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9785775丛书名: 城市研究
编辑推荐
本书分析了互联网 时代城市发展的宏观背景与技术基础、中心城市的功能变迁与空间演化，探讨中心城市的核心要素与辐射方式以及辐射能力与辐射范围的变化；以上海为对象，重点分析了互联网 时代上海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的辐射作用。
内容简介
本书梳理了“互联网＋”的内涵与背景，分析了互联网对城市功能与辐射力的影响，研判了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融合与发展趋势，剖析了推动“互联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风险以及上海在“互联网＋”时代的优势与劣势，并针对上海推动“互联网＋”发展、提升中心城市辐射力与服务水平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目 录
章 “互联网 ”时代城市发展的技术基础
一 “互联网 ”的内涵
二 “互联网 ”时代兴起的宏观背景
三 城市发展的技术基础
第二章 “互联网＋”时代社会的再组织问题
一 超越技术维度理解“互联网 ”
二 “互联网＋”时代来临对传统社会生活秩序的挑战
三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社会及其组织方式
四 “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权力问题
第三章 中心城市的辐射力研究
一 中心城市辐射力与辐射范围
二 中心城市功能变迁
三 中心城市形态演化
第四章 上海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
一 从制造到智造：“互联网 ”时代制造业的价值实现模式
二 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下中心城市制造业的智造能力及其均衡效应
三 “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上海制造业的现状和挑战
四 上海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路径与政策建议
第五章 服务国家战略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一 上海金融中心功能与国家战略
二 上海大宗商品定价中心建设
三 上海自贸区的金融集聚与辐射
第六章 打造全球贸易网络枢纽的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
一 网络经济与贸易
二 “互联网 贸易”发展模式创新
三 “互联网 ”时代的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
第七章 提升产业价值链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一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基本状况
二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功能的辐射
三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集聚和辐射力提升的核心对策
第八章 “互联网 ”时代中心城市法治保障与公共安全
一 “互联网 ”时代中心城市传统公共安全治理的新挑战
二 理论机制假设
三 计量模型构建、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四 假设检验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一 “互联网 ”的内涵
二 “互联网 ”时代兴起的宏观背景
三 城市发展的技术基础
第二章 “互联网＋”时代社会的再组织问题
一 超越技术维度理解“互联网 ”
二 “互联网＋”时代来临对传统社会生活秩序的挑战
三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社会及其组织方式
四 “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权力问题
第三章 中心城市的辐射力研究
一 中心城市辐射力与辐射范围
二 中心城市功能变迁
三 中心城市形态演化
第四章 上海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
一 从制造到智造：“互联网 ”时代制造业的价值实现模式
二 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下中心城市制造业的智造能力及其均衡效应
三 “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上海制造业的现状和挑战
四 上海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路径与政策建议
第五章 服务国家战略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一 上海金融中心功能与国家战略
二 上海大宗商品定价中心建设
三 上海自贸区的金融集聚与辐射
第六章 打造全球贸易网络枢纽的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
一 网络经济与贸易
二 “互联网 贸易”发展模式创新
三 “互联网 ”时代的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
第七章 提升产业价值链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一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基本状况
二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功能的辐射
三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集聚和辐射力提升的核心对策
第八章 “互联网 ”时代中心城市法治保障与公共安全
一 “互联网 ”时代中心城市传统公共安全治理的新挑战
二 理论机制假设
三 计量模型构建、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四 假设检验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前 言
序 言
人类社会经历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次技术革命、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革命，目前已经步入了信息革命的新阶段，即以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为基础，以生产高度数字化、网络化、机器自组织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森德勒，2014；施瓦布，2016）。在这一时代，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高度联通，信息被高效地集聚、处理和传递，互联网创新的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促使传统产业升级，组织获得新的核心能力，形成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业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互联网 ”。
