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4344127
1、任继愈先生是我国哲学宗教学界的一代大师，他在佛教方面的研究成就被誉为“凤毛麟角”。他一生潜心治学，敢为天下先，始终走在学术研究的前沿，堪称中国学者的典范。
2、“大学之大”围绕任先生对其母校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的回忆展开，以平实质朴的语言再现战争年代的校园生活。
3、作为曾经西南联大的学生，任继愈先生在本书中以他的亲身经历，用文章深情地回忆了他与汤用彤、贺麟、熊十力……诸位先生浓厚的师生情谊，让先生们的大学问和真性情皆跃然纸上，真实可感，也生动地展现了那段时局动荡但学术星光璀璨夺目的时代。
本书较为集中地录入了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释、道三教文化本源及流变的精辟见解，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本书是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对中国文化以及对近代大师级学人的评述性的著作。
任继愈先生是我国哲学宗教学界的一代大师，他在佛教方面的研究成就被誉为“凤毛麟角”。他一生潜心治学，敢为天下先，始终走在学术研究的前沿。本书较为集中地录入了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释、道三教文化本源及流变的精辟见解。
西南联大作为中国教育*为辉煌灿烂的一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云集当时中国学术界一流的学者、专家。作为曾经西南联大的学生，任继愈先生在本书中以他的亲身经历，用文章深情地回忆了他与汤用彤、贺麟、熊十力……诸位先生浓厚的师生情谊，让先生们的大学问和真性情皆跃然纸上，也生动地展现了那段时局动荡但学术星光璀璨夺目的时代。
原版前言
我的追求（增订版代前言）
大学之大
北大的“老”与“大”
松公府旧北大图书馆杂忆
沙滩红楼老北大杂忆
抗日战争时期的北京大学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
我心中的西南联大
先生们
汤用彤先生和他的治学方法
熊十力：昂首天外，挥斥八极
贺麟：“青年的保姆”
有关蔡元培校长几则轶事
侯外庐先生与他的学派
吴宓：为人谋何巧，谋己一何拙
冯友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金岳霖先生的一堂教学和两则轶事
刘文典：是真名士自风流
我眼中的闻一多、顾随先生
沈兼士与魏建功先生
钱穆：“谨以此书献给前线百万将士”
张颐：以汉学之风治西学
郑昕：思辨与浪漫并行不悖
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
罗莘田：一代大师，因小见大
马一浮：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艾思奇：不与俗人争短长
怀念张岱年先生
中国文化的特点
韩愈何以宋以后身价大增
谈朱熹
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
佛性论与人性论
禅宗思想的中国化
“中国佛教”是如何形成的
道教与科学：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为“官”终究为学问
学习中国哲学史三十年
从《青春之歌》回忆当年
我的书斋：“躲进小楼成一统”
我与《中华大藏经》
道教的发展与道书的编集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经验
论儒教的形成
儒教这一套学问不是孔子发明的
禅学与儒学：运水搬柴与洒扫应对
道家与道教要严格区别
从“书同文”到“语同音”
汉学发展前途无限
连续与融合：中国文化的特点
任继愈先生大事年表（1916—2009）
熊十力：昂首天外，挥斥八极
30 年代初，我在北大哲学系当学生，后来又在北大教书，熊先生这30 年间，有短暂的时间不在北大，可以说基本上没有离开北大哲学系。这30 年间，国罹劫难，人遭苦厄，社会相、人心相呈现得更加分明，使人加深了对熊老师为人与为学的认识与怀念。
