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6066717
1.中国，还是世界？自由，还是容忍？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中国自由主义之父”，胡适一生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及学术精要读本。
2.今作4卷本，由著名编辑家朱正选编。责编又在原文本基础上剔除考古等多篇文字，大幅度增强思想文化方面的篇目，以凸显胡适作为一个思想启蒙者的贡献，并利于一般青年读者的阅读。
3. 在选篇方面，还斟酌了台湾选本，增加了胡适赴台后乃至晚年的多篇文字，是一个较完善的选本。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胡适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胡适是一位学识渊博、富有人格魅力的学者，拥有三十二个博士头衔，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造诣，著译作品相当多，多部作品广为流传，又经多次编选，在华语文化圈乃至全世界都有广泛的影响力。今作4卷本，由著名编辑家朱正选编，责编又在原文本基础上剔除考古等多篇文字，大幅度增强思想文化方面的篇目，以凸显胡适作为一个思想启蒙者的贡献，并利于一般青年读者的阅读。在选篇方面，还斟酌了台湾选本，增加了胡适赴台后乃至晚年的多篇文字，是一个较完善，适合一般读者的精品文集。
1916年
寄陈独秀
1917年
文学改良刍议
寄陈独秀
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
1918年
论短篇小说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易卜生主义
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
庄子哲学浅释
1919年
不朽
杜威论思想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女子解放从那里做起？
《尝试集》自序
辜鸿铭
新生活
新思潮的意义
1920年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吴敬梓传
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淮南子》的哲学
寄吴又陵先生书
什么是文学
1921年
黄梨洲论学生运动
《吴虞文录》序
杜威先生与中国
中国哲学的线索
好政府主义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红楼梦》考证
跋《红楼梦考证》
1922年
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
我们的政治主张
《三国志演义》序
政论家与政党
我的歧路
3读《楚辞》
王莽
再论王莽
演化论与存疑主义
回顾与反省目录
1923年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
今日之事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镜花缘》的引论
“大国民”的外交
哲学与人生
《政治概论》序
《科学与人生观》序
《水浒续集两种》序
1924年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差不多先生传
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
1925年
读书
从历史上看哲学是什么
爱国运动与求学
刘治熙关于《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来信附言
思想的方法
《老残游记》序
《儿女英雄传》序
1926年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海上花列传》序
学术救国
《词选》自序
欧游道中寄书
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
1927年
漫游的感想
《官场现形记》序
1928年
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
五四运动纪念
《白话文学史》引子
名教
《宋人话本八种》序
请大家来照照镜子
目录
1929年
我们要我们的自由
《人权论集》序
人权与约法
《人权与约法》的讨论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知难，行亦不易
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
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
文化的冲突
1930年
我们走那条路
王充的哲学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为什么读书
1931年
赠言北大哲学系毕业纪念
辨伪举例
追悼志摩
1932年
思想革命与思想自由
宪政问题
论学潮
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
惨痛的回忆与反省
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
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1933年
民权的保障
制宪不如守法
《独立评论》的一周年
儒教的使命
建国问题引论
逼上梁山
建国与专制
再论建国与专制
1934年
政治统一的途径
说儒
信心与反省
再论信心与反省
三论信心与反省
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
3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
双十节的感想
政治统一的意义
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
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
蒋汪通电里提起的自由
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
目录
1935年
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
共同政治信仰
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
纪念“五四”
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
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
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答陈序经先生
政治改革的大路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导言
从一党政治到无党政治
海滨半日谈
《人与医学》的中译本序
为学生运动进一言
再论学生运动
1936年
丁在君这个人
1937年
读经平议
再谈谈宪政
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
1938年
中国和日本的西化
1939年
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
1946年
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
1947年
张伯苓
“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
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
谈谈中国思想史
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
1948年
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
自由主义
1949年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序
1953年
谈护宪
报业的真精神
1954年
从《到奴役之路》说起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看法
1955年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341958年
历史科学的方法
说“史”
1959年
容忍与自由（一）
容忍与自由（二）
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1960年
中国传统与将来
1961年
怀念曾慕韩先生
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胡适简要年表朱正编
《胡适文集》（四卷本）
《胡适文集》前言
1
胡适1922年7月10日的日记里记了一件事：
往山东时，车上看见蔡先生为尔和写的扇子，写的是赵翼的三首白话绝句，内有一首云：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百年。
我看了大惊喜：我生平不曾读瓯北诗，不料他有这种历史的见解！
这真是一种历史的见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白，杜甫，这些唐代诗坛上璀璨夺目的明星，他们的历史地位渐渐被后起的群星所取代。一本一本的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就是这样写成的。胡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教育领域，学术思想领域留下了深深的个人的印记，最终也逃不了赵翼所说的这个规律。
胡适是1962年2月24日去世的。五十年前，在胡适离开人世的时候，立了一个墓碑，碑文中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这样盖棺论定，当是当之无愧的。如今，他的著作已经成为社会公有的财产。就在全社会接受这一份丰厚的遗产的时候，我想还是应该作一回盘点：其中哪一些是最应该珍视的，哪一些是不必怎样重视的。
2