技术进步是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互联网正凭借其便捷、扁平、规模、集聚和普惠的优势，加速向社会和经济各领域渗透融合，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顺势而为方能事半功倍，2015年3月5日全国人大十二届三次会议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 ”行动计划，“互联网 ”成为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新引擎（马化腾等，2015）。
“互联网 ”很容易让人产生泛互联网的冲动，认为一切只要沾上互联网就转型升级了。在某种程度上，“互联网 各个传统行业”，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倾向于在一个全新平台上展开的产业更新与再造，或者说，互联网只有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才有生命力，也只有与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才有延展力。“互联网 ”对传统经济的改造和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传统组织内部深度互联互通。在转型背景下，我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进程交织在一起，至今仍有很多组织未完成信息化过程。在“互联网 ”的条件下，借助移动互联网标准模块，传统组织不仅能以更低的成本实现互联，还能通过价值链推广延展出无限的想象空间。并且，它们的进一步生成与运作将会直接对传统组织的既有结构产生极为复杂的影响。
第二，组织间网络的信息集聚和智能化。高度互联的组织之间形成重要性不同的信息节点，结构化的动态信息构成大数据，可以根据需要在网络中嵌入软件和硬件，这种可定制、灵活组合的信息模块使整个网络具有智能决策能力。同时，“互联网 ”为网络终端协作提供平台，不仅可以激发组织和城市的参与实践，还为网络中每个个体的参与创造了可能性。
第三，系统的高度智能和快速迭代。通过平台组织协调，“互联网 ”可将个体碎片化的时间和信息孤岛统一到目标中，成为全球智慧发展的加速器。快速迭代的系统给城市、组织和个体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也给故步自封者埋下了被淘汰的隐患，破坏性创新成为常态。
第四，经济增长模式的系统性升级。“互联网 ”大力提高经济要素的质量，提高劳动者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物质资本的技术含量，并提高其生产和配置效率；加强要素在城市空间的集聚，特别是大型中心城市，为互联网与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载体，促进了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产业的发展，并催生跨领域、融合性的新兴产业形态；整个行业系统升级，将大大提高资源免费共享的便利性，提高公共经济和公共服务的质量，从而提高居民福利。
需要关注的是，“互联网 ”所迸发出来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技术与经济产业的维度，而是正在深度渗入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因此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性意涵。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类似，“互联网 ”更主要地体现为一种结构性、系统性的社会变迁，包含一整套的知识、观念、结构、组织方式的创造性变化。在“互联网 ”时代,这种变化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现象（皮凯蒂，2014）以及社群形式与相互关系的变动（特克尔，2014），会不断挑战传统工业社会的组织方式与规则逻辑，或将出现多重权力合法性的叠加，非传统的公共风险使得社会的不确定性更加复杂。因而，社会的再组织问题就十分迫切而重大：区别于传统工业社会，“互联网 ”时代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将更加开放、扁平化、去中心化、数字化和虚拟化，超越传统自上而下正式权威及科层组织的限制，个体的自由和自主性得到高度彰显，但由此而来的快速个体化进程，也将直接对社会秩序的重构产生严峻挑战。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拐点上，通过发展自动化和生产“前所未有的事物”，这些数字技术的影响力将得到全面发挥（布莱恩约弗森、麦卡菲，2014）。从现实来看，“互联网 ”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忽视新技术的力量，新的商业模式及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所带来的重大变化和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进一步的技术创新、社会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互联网 ”时代、上海建成“四个中心”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国家战略，上海大学学者率先开展了这一专题研究。读者接下来将要看到的，就是这一专题研究的初步成果：较为全面地梳理了“互联网 ”的内涵与背景，分析了互联网对城市功能与辐射力的影响，研判了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融合与发展趋势，剖析了推动“互联网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风险，研究了“互联网 ”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逻辑，研判了“十三五”时期上海“四个中心”建设面临的新环境和新形势以及上海在“互联网 ”时代下建设“四个中心”的优势与劣势，并对上海推动“互联网 ”发展，提升中心城市辐射力与服务水平，为“四个中心”的新一轮建设指明方向和重点，提出了建设举措与对策建议。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本书的出版，既是本项专题研究的初步成果，也是上海大学服务于国家战略和上海发展，充分发挥高校智库作用的重要体现。相信随着这项研究的不断深入，本书一定能够为上海建设“四个中心”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贡献一份绵薄之力。当然，这还只是该主题研究的步，书稿编写过程中的疏漏与不足之处，敬请各位专家与读者批评指正。
上海大学教授 李友梅
人类社会经历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次技术革命、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革命，目前已经步入了信息革命的新阶段，即以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为基础，以生产高度数字化、网络化、机器自组织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森德勒，2014；施瓦布，2016）。在这一时代，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高度联通，信息被高效地集聚、处理和传递，互联网创新的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促使传统产业升级，组织获得新的核心能力，形成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业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互联网 ”。
