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选集第一辑—洪灵菲选集

　　“新文学选集”是新中国**部汇集“五四”以来作家选集的丛书，分为“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和“健在作家的作品”两辑，共25本。丛书意义在于给“新文学”定位，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使读者“藉本丛书之助”，“能以比较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获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识”，从而点出了这部“新文学选集”的“文学史意义”：编选的是“作品”，展示的则是“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把“现实主义的文学”作为“新文学”的主流，以此来筛选作品；重塑“新文学”的图景；规范“新文学史”的写作；建构“新文学”的传统；回归“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指导原则”；为新中国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和资源，乃是这套“新文学选集”的意义和使命所在，因而被誉为“新文学的纪程碑”。

 

　　洪灵菲（1902-1934），现代作家，笔名林曼青、林阴南、李铁郎等。广东潮州人。出身贫苦的农民家庭，后投身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遭到国民党的通缉，被迫流亡到新加坡等国。曾参与出版《我们月刊》。1930 年“左联”成立时，他是七人常委之一。1933 年被国民党逮捕，1934年年仅32岁的洪灵菲被枪杀于南京雨花台。主要作品有《流亡》《前线》等。《洪灵菲选集》挑选了他的代表作小说《流亡》，《流亡》是洪灵菲的自传体小说，他只用了一个半月就完成了这部作品。从广州的“4·15”大屠杀写起，一直写到追随起义部队进入潮汕，却扑了空，不得不再次流亡。主人公沈之菲后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坚定了革命的决心，看清了社会的丑恶与黑暗，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因此，要消除这种状况必须经过革命，实现社会的彻底变革。后，沈之菲悄悄离开家庭，踏上了流亡的路途，“去为着人类寻找永远的光明。”