胡适出生的时候，儒家的四书五经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统治着全国。又因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世界各国有了越来越多的交往，一些最先觉悟的知识精英已经认识到外国的文化、思想中确有比我们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要优长的地方。严复翻译介绍的外国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名著，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宣传介绍外国的历史、人物、思想、学说等等，都对于推动中国知识界思想的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胡适十三、四岁在上海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的时候，就得读《新民丛报》，得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了。他从这里最早得到了日后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
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师从当代大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胡适这样介绍杜威的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的历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一方面，这个方法又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厉害。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Critical)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这也就是胡适后来惯用的方法。
1911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这是一场取得伟大成就的政治革命。它推翻了君主制，推翻了满族统治集团，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并且为后来的思想文化方面的革命开辟了可能性。胡适对于辛亥革命很觉兴奋。他在1912年年初致胡绍庭信中说：“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企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已耶！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
“五四运动”是一个彻底地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运动，是以外国先进文化为武器来批判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我在一篇文章了里说过，“甚至可以说，‘五四运动’就是提倡全盘西化的运动。”而胡适，确是正面表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他说过:“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独立评论》第142号编辑后记）其实在五四诸贤中并不是只有胡适有这样的主张。像陈独秀，他在《青年杂志》的创刊（1915年9月15日）发表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也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注:白种人）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第1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还有鲁迅，他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四十六里又说:“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从这里人们看见，鲁迅也是属于主张全盘西化的一人。
胡适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中对他说的“全盘”一语的意思作了一点解释和澄清，说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他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一文中更举例解释说：“吃饭的，决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决不能全改用刀叉。”我觉得近年来出现的“普世价值”这个提法，要比“全盘西化”的提法好。因为“普世价值”明确地划定了“化”的范围，或迎或拒，都有个标准。我们就把他说的“全盘西化”理解为“普世价值”好了。
胡适表示了“全盘西化”或者“充分世界化”的态度，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作了深入的批判。可是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并没有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提出了一个“整理国故”的任务。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为什么要整理呢？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因为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因为前人读古书，除极少数学者之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如太极图，爻辰，先天图，卦气，……之类，——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因为前人对于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如骂杨朱、墨翟为禽兽，却尊孔丘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故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有还他一个真价值。这叫做‘整理国故’。”在这一方面，胡适做了大量的工作。煌煌巨著《说儒》就是他整理国故的一项成绩。对于旧小说的研究，他更做了大量的工作。像《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醒世姻缘传》、《红楼梦、《镜花缘》、《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和《宋人话本八种》等等，都写了好些十分精彩的考证和研究文章，这些文章所用的方法，足有示范的作用。只是限于篇幅，本书只选录了很少几篇。胡适1943年5月25日致王重民的信里，也说起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贡献：“我和马隅卿、孙子书诸人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只是用校勘考证的方法去读小说书。”
3
胡适在“五四”时期所写的文章，都是思想、文化、文艺方面的。但是正如他在《我的自述》（1922年6月16日作）一文中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他先后主持过《每周评论》、《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三个政论性周刊，表明了胡适对政治的关心。
《每周评论》创刊时是由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他在1922年2月7日日记中回忆说：“当《每周评论》初办时，我并不曾热心加入。我做的文章很少，并且多是文学的文章。后来独秀被捕了，我方才接办下去，就不能不多做文字了。”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他的重要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的成因，后来他在《我的自述》一文中说：“直到1919年6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31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在《努力周报》上，胡适与蔡元培，李大钊等共十六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好政府”的口号，包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这些项目。
这一同签名的十六人中后来有三人入阁：王宠惠代理国务总理，罗文干为财政总长，汤尔和为教育总长。对他们入阁之后的实际作为，胡适感到失望了。他1922年10月27日的日记中说：“‘好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好政府不但要人格上的可靠，还要能力上的可以有为。”
《每周评论》(后期)、《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三个政论性刊物，胡适既是编者又是最重要的作者，他在上面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对于当时不论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哪一个方面发生的事件立刻作出反应。当年他所评论的这些时事，现在都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我们这一个篇幅不大的选本只能选录很少几篇。对这些历史事件有兴趣的人，请读原刊好了。