技术进步是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互联网正凭借其便捷、扁平、规模、集聚和普惠的优势，加速向社会和经济各领域渗透融合，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顺势而为方能事半功倍，2015年3月5日全国人大十二届三次会议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 ”行动计划，“互联网 ”成为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新引擎（马化腾等，2015）。
“互联网 ”很容易让人产生泛互联网的冲动，认为一切只要沾上互联网就转型升级了。在某种程度上，“互联网 各个传统行业”，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倾向于在一个全新平台上展开的产业更新与再造，或者说，互联网只有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才有生命力，也只有与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才有延展力。“互联网 ”对传统经济的改造和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传统组织内部深度互联互通。在转型背景下，我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进程交织在一起，至今仍有很多组织未完成信息化过程。在“互联网 ”的条件下，借助移动互联网标准模块，传统组织不仅能以更低的成本实现互联，还能通过价值链推广延展出无限的想象空间。并且，它们的进一步生成与运作将会直接对传统组织的既有结构产生极为复杂的影响。
第二，组织间网络的信息集聚和智能化。高度互联的组织之间形成重要性不同的信息节点，结构化的动态信息构成大数据，可以根据需要在网络中嵌入软件和硬件，这种可定制、灵活组合的信息模块使整个网络具有智能决策能力。同时，“互联网 ”为网络终端协作提供平台，不仅可以激发组织和城市的参与实践，还为网络中每个个体的参与创造了可能性。
第三，系统的高度智能和快速迭代。通过平台组织协调，“互联网 ”可将个体碎片化的时间和信息孤岛统一到目标中，成为全球智慧发展的加速器。快速迭代的系统给城市、组织和个体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也给故步自封者埋下了被淘汰的隐患，破坏性创新成为常态。
第四，经济增长模式的系统性升级。“互联网 ”大力提高经济要素的质量，提高劳动者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物质资本的技术含量，并提高其生产和配置效率；加强要素在城市空间的集聚，特别是大型中心城市，为互联网与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载体，促进了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产业的发展，并催生跨领域、融合性的新兴产业形态；整个行业系统升级，将大大提高资源免费共享的便利性，提高公共经济和公共服务的质量，从而提高居民福利。
需要关注的是，“互联网 ”所迸发出来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技术与经济产业的维度，而是正在深度渗入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因此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性意涵。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类似，“互联网 ”更主要地体现为一种结构性、系统性的社会变迁，包含一整套的知识、观念、结构、组织方式的创造性变化。在“互联网 ”时代,这种变化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现象（皮凯蒂，2014）以及社群形式与相互关系的变动（特克尔，2014），会不断挑战传统工业社会的组织方式与规则逻辑，或将出现多重权力合法性的叠加，非传统的公共风险使得社会的不确定性更加复杂。因而，社会的再组织问题就十分迫切而重大：区别于传统工业社会，“互联网 ”时代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将更加开放、扁平化、去中心化、数字化和虚拟化，超越传统自上而下正式权威及科层组织的限制，个体的自由和自主性得到高度彰显，但由此而来的快速个体化进程，也将直接对社会秩序的重构产生严峻挑战。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拐点上，通过发展自动化和生产“前所未有的事物”，这些数字技术的影响力将得到全面发挥（布莱恩约弗森、麦卡菲，2014）。从现实来看，“互联网 ”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忽视新技术的力量，新的商业模式及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所带来的重大变化和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进一步的技术创新、社会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互联网 ”时代、上海建成“四个中心”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国家战略，上海大学学者率先开展了这一专题研究。读者接下来将要看到的，就是这一专题研究的初步成果：较为全面地梳理了“互联网 ”的内涵与背景，分析了互联网对城市功能与辐射力的影响，研判了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融合与发展趋势，剖析了推动“互联网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风险，研究了“互联网 ”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逻辑，研判了“十三五”时期上海“四个中心”建设面临的新环境和新形势以及上海在“互联网 ”时代下建设“四个中心”的优势与劣势，并对上海推动“互联网 ”发展，提升中心城市辐射力与服务水平，为“四个中心”的新一轮建设指明方向和重点，提出了建设举措与对策建议。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本书的出版，既是本项专题研究的初步成果，也是上海大学服务于国家战略和上海发展，充分发挥高校智库作用的重要体现。相信随着这项研究的不断深入，本书一定能够为上海建设“四个中心”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贡献一份绵薄之力。当然，这还只是该主题研究的步，书稿编写过程中的疏漏与不足之处，敬请各位专家与读者批评指正。
上海大学教授 李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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