从课堂讲授到书院式的讲学
记得1934 年考入北京大学时，听高年级的同学们介绍北大的老师们，其中有一位在家里上课的老师，是熊先生。比我高两届的同学说，他们听熊先生讲课还在北大红楼。到了我们这届，1935 年始就不在教室上课了。因为他受不了上下课时间的拘束。熊先生认为听者得不到实际的益处。记得他写给选他课的同学们的一封信，有“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的话，这封信贴在哲学系办公室有很长时间。
熊先生冬天室内不生炉火。北京的冬天差不多有四个多月，听课的学生全副冬装，坐着听讲。熊先生开的课是两个学分，也就是两节课。但熊先生讲起来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每次讲课不下三四小时，而且中间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间，从不坐着讲。喜欢在听讲者面前指指划划，讲到高兴时，或者认为重要的地方，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振堂宇。有一次和张东荪谈哲学，张在熊先生面前，也成了学生，一巴掌拍在张的肩上，张东荪不得不眨眨眼，逡巡后退，以避其锋芒。抗战时，听郑昕先生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时，听熊先生讲课，他怕熊先生的棒喝，每次早一点到场，找一个离老师远一点的位子坐下。我才知道熊先生这种讲课方式由来已久。
听熊先生讲课，深感到他是教书又教人，讲新唯识论、佛家名相通释时往往大骂蒋介石让东北失陷，不抵抗，卖国投降。熊先生不只传授知识，他那种不媚俗、疾恶如仇的品格，感染了听讲的人。
颠沛流离中不废讲学
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昔日故都就成了边城。日本侵略势力逐年向华北延伸。华北之大，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熊先生平时深居斗室，不参与政治运动，但他对同学们的罢课、游行是支持的。同学们罢课，反对华北独立，熊先生的课也上不成，熊先生是同情学生的。对胡适强迫学生上课，也表示不满。七七事变后，北平为日军占领，熊先生冒险，化装成商人，乘运煤的货车逃出北平。随行的有刘锡嘏（公纯），也是北大的学生，一路照料。火车上正值大雨倾盆，衣履尽湿，他生怕熊先生感受风寒，幸好未生病。熊先生辗转到了武汉，又到了四川壁山县。这时已是1938 年的冬天。
熊先生从北平脱险后，住在壁山县中学里，中学校长钟芳铭欢迎熊先生住下。熊先生的学生钱学熙夫妇、刘公纯也随熊先生留在那里，熊先生没有闲着，写他的《中国历史讲话》。贺麟先生和我从重庆南温泉去壁山看望他。熊先生兴致勃勃地谈他的《中国历史讲话》的内容梗概，大意是讲“五族同源”说。在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促使他不知疲倦地撰写他的这一著作。我们去时，熊先生很得意地讲述了他如何撰写“回族”的起源问题。他说，这个问题使他苦苦思考了很久，才解决的。这时，他已同时着手写他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由钱学熙译为英文，刘公纯代他抄写。
在四川8 年，熊先生生活很不安定，物价飞涨，大后方民不聊生，熊先生只好投靠老朋友、老学生，艰难度日，和家属不在一起。但他没有一天不讲学，没有一天不修改他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他看到国民党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还是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却从不显得灰心丧气，给人的印象是勇猛精进，自强不息。
