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权力的来源(第四卷)–全球化()(上下册)(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前沿)

该卷英文版2013年面世，2015年12月该卷中文版首次在我国推出。该卷主要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1世纪初66年的权力发展史，分析的背景是全球化。核心的观点：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因为有社会权力四个来源（意识形态、军事、经济、政治）的全球化，每一种来源都有不同的发展节奏。学术意义相当不错，相信出版后会为我社带来非常好的社会效益。书中尤其关注与人类休戚相关的重大问题：经济、金融、公民福利、全球气候变暖等，而这些问题，曼都从社会权力的视角作了分析。 

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将权力区分为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四种来源，追溯了它们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相互关系。本书（第四卷）分析了从1945年至今的社会权力历史，它聚焦于二战后全球秩序的三大支柱：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体系以及世界仅存的帝国——美帝国。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帝国在这一时期彼此互动和相互转换。迈克尔曼的核心观点在于，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社会权力所有四种来源的全球化，每一种权力来源都具有不同的发展节奏。本书的主题包括美帝国的兴起与开始衰败、苏联共产主义的剧变与转型、从新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型以及该时期出现的三大危机——核武器、大衰退、气候变化。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牛津大学社会学博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社会权力的来源》（四卷）、《不连贯的帝国》、《法西斯主义者》、《民主的阴暗面》。

中文版序言/1
章诸种全球化/1
第二章战后的全球秩序/16
第三章1945—1970年战争和冷战中的美国：阶级冲突/49
第四章美国的公民权利与认同斗争/90
第五章冷战中的美帝国：1945—1980/116
第六章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与衰落：1970—2000/167
第七章苏联方案的失败/229
第八章主义方案的改革/278
第九章一种关于革命的理论/311
第十章21世纪转折时期的美帝国/337
第十一章全球危机：新自由主义的大衰退/405
第十二章全球危机：气候变化/452
第十三章总结/501
参考文献/542

中文版序言《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第四卷将我对有关人类社会权力关系的历史考察带向终点。第二卷的时间跨度从1760年到1914年，内容具有很强的欧洲和美国中心主义色彩，因此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那一时期的各种帝国。我因此从第三卷开始关注现代帝国，并且不得不在开头部分回溯很长一段时间，详细讨论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帝国。然后，第三卷所叙述的故事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末，以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作为结束。为写作第三、四卷，我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但远未达到全面和彻底的程度，因为有关现代时期的相关资料已达到极其丰富的程度。如果我的叙述引用了什么错误的史料，或者借鉴了不可靠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或采纳了一个可能具有高度有争议的观点，这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有可能出现这些问题的是有关东亚的章节，因为我无法阅读中文和日文的文献。
但我的叙述不仅仅是经验性质的，毋宁说是依据社会学理论构建起来的，这些理论模型从我调查的大量经验数据中提炼而来。我的原创性或许主要来自于理论而不是详细的历史分析。与前面两卷一样，我的叙述结构主要依赖于四种相互作用的权力来源，其中每一种来源都形成自身的交互网络。这四种来源表现为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那些能够行使强制性意识形态、控制经济生产方式、使用致命暴力或者控制国家的人可以行使更加普遍的社会权力。很多人认为我的工作是“马克斯·韦伯式的”，因为韦伯有时也使用一种三重分层模型，即阶级、地位和政治权力。这一标签有些道理，并且对我而言也是很大的荣誉，但我与韦伯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将军事权力与政治权力分离开来。我不赞同韦伯的是，包括现代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封建国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许多依赖于其他大国提供保护的现代国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那些国家的军事权力也没有有效地渗透在自己的领土上。更为晚近的例子是当代“软地缘政治”的发展，比如，日本所行使的军事权力比其在世界经济和环境等“软”问题上行使的权力要少得多。中国从某种更低的程度而言也是如此。组织化的致命武力(军事权力)不同于国家的机构和法律(政治权力)。我相信，我是把历史和社会看作是四种权力来源的产物来加以分析的理论家。
尽管所有四种来源常常互相绞合在一起，但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发展逻辑，所以彼此之间终是一种“正交”(onthogonal)的关系，即它们之间彼此独立，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化约为另一方。因此，我尽管在第三、四卷始终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对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始终持批判的态度，不论这种观点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同样，我尽管承认意识形态在这些时期的重要性，我坚持拒绝唯心主义，这种思维方式在当前社会科学和史学的所谓“文化转向”中非常普遍。在军事权力方面，我纠正学术界常常忽视这一方面独立性的相反趋势，直到近20多年，战争和武装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才得到重视。我认为，晚近对于军事权力不断增长的兴趣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此对我的影响。对于政治权力，我强调民族国家将治下公民置于其中的不断强化的“牢笼”观点。我在这两卷中表明，由所有四种来源所构成的权力网络在现代时期非常重要，有时甚至处于支配地位。但我同时也强调，重大社会制度是由这四种权力来源所组成的混合物。我提出，有了这一分析模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主要权力制度的发展。
这不是一种能够对人类社会进行简洁、普遍解释的“硬”理论，因为人类社会本身并非简单明了，毋宁说它们极为凌乱，但我的确希望提出一种通常所谓的“中层”理论。当然，如果你要完全理解这一点，那就必须阅读这两卷，你会在其中发现帝国主义兴起的理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包括大萧条的灾难)的理论、福利国家兴起的理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苏联的理论以及20世纪恐怖战争的理论。
在这两卷中，我通常聚焦于我所说的“权力的前锋”，即关注每一时期权力的那些国家和地区，以及其起源对于后来如何成为强国极为重要的那些国家和地区。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第二卷集中关注欧洲和美国，而对衰落中的中国只是简单提及的原因。第三卷则很大的不同，它对亚洲进行了实质性关注。我勾勒了日本的崛起以及随后导致其崩溃的战争，讨论了两个处于衰落中的国家——受尽凌辱的中国和沦为殖民地的印度，这两个国家后来都成为了强国。就中国而言，我勾勒了帝制的崩溃和共和国的不完全复兴进程，这一进程为日本在太平洋的猛烈进攻所突然中断。对于日本，我试图揭示自由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激烈争论，以及曾经倡导过的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主张。我想强调的是，日本发展成为高度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中国，我主要聚焦于民国时期民族主义者、地方军阀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在第三卷的前面章节，我把次世界大战看作是布尔什维克革命走向成功的主要原因，我这里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看作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实际上包括东亚其他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有关革命的讨论在第四卷“一种关于革命的理论”一章中将达到高潮。当然，我在第四卷还分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
我很高兴我的许多著作能被翻译成中文，我很享受我在中国的演讲，并且意识到中国社会科学正在走向繁荣。作为西方人，我满怀希望地期待中国为全球社会科学做出实质性贡献，也希望本书可以为这一过程提供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