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33587
编辑推荐
作者迈克尔·曼是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他穷三十年时光撰写《社会权力的来源》（四卷本），**卷、第二卷已在我社出版，多次重印，对相关的学科影响巨大。《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卷）英文版诞生于2012年，该书中文简体版**次在我国推出。该书观点新颖，史料丰富，逻辑较为严密地分析了19世纪末期直至20世纪中叶社会权力的演变历程，揭示了权力运行的规律。相信该书不仅对专业理论工作者有启示功效，也会对党政干部有拓宽视野的作用。书中对中国、美国、苏联、日本的精彩分析一定会引发读者的深思。
内容简介
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是探讨权力在人类历史上的四种来源：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旨在追溯这四种权力在整个历史上的相互联系。本书（第三卷）对社会权力的历史分析肇始于19世纪的全球诸帝国，阐释持续到1945年为止的全球变迁史，讨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帝国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发展。主要内容：西方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大分流”；欧洲和日本权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自我毁灭；大萧条；美国与苏联权力的崛起；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竞争；民主资本主义在改革后的成功。
目 录
译者序/1
中文版序言/1
前言/1
章导论/1
第二章帝国瓜分的全球化：英帝国/22
第三章进步时代的美利坚及其帝国(1890—1930)/79
第四章亚洲帝国：衰落的龙与崛起的太阳/137
第五章半个地球的危机：次世界大战/176
第六章解释阶段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1917—1923)/228
第七章半个地球的危机：解释大萧条/281
第八章罗斯福新政：美国向左转/327
第九章资本主义民主体制中的社会权利发展/378
第十章法西斯主义(1918—1945)/424
第十一章苏联社会主义(1918—1945)/469
第十二章日本帝国主义(1930—1945)/500
第十三章解释中国革命/535
第十四章帝国间后的战争(1939—1945)/567
第十五章结论/612
参考文献/626
中文版序言/1
前言/1
章导论/1
第二章帝国瓜分的全球化：英帝国/22
第三章进步时代的美利坚及其帝国(1890—1930)/79
第四章亚洲帝国：衰落的龙与崛起的太阳/137
第五章半个地球的危机：次世界大战/176
第六章解释阶段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1917—1923)/228
第七章半个地球的危机：解释大萧条/281
第八章罗斯福新政：美国向左转/327
第九章资本主义民主体制中的社会权利发展/378
第十章法西斯主义(1918—1945)/424
第十一章苏联社会主义(1918—1945)/469
第十二章日本帝国主义(1930—1945)/500
第十三章解释中国革命/535
第十四章帝国间后的战争(1939—1945)/567
第十五章结论/612
参考文献/626
前 言
中文版序言《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第四卷将我对有关人类社会权力关系的历史考察带向终点。第二卷的时间跨度从1760年到1914年，内容具有很强的欧洲和美国中心主义色彩，因此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那一时期的各种帝国。我因此从第三卷开始关注现代帝国，并且不得不在开头部分回溯很长一段时间，详细讨论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帝国。然后，第三卷所叙述的故事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末，以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作为结束。为写作第三、四卷，我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但远未达到全面和彻底的程度，因为有关现代时期的相关资料已达到极其丰富的程度。如果我的叙述引用了什么错误的史料，或者借鉴了不可靠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或采纳了一个可能具有高度有争议的观点，这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有可能出现这些问题的是有关东亚的章节，因为我无法阅读中文和日文的文献。
但我的叙述不仅仅是经验性质的，毋宁说是依据社会学理论构建起来的，这些理论模型从我调查的大量经验数据中提炼而来。我的原创性或许主要来自于理论而不是详细的历史分析。与前面两卷一样，我的叙述结构主要依赖于四种相互作用的权力来源，其中每一种来源都形成自身的交互网络。这四种来源表现为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那些能够行使强制性意识形态、控制经济生产方式、使用致命暴力或者控制国家的人可以行使更加普遍的社会权力。很多人认为我的工作是“马克斯·韦伯式的”，因为韦伯有时也使用一种三重分层模型，即阶级、地位和政治权力。这一标签有些道理，并且对我而言也是很大的荣誉，但我与韦伯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将军事权力与政治权力分离开来。我不赞同韦伯的是，包括现代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封建国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许多依赖于其他大国提供保护的现代国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那些国家的军事权力也没有有效地渗透在自己的领土上。更为晚近的例子是当代“软地缘政治”的发展，比如，日本所行使的军事权力比其在世界经济和环境等“软”问题上行使的权力要少得多。中国从某种更低的程度而言也是如此。组织化的致命武力(军事权力)不同于国家的机构和法律(政治权力)。我相信，我是把历史和社会看作是四种权力来源的产物来加以分析的理论家。