熊先生在1939 年离开壁山中学，住到南温泉鹿角场学生周鹏初家。我当时也在南温泉，每星期天到熊先生住处。后来，我回到昆明，他中间到过嘉定乌尤寺，和马一浮主持“复性书院”。不久，书院遭到日军的轰炸，熊先生膝部中弹片受伤，他也离开了“复性书院”，和马一浮先生还发生过小的不愉快。熊先生回到壁山来凤驿，与梁漱溟先生住在一起，借住在一所古庙西寿寺。我和贺麟先生同去看过他。那天晚上，梁先生还讲述了他到延安，和同志在一个大炕上，连续谈过8 个通宵的事。熊先生这时还没有忘了讲学，韩裕文从“复性书院”退出，随同熊先生。熊先生对韩裕文也分外关心。按通常习惯，我们对熊先生自称学生，熊先生命韩裕文称“弟子”。“弟子”，大概有及门或入室的意思吧。韩裕文是我在大学的同班同学，为人笃实，学问也朴实，对中国的理学、西方的古典哲学，有很深厚的基础。在熊先生那边，学了一两年，因为生活无法维持，不得不离开，到了昆明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方哲学名著编译会”当专职的翻译，每月有了固定收入，略相当于大学的讲师。1947 年间，赴美留学，因肺癌不治，半年后病逝于美国。熊先生为此十分伤痛。如果天假以年，韩裕文在哲学上的成就必有可观。
梁漱溟先生在重庆北碚金刚碑创办了勉仁中学，熊先生被邀到勉仁中学去住。梁先生的几个学生，黄艮庸、云颂天、李渊庭等也成了熊先生的学生。这时熊先生也还是修订他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我在西南联大哲学系，利用暑期，在北碚勉仁中学熊先生处住一两个月。熊先生在北碚除了给勉仁中学讲讲哲学，还结识了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听说熊先生爱吃鸡，
滑竿上捆了两只鸡去看熊先生。以后两人通信，讨论先秦诸子及中国传统文化问题，这时郭还向熊先生介绍周恩来同志，他的信上说“周恩来先生，忠厚长者”，愿来看望先生。熊先生与郭沫若结下的友谊，到新中国成立后，一直维持着。在北碚时，牟宗三、徐佛观（后来改为复观）等都常来熊先生处，牟宗三也住在那里。
胸怀坦荡 古道热肠
熊先生的老朋友邓高镜先生，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到大后方去，北平收复后，熊先生回到北京大学，又见到他。见他生活潦倒，很困难，熊先生自己还约集林宰平、汤用彤诸先生按月给他生活费，由我每月发工资后汇寄给他。这种资助一直到邓老先生逝世。
抗战时期南京的支那内学院迁到四川的江津，称支那内学院蜀院。欧阳竟无先生是内学院的创立者，有一大批弟子。熊先生、吕徵先生、汤用彤先生都从欧阳先生问学。吕先生是欧阳先生的事业的继承人。梁启超当年在南京也从欧阳先生学佛学。熊先生的哲学体系已突破佛教思想体系，融佛入儒，欧阳先生认为他背离佛教，背离师说，命人写《破新唯识论》以驳斥熊先生的学说。熊先生又著《破破新唯识论》。从此师生不相来往。我和熊先生相处30 年间，熊先生谈起欧阳先生，总是带有十分敬意，认为他是一代伟人、有造诣的学者，没有不满的言辞，只是在学术观点上不一致。欧阳先生在江津病危，熊先生听说后，还是到江津内学院探视，希望与老师后见一面。
当时内学院的同仁，认为欧阳先生垂危，怕见了熊先生情绪激动，受刺激，反而不好，没有让熊先生与欧阳先生见面。熊先生出于师生情谊，前往做后的诀别。事后人们谈论起这件事，都认为熊先生做得对。
马一浮先生与熊先生多年来是学术上的知己，互相了解，也互相欣赏。熊先生的《新唯识论》出版时，马先生为此书作序。文中有“生肇敛手而咨嗟，奘基矫舌而不下”的话，认为此书的见解超过道生、僧肇、玄奘、窥基。抗战期间在“复性书院”有一段时期有点不愉快而分手，后来抗战胜利后，两人友好如初。我和熊先生通信，有些见解，熊先生认为有道理的，也把信转给马先生看，马先生的信，也有时熊先生转给我。熊先生的生日，马先生有诗相赠，有云“生辰常占一春先”，因为熊先生的生日在农历正月初四。
新中国成立后，熊先生在北京时，收了一个义女，命名“仲光”，和他自己的女儿幼光、再光排行。仲光喜静，爱读佛书，帮助熊先生料理家务，抄写稿子。熊先生一生很少和师母在一起，子女也不学哲学，在北京及在四川，都是独立生活。晚年有一女儿作为弟子，又能听他讲学，十分满意。他说“伏女传经，班女受史，庞女传道”，今得仲光，又多了一个可以传道的人。熊先生南下后，仲光留在北京未随去。
熊先生一生没有积蓄，有时靠亲友的资助，抗战时期有几年很困难。熊先生对他的学生凡是去看他的，他都留下，吃住在一起。学生给老师带点礼物，如带只鸡，送点药物，熊先生也不客气，慨然收下，相处如一家人。但是在学问上有错误（对古人的思想理解不对），熊先生也不客气地指出，从不说敷衍、客气话。有问必答，甚至问一答十。跟熊先生在一起，令人有虚而往、实而归的感觉。和熊先生相处，好像接近一盆火，灼热烤人，离开了，又使人思念难以忘怀。
昂首天外 挥斥八极
