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6376853
《印记：李兴叶作品集》是老一辈文化工作者多年心血的结集。
《印记：李兴叶作品集》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短篇小说，二是散文与随笔，基本创作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部分已发表在当时著名的期刊报纸上；三是近几年撰写的回忆录，记录了作者从民国到新时期的生命历程。
《印记：李兴叶作品集》镌刻了作者在人生道路、文学道路上行走的印记，也反映了历史和时代留存的印记。
一个普通的星期天
“氓”
蝉鸣声中
楼里静悄悄
B市蔬菜紧张
九月重阳
“市内电话”间旁
家庭舞会
“BAC”的风波
春日即景
“万元户”
散文
买鱼
“狗市”
读书琐议
不死的西门庆
先哲的警诫
读《贪官传》有感
初恋
和尚与打闪
忆上海解放
远去的五八年
清明时节寄哀思
《文艺报》六十诞辰感言
写前辈的命运，品自己的人生
回忆录
早年在上海
五年一觉红楼梦
难忘的“四清”
“五七战士”
感谢新影
短篇小说
作者的话
本书中收集的小说、散文与随笔，大都是作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业余所作。回忆录部分则是近年撰写。作品数量不多，都还是用心的。这些作品整理结集出版，因觉得尚有保存的价值，从中能看到一些过去年代的印记，也记录了作者的生命历程，多多少少对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会有所裨益。
此书能得以出版，要感谢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与作家出版社的同志，他们让作者了却了一桩心愿。
附记
这七万来字的回忆录断断续续写了一年多时间，这是起初没想到的。更没想到的是这次写作竟是这样的艰难，这样的伤神与折磨人，以至几次让我搁笔，并终只完成了部分内容。
动笔没几天，我便严重地失眠，脑子里全是翻腾的往事，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白天黑夜都不能安宁。我不得不搁下了笔，我害怕，害怕那翻江倒海般的思绪，那些纷乱又揪心的记忆会让自己精神失控。那几天我真正懂了一句俗语：往事不堪回首。其实，自己的经历没什么惊涛骇浪之处，是平常人的平常人生。然而当自己去追忆，去揭开那些尘封的记忆时，则像是打开了魔瓶，放出了妖孽，闯下了大祸。让自己那样的沉重、那样的生疼。
不久，家里又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5月里老妻余七危因心脏房颤在某三甲医院经医生建议去做了一个价格不菲的微创手术：射频消融，结果被那些“白衣天使”刺破了心脏，血液渗出，出现了几分钟内就能让人送命的“心包填塞”，于是休克、抢救、输血、病危通知、重症监护接踵而来。那突发的灾祸把我惊呆了、击垮了，七八个小时前还自己爬上推来的手术床，期盼两三小时后便能去掉病痛换回健康的老妻，七八小时后却被一大群医生、护士簇拥着推出来，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眼睛翻白，嘴里只是喃喃地“冷……冷”，我本想喊她、安慰她，但那时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跟着那一群人进了重症监护室。当时我马上想到的一个念头是：这是谋杀，是活杀着一个生命。我心头愤怒，无法形容的愤怒。那几个医生信誓旦旦的话语还在耳畔响着，一位还很幽默，说：这个手术很成熟，没什么风险，就像坐飞机。坐飞机嘛，也有失事的概率，嘻嘻……这回老妻是坐上了失事的飞机了。但我无奈，十分的无奈，只能听天由命，也像虚脱般无力应对那个场面。当重症监护室的医生把病危通知单递过来，让我过目签字时，我摆了摆手，让我儿子去应对一切。天下着雨。深夜，儿子、儿媳送我回来。他俩在医院附近找了个住处，随时听从医院的招呼。这一夜我枯坐着，苦熬着。滴答滴答，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思前想后，不禁潸然泪下……拂晓听到儿子在电话中说：妈妈生命体征正常。我这才松了口气。接着是一天三次地跑医院、采购、送饭，与上海赶来的大姨子六危两个老人侍候着一个老人，忙了一个多月，总算是出院了，这一个月里差点送掉两条老命。