尽管所有四种来源常常互相绞合在一起，但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发展逻辑，所以彼此之间终是一种“正交”(onthogonal)的关系，即它们之间彼此独立，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化约为另一方。因此，我尽管在第三、四卷始终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对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始终持批判的态度，不论这种观点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同样，我尽管承认意识形态在这些时期的重要性，我坚持拒绝唯心主义，这种思维方式在当前社会科学和史学的所谓“文化转向”中非常普遍。在军事权力方面，我纠正学术界常常忽视这一方面独立性的相反趋势，直到近20多年，战争和武装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才得到重视。我认为，晚近对于军事权力不断增长的兴趣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此对我的影响。对于政治权力，我强调民族国家将治下公民置于其中的不断强化的“牢笼”观点。我在这两卷中表明，由所有四种来源所构成的权力网络在现代时期非常重要，有时甚至处于支配地位。但我同时也强调，重大社会制度是由这四种权力来源所组成的混合物。我提出，有了这一分析模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主要权力制度的发展。
这不是一种能够对人类社会进行简洁、普遍解释的“硬”理论，因为人类社会本身并非简单明了，毋宁说它们极为凌乱，但我的确希望提出一种通常所谓的“中层”理论。当然，如果你要完全理解这一点，那就必须阅读这两卷，你会在其中发现帝国主义兴起的理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包括大萧条的灾难)的理论、福利国家兴起的理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苏联的理论以及20世纪恐怖战争的理论。
在这两卷中，我通常聚焦于我所说的“权力的前锋”，即关注每一时期权力的那些国家和地区，以及其起源对于后来如何成为强国极为重要的那些国家和地区。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第二卷集中关注欧洲和美国，而对衰落中的中国只是简单提及的原因。第三卷则很大的不同，它对亚洲进行了实质性关注。我勾勒了日本的崛起以及随后导致其崩溃的战争，讨论了两个处于衰落中的国家——受尽凌辱的中国和沦为殖民地的印度，这两个国家后来都成为了强国。就中国而言，我勾勒了帝制的崩溃和共和国的不完全复兴进程，这一进程为日本在太平洋的猛烈进攻所突然中断。对于日本，我试图揭示自由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激烈争论，以及曾经倡导过的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主张。我想强调的是，日本发展成为高度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中国，我主要聚焦于民国时期民族主义者、地方军阀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在第三卷的前面章节，我把次世界大战看作是布尔什维克革命走向成功的主要原因，我这里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看作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实际上包括东亚其他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有关革命的讨论在第四卷“一种关于革命的理论”一章中将达到高潮。当然，我在第四卷还分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
我很高兴我的许多著作能被翻译成中文，我很享受我在中国的演讲，并且意识到中国社会科学正在走向繁荣。作为西方人，我满怀希望地期待中国为全球社会科学做出实质性贡献，也希望本书可以为这一过程提供绵薄之力。
但我的叙述不仅仅是经验性质的，毋宁说是依据社会学理论构建起来的，这些理论模型从我调查的大量经验数据中提炼而来。我的原创性或许主要来自于理论而不是详细的历史分析。与前面两卷一样，我的叙述结构主要依赖于四种相互作用的权力来源，其中每一种来源都形成自身的交互网络。这四种来源表现为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那些能够行使强制性意识形态、控制经济生产方式、使用致命暴力或者控制国家的人可以行使更加普遍的社会权力。很多人认为我的工作是“马克斯·韦伯式的”，因为韦伯有时也使用一种三重分层模型，即阶级、地位和政治权力。这一标签有些道理，并且对我而言也是很大的荣誉，但我与韦伯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将军事权力与政治权力分离开来。我不赞同韦伯的是，包括现代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封建国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许多依赖于其他大国提供保护的现代国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那些国家的军事权力也没有有效地渗透在自己的领土上。更为晚近的例子是当代“软地缘政治”的发展，比如，日本所行使的军事权力比其在世界经济和环境等“软”问题上行使的权力要少得多。中国从某种更低的程度而言也是如此。组织化的致命武力(军事权力)不同于国家的机构和法律(政治权力)。我相信，我是把历史和社会看作是四种权力来源的产物来加以分析的理论家。
尽管所有四种来源常常互相绞合在一起，但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发展逻辑，所以彼此之间终是一种“正交”(onthogonal)的关系，即它们之间彼此独立，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化约为另一方。因此，我尽管在第三、四卷始终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对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始终持批判的态度，不论这种观点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同样，我尽管承认意识形态在这些时期的重要性，我坚持拒绝唯心主义，这种思维方式在当前社会科学和史学的所谓“文化转向”中非常普遍。在军事权力方面，我纠正学术界常常忽视这一方面独立性的相反趋势，直到近20多年，战争和武装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才得到重视。我认为，晚近对于军事权力不断增长的兴趣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此对我的影响。对于政治权力，我强调民族国家将治下公民置于其中的不断强化的“牢笼”观点。我在这两卷中表明，由所有四种来源所构成的权力网络在现代时期非常重要，有时甚至处于支配地位。但我同时也强调，重大社会制度是由这四种权力来源所组成的混合物。我提出，有了这一分析模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主要权力制度的发展。