目 次

出版说明 / 1

编辑凡例 / 7

我所知道的灵菲孟超 / 9

流亡 / 1

　　我所知道的灵
　　孟超
　　我认识灵菲是在一九二七年冬天，那时正是大革命退潮之后，革命势力退出武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了南昌暴动，部队进入潮汕，发动了广州暴动，党的活动便转向地下，反革命的刽子手们虽然到处加紧进行着残酷的白色恐怖，但许多革命工作者对于他们的回答，却是不屈不挠的反抗意志和继续搏斗的事实。而我们这一群，抱着同样的心情，从不同的战场上，从不同的省份里，冒着追捕、杀害的种种危险，聚集到了上海。在新的革命工作的要求之下，寻取了另一种斗争方式，用笔的武器，开始建立了阶级文学的新的阵地。当时，光赤、阿英和我，把曾经在武汉酝酿过的文艺团体，正式组织成了太阳社，创办了《太阳》月刊；灵菲、平万，还有杜老国庠(那时他化名林伯修)，组织了我们社，出版了《我们》月刊。这两个团体，这两个刊物，虽然对外是各自独立着，其实在同一目标之下，不但步调一致，慢慢的两个组织也由二化一了。
　　我还记得和他初的见面，是在北四川路底横浜桥口一家极小的广东馆子里，我和阿英在那里吃廉价的包饭，他和平万、杜老也常常在另一个桌上出现。这个饭馆客人并不太多，每次相遇，从神态中，从谈话的口风中，彼此是早已默识了，但开始接谈，还是经过了郁达夫的介绍。他把大家拉拢到一个桌上，几杯白酒，一场热烈的叙话，从此就恍如多年的旧交。不过，灵菲平常总是谨愿沉默，不多发言，虽然也有感情激越的时候，只不过高笑几声，一刹又恢复到宁静，特别是对于他过往的事迹，更是很少叙述。现在时间相隔已经二十几年了，每次回想旧事，虽然他那瘦削清癯的身影，他那诚挚热情的神态，往往就自然涌上眼前；00而关于他的出身经历，以及怎样的走上革命的道路，总觉得知道的实在不够详细，难以整理出个头绪。
　　据我仅能忆及的：他是广东潮州人，曾经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这个学校便是后来的中山大学。当他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正是南中国革命潮流高涨的期间。他在中国共产党初运用统一战线政策而获得成功的国共合作政治局面下，开始参加了学生运动，参加了当时属于国民党左派的组织，更由此接近了马列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在沙基惨案反帝斗争中，做过不少的组织与宣传的工作；他也曾亲眼看见过中山舰事变的发生，看见过北伐，以至于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和屠杀革命力量。萧楚女、张太雷以及许多死难烈士的斑斑的血迹，更培养了他，教育了他，使他愈加坚强起来。由于事变之前他曾工作在广东政府海外部，兼作着党的支部工作，早已被反动派所嫉视；事变以后，就被通缉，几次受追捕搜查，有一次躲到尼站庵的棺材房里才幸免于难。这样，他成了奔波流亡的逋逃者，流浪到新嘉坡，流浪到暹罗。虽然无时无地忘记过革命事业，但无处可以容身。后，乃决然到了上海，我们的相识正是在他流亡之后。
　　我还记得在一个寒风峭厉霜雪逼人的晚上，在他住的亭子间里，我们两个人瑟缩地坐在没有热气的火钵旁边。严酷的时令正象征着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他却忽然的把平时冷静沉郁的心的幔幕揭开，露出了内蓄着的狂烧着的热情，高声朗诵李白的诗，杜甫的诗，拜伦、雪莱的诗，用长歌狂啸抒发尽了久压的淤积。自然，曾经度过二七年代的革命潮浪的人，谁也会知道那时革命青年中是有不少的人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的感情生活，一面是严肃的工作，坚韧的精神；另一面就是浪漫谛克的气质和行动。当然，这还是由于革命知识分子的阶级性的限制。但这表现在灵菲身上，却显得极不调和，因为他的诚朴谨愿使人难于想象到他的豪放疏狂。这样，使我不能不笑着向他说：“你具有纯厚的，不加雕琢的农民的性格，同时也具有放浪形骸的诗人士大夫的性格。”他听了我这话，沉了一沉，收敛了那激发的感情，慢慢的告诉了我他的身世。
　　他出身在一个贫苦破落的家庭中。他的父亲是落第秀才，初靠了课蒙为生，后来转业中医。他从小就长养在农村里边，得到了土地的培育，也沾染了土地的气息。家庭中父母，弟兄，姊妹七八口之多，主要的依赖了他父亲不足五十元的收入，来维持全年的生计。他告诉我说：从出世长到十五岁，还没有尝到鸡蛋是甚么滋味。他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参加了家庭的劳动工作。每天，天还不亮，鸡刚叫过，就同姊姊弟弟拿着吊箕、铁钯，到村巷里，捡拾猪粪、蔗渣；猪粪捡来做肥料，蔗渣捡来当柴烧。在农村里，穷苦人家的孩子们都做这些劳动，然而却被富人家孩子瞧不起，对他掩鼻而过，加以卑视的白眼，甚至于迎面向他额角上吐上两口唾沫。这样，贫与富的阶级间的不平的思想，在他幼小的年代早已插下根，种下了仇恨的苗。自然在当时他只能背地里偷哭，向着爸爸妈妈申诉，而能够得到的安慰，也仅仅是：“孩子，等你长大成人，有了出息就好了。”这是妈妈的话。至于严肃的父亲，就连这点都没有，除了要求他“上进”之外，只有对他的苛责了。
　　他缕缕的叙述着这些童年的琐事，窗外呼呼的北风，似给他做着忧郁的伴奏；然而，他的话却又从低沉转到了激昂：“‘有出息’、‘上进’，全是空话，现在我早已明白了这些社会制度造成的罪恶，只有用革命来解决的。”这些故事给我以启示，使我更进一步知道他与革命的结合，固然由于时代所造成，而他的家庭，他的出身，几乎使他具备了先天的革命的条件的。
　　在那时，灵菲惯说的一句话是：“革命运动虽然受到暂时的挫折；但我们有一枝笔，就会使他从另一方面蓬勃起来的！”是的，当时革命文学运动的确是有了极大的开展。从事这一运动的，由各地汇集到了上海，得到党的指导，特别是秋白同志，更是重视这一工作。在我们这一小部分中，又推他是勤奋辛劳的一个。他从那时起，编辑着《我们》月刊之外，一连串的写了不少的小说，印成单行本的，有《流亡》《前线》《转变》《明朝》《气力出卖者》《家信》《长征》《归家》等；其他短篇的文艺论文，除了发表在《我们》月刊，也散见于其他刊物，如《太阳》《海燕》《拓荒者》《海风周报》《大众文艺》《文艺讲座》等；翻译方面，他译过高尔基的《我的童年》《赌徒》等。不过，不久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极残暴的文化压迫，许多进步书店遭了封闭，书籍刊物也都受了查禁，因此他的作品多半不能公开发售，甚至还有一部分刚印出来的，也失掉与读者见面的机缘。而他自己在这种环境之下，为了避免反动检查机关的注意，有不少的文章是用了林曼青，林荫南，李铁郎……等等笔名发表的。所以他的作品散佚特多，不易搜集，有的流落在书摊书肆，由于署着生疏的名字，也容易被人忽略过去。我常常想到他的作品正如他一生所遭受的一样，颠沛困厄，以至于尸骨都失掉了着落。正因这样，使我们更不能不戟指着那曾经横暴一时而现在遁处台湾托庇于美帝国主义仍在进行卖国活动的蒋介石匪徒和他那反动残馀力量，而永无消解仇恨的一天！