经过近半年的恢复，生活渐渐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去年11月初我又拿起了笔，我想我还得赶紧写我的回忆。但一动笔，那失眠、那精神失控又回来了，于是便想出了一种折衷方案，只写到我离开上海参加工作即暂告段落，以后能否续写则看身体情况而定。
写这回忆录，一是想负责地回顾、检讨我的人生，真实地记录一步步前行的足迹。二是想留下一些历史的印记，一些平常人、平常人生的印记。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人们会大书特书，但生活的平常处、细微处则很快被人遗忘，以至后人会十分概念化甚至漫画式地认识过去。记得在文艺报社工作期间，一次与一位年轻同志谈到自己过去的生活、过去的日记，那同志惊异地问，你们那时还能记日记？听了，我很受震动，仅仅相差二三十年的年龄差距，却会如此隔膜，再过若干年我们那段生活会更加模糊。于是我想我们这些老人应该讲讲我们的年代，让那段历史少一些简单化与漫画化。
我是一个典型的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上海学生。算是经历过新旧社会的剧烈交替。对于旧上海，我因年幼没有很深的感性与理性认识，但记忆中也决不像现在某些影视作品中描绘的那么光怪陆离。以简单的一个生活细节为例，我母亲那时是少妇，她与妯娌们及我的那些堂姐都穿旗袍，但从未见过衩开到大腿根的，如果那样便是伤风败俗，为正经人所不齿。她们穿的大都是棉纱长筒袜子，玻璃丝袜是日本投降后，伴随着美国大兵登陆上海才渐渐风行成为时尚。我也很少见到她们穿高跟鞋，讲究的是到“小花园”（一家店铺名）去定做绣花鞋。良家妇女与大家闺秀都服饰端庄。因为那时的道德观还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至少是社会上都认同的，表面上都是要遵奉的。还有，唯心主义有神论者有个好处，那便是有敬畏之心，相信因果报应，因此不敢为恶过甚，城隍庙里十殿阎罗陈列的阴狠刑罚，例如炸人的油锅、插满利刃的剪刀山等等，一样样摆在那里，有极大的威慑力，也减少了不少罪恶，很少听到现在那样为了几个钱、一间房，把父母亲人都杀掉的咄咄怪事。还有，上海的“百乐门”舞厅在小说中、在影视作品中常作为上海滩穷奢极侈、纸醉金迷生活的一个符号出现，在静安寺附近，父母多次带我经过那里，还进去过一次，印象只是个灯光昏暗的地方，舞池中人很多，有服式鲜亮的乐队。十几年前我回上海探亲又在静安寺看到了重新开张的“百乐门”，比我儿时的印象辉煌得多、气派得多，大门两侧两座高大壮硕的裸体女人塑像展现的性感与诱惑，说明着时代的开放。那样的塑像在旧上海我没有见过，若有，大人们也不会让看。
但旧上海的腐败与黑暗，我年龄虽小也确实见过一回。那是住在“兰苑”的日子里。一天，人们在弄堂里大声呼喊着，马路对面的小楼起火了。我们都跑到弄堂口看，大火烧得很旺，那一排又都是二层小木楼，但近在咫尺的“静安寺救火会”（即现在的消防队）的救火员们光拉着皮带不放水，来来回回的人们神色紧张地忙碌着，大伯父与爸爸等大人们也都匆匆地商量着。原来是“救火会”方面提出要开龙头放水，得给“条子”（金条），于是马路两边的住户代表与“救火会”的人在讲条件。一面是大火在烧，一面双方在讨价还价，后总算条件讲妥了，救火员们端起水龙头动作了，那座二层小楼也已经烧成了焦本架子。失火受灾的人家喊天哭地，又怕要吃官司，因为危害了四邻。我们那边的大人们算是放心了，大火没有被风刮过来，下一步要想的是这次分摊到自己头上的该是多少钱。那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解放后的上海，一个总体的印象是新鲜、充满朝气，许许多多原先的所谓“下等人”挺起了胸膛，有了翻身的感觉，新事物、新成就不断涌现，从“抗美援朝”到“镇压反革命”，仿佛天天在打胜仗，也一直鼓舞着人们。上海这个大城市的社会秩序也一天比一天好，黄、赌、毒基本绝迹，这是为许多人啧啧称道的。当然也有过头的做法，例如为了净化社会风气，打击流氓阿飞，上海所有舞厅、溜冰场等娱乐场所全都关闭，各单位还不能跳交谊舞举办舞会，大学中也不像北京那样教跳交谊舞。因此虽然我爱跳舞，大学、中学都还是校舞蹈队的队员，却从未涉足交谊舞。