这不是一种能够对人类社会进行简洁、普遍解释的“硬”理论，因为人类社会本身并非简单明了，毋宁说它们极为凌乱，但我的确希望提出一种通常所谓的“中层”理论。当然，如果你要完全理解这一点，那就必须阅读这两卷，你会在其中发现帝国主义兴起的理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包括大萧条的灾难)的理论、福利国家兴起的理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苏联的理论以及20世纪恐怖战争的理论。
在这两卷中，我通常聚焦于我所说的“权力的前锋”，即关注每一时期权力的那些国家和地区，以及其起源对于后来如何成为强国极为重要的那些国家和地区。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第二卷集中关注欧洲和美国，而对衰落中的中国只是简单提及的原因。第三卷则很大的不同，它对亚洲进行了实质性关注。我勾勒了日本的崛起以及随后导致其崩溃的战争，讨论了两个处于衰落中的国家——受尽凌辱的中国和沦为殖民地的印度，这两个国家后来都成为了强国。就中国而言，我勾勒了帝制的崩溃和共和国的不完全复兴进程，这一进程为日本在太平洋的猛烈进攻所突然中断。对于日本，我试图揭示自由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激烈争论，以及曾经倡导过的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主张。我想强调的是，日本发展成为高度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中国，我主要聚焦于民国时期民族主义者、地方军阀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在第三卷的前面章节，我把次世界大战看作是布尔什维克革命走向成功的主要原因，我这里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看作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实际上包括东亚其他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有关革命的讨论在第四卷“一种关于革命的理论”一章中将达到高潮。当然，我在第四卷还分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
我很高兴我的许多著作能被翻译成中文，我很享受我在中国的演讲，并且意识到中国社会科学正在走向繁荣。作为西方人，我满怀希望地期待中国为全球社会科学做出实质性贡献，也希望本书可以为这一过程提供绵薄之力。
迈克尔·曼2014年10月21日
在线试读
为何欧洲人如此擅长帝国主义？随着大规模的移民，现代帝国带来人类规模的社会变迁。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1993)的“生态帝国主义”理论区分出四类迁徙。其一是人类，这种残暴的食肉动物，依赖于残酷无情的征服，掠夺土著人的土地、物品，贸易，还常常把他们变卖为奴隶或者肆意屠杀，进而占领他们的领土。其二是他们的国内动物，如猪、牛、马、狗，这些动物逐渐支配着新世界的农业。这些变得野蛮的动物不久显示出其野生动物的特性。其三是他们的种子。欧洲的犁在次翻转新世界的表层土壤之后，欧洲的种子也接着播种到这个新土地上，并且从此枝繁叶茂。种子的秧苗带来长筒靴，动物皮毛取代了当地的庄稼。如今在美洲与大洋洲发现的所有种子类植物中，有一半是来源于欧洲。其四是欧洲的疾病与细菌。许多土著人对这些细菌都没有免疫力。结果导致的疾病是种族灭绝的，大规模致人死亡，而且往往是不可预料的。人类、种子、动物和细菌加在一起，构成一种惨无人道的生态帝国主义，这改变了整个地球。
这些帝国也给殖民地带来了一些好处。在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中，苹果、香蕉、桃子、咖啡、小麦、胡萝卜、大头菜向西传入美洲，而玉米、土豆、糖、西红柿、南瓜、可可豆、凤梨、烟草都是向东传播到欧洲(和亚洲)。远不止数千平方公里被占领，许多精神信仰也被改变，或者增加了贸易量。所有这些交换带来了自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来日常物质生活的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型。交换还带来人类饮食的多样化，这在延长人类寿命方面是有深远影响的因素。具体来说，交换在英格兰促成了农业革命，这是后来工业革命的一个关键前提。如今有人把麦当劳化或者超市供应四季蔬菜视为食品的全球化，他们比较重视这些看似不重要的东西。欧洲人也改变了各大洲的语言，他们进行三大洲的大西洋贸易(工业产品、奴隶、糖/棉花)，把欧洲、非洲与美洲的港口链接起来，从17世纪后期开始独具匠心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一体化，而个伊比利亚帝国的经济并没有做到这一点。首先，从外部入侵美洲只能局限于海岸以及海军可以到达的河流。后来，工业革命提供的各种动力让欧洲人把帝国延伸到陆地。到1914年为止，大约是哥伦布美洲大发现之后的400年，欧洲人统治了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
这是现代全球化的个阶段，但却只提供一个有限的一体化。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存在多元、竞争性的帝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不列颠、法国、俄国、德国、比利时、美国、日本、意大利。每一个帝国都以独特的方式切割了这个地球的一小片，主导性地造就了全球化的碎片化。这个时代的帝国主义也产生了种族的碎片化，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想努力理解他们明显的权力优越性。虽然资本主义的市场、生产链和意识形态都极力突破民族的政治边界，但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这是因为，在19世纪末之前世界各地的商品价格从来没有汇合起来(ORourke & Williamson，2002)。每一个帝国都把垄断特权与定价权授予自己的贸易公司。每个贸易公司在其自身帝国与利益范围内所获得的权力之大超乎寻常，并且受到徘徊于市场逻辑与领土逻辑之间的重商主义实践的保护。沃勒斯坦认为他提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始于16世纪，并且这种体系为单一原则所支配。其实，他所说的这种体系此时仍然只是潜在的，而没有成为事实。在那个时期，他称之为世界体系“边缘”的地方与他所界定为“核心”和“半边缘”的地方只有极少的接触。在并非由白人控制的殖民地里，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仍然没有为帝国主义所改变，因为帝国主义渗透得并不是很深入。19世纪绝大多数被殖民的民族看见统治精英的机会与看见中世纪的欧洲人的机会一样少。简言之，那时候的帝国特征是广泛性的，但并非深入性的。