胡适1929年在《新月》月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拥护人权的文章：《人权与约法》、《的讨论》、《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说”述评）。这些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国民党的创始人和“先知”孙中山。针对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关于“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的这种提法，胡适批评说：“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认训政与宪法不可同时并立。……中山先生不是宪法学者，故他对于“宪政”的性质颇多
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中国自由主义之父”，胡适一生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及学术精要读本。
寄陈独秀
独秀先生足下：
2月3日，曾有一书奉寄，附所译《决斗》一稿，想已达览。久未见《青年》，不知尚继续出版否?今日偶翻阅旧寄之贵报，重读足下所论文文学变之说，颇有鄙见，欲就大雅质正之。足下之言曰：“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此言是也。然贵报三号登某君长律一首，附有记者按语，推为“希世之音”。又曰：“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此佳丽。……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欤？欲此征之。“细检某君此诗，至少翻用古典套语一百事。……中如“温瞩延犀烬嬴”，（下句更不通）“义皆攀尾柱，泣为下苏杭”，“陈气豪湖海，邹谈必裨瀛”，在律诗中，皆为下下之句。又如“下催桑海变，西接杞天倾”，上句用典已不当，下句本言高于天接之意。而用杞人忧天矣典，不但不切，在文法上亦不通也。至于“阮籍曾埋照，长沮亦耦耕”，则更不通矣。夫《论语》记长沮、桀溺同耕，故曰“耦耕“。今一人岂可谓之“耦”耶？此种诗在排律中，但可称下驷。稍读元、白、柳、刘（禹锡）之长律者，皆将谓贵报案语之为厚诬工部而过誉某君特，适所以不能已于言者，正以足下论文文学已知古典主义之当废，而独啧啧称誉此古典主义之诗，窃谓足下难免自相矛盾之诮矣。
适尝谓凡人用典或用陈套语者，大抵皆因自己无才力，不能自铸新辞，故用古典套语，转矣弯子，含糊过去，其避难趋易，最可鄙薄！在古大家集中，其最可传之作，皆去最不用典者也。老杜《北征》何等工力！然全篇不用一典（去“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二语乃比拟，非用典也）。其《石壕》、《羌村》者诗亦然。韩退之诗亦不用典。白香山《琵琶行》全篇不用一典，《长恨歌》更长矣,仅用“倾国”、“小玉”，“双成”三典而已。律诗之佳者，亦不用典。堂皇莫如“云移雉尾开宫扇，日映龙鳞识圣颜”。婉转莫如“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纤丽泌乳“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秾”。悲壮莫如“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然其好处，岂在用典哉？（又如老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更可玩味。）总之，以用典见长之诗，决无可传之价值。虽工亦不值钱，况其不工，但求押韵者乎？
尝谓今日文学之腐败机矣：其下焉者，能押韵而已矣。稍进，如南杜诸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南杜中间亦有佳作。此所讥讽，就其大概言之耳）。更进，如樊樊山。陈伯严、郑苏盒之流，视南杜为高矣，然其诗皆规摹古人。以能神似某人某人为至高母的，及其所至，亦不过为文学界添几件赝耳，文学云乎哉！
综观文学堕落之因，盖可以“文胜质”一语包之。文胜质者，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之谓也。欲救此文胜质之弊，当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壳内之精神。古人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应之曰：“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
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将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月，须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此八事略具要领而已。其详细节目，非一书所能尽，当 诸他日再为足下详言之。
以上所言，或有过激之处，然心所谓是，不敢不言。倘蒙揭之贵报，或可供当世人士之讨论。此一问题关系甚大，当有直言不讳之讨论，始可定是非。适以足下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故敢贡其一得之愚。伏乞恕其狂妄而赐以论断，则幸甚矣。匆匆不尽欲言。即祝撰安。
胡适白 民国五年十月
文学改良刍论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无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其曰，不将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曰须言之有物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道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我，故咏歌之。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请而已（今人所谓“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敻绝对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利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至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者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其多让焉？《三都》、《两京》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业也。
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前见《国会开幕词》，有云：“于铄国会，遵晦时休。”此在今日而欲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证也。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余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件“逼真赝鼎”而已，文学云乎哉！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
涛园抄杜句，半岁秃干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秦刀。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干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浒》，《石头记》。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事故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
三曰须将文法
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衰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为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死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敛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富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烂调，“蹉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蒙”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憎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似实非之诗文。今试举友先骕先生一词以证之：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幺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矣大堆陈套语耳。“翡翠衾”，“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幺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做，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有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成见繁霜之“飞舞”耶？
吾所谓务去烂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阅历之事物，一一字节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烂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