北京大学蔡元培当校长时，依照西方大学的规章，教授要开三门课程。只担任一门课的，聘为专任讲师，外校教授在北大讲授一门课程的，聘为兼任讲师。当年鲁迅就是兼任讲师，我在北大时，清华大学的张申府、金岳霖先生都担任过北大的兼任讲师，林宰平、周叔迦先生也是兼任讲师。熊先生经蔡元培先生介绍到北大哲学系，是专任讲师，每月薪水120 元。那时蒋梦麟主持北大。熊先生的为人，不会与人俯仰，只是做自己的学问。他这个讲师的名义一直继续到七七事变，离开北京为止。他从不参加系里的开学、毕业、迎新送旧的活动。他这个讲师，在任何教授面前屹然而立。不论什么人来访问，他从不和人谈论天气，一谈起来，就是讲学问。除学生们前来请教的以外，在北平常和熊先生来往的，有汤用彤、林宰平、蒙文通、贺麟、张东荪诸先生。都是这些先生到熊先生家，熊先生从不回访。抗战时期在重庆，有不少国民党的达官显宦来访，居正是当年辛亥革命时的朋友，陈铭枢从欧阳竟无先生学过佛学，与熊先生也友好。熊先生住北碚时，陈铭枢请熊先生在一个背山面江风景优美的饭馆吃饭。熊先生朝江面看风景，陈铭枢面对熊先生，背对着江面。熊先生问陈，你为什么不看看风景，陈说，你就是很好的风景。熊先生哈哈大笑，声振堂宇，说：“我就是风景？”熊先生对他们也是讲他的“体用不二”的道理。不论什么人，只要常到熊先生处，听他讲学，不知不觉地就成了他的“学生”了。熊先生有一种气势，或者说有一种“境界”把来访的人慑服住。
我的老朋友韩裕文曾对我说过，熊先生告诉他，做学问，不能甘居下游，要做学问就要立志，当流的学者，没有这个志向，就不要做学问。做学问，要像战场上拼杀一样，要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心，妻子儿女也不能兼顾。天才是个条件，但天才不能限制那些有志之士。他还告诫，青年学者，要爱惜精力，他在勉仁中学写了一联赠一青年学者：“凝神乃可晋学；固精所以养气。”他对韩裕文讲过像×××，人很聪明，可以成器，他就是爱嫖，这也成不了大器（据说此人现在台湾）。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同志、郭沫若同志函电邀请他到北京来。熊先生路过武汉，当时李先念、林彪等主持中南工作，设宴招待他，他还是讲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到北京后，对人讲，林彪心术不正，怕不得善终。老朋友们劝他不要随便乱说。到北京后，同志给他送了几本书，还写了信。熊先生申明，他拥护共产党，爱新中国，一辈子学的是唯心论，无法改变自己的哲学主张。我们的党没勉强他，还出钱帮他出版了好几种唯心主义的著作。他的表里如一，爱国、热爱学术的精神，受到共产党的尊重。
他住在上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开会，他先说明，我保证“三到”（开幕、闭幕、照相），其余的大小会都不参加。会议期间他有机会去与多年的老朋友叙叙旧，也很高兴。他与钟泰、张难先、吕秋逸过从。陈毅同志也前往拜访。鼓励他写他的书，帮他出版。新中国成立后，熊先生的心情基本上是舒畅的。
以理想滋润生命 以生命护持理想
从熊先生和许多良师益友的身上，使我懂得了应当走的路和如何去走。教训深刻，而又使我铭记不忘的，使我首先想到的是熊先生。熊先生这个人，以他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哲学的典型。一生坎坷，没有遗产留给儿孙，家庭关系处理得也不尽妥善。几十年来，没有见他穿过一件像样的考究的衣服。伙食注意营养，却不注意滋味，甚至可以说他吃了一辈子没有滋味的饭，人们认为值得留恋的生活方式，对熊先生毫不沾边。熊先生博览群书，不讲究版本，手头藏书很少，可以说没有藏书。我认识的学者中，熊先生是没有藏书的学者。别人也许觉得他贫困，他却显得充实而丰足。别人也许认为他不会安排生活，他却过得很幸福、坦然。他也像普通人一样，有时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过后，却深自谴责，好像雷阵雨过后，蓝天白云分外清新，他胸中不留纤毫芥蒂，真如古人所说的，如光风霁月。他具有只有他才具有的一种人格美。