在我小学、中学到大学的那段时间里，社会上运动频繁，一个接着一个。有的运动对学生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像“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那样的活动，使我们这些小学生从小知道爱国，要有社会责任心。但那时的许多运动常常都会过火，虽然都有起因，初衷也是好的，如“三反”“五反”，但往往都因为“广大干部与群众”的积极性太高，又有“矫枉必须过正”的理论作指导，每次运动都会“扩大化”。至于到“反右”“反右倾”则更甚之，以至后来人人自危，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但至今我仍很留恋一项运动，那就是“爱国卫生运动”。这运动中也出现过冤假错案，例如把可爱的麻雀列为“四害”之一，狠狠地捕杀了一阵，幸亏不久便给麻雀平反了。但那项运动真是有益于老百姓的，那时不光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所有公共场所都分片包干，工厂、学校、机关、街道没一处死角，周周检查，月月评比。在复旦时，学校还把学生宿舍的双层床都锯断了，放在盛满开水的大锅中煮以消灭臭虫，动作是大了一些，也损失颇多，但环境是干净多了，也渐渐养成人们爱清洁、关心环境卫生的习惯。这项运动在革命的“文革”中崩溃了，“文革”造反的头两年是环境脏的两年，一直到现在，它一直无法再推动了。
解放初，小学生中倡导的“五爱”教育也很好。“爱祖国、爱人民、爱学习、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较切合实际也朴实，尤其是后一条，现在像是被人彻底抛弃了，大凡涉及到是公物的，总是毁坏得快，让人叹息不已。
总之，解放初期是上海一个清贫但清明的时代，许多人虽然生活在贫困中，但都对未来充满希望，希望能过上苏联老大哥那样的生活。像当时电影金星英雄中描写的那种生活。大多数年轻人都有远大志向，有追求、有理想。“文革”后我曾说过，对于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而言，我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是一个既有高度政治热情而又有高度政治压力的年代，这两者又奇特地纠结在一起。我还想说，我们曾经幼稚过，并因为单纯与幼稚犯过不少错误，但我们真诚、向往崇高。
至于我的青少年时代，书籍是我认识生活、认识世界的老师。这位老师博学、无私，但又有些迂腐，把世界、把人心、把未来都尽情地美化着，我这个学生又十分把它当真。
九月重阳
一
十八九年前的秋冬，我刚从一个知名的学府跨入人事纷繁的社会，又从一个铺着地毯、挂着吊灯的部级机关来到了这贫瘠又充满了魅力的太行山麓。
宏业村依山傍水，二百多户人家错落有致地安排在东山坡上。村子沿着山势绵延，从东到西，足有一二华里。虽说它是一个大村，离县城也只十五六里，但似乎已远离红尘，除了偶尔从村里传出几声鸡鸣狗吠，它总是安安静静卧躺在那儿。村里撇开胶皮轱辘大车、有线广播匣子与大队部那架摇把电话，就很难找到20世纪物质文明的痕迹。它显得那样古朴，那样贫困。