欧洲人并没有征服整个世界。强的诸文明以及那些处于欧洲后勤所能达到的边缘的文明都适应了欧洲的实践，也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日本、中国、奥斯曼和波斯有其核心的历史领土。虽然印度被征服了，但它的印度教和穆斯林文化仍然非常充满活力，穆斯林的中东地区也一样。只有日本成功加入帝国主义俱乐部。
欧洲成功的直接原因是胜人一筹的军事权力，而不是文明、科学革命或者资本主义处于更高的发展水平。它对战争的擅长是由来已久的(Bayly，2004：62)。在第二个千年里，欧洲人可能比其他任何一个大洲的人都更喜欢战争。欧洲人源自于罗马神话中的马尔斯战神(Mars)。开始有效统计全球的战争的时间大概在1494年，更好的统计是从1816年开始计算的。在这两个时期，欧洲爆发的战争都占主导地位(J.S.Levy，1983；Gleditsch，2004；Lemke，2002)。虽然这些数据可能没有统计到19世纪早期发生在拉美的战争和非洲成为殖民地之前的情况，但与东亚的对照是有着更为确凿的基础。这个地区在1590年至1894年出现300年的和平时期，仅仅出现过野蛮人对中国的入侵以及五次相对较小的两国间战争。在此前的200年间，中国只出现过一次与越南的战争。日本自1637年之后的两个世纪都禁止使用火药枪。相比较起来，欧洲列强在1494年至1975年的75%时间里都一直卷入国家之间的战争，完全没有战争的时期不会超过25年(J.S.Levy，1983：97)。中华帝国体系从其邻国获得进贡有助于维持亚洲的和平，而且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因为帝国所支出的大于它所获得的。这就是我所说的霸权。它允许国际之间的大量贸易往来，尤其是由中华商业集团所经营的贸易，这可以让整个亚洲都得到实惠与繁荣(Arrighi，2007：314—320；Andornino，2006)。
欧洲人对其敌人的战争艺术评价不高。在非洲与美洲，他们尊重敌人的勇敢，但认为他们自己在组织与装备方面都比对方好得多——通常情况下确实如此。在亚洲，他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对待的诸文明已经变得很软弱，而且不喜欢战争。英国人以轻蔑的口吻撰写印度战争，认为他们是以谈判和行贿来决定战争的结果。相对照的是，印度当地人却注意到，欧洲人非常残暴无情地割断颈部大动脉。18世纪中国文人程廷祚(Cheng Tingzuo)写道：“穷乡僻壤的欧洲！……它的人民名声远扬的是，在各方面都表现得很聪明，而且非常具有创造性。他们已经研究了诸如火药枪这种为野蛮的东西。”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是明治维新时期主要的理论家，他在1875年哀叹道：“我们有着太长的和平时期，也没有和外界进行任何交往。同时，其他国家常常为偶尔的战争所刺激，已经发明了许多新鲜事物，诸多蒸汽火车、蒸汽船、长枪和小手枪，等等。”一个非洲人抱怨说：“白人[打仗]非常肮脏，更严重的是只想杀人”(Elvin，1996：97；Etemad，2007：86)。
欧洲军国主义的因果链条要追溯到很远。武士们在欧洲的战争中一直获益颇多。在10世纪，法兰克帝国所管辖过的领土是欧洲核心地区，由弱小国家、部落与农民自治的村落组成的是边缘地区，然后，核心地区的统治者征服和殖民边缘地区，并且迫使当地人成为农奴，把领土和其他的资源供奉给随之而来的骑士、士兵、牧师、农场主、工匠和商人。存在于所有阶层的长子继承制让非长子和私生子都不能继承财产，他们只能自谋生路。他们在新安置的地方找到土地或贸易的前景，这不需要遵循僵化的传统身份。这是导致对外掠夺与殖民扩张的可怕诱因。罗伯特·巴特利特(Robert Bartlett，1994)指出，1350年之前大概400年的那个时期，政治组织化和军事化程度更高的核心地区吞并了边缘地区。正如他指出的，帝国的正确名称是，核心地区征服、殖民、统治和“文明化”边缘地区。诺曼殖民者和立陶宛条顿骑士的殖民者尤其适合我所界定的帝国。
对于核心地区来说，战争是可以带来高额回报的。战争可以输出出身良好的年轻人，他们受到了军队的严格训练但是没有继承权——否则，青年(juvenes)与军官(milites)容易给宫廷带来麻烦。他们被派遣去征服新的领土，伴随而至的商人可以征服新的市场，牧师可以征服新的灵魂。在这种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殖民者往往变得非常自主，他们自己在边缘地区建立政权，就像西哥特(Visigothic)和法兰克(Frankish)公爵在西班牙与诺曼人在许多地方一样。扩张的首要动机是经济性质的，也是封建性质的：出身良好但缺乏继承权的男人寻求获得土地与农民，他们可以从中抽取赋税，榨取劳役。如果给动机排序的话，对土地的贪婪是重要的动机，然后是贸易，后才是拯救灵魂。武士的意识形态受到上帝赐福，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也让年轻人更容易派去探索新世界，因为这种探索所遭遇死亡的风险是有历史意义的。但是，由于土地与农民是相互依存的，所以，他们通常并不是以屠杀农民为代价来掠夺领土。
到1350年为止，次对外殖民阶段的结果是欧洲充斥着许多规模很小的国家政权。没人可以精确统计其数量，因为主权存在很多等级的划分。蒂利(Charles A.Tilly，1990：45)估计这种政权的数量在80至500个之间，但这取决于我们是如何统计的。紧接着是第二个阶段，即“政权吞并”阶段，这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到1900年为止只剩下25个政权，通过“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方式，小政权被大政权所吞并。在东部，赢家是罗曼诺夫(Romanov)、哈布斯堡(Habsburg)和奥斯曼君主，我们在传统上都把这几个王国称为帝国。在西部，小规模的政权被吞并，成为我们现在称之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如西班牙、法国、英格兰。然而，它们也是真正的帝国，巴斯克人(Basques)、普罗旺斯人(Provencals)或者威尔士人(Welsh)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这第二阶段，主要目标依然是领土，尽管现在的方式是得到土地上的贵族与农奴臣服。此时的吞并者更多是国家政权，而不是此前的贵族建立的松散同盟，后者会与债主与商人结成联盟。这些政权逐渐把人口控制在自己手里。战争对于更大规模的政权更有着高额的利润，武士的意识形态继续有助于年轻人冒险去追求利润。战争对于小政权来说并没有任何好处，也不是理智的选择。但它们学到了通过与强大的势力联姻来打败对手，进而可以和平地融合到一起。没有任何的编年史家愿意记录已消失的政权，因为欧洲人对战争只留下辉煌与高额利润的集体记忆，目的是让后来者不断去赢得战争。虽然强大的政权吞并了小政权，但却带来的更大问题是，这些大国之间开始走向相互残杀，就像在中国古代先秦后残留的几个政权一样。