吾所主张八事之中，惟此一条最受朋友攻击，盖以此条最易误会也。吾友江亢虎君来书曰：
所谓点着，亦有广狭二义。饾饤獭祭，古人早悬为厉禁；若并成语故事而屏之，则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简而涵义多。此段非用典不为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诗，并不可写信，且不可言说。来函满纸“旧雨”，“虚怀”，“治头治脚”，“舍本逐末”，“洪水猛兽”，“发聋振聩”，“负弩先驱”吗“心悦诚服”，“词坛”，“退避三舍”，“滔天”，“利器”，“铁证”，……皆典也。试尽决而去之，代以俚语俚字，将成何说话？其用字之繁简，犹其细焉。恐一易他词，虽加倍蓰而涵义仍终不能如是恰到好处，奈何？……
此论甚中肯要。今依江君之言，分典为广狭二义，分论之如下：
（一）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广义之典约有五种：
（甲）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虽不读书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谓为用典也。上文所举例中之“治头治脚”，“洪水猛兽”，“发聋振聩”，……皆此类也。盖设譬取喻，贵能切当；若能切当，固无古今之别也。若“负弩先驱”，“退避三舍”之类，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与之间，或可用之，然终以不用为上。如言“退避”，千里亦可，百里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成语成语者，合字成辞，别为意义。其习见之举，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铸“成语”，亦无不可也。“利器”，“虚怀”，“舍本逐末”，……皆属此类。此非“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引史事于今所议论之事相比较，不可谓为用典也。如老杜诗云，“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此非用典也。近人诗云，“所以曹孟德，犹以汉相终”，此亦非用典也。
（丁）因古人作比此亦非用典也。杜诗云，“清新瘐开府，俊逸鲍参军”，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云，“伯仲之间见伊吕，只会若定失萧曹”，此亦非用典也。
以上五种为广义之典，其实非吾所谓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二）狭义之典，吾所主张不用着也。吾所谓用“典”者，谓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是谓“用典”。上所述广义之典。除戊条外，皆为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比，而非以彼代此也。狭义之用典，则全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之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谓用典与非用典之别也。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吗，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
（子）用典之工者此江君所谓用字简而涵义多者也。客中无书不能多举其例，但杂举其一二，以实吾言：
（1）东坡所藏“仇池石”，王晋卿以诗借观，意在于夺。东坡不敢不借，先以诗寄之，有句云，“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此用蔺相如返壁之典，何其工切也！
（2）东坡又有“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诗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此虽工已近于纤巧矣。
（3）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英雄记》一诗云：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4）江亢虎代华侨诔陈英士文有“未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鉏*，乃戕赵卿”四句，余极喜之。所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5）亡国维咏史诗。有“虎狼在堂室，徒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沉，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
上述诸例，皆以典代言，其妙处，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愿意；惟为文体所限，故譬喻变而为称代耳。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为设譬之事物，则为拙矣。古人虽作百韵长诗，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与白香山《悟真寺诗》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长律则非典不能下笔一。尝见一诗八十四韵，而用典至百余事，宜其不能工也。
（丑）用典之拙者用典之拙者，大抵皆懒惰之人，不知造词，故以此为躲懒藏拙之计。惟其不能造词，故亦不能用典也。总计拙典亦有数类：
（1）比列泛而不切，可作几种解释，无确定之根据。今取王渔洋《秋柳》一章证之：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恐怜渚惰堤水，不见瑯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此诗中所用诸典无不可作几样说法者。
（2）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学所以达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读五车书，然后能通其文，则此种文可不作矣。
（3）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章太炎语），是其例也。今人言“为人作嫁”亦不通。
（4）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写山高与天接之状，而曰“西接杞天倾”是也。
（5）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乱用作普通事实。如古人灞桥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种特别土风。阳关、渭城亦皆实有所指。今之懒人不能状别离之情，于是虽身在滇越，亦言灞桥；虽不解阳关、渭城为何物，亦皆言“阳关三叠”，“渭城离歌”。又如张翰因秋风起而思故乡之莼羹鲈脍，今则虽非吴人，不知莼鲈为何味者，亦皆自称有“莼鲈之思”。此则不仅懒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
凡此种种，皆文人之下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又“不用典”之说也。
七曰不讲对仗
排偶乃人类言语之一种特性，故虽古代文字，如老子、孔子之文，亦间有骈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三排句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此皆排句也。然此皆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者也。至于后世文学未流，言之无物，乃以文胜；文胜之极，而骈文律诗兴焉，而长律兴焉。骈文律诗之中非无佳作，然佳作终鲜。所以然者何？岂不以其束缚人之自由过甚之故耶？（长律之中，上下古今，无一首佳作可言也。）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当枉废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此吾所以又废律之说也。
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此言而却走者矣。
八曰不避俗语俗字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语俗字“之论也（参看上文第二条下）。盖吾国言文至背驰久矣。自佛书至输入，译者以文言文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题（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蹱与，国语亦代起。路得（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住过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语《新旧约》乃1611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几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比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止呕，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做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结 论
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民国六年一月
附录一 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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