我是来这儿“四清”的，住在又穷又可靠的贫下中农家里。房东宋大娘的男人解放前就死了，儿子在前几年吃食堂时顶不住一天半斤粮的稀汤，进了天堂。媳妇打熬不过，撇下一口袋粮食与一儿一女，跟个烧窑的走了。大娘家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死撑活撑度过了困难的几年。孙子叫臭小，孙女叫臭妮。大娘有个土窑洞、一间堆杂物的南屋。我和臭小住了那间南屋。小屋四处透风，山区又冷，夜就把我冻得打颤。臭小脱得精光，睡在光溜溜的炕席上，只盖一床又薄又窄的被子，却说不冷。
宋大娘年逾花甲，脸色红润，身子骨很硬朗，只是一双小脚要支撑略显肥胖的身躯，挪动起来总是颤颤巍巍的。大娘家没小娃娃，窑内、身上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臭小、臭妮都出工，大娘在家缝补浆洗，操持家务，养猪养鸡。
大娘家日子很清苦，但相处七八个月，我从未听她埋怨日子不好过。相反，她乐观知足，即使提到吃食堂那年受的罪，还是说：“跟民国××年那回饥荒比，强多了。”我次在大娘家派饭，是在进村四五天后。那天吃的是红薯南瓜熬的粥和烤得薄薄的玉茭面饼。臭妮双手给我端过一碗稀粥，给她哥也端过一碗，自己却不吃，靠在炕沿上看着我们。我让她也吃，她只是支吾，却不动手。臭小吃完了，把碗一撂，她随手将碗接过去，用手一抹，盛上了粥，端过一边吃开了。我心头猛地一紧，原来连碗都……
晚上临睡前，我给臭小三块钱、一沓粮票，说：“这是十天的饭钱，先存着，每天三毛三毛给，我嫌烦。”他嘿嘿地笑了，搓着手，犹豫了一会儿，接了过去。
我们工作队的队长是某县的一位公社书记，姓杨，小矮个，镶着两只金牙，头发总梳得光光的。听说他原来是县剧团的会计，算盘打得好，有某县“四把算盘之一”的美称，后来不知怎的，当上了公社书记。他不到四十，十分精明，进村没几天，就抓出不少典型，一次次布置我写材料。例如《从饲养小毛驴看四不清干部的剥削》《进村三天，扎根三十》《坚持三同，打开局面》等等。我总写不好，他对我这文科大学生颇为不满。在我们这片包队的工作队员中，他参加劳动少，也很少为房东扫院担水，可谈起“三同”经验却一套一套的。工作队员手册上“为群众做好事”这一栏，他总是填得满满的。我初出茅庐，不知天高地厚，经常与他顶撞。但因为他是领导，又不得不执行他的种种决定，因此心情很不舒畅。
每当我闷闷不乐的时候，大娘就过来和我闲话。一次，她一边扎着鞋底，一边问我家在哪里。我说老家在上海。她偏头一想：“上海？那与东头那个姓周的妮妮，是一个村的？”她指的是我的同学周洁。
“嗯……一个村。”我笑着回答。
“那天天能见面？”
“也不一定。”
“你们家养种些甚？也喂猪？”
“不养种，也不喂猪。”
“哪能？不养种吃甚？”
我一时很难回答。臭妮插话了：“人家有工资，买粮食吃，奶奶您不懂！”
“俺不懂，你懂？小妮子，不养种，买甚？”大娘对孙女的插话很不以为然，又问我，“上海村大不大？有俺村大？”
“大，大得多，有一千万人呢！”大娘对我这一千万没一丝惊讶之意，只是“唔”了声。
过了会儿，大娘又叨叨开了：“你在俺们这儿受（苦），家里爹妈舍得？可想哩。哎，尽了忠不能尽孝，一只手只能捂一只耳朵……要放宽心，吃得饱饱的。吃得饱，不想妈……”原来她怕我想家。
每次与大娘聊上几句，不知怎的，烦恼登时烟消云散，从内心感到欢悦、轻松。我喜欢听大娘唠叨，也爱坐在小板凳上帮大娘烧炕，把玉米芯子一个个往小炕洞里塞，身上烤得暖洋洋的，神情也懒洋洋的，我像回到了几千里外的家中，无忧无虑地倚靠在母亲的身旁……
二
一天下午，我正趴在大娘的炕桌上写“根子小传”（“根子”指可依靠的积极分子），老杨睡眼惺忪地进来，把一张表格扔在桌上，说：“张力，赶快填起，晚饭前交到队部。”说完就走了。我接过表格一看，就犯愁了，是张社员饲养家畜家禽统计表。我包的小队有三十来户，挨家挨户串个门，半天都不够，这该怎么统计？我急得直搔头。大娘问我咋回事，我如实告诉了她。她听了笑着说：“小张不慌，你该干甚还干甚，这事大娘给你办。”说着将臭妮支出了家门。不一会儿，摇摇摆摆来了三个老太太，都进了南屋。大娘真有办法，在发动群众哩。我怎么没想到，村里的事全在这些老太太眼皮底下，谁家长、谁家短，针尖大的事也漏不了半点。我蹑着脚步，到南屋门口偷偷往里瞧。嗬，真热闹，四个老太太在炕上靠着的、盘着腿的，有的拿着针线活侧着头想着，有的扳着指头，吵吵嚷嚷，可认真了。臭妮趴在小桌上问着记着，大娘俨然是主席，调度着众人……