然而，在此之前，欧洲人就已开始走向他们帝国主义的第三个阶段，这一次是放眼全球。罗曼诺夫和哈布斯堡王朝大肆向东扩张领土，哈布斯堡只是发展成为“温和的帝国”，即各民族的松散联邦，在某种程度上是寻求共同防御的战略，抵制更为强大的领邦。相对照的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都建立了海外帝国。欧洲军国主义的因果链与海军技术的创新链是结合在一起的，由此才能产生跨海帝国的可能性。恰逢其时的是，主要的非欧洲帝国正在走向停滞与衰败。这样，扩张才可能走向成功。再者，殖民者还有两个优势是摆脱了贫困与宗教压迫。到20世纪为止，欧洲人及其殖民者似乎要征服全世界，但却处于碎片化的竞争状态。
军事权力的路径依赖已经经历一千年的历史。战争是欧洲国家政权生与死的关键。如果一个政权没有提升其军事权力，就可能难以存续。在欧洲大陆范围内不断爆发战争，逐渐养育出战争的精细化形式，规模小但灵活的陆军与海军就能够对敌人倾泻强大的火力。受过严格训练的步兵、骑兵和炮兵(初是弓箭手，后来是加农炮)之间紧密合作，创造出让敌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战争机器和战场。陆地上的枪炮有很大的技术更新，尤其是运用于海上作战的武器有了长足进步，但武器装备的成本却稳定下降。在1600年至1750年间，法国军队每一个士兵有效射击的比率飞增十倍以上(J.Lynn，1997：457—472)。虽然火器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但他们并不能用火器来有效反击流动性强的步兵团，但中国的主要敌人恰恰是灵活迅速的北方游牧骑兵团，因此火器没有得到发展。日本的步枪技术在德川幕府长期的和平时期也停滞不前了。相比之下，欧洲人持续不断的战争，在冶金、弹道学和爆破等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达到的水平。中国早期的发明家们直到16世纪早期才开始意识到欧洲人已经超过他们了(Chase，2003：142；参阅Bryant，2008)。然而，早期的欧洲人在枪炮技术上并优越于他们所面临的三个“枪炮帝国”，即奥斯曼、波斯和莫卧儿。两者的差异更多体现在训练、纪律与技巧，也就是说军事组织方面。海军船舰和陆军火炮的炮手得到严格的训练之后，才能有更多的合作和连续射击，而步兵、骑兵和炮兵那些复杂的合作技巧达到了很高水平，而且远远超过其敌人，相比之下，后者的军队规模通常是大得多，看起来像一伙拥挤的人群。
自然，这种军事上的优越性需要具备与其他权力来源相关的前提条件，尤其是政权与商业集团改进了征收赋税的能力。政权开始系统性地征税并且征募其民众入伍，这可以发展出更为强烈的对于国家的领土意识，并将必要的基础设施扩展到国家的每一个地区。在西欧，政权越来越变得具有民族特征。这种财政—军事的双重达尔文主义进程只留下适合的军事与政治权力来对付海外的民族。而欧洲小规模的军事势力不容易战胜土著人的军队，后者可以叱咤于广阔的土地，无论是骑兵和轻重武器的炮兵都更适合这种地形。然而，当欧洲的枪炮制造强化了射击能力之后，任何军队在固定不变的战场上都无法抵挡这种武器，在海上作战尤其如此，因为这是一种更为有限、更为惨烈的战争。显然，军国主义的精细化运用与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与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权力的发展相一致，其结果是增强了欧洲对殖民地的控制能力。然而，直到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后，军国主义才成为非常深入的权力。小规模的部队在战场上运用猛烈的活力，可以不断夺取胜利，但无法长期控制征服之后的政权，没有能力对其人口维持日常的管理。
对于西班牙与英格兰来说，帝国主义的第二与第三阶段之间几乎是连续不断的一个过程。格拉纳达(Granada)是穆斯林在西班牙的后一个摩尔王国(Moorish Kingdom)，在1492年1月被基督教国王斐迪南(Ferdinand，1479—1516)与伊莎贝拉(Isabella，1479—1504)攻陷。三个月之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开始起航远征西印度群岛；10月他发现了阻挡其航线的一块大陆。墨西哥和秘鲁很快就被西班牙的殖民者和牧师所征服，但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来自于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Extremadura)与安达卢西亚地区(Andalucia)，都是贫困潦倒又无法继承财产的贵族的年纪较小的儿子们。诱惑他们的主要目标依然是为了封建性质的新领地。殖民者不仅拥有这块土地以及依附性的佃农，还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教会支持的灵魂归宿。所有的人都渴望得到美洲的黄金与白银。西班牙的帝国主义比资本主义提前到来。
紧接着，英格兰征服苏格兰和爱尔兰，以此作为海外帝国的实验(Ohlmeyer，2001：146；参阅Canny，2001)。北爱尔兰的伦敦德里郡(Londonderry)的城市是海外殖民地的范本，完全是来自伦敦与苏格兰的新教殖民者迁移过去之后才建造与管理的，旨在统治并使这个天主教的孤岛“走向文明”。伦曼出版过的两本书是《英格兰的殖民战争(1550—1688)》(Englands Colonial Wars，1550—1688)和《不列颠的殖民战争(1688—1783)》(Britains Colonial Wars，1688—1783)。从标题就可以表明，波殖民战争是英格兰在不列颠群岛内部发起的；第二波是新兴霸权的不列颠帝国对其他大洲的殖民。这股殖民主义浪潮不断加剧，因为苏格兰人与爱尔兰人有着更为强烈的动机，试图尽快摆脱贫穷以及自己国内的剥夺。