　　在这里，让我顺便略谈一谈灵菲的小说，特别是作为选品的这一部《流亡》：这是他初的作品，自然这里边所表现的，只是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如果我们拿二十年后现在的尺度去衡量它，也许会感到不够完整，不够精炼，或者与今天的要求不能完全契合。然而追溯起来，从革命文学的发展阶段上看，那是正在开创的初期，这作品却已经能够表现了那一时代，并且代表了当时的情调风格等等，这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正因为这个原因，贯串在整个《流亡》中的，一方面不免是以感情去接触革命；另一方面又不免是抽象的表现了革命的概念。他以浪漫主义的表现方法，在革命的故事中揉杂了不少的恋爱场面，我们也不能否认在风格上是受了郁达夫的影响(自然他没有郁达夫的颓废的一面)。可是，我们更应该着重的指出：他不但是忠实的反映出在革命低潮中革命青年由各种苦闷而转到反抗的历史事实；同时，并以愤慨的热情，恣肆的笔力，对于那黑暗的政治，黑暗的社会，以及屠夫刽子手的疯狂的压迫与虐杀，加以无情的暴露，进一步的指出革命才是出路，这样鼓舞了广大青年，教育了广大青年。因此，他对青年起了一定的影响，对革命运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该公正的从这一角度去估定他的价值。
　　在那时候，灵菲除了写作之外，还在中华艺术大学担任着课程，教的大约是“文学概论”“小说作法”之类。中华艺术大学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对知识分子作宣传教育工作的进步学校，他在那里也是为了革命工作。而不仅是简单的教书生活。不过，这学校也正如那时其他公开的左翼文化活动一样，不久也遭了封闭。一九三O年“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成立，他在发起时就是组织成员之一。以后，他也曾参与过“文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的主要工作。
　　为了党的需要，他也曾暂时离开了文艺活动，而参加了更重要的党内或其他工作，他作过沪西区委的工作，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工作，比较时间长久的，是全国反帝大同盟的工作。这一团体是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全国进步力量因愤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而组织的，它比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于革命运动曾起过不小的作用。灵菲一直在里面担任着主要的领导工作。他通过群众路线，把党的政策实现出来，更把这团体的原有的知识分子的组织基础推广到工人群众中间。他办了不少的工人夜校，他在这些夜校里都是亲自主持，或者亲自上课，因为夜校工作走上轨道，自然会成为工人运动的有力的辅助。
　　在这一个时期，因为我们工作不同的关系，便很少和他会面了，但偶尔遇见，或者特为约一个时间叙一叙的时候，我总感觉到他是比以前进步了很多。他更加坚实，更加沉着，虽然热情还依然内蓄着，浪漫谛克的锋芒却已经收敛了不少。我问他：“还常常写东西不？”他总说：“那里有那末多空余的时间。”再问他：“还喜欢读李白、杜甫、拜伦、雪莱的诗不？”他笑了，紧接着便转到他的工作上，告诉了我许多工作中的实际情况，或者革命中的一些原则问题，依然还是那末娓娓不倦的，可是从高谈阔论，慷慨激昂，变成了思虑深沉着重剖析了。他从前还只是一个带有革命气质的诗人，而现在是保持了固有朴质的一方面，茁实的更提高了一步。我知道这是由于工作中的锤炼，磨去了旧知识分子从阶极出身中带来的弱点，他是真正的成为一个完整的布尔什维克了。
　　自从“一·二八”上海战事之后，不久我入了狱，从此再也没有看见他。
　　关于他就义的事实，是以后从他爱人秦静那里听来的。据说在一九三三年春，党中央把他从上海调到北京，大约担任秘书之类的工作。他为了掩护自己起见，表面上还是以作家身份出现的。当时工作可能不很忙碌，他在工作之馀，又重新开始了一段写作生活——自然主要的还是党的工作——，而且事实上已经着手写长篇小说《童年》。这仅仅写好三章的未完成的作品也终于随着他的不幸而遭到了毁弃。他在北京住了不到半年就被捕了，日期是在七月二十六日，地点是在宣武门外李大钊同志的侄女家里，曾被密禁在皇城根大公王府国民党宪兵第三团。不久，秦静也在火车站被叛徒盯梢逮捕，同押在一处。特务和叛徒曾经对他用尽了各种的威胁和利诱，企图从他身上找到党在北京的组织线索，但他对于一切的回答，只有坚决的拒绝，终于英勇的为革命而牺牲。他就义的日期已不可考；死后，埋尸何处，更无人得知。没有坟墓，没有纪念碑，然而他是和一切的烈士共同的用了血与生命的累积，做了今天光辉灿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坚强而有力的奠基石。他的不朽，是有无形的坟墓，无形的纪念碑，超于形式之外的精神感召力，永远深藏在人民心里的。
　　关于他死的情形，秦静在羁押时，曾听见一个宪兵向她说过，特务叛徒为了使他生命受到后的磨折，把他在绞刑架上松松紧紧的绞，他呻吟达一小时之久方始气绝，但至死是不屈不挠的。
　　写到这里，我联想到尤利乌斯·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灵菲的死，早于这位英勇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捷克爱国者十年(伏契克被希特勒匪帮杀死于一九四三年)。伏契克说：“我爱生活，并且为着它的美而去战斗。……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我相信灵菲是一样的抱着英勇乐观的心情而从容就义的。那末，我也应该用伏契克的另一句话来纪念他：“为他而骄傲吧，像为一个为着未来而生活过的伟人而骄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