晚饭前，我兴冲冲拿着表格进了队部。老杨正在里面闲话，一面把算盘拨得山响（这是他的一个习惯，以示“四把算盘之一”雄风犹存）。我翻翻桌上，还有几个队没填，忙问：“这几张……不是马上要吗？”老杨不以为然地掏出钢笔，抄过表来，转手就唰唰地填完了。看我发呆，他嘿嘿一笑：“小老张，这得凭经验，农村的事哪能太认真，谁来数着查？……”统计报表的可靠性、科学性从此在我心目中毁灭，我也为宋大娘她们半天的认真惋惜。
赵福寿，是生产队副队长，爱占小便宜，手脚不干净。我们一进村，就听人反映，他的一双鞋有一尺长，老趿拉着，在场上往粮食堆里一蹭，两只鞋里一斤玉茭豆就进去了。他便踱着回家，倒了鞋又回来。来来回回，一天要走十来趟。还有送稀粪上地，也不嫌脏，回来的时候，粪桶里倒扣着两个大南瓜……这事被杨队长知道后，便把赵福寿叫去，风风火火，拍桌子瞪眼，连唬带蒙地审了三通宵。赵福寿吃不住了，交代了去年秋收，他看场时一宵扛回家粮食两千斤。好家伙，真是个大老虎，差点叫他滑过去。老杨即刻叫他签字画押，叫我马上赶报材料。臭小是参加夜战的积极分子，把战果悄悄告诉大娘。大娘听了也吃了一惊说：“这福寿子，也忒胆大，敢弄这么多粮食。”隔了一会儿，大娘叫过臭小，对我说：“小张，俺看福寿子在瞎叨叨，说得不实。臭小，你说说，他一宵就能扛回两千斤玉茭豆？他家在西山坡，场在南头，道不近，还得上坡。他家两孔窑，能藏得了这大堆粮食？福寿子糊弄人哩。”一席话，叫我如梦初醒。我顾不上老杨在睡觉，赶紧把他叫醒。他听我说完，眯缝着眼：“啊哟张力，同志，材料要保密，你们怎……别听宋老婆子瞎吵吵，快快把材料赶起……上面说了可以先报参考材料，先报上，慢慢再闹清。”见我不动窝，他又补了一句：“搞运动可不能心慈手软，这是阶级立场问题。”一提立场，我发怵了，只得回去写材料，但原先的心劲没有了，也怕见到大娘……
不久，我的老胃病犯了。大娘每天帮我熬汤药，总关切地望着我。一天夜里，我正准备睡，门吱的一声开了，臭小端了碗东西进来，大娘也轻声跟了进来。我一看，是整整一碗剥了皮的煮鸡蛋，洁白鲜嫩，总有十来个。臭小往我面前送，大娘说：“俺孩，快吃，压压火就好了，压压火……不怕，俺们悄悄的，老杨他们都睡了，快吃，快吃……”面对这少见的“奢侈品”，我慌了手脚。一则我们得遵守纪律，不多吃多占；二则这么多鸡蛋是大娘家几个月的油盐钱，我怎能下咽。我推却着，嘴里咕咕哝哝说着：“不行……大娘，不行……”大娘急了，夺过碗往我怀里揣：“咋不行？出门在外，挡不住有个三病六灾，不吃，以后就别再叫唤大娘……在家有爹妈疼你，出门了，还不许俺们心疼……”说着，用袖角擦着眼角。我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只得接过了碗，死吞活咽地吃下了三个鸡蛋……
三
人说深山有俊鸟，一点不假。宏业村有不少人品出众的姑娘，粗茶淡饭、寻常衣衫、酷烈的山风、繁重的劳动都挡不住她们如花的年华。她们肤色鲜润、身材苗条，一个赛过一个。而春荣妮是她们中的凤凰。
春荣妮姓王，二十左右，长得确实美，就连我那同学、爱挑剔的周洁都带着惊异的眼光从头到脚地打量她。我们这些小伙子，是不敢死盯住一个姑娘看的，但看她一眼，就能在你心中留下一个影子。她恬静、娇嫩，穿着一件洗得净净的花布棉袄，不言不语，见人总低着头，嘴角含着浅浅的笑。她没有什么着意的修饰，与别的姑娘不同的只是剪一头短发，干活时包着白头巾，不像别的姑娘都拖着长辫。
年轻姑娘都爱结伴，春荣妮和臭妮特别好。但两人性格迥异，臭妮叽叽喳喳，像只小喜鹊，她却腼腆得有些可怜相，开会出工都藏在臭妮身后，要臭妮拉着她走。我查看队里的户籍，在她家名下注着“错斗户”。“错斗户”似乎是个成分，宏业村有十来家，介绍情况时是放在地富后面的。因此这样的人家，工作队员门也不能进，话也不敢讲，以划清界限。开始我对“错斗户”不甚了了，后来一调查，原来是1948年土改时，把富裕一些的农户都斗了，家产、田亩都分了。后来纠偏，认为不属地富的就称作“错斗户”，田亩、房屋退回了，但浮财大都收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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