海外殖民主义延续了中世纪的几个传统。欧洲继续对外输出令人烦恼的人力资源，包括长子之外的其他儿子，私生子、冷酷的传教士、农民和工匠，他们都要冒险去维持生计，寻求一种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找回在家族中被抛弃的社会地位。欧洲人只是在一些温带地区拓展殖民地盘，对其他地方的渗透更多是贸易而不是殖民，并建立没有殖民地的非正式帝国。这种商业—海军联手的帝国主义源自威尼斯、热那亚，后来葡萄牙、荷兰与英格兰加以仿效。在这个进程中逐渐形成商业资本主义，其基础是利用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异，手段往往是垄断。从此，两种帝国轨迹就确立起来了，一种是专注于陆地战争，并且由殖民者对新领土进行直接统治；另一种是利用海军，谋取商业垄断和非正式帝国。一旦欧洲殖民者的农场与种植业提升了生产力，并且由商人在新领土与欧洲(和亚洲)循环流通而产生利润，殖民者就与商人以更大范围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方式关联起来，可以穿越任何国界。从事贸易的商人在外近海不会停留很久，他们试图控制内陆地区，这是因为当地人之间出现无序状态，另外他们想实施垄断。
随着不断的扩张，帝国主义变得越来越具有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性质了。军事权力为经济与政治权力所增强和并被改变用途。如果我们考虑到权力优越性的这种野蛮程度，就会发现，欧洲的扩张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唯有一场可以与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规模相当的欧洲战争或者某个非欧洲帝国的伟大复兴才可能制止这种世界性战争的爆发，但两者在此时都是不可能出现的。然而，政权的领土征服与市场的弥散剥夺有着不同的逻辑，两者从未完全融合在一起。欧洲是我在前两卷所说的一种“多权力行动者的文明”(multipower actor civilization)，没有单一的权力中心，令人生畏的权力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这给欧洲帝国主义带来一种无情的、不稳定的动力，促使着国家政权和私有企业/资本家/传教士/殖民者的不断前行，而得到授权的追求重商主义的贸易公司，代表两者的交叉重叠部分。以一种单一的帝国模式把这些分散但充满活力的领土控制在一起显然是很困难的。所以，欧洲的这些帝国都不可能持续太久。
这些帝国也给殖民地带来了一些好处。在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中，苹果、香蕉、桃子、咖啡、小麦、胡萝卜、大头菜向西传入美洲，而玉米、土豆、糖、西红柿、南瓜、可可豆、凤梨、烟草都是向东传播到欧洲(和亚洲)。远不止数千平方公里被占领，许多精神信仰也被改变，或者增加了贸易量。所有这些交换带来了自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来日常物质生活的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型。交换还带来人类饮食的多样化，这在延长人类寿命方面是有深远影响的因素。具体来说，交换在英格兰促成了农业革命，这是后来工业革命的一个关键前提。如今有人把麦当劳化或者超市供应四季蔬菜视为食品的全球化，他们比较重视这些看似不重要的东西。欧洲人也改变了各大洲的语言，他们进行三大洲的大西洋贸易(工业产品、奴隶、糖/棉花)，把欧洲、非洲与美洲的港口链接起来，从17世纪后期开始独具匠心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一体化，而个伊比利亚帝国的经济并没有做到这一点。首先，从外部入侵美洲只能局限于海岸以及海军可以到达的河流。后来，工业革命提供的各种动力让欧洲人把帝国延伸到陆地。到1914年为止，大约是哥伦布美洲大发现之后的400年，欧洲人统治了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
这是现代全球化的个阶段，但却只提供一个有限的一体化。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存在多元、竞争性的帝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不列颠、法国、俄国、德国、比利时、美国、日本、意大利。每一个帝国都以独特的方式切割了这个地球的一小片，主导性地造就了全球化的碎片化。这个时代的帝国主义也产生了种族的碎片化，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想努力理解他们明显的权力优越性。虽然资本主义的市场、生产链和意识形态都极力突破民族的政治边界，但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这是因为，在19世纪末之前世界各地的商品价格从来没有汇合起来(ORourke & Williamson，2002)。每一个帝国都把垄断特权与定价权授予自己的贸易公司。每个贸易公司在其自身帝国与利益范围内所获得的权力之大超乎寻常，并且受到徘徊于市场逻辑与领土逻辑之间的重商主义实践的保护。沃勒斯坦认为他提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始于16世纪，并且这种体系为单一原则所支配。其实，他所说的这种体系此时仍然只是潜在的，而没有成为事实。在那个时期，他称之为世界体系“边缘”的地方与他所界定为“核心”和“半边缘”的地方只有极少的接触。在并非由白人控制的殖民地里，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仍然没有为帝国主义所改变，因为帝国主义渗透得并不是很深入。19世纪绝大多数被殖民的民族看见统治精英的机会与看见中世纪的欧洲人的机会一样少。简言之，那时候的帝国特征是广泛性的，但并非深入性的。
欧洲人并没有征服整个世界。强的诸文明以及那些处于欧洲后勤所能达到的边缘的文明都适应了欧洲的实践，也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日本、中国、奥斯曼和波斯有其核心的历史领土。虽然印度被征服了，但它的印度教和穆斯林文化仍然非常充满活力，穆斯林的中东地区也一样。只有日本成功加入帝国主义俱乐部。
欧洲成功的直接原因是胜人一筹的军事权力，而不是文明、科学革命或者资本主义处于更高的发展水平。它对战争的擅长是由来已久的(Bayly，2004：62)。在第二个千年里，欧洲人可能比其他任何一个大洲的人都更喜欢战争。欧洲人源自于罗马神话中的马尔斯战神(Mars)。开始有效统计全球的战争的时间大概在1494年，更好的统计是从1816年开始计算的。在这两个时期，欧洲爆发的战争都占主导地位(J.S.Levy，1983；Gleditsch，2004；Lemke，2002)。虽然这些数据可能没有统计到19世纪早期发生在拉美的战争和非洲成为殖民地之前的情况，但与东亚的对照是有着更为确凿的基础。这个地区在1590年至1894年出现300年的和平时期，仅仅出现过野蛮人对中国的入侵以及五次相对较小的两国间战争。在此前的200年间，中国只出现过一次与越南的战争。日本自1637年之后的两个世纪都禁止使用火药枪。相比较起来，欧洲列强在1494年至1975年的75%时间里都一直卷入国家之间的战争，完全没有战争的时期不会超过25年(J.S.Levy，1983：97)。中华帝国体系从其邻国获得进贡有助于维持亚洲的和平，而且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因为帝国所支出的大于它所获得的。这就是我所说的霸权。它允许国际之间的大量贸易往来，尤其是由中华商业集团所经营的贸易，这可以让整个亚洲都得到实惠与繁荣(Arrighi，2007：314—320；Andornino，2006)。
