜之间来回扫视。拿这些驾驶汽车的动作与驾驶马车所要注意的动作相比较，开车还需要留心一些琐碎的事。在现代社会的环境中旅行并不需要花费太多身体的力气，因而也不用太投入。事实上，道路变得越来越直，越来越划一，旅行者就越来越不会在意街道旁的行人与建筑，因为他的目的只是为了移动，在这个越来越简单的环境中只需做一些细微的身体动作就行了。因此，新的地理学强化了大众媒体的效果。旅行者，就像电视观众一样，处于一种被催眠的状况下，并以此来感觉世界；身体完全没有感受到空间的存在，只是被动地在片断而不连续的都市环境中朝着目的地行进。
高速公路的工程师、电视节目的导演，这两者都创造了所谓的“无阻挡的自由”(freedom from
resistance)。工程师设计了没有障碍、让人开起车来不用花力气也不用太投入的道路系统；导演则为人们寻找一切让他们看起来不会觉得不舒服的节目。从电影放映完毕、人们走出来看到我朋友时所表现出来的退缩神情，我知道我朋友吓着他们了，一具印有实际经验的烙印并在不自由状况下还能动弹的身体，要比影像中的伤痕更有震撼力。

这种想让身体不受阻挡的渴望，还伴随着一种对接触的恐惧，这种恐惧从现代都市设计中可以明显看出来。譬如在选择高速公路的行经路线时，设计者经常会以交通干线将住宅区与商业区分隔开来，或者以道路作为划分住宅区内的贫富或种族的界线。在社区发展上，设计者喜欢将学校与住宅设在社区的中心，而不是设在能与社区外的人群接触的边缘地带上。这种思维屡见不鲜，于是买房子的人便越来越觉得这种有篱笆墙与外界隔开的住宅代表着一种良好的生活。因此，我们也就不必惊讶于鲍姆格特纳(M. P. Baumgartner)在针对市郊(就像我和我朋友去看战争片的电影院所在的市郊一样)所作的研究中发现的现象，“每天，生活里都要努力否认、减少、控制和避免冲突。人们避免彼此面对面，并且不愿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更不想当面谴责恶行”。鲍姆格特纳：
《市郊的道德秩序》(The Moral Order of a Suburb,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第127页。一旦与他人接触，自己就有可能冒风险，以至于把某事物或某人当成与己无关的事物或人。现在的科技已可以让我们避开这种风险。
威廉·贺加斯《啤酒街》，1751年，版画。感谢耶鲁大学刘易斯·沃波尔图书馆提供。

因此，若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于1751年所画的两幅版画，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在《啤酒街》与《杜松子酒巷》这两幅版画中，贺加斯特意将他那个时代伦敦的有序与无序画出来。《啤酒街》显示了一群人紧挨着坐在一起喝啤酒，男人将他们的手臂搭在女人的肩膀上。对贺加斯来说，彼此身体的接触代表着社会的连结以及秩序。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南部的小镇上还可以看到人们抓着对方的手或前臂，表示他们是很严肃地在跟你交谈。相反的，《杜松子酒巷》展示了一个社会场景：
在这个场景中，每个主要人物都只看到自己，他们都喝醉了。《杜松子酒巷》中的人，肉体都已经失去了感觉，他们感觉不到别人的存在，甚至也感觉不到楼梯、板凳以及街上的建筑物。这种身体接触的缺乏，构成了贺加斯画中城市空间无序的景象。贺加斯画中对在城市中身体所呈现出来的有序与无威廉·贺加斯《杜松子酒巷》，1751年，版画。感谢耶鲁大学刘易斯·沃波尔图书馆提供。

序的概念，与那些为害怕拥挤的顾客设计封闭性社区的建筑师的想法大不相同。在今天，秩序代表着缺乏接触。
这种明显的区别——现代城市不断延伸的地理形态，与人类身体失去感觉的科技相映成趣——让一些现代文化的批评者得以宣称，现代与过去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对现实的感受力以及身体的活动能力一直在减弱，现代社会似乎变成了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批评家们都认为，这场历史转变的源头，要从城市群众特征的转变说起。过去大众多半紧密地居住于市中心，现在则分散开来。现代市民所聚集的地方是购物中心，而它不具有任何生活共同体的意义，聚集也不是为了追求政治权力。对于现代大众来说，他人身体出现在自己面前所带来的只是威胁感。这种看法在社会理论里，已经由一些大众社会的批评家提出了，比较著名的有阿多尔诺(Theodor Adorno)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参见霍克海姆尔(Max Horkheimer)与阿多尔诺合著“文化产业： 以集体欺骗作为启蒙”(“The Culture Industry：  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载于《启蒙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Continuum,
1993; 1944)，卡明斯(John Cummings)译，第120—167页；阿多尔诺著“文化产业的再思考”(“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载于《新德国批判》(New German Critique)，第6期(1975)，第12—19页；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 先进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不过，我所要挑战的却正是这种观点。现代城市的地理学，就像现代科技一样，将西方文明中根深蒂固的问题搬到了台面上，我们必须要开始想象一个人与人之间都能彼此察觉与接触的空间。计算机屏幕以及市郊零散的住宅区是近才出现的，在此之前，街道与广场上、教堂与市政大厅里，还有住房与庭院之间，乃是人们群聚交流的地方——石砌的老建筑让人能够去接触，至于精巧的设计则反而让人失去了贺加斯版画中所预示的对肉体的那种知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