我常想，是一种什么力量使他这样？这里面大有学问。我感到熊先生在生命深处埋藏着一个高远的理想，有了这个理想，使他百折不回，精进不已，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在四川北碚时，熊先生说他在北平寓所有一副自写的对联：“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胡世华同学看了想要，熊先生送给了他。前不久遇见胡世华，问起这件事，他说确有此事，还补充说：熊先生取下这副对联，在上面写上“此联吾自悬于座，世华见而索之”。“文化大革命”之后，不知此联是否尚在人间。这十个字，充分说明了熊先生的理想。他孜孜不倦，汲汲遑遑，从南到北，开门授徒，著书立说，无非是为了这个理想。熊先生讲学，不问对象（有学人，也有官僚政客、商人）是否值得讲，听讲者是否真正愿意听，他总是苦口婆心、锲而不舍地讲授。讲述的中心，无非是要人们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中年以后，建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后，“舍佛归儒”。除了在他著作中写出来的、理论上发现的佛教哲学缺失外，还有一个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因”—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有了这种深挚的爱，虽长年病躯支离，却肩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这种深挚而悲苦的责任感，是20 世纪多灾多难的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所独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得愈深刻，其深挚而悲苦的文化责任感也愈强烈。这就是熊先生理想的动力。
熊先生抽象思维、辨析名相的功力为常人所不及，《因明大疏删注》即是明证。但熊先生的著作中反复申明的，倒不在于抽象思维的训练，而是教人端正学习的态度。他指出学问的精髓不在于言说文字，而在善于体认言说文字之外的中心恻怛的心怀（超乎小我的感情），他一再教人不要把学问当作知解看待，要学会体认心之本体。他在著作中反复叮咛：玄学不同于科学，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这里不存在抬高中国哲学，贬低西方哲学的意思。熊先生只是提供人们如何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熊先生称为“玄学”（与西方玄学、形而上学意义不同），它既有思辨之学，又有道德价值观、美学观等更丰厚的内容，这些内容确实是近代西方意义的哲学所包容不进去的。
“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这说明进入20 世纪，中西文化接触后，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广泛而深刻的反省。西方侵略国家挟其船坚炮利的余威，给中国的经济生活以破坏，连带引起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至家庭生活的变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冲击、震荡，发展下去，必然引起知识分子深刻的世界观的动荡。春秋战国在中国历史上曾被认为是个大变革，它与“五四”以后的变革相比，简直微不足道。熊先生的哲学的核心问题，与其说它讲的是哲学问题，不如说它讲的是文化问题、传统文化的前途、出路问题。
熊先生“弃佛归儒”，正是由于儒家传统带有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佛教（特别法相唯识之学）更多思辨特色。思辨精神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为生民立命”，在西方近代哲学家看来，本不是哲学家的事，而中国知识分子则认为责无旁贷。熊先生与欧阳竟无先生的分歧在于：熊先生以佛为妄而舍佛归儒；欧阳竟无先生在抗战前后发表的关于《大学》《中庸》的论著，以及对孔孟的评价，也有“舍佛归儒”的倾向，只是欧阳先生认为儒家高明博大，佛亦不妄，佛儒交相融摄，更趋向于儒而已。