欧洲人对其敌人的战争艺术评价不高。在非洲与美洲，他们尊重敌人的勇敢，但认为他们自己在组织与装备方面都比对方好得多——通常情况下确实如此。在亚洲，他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对待的诸文明已经变得很软弱，而且不喜欢战争。英国人以轻蔑的口吻撰写印度战争，认为他们是以谈判和行贿来决定战争的结果。相对照的是，印度当地人却注意到，欧洲人非常残暴无情地割断颈部大动脉。18世纪中国文人程廷祚(Cheng Tingzuo)写道：“穷乡僻壤的欧洲！……它的人民名声远扬的是，在各方面都表现得很聪明，而且非常具有创造性。他们已经研究了诸如火药枪这种为野蛮的东西。”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是明治维新时期主要的理论家，他在1875年哀叹道：“我们有着太长的和平时期，也没有和外界进行任何交往。同时，其他国家常常为偶尔的战争所刺激，已经发明了许多新鲜事物，诸多蒸汽火车、蒸汽船、长枪和小手枪，等等。”一个非洲人抱怨说：“白人[打仗]非常肮脏，更严重的是只想杀人”(Elvin，1996：97；Etemad，2007：86)。
欧洲军国主义的因果链条要追溯到很远。武士们在欧洲的战争中一直获益颇多。在10世纪，法兰克帝国所管辖过的领土是欧洲核心地区，由弱小国家、部落与农民自治的村落组成的是边缘地区，然后，核心地区的统治者征服和殖民边缘地区，并且迫使当地人成为农奴，把领土和其他的资源供奉给随之而来的骑士、士兵、牧师、农场主、工匠和商人。存在于所有阶层的长子继承制让非长子和私生子都不能继承财产，他们只能自谋生路。他们在新安置的地方找到土地或贸易的前景，这不需要遵循僵化的传统身份。这是导致对外掠夺与殖民扩张的可怕诱因。罗伯特·巴特利特(Robert Bartlett，1994)指出，1350年之前大概400年的那个时期，政治组织化和军事化程度更高的核心地区吞并了边缘地区。正如他指出的，帝国的正确名称是，核心地区征服、殖民、统治和“文明化”边缘地区。诺曼殖民者和立陶宛条顿骑士的殖民者尤其适合我所界定的帝国。
对于核心地区来说，战争是可以带来高额回报的。战争可以输出出身良好的年轻人，他们受到了军队的严格训练但是没有继承权——否则，青年(juvenes)与军官(milites)容易给宫廷带来麻烦。他们被派遣去征服新的领土，伴随而至的商人可以征服新的市场，牧师可以征服新的灵魂。在这种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殖民者往往变得非常自主，他们自己在边缘地区建立政权，就像西哥特(Visigothic)和法兰克(Frankish)公爵在西班牙与诺曼人在许多地方一样。扩张的首要动机是经济性质的，也是封建性质的：出身良好但缺乏继承权的男人寻求获得土地与农民，他们可以从中抽取赋税，榨取劳役。如果给动机排序的话，对土地的贪婪是重要的动机，然后是贸易，后才是拯救灵魂。武士的意识形态受到上帝赐福，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也让年轻人更容易派去探索新世界，因为这种探索所遭遇死亡的风险是有历史意义的。但是，由于土地与农民是相互依存的，所以，他们通常并不是以屠杀农民为代价来掠夺领土。
到1350年为止，次对外殖民阶段的结果是欧洲充斥着许多规模很小的国家政权。没人可以精确统计其数量，因为主权存在很多等级的划分。蒂利(Charles A.Tilly，1990：45)估计这种政权的数量在80至500个之间，但这取决于我们是如何统计的。紧接着是第二个阶段，即“政权吞并”阶段，这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到1900年为止只剩下25个政权，通过“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方式，小政权被大政权所吞并。在东部，赢家是罗曼诺夫(Romanov)、哈布斯堡(Habsburg)和奥斯曼君主，我们在传统上都把这几个王国称为帝国。在西部，小规模的政权被吞并，成为我们现在称之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如西班牙、法国、英格兰。然而，它们也是真正的帝国，巴斯克人(Basques)、普罗旺斯人(Provencals)或者威尔士人(Welsh)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这第二阶段，主要目标依然是领土，尽管现在的方式是得到土地上的贵族与农奴臣服。此时的吞并者更多是国家政权，而不是此前的贵族建立的松散同盟，后者会与债主与商人结成联盟。这些政权逐渐把人口控制在自己手里。战争对于更大规模的政权更有着高额的利润，武士的意识形态继续有助于年轻人冒险去追求利润。战争对于小政权来说并没有任何好处，也不是理智的选择。但它们学到了通过与强大的势力联姻来打败对手，进而可以和平地融合到一起。没有任何的编年史家愿意记录已消失的政权，因为欧洲人对战争只留下辉煌与高额利润的集体记忆，目的是让后来者不断去赢得战争。虽然强大的政权吞并了小政权，但却带来的更大问题是，这些大国之间开始走向相互残杀，就像在中国古代先秦后残留的几个政权一样。
然而，在此之前，欧洲人就已开始走向他们帝国主义的第三个阶段，这一次是放眼全球。罗曼诺夫和哈布斯堡王朝大肆向东扩张领土，哈布斯堡只是发展成为“温和的帝国”，即各民族的松散联邦，在某种程度上是寻求共同防御的战略，抵制更为强大的领邦。相对照的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都建立了海外帝国。欧洲军国主义的因果链与海军技术的创新链是结合在一起的，由此才能产生跨海帝国的可能性。恰逢其时的是，主要的非欧洲帝国正在走向停滞与衰败。这样，扩张才可能走向成功。再者，殖民者还有两个优势是摆脱了贫困与宗教压迫。到20世纪为止，欧洲人及其殖民者似乎要征服全世界，但却处于碎片化的竞争状态。
军事权力的路径依赖已经经历一千年的历史。战争是欧洲国家政权生与死的关键。如果一个政权没有提升其军事权力，就可能难以存续。在欧洲大陆范围内不断爆发战争，逐渐养育出战争的精细化形式，规模小但灵活的陆军与海军就能够对敌人倾泻强大的火力。受过严格训练的步兵、骑兵和炮兵(初是弓箭手，后来是加农炮)之间紧密合作，创造出让敌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战争机器和战场。陆地上的枪炮有很大的技术更新，尤其是运用于海上作战的武器有了长足进步，但武器装备的成本却稳定下降。在1600年至1750年间，法国军队每一个士兵有效射击的比率飞增十倍以上(J.Lynn，1997：457—472)。虽然火器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但他们并不能用火器来有效反击流动性强的步兵团，但中国的主要敌人恰恰是灵活迅速的北方游牧骑兵团，因此火器没有得到发展。日本的步枪技术在德川幕府长期的和平时期也停滞不前了。相比之下，欧洲人持续不断的战争，在冶金、弹道学和爆破等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达到的水平。中国早期的发明家们直到16世纪早期才开始意识到欧洲人已经超过他们了(Chase，2003：142；参阅Bryant，2008)。然而，早期的欧洲人在枪炮技术上并优越于他们所面临的三个“枪炮帝国”，即奥斯曼、波斯和莫卧儿。两者的差异更多体现在训练、纪律与技巧，也就是说军事组织方面。海军船舰和陆军火炮的炮手得到严格的训练之后，才能有更多的合作和连续射击，而步兵、骑兵和炮兵那些复杂的合作技巧达到了很高水平，而且远远超过其敌人，相比之下，后者的军队规模通常是大得多，看起来像一伙拥挤的人群。
