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讲话实录（会谈卷、会议卷、演讲卷）（全3卷）

一、专业性：《毛泽dong选集》《邓小平文选》编写团队。
二、丰富性：大量背景资料，政策出台前因后果一本通。
三、可读性：结合理论、历史与评析，通俗易懂，适合大众。
四、现实意义：回看改革开放40年，展望我们的新时代。
五、收藏价值：多年打磨，资料详实，红色经典设计。 

      本书共分为三卷：《会谈卷》记录了从1964年到1986年，邓小平会见外国元首和中外记者时的谈话内容，涉及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外交往政策、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西藏问题、对毛泽dong的评价等问题。《会议卷》记录了从1938年到1987年，邓小平参加的有关会议，并对邓小平在会议中所作的重要讲话、对一些政策问题的阐述、处理民生要务的方法和态度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评析。《演讲卷》记录了从1943年到1988年邓小平的历次重要演讲。内容涉及国家建设、干部选拔、军队国防、财政、教育、党内思想等诸多方面。

      本书编委会主要成员有：逄先知、于友先、冯蕙、聂震宁、谢春涛、冯俊科、王媛等人，其中多人长期从事毛泽dong生平、邓小平思想的研究和编辑工作，参与编写《毛泽dong选集》、《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图书。

会谈卷会议卷演讲卷

《会谈卷》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1979年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的谈话）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就“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的主题进行了谈话。1978年12月，党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进程，确定了以改革开放、发展国民经济为新时代的政策和目标。邓小平认为，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随后，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以会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为团长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次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50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70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说明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有了比较准确的定位。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把“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中的“人均收入”修正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此作为衡量国民经济提高的标准，并明确要提高经济水平，必须要坚持改革开放，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说：“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300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细，很具体，很有效。”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大平正芳就中国未来的规划问：中国的现代化蓝图究竟是如何构想的？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邓小平就中国将来的发展目标胸有成竹，他回答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这是邓小平首次阐述中国现代化建设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小康”目标的定位，把本来很抽象的社会经济目标形象具体化，使这一现代化的目标更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同时，它采用世界上通用的衡量标准，将中国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世界各国进行比照，有较好的参考性，可以依照对照情况适时调整相关政策和措施，对中国共产党完善现代化发展战略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针对“小康”目标的阐述，邓小平进行了形象贴切的解说，它既是“四个现代化目标”，又可以让人民“日子好过”，使“社会存在的问题比较顺利地解决”。邓小平客观冷静地分析国情，并不盲目冒进，他指出：“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因此，他认为把目标放低一点好，可以轻易实现目标并超越目标。同时，邓小平强调：“目标定低一点是为了防止产生急躁情绪，避免又回到“左”的错误上去。”邓小平指出，“小康”的现代化，是根据中国国情制定的可行目标，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它要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充满信心地说：“如果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真正达到每人平均1000美元,那我们的日子比他们2000美元还要好过。”邓小平这次提出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后，又对这个目标作过深入调查研究，进行了多次调研、论证、思索，进一步明确小康目标。1980年6、7月间，邓小平先后到陕西、四川等地进行考察。7月22日，邓小平在听取河南省委工作汇报后说：“对如何实现小康，我作了一些调查，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省份，一个省一个省地算账。我对这件事感兴趣。8亿人口能够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为了实现目标，邓小平在考察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作精心设计和规划，明确提出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在1981年11月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力争用20年的时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消费达到小康水平。到那时，我们国家的经济就可以从新的起点出发，比较快地达到经济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时，对“小康”目标的描述更为明朗:“我们提出20年改变面貌,不是胡思乱想、海阔天空的变化,只是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变化,这是有把握的。小康是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美元,人均800美元。社会主义制度收入分配是合理的,赤贫的现象可以消灭。到那时,国民收入的1%分配到科学教育事业,情况就会大不同于现在。”邓小平对实现远大的目标充满信心，他认为先要打好基础，循序渐进，随后要加快发展的步伐，他说：“搞了一二年，看来小康目标能够实现。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跑得快一点。”邓小平着眼于中国国情，随后于1987年，创造性地设计出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步骤、具体要求，到20世纪80年代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0美元；20世纪末达到1000美元；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完整地描绘出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这一百年间，中国国民经济不断增长、国民生活水平由初的解决温饱、到实现小康、再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就此，邓小平确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实施步骤。《会议卷》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2月13日）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开始以后，来自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212位负责人首先就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认识了“文革”的错误后，党中央和整个中国需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了。同年12月13日，经过前期的酝酿，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就此为题发表了重要的讲话。讲话共分四个问题：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指出，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将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斗志，增强信心，加强团结。思想解放，是推动中国今后一切发展的前提。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两大反革命集团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任何人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此外，当时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在邓小平看来，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却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的规则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此外，人们还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他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怪现象就产生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邓小平说：“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1978年的中国，虽然打倒“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但经济管理体制、领导权力仍然过于集中，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等四个方面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邓小平提出，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以更多的自主权。当时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有了自主权，接下来就是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等个人的民主权利，从这点上必须加强法制。邓小平郑重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作‘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1975年，邓小平在推动全面整顿的时候，就提出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在管理上加强责任制。三年后，他仍然强调这个问题。当时，在各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在具体如何实施上，邓小平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1.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2.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3.严格考核，赏罚分明。“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样先富带动后富的认知，在邓小平看来是为了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速地富裕起来。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邓小平还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全国胜利前夕，号召全党重新学习。“文革”期间，全党的主要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邓小平认为，要搞好现代化建设，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指出，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要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要善于学习，要研究新问题。历时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