熊先生为了他的理想，生死以之。他很早就宣称他不能接受马列主义，不能相信唯物论。像他这样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和熊先生相处多年，相知甚深。我过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新旧中国相比较，逐渐对儒家的格、致、诚、正之学，修、齐、治、平之道，发生了怀疑，对马列主义的认识，逐渐明确。在1956 年，我与熊先生写信说明，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说我“诚信不欺，有古人风”。以后，书信往来，就不再探讨学问了。熊先生历年给我的信很多，可惜毁于十年劫灰中！
学马列主义，也不能在言语文字上打转，也要身体力行，这方法和态度还是从熊先生的教诲中得来的。熊先生是我永不能忘的老师。
赘语
海外不少学者和同行们，出于对熊先生的关怀，流传着不少传闻和推测。有人认为新中国对待旧社会的老专家实行压迫，他们失去了讲学的自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受折磨，饮恨而终。我对此不得不做一些必要的说明。
先说新中国成立前熊先生在北大所受的待遇。熊先生在旧北大一直当讲师。七七事变后，教授可以到西南联大报到，仍能教书，不致失业，而熊先生不是教授，迁到大后方，拒绝收容他，任他漂泊西南天地间达8 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等政府领导人请他来北京。北京解放不久，教授的待遇按小米折价，刚从美国回来的华罗庚和熊先生的工资都按标准定为400 公斤小米。
抗战胜利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熊先生住在沙滩北大孑民堂后院的两间改造过的集体宿舍里，面积约20 平方米。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在交道口附近给他租了一处住房，北房五间，并为他购置了必要的家具。他和义女仲光来京后，即住在这里。两三个月以后，熊先生嫌这个院子嘈杂，又搬了一次家，搬到西城宝禅寺街，住在后一进院子，是个独院。在这里未住多久，国务院又给熊先生在北海鸦儿胡同购买了一所小四合院，出门不远就是什刹海后海。住在这里不到一年，熊先生感到年老，不耐北方严寒，打算到上海依儿子世菩，这是他的儿子，当时世菩在上海招商局任工程师。熊先生的客人、学生来往的人多，世菩向招商局申请，扩大他的住房面积，以便安置年老的父亲。格于制度，没有办到。后由国务院指示上海市委，在愚园路给他安排住房，这个地方比较安静、宽敞。熊先生的工资仍按月由北大汇寄，后来熊先生嫌每月汇寄麻烦，工资由上海市委统战部支付。
旧中国不曾限制唯心论，只限制唯物论，但熊先生的著作出版，遭到种种挫折，有的书是熊先生自己出钱印的。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书由国家出钱，出版了七八种，公开发行。说到这里，也附带说一说陈寅恪先生。陈先生抗战期间，为英国庸医所误，双目失明，仅有光感。新中国成立后，中山大学在他的楼前特别用白色涂刷了一条小径，以便于他借助白色反光饭后散步。陈先生用的药品，国内买不到的，由香港购进，24 小时有护士3 人轮流护理。还请他到北京担任历史所所长。陈先生的朋友、学生多在北京，他也有意北来。由于敦请陈先生的那位学生说话不慎，惹得陈先生不高兴，他拒绝北来。
熊、陈这两位老先生备受政府礼遇，这些事实都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尊重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的。到了“文化大革命”，是非颠倒，国家遭难。外人只看到知识界、文化界人士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折磨，误认为是共产党政府搞的。“四人帮”是共产党的敌人，共产党的开国元勋，上至主席、元帅、将军，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下至一般干部、一般群众，遭难而死的，何其多也。这些罪恶行径，应与共产党政府无关，这是不得不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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