自然，这种军事上的优越性需要具备与其他权力来源相关的前提条件，尤其是政权与商业集团改进了征收赋税的能力。政权开始系统性地征税并且征募其民众入伍，这可以发展出更为强烈的对于国家的领土意识，并将必要的基础设施扩展到国家的每一个地区。在西欧，政权越来越变得具有民族特征。这种财政—军事的双重达尔文主义进程只留下适合的军事与政治权力来对付海外的民族。而欧洲小规模的军事势力不容易战胜土著人的军队，后者可以叱咤于广阔的土地，无论是骑兵和轻重武器的炮兵都更适合这种地形。然而，当欧洲的枪炮制造强化了射击能力之后，任何军队在固定不变的战场上都无法抵挡这种武器，在海上作战尤其如此，因为这是一种更为有限、更为惨烈的战争。显然，军国主义的精细化运用与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与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权力的发展相一致，其结果是增强了欧洲对殖民地的控制能力。然而，直到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后，军国主义才成为非常深入的权力。小规模的部队在战场上运用猛烈的活力，可以不断夺取胜利，但无法长期控制征服之后的政权，没有能力对其人口维持日常的管理。
对于西班牙与英格兰来说，帝国主义的第二与第三阶段之间几乎是连续不断的一个过程。格拉纳达(Granada)是穆斯林在西班牙的后一个摩尔王国(Moorish Kingdom)，在1492年1月被基督教国王斐迪南(Ferdinand，1479—1516)与伊莎贝拉(Isabella，1479—1504)攻陷。三个月之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开始起航远征西印度群岛；10月他发现了阻挡其航线的一块大陆。墨西哥和秘鲁很快就被西班牙的殖民者和牧师所征服，但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来自于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Extremadura)与安达卢西亚地区(Andalucia)，都是贫困潦倒又无法继承财产的贵族的年纪较小的儿子们。诱惑他们的主要目标依然是为了封建性质的新领地。殖民者不仅拥有这块土地以及依附性的佃农，还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教会支持的灵魂归宿。所有的人都渴望得到美洲的黄金与白银。西班牙的帝国主义比资本主义提前到来。
紧接着，英格兰征服苏格兰和爱尔兰，以此作为海外帝国的实验(Ohlmeyer，2001：146；参阅Canny，2001)。北爱尔兰的伦敦德里郡(Londonderry)的城市是海外殖民地的范本，完全是来自伦敦与苏格兰的新教殖民者迁移过去之后才建造与管理的，旨在统治并使这个天主教的孤岛“走向文明”。伦曼出版过的两本书是《英格兰的殖民战争(1550—1688)》(Englands Colonial Wars，1550—1688)和《不列颠的殖民战争(1688—1783)》(Britains Colonial Wars，1688—1783)。从标题就可以表明，波殖民战争是英格兰在不列颠群岛内部发起的；第二波是新兴霸权的不列颠帝国对其他大洲的殖民。这股殖民主义浪潮不断加剧，因为苏格兰人与爱尔兰人有着更为强烈的动机，试图尽快摆脱贫穷以及自己国内的剥夺。
海外殖民主义延续了中世纪的几个传统。欧洲继续对外输出令人烦恼的人力资源，包括长子之外的其他儿子，私生子、冷酷的传教士、农民和工匠，他们都要冒险去维持生计，寻求一种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找回在家族中被抛弃的社会地位。欧洲人只是在一些温带地区拓展殖民地盘，对其他地方的渗透更多是贸易而不是殖民，并建立没有殖民地的非正式帝国。这种商业—海军联手的帝国主义源自威尼斯、热那亚，后来葡萄牙、荷兰与英格兰加以仿效。在这个进程中逐渐形成商业资本主义，其基础是利用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异，手段往往是垄断。从此，两种帝国轨迹就确立起来了，一种是专注于陆地战争，并且由殖民者对新领土进行直接统治；另一种是利用海军，谋取商业垄断和非正式帝国。一旦欧洲殖民者的农场与种植业提升了生产力，并且由商人在新领土与欧洲(和亚洲)循环流通而产生利润，殖民者就与商人以更大范围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方式关联起来，可以穿越任何国界。从事贸易的商人在外近海不会停留很久，他们试图控制内陆地区，这是因为当地人之间出现无序状态，另外他们想实施垄断。
随着不断的扩张，帝国主义变得越来越具有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性质了。军事权力为经济与政治权力所增强和并被改变用途。如果我们考虑到权力优越性的这种野蛮程度，就会发现，欧洲的扩张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唯有一场可以与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规模相当的欧洲战争或者某个非欧洲帝国的伟大复兴才可能制止这种世界性战争的爆发，但两者在此时都是不可能出现的。然而，政权的领土征服与市场的弥散剥夺有着不同的逻辑，两者从未完全融合在一起。欧洲是我在前两卷所说的一种“多权力行动者的文明”(multipower actor civilization)，没有单一的权力中心，令人生畏的权力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这给欧洲帝国主义带来一种无情的、不稳定的动力，促使着国家政权和私有企业/资本家/传教士/殖民者的不断前行，而得到授权的追求重商主义的贸易公司，代表两者的交叉重叠部分。以一种单一的帝国模式把这些分散但充满活力的领土控制在一起显然是很困难的。所以，欧洲的这些帝国都不可能持续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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