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34850丛书名: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章绪论
一、 问题缘起：城市贫困群体的融入问题
二、 上海棚户区案例的意义
三、 棚户区的概念及学术研究取向
四、 西方学界的“贫民窟”概念及贫困污名的研究
五、 本书的分析框架：基于景观的棚户区意象和污名
六、 相关概念、资料和方法的说明
第二章乡村聚落的瓦解与棚户区的发生：兼论污名的物质基础
一、 基于乡村聚落瓦解的棚户区发生机制
二、 城市周边河道体系的瓦解
三、 基于淤塞河道的低价值土地
四、 乡村风水形势的涣散
五、 本地人进城与外来移民落脚
六、 本章结论
第三章矛盾的“城市性”：棚户区扩展时期的城市心态
一、 根据租界市政档案的勾勒：城市性的凸显
二、 根据媒体资料的勾勒：矛盾的“城市性”
第四章城市居住生态图景中的棚户区
一、 棚户区景观的时空复原：资料与思路
二、 城市居住生态图景：景观与意象的分类
三、 1989年虹口区的聚落生态地图
四、 杨浦区棚户区发生的时间过程
五、 本章结论：基于景观泛化的污名
第五章“权力范式”下的污名构建与历史传递
一、 市政档案与主流媒体：棚户区负面形象的“定调”和初步传递
二、 历史学者与大众文学：棚户区记忆的再建构与再传递
三、 本章结论
第六章大众化的“住房贫困”情结：基于《上海文学》的分析
一、 文本分析：表面的“失真”与心态的“真实”
二、 普遍存在的“住房情结”
三、 “住房贫困”心态的延续与累积
四、 本章结论：“住房贫困”情结并非棚户区的贫困文化
第七章景观、意象与污名的嬗变：基于棚户区聚落地名的分析
一、 媒体所使用棚户区地名的资料价值
二、 景观、地名的存续与意象的嬗变
三、 污名是否延续？
第八章棚户区人群的代际融入与污名感
一、 定居上海的过程及其社会背景
二、 职业身份的变化过程
三、 教育程度的变化过程
四、 融入程度与污名感
五、 本章结论
第九章“局外”人群的棚户区意象
一、 “意象空间”方法与“上海人”概念
二、 年轻知识人群的棚户区意象
三、 新一代上海籍知识人群的棚户区意象
四、 市民的棚户区意象
五、 本章结论
第十章本书结语
一、 底层居住区的污名以景观为物质基础
二、 景观的更替与污名的存续不完全同步
三、 目前的“棚户化”倾向与新的污名内涵
四、 棚户区污名及其社会效应并不构成贫困文化
附录：参考文献
序
俊范博士的著作《棚户区与城市文化心态》即将付梓，这项经过八年写作与反复修改的成果终于面世，作为她几年前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和现在的同事，我深知她对学术的执着和热爱，也毫不掩饰对这本有着扎实的实证基础和理论闪光的著作的欣赏，因此欣然命笔为之作序。
棚户区作为城市社会底层的聚居区，是工业化时代的城市普遍存在的现象。近代以来上海的棚户区现象也非常突出，根据1949年的市政调查数据，上海市区当时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棚户区。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推动棚户区人口融入城市社会方面作了很大努力，1990年代又开始大规模的棚户区拆迁改造，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夕，原来的棚户区在形态上已得到根本改变。但问题是，城市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是长期存在的，旧的棚户区景观形态退出了城市风景线，其他形式的替代性聚居区还可能会出现。多年来上海近郊一直存在的城中村、市区内屡禁不止的群租房等，其中的居住者主要就是在城市尚未站稳脚跟的外来人口。那么，一批批的外来者如何融入城市社会？他们与其他社会阶层如何共同构建城市的文化？这是事关城市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问题。
西方学者对城市贫困文化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即已兴起，以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的一系列有关贫民窟和城市贫困家庭的著述为代表，主要采取超越物质景观之上的社会生态视角，这种理论范式源自193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由于我国城市化相对后起，中国学界对城市贫困文化的探索意识尚比较薄弱，还很少将目光从城市底层社区的物质形态和规划改造方面转移到文化形态的研究上来，更谈不上理论的构建和国际间的对话。而眼前这本著作《棚户区与城市文化心态》，正是以城市贫困群体为中心，在城市文化形态的历史形塑和理论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其研究范式令人耳目一新。作者十分明确地认为，棚户区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城市社区，在城市文化形塑中具有基础作用，进而通过各社会阶层对棚户区景观及其居住群体文化身份的认知图景，建构了城市文化的形态及其历史变化。本书在结论部分与西方城市的贫困文化模式有所对话，指出由于土地管理制度和政府调控职能的区别，中国城市不具备形成颓废的西方式贫困文化的土壤，但贫困群体的文化心态在内容、代际传递和长期性上仍与西方城市有诸多相似。
通读全书，感觉脉络明晰，资料翔实，论证循序渐进，结论令人信服，且时时可见理论思想的闪光，这些对于一位年轻的历史学者来说是十分可贵的。
首先，作者在实证研究与理论构建方面做到了融会贯通，因此本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也达到了统一。以城市弱势群体的文化演变作为一本历史著作的选题，其资料收集和理论构建的难度可想而知，但难得作者具有迎难而上的勇气。作者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书中对上海棚户区景观的复原、对其发生机制的剖析、对各种人群感知图景的勾画，都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历史地理学功底；对棚户区污名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以芝加哥社会生态理论为分析视角，又与景观的变化一脉贯通，还时时与纽约、波多黎各、孟买等大城市的类似问题进行比较，具有理论关怀的宏观视野。正是这些扎实的工作，使得这项以上海城市为个案的研究具备了与国际学界对话的可能性。本书将城市社会中客观存在而且十分重要的一个由贫富分化所引起的文化问题，从隐秘而模糊不清的状态提拎到桌面上来，并严谨认真地进行学术的解析，没有理论的追求实则很难做到。
再者，作者在历史资料理解和运用方面的独具匠心是本书十分显著的优点。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命脉，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复原棚户区污名的形成与变异过程，直接史料少之又少，如果拘泥于传统的史料来源，这项研究几乎难以进行，但作者通过对报刊和租界市政档案资料的分析、凯文·林奇（Kevin Lynch）城市意象方法的借用，加上严谨设计的问卷调查，仍然获得了翔实而充分的资料，扎扎实实地完成了这一新课题的研究。书中意象地图的运用颇具启示性，以往地理学者对凯文·林奇的意象地图方法也多有应用，但主要用以研究城市景观的物理意象和空间规划意义，作者却将之拓展到景观的历史文化感知领域，而从研究结果来看，这一方法的拓展很好地阐释了地理空间与污名的关系。我们今天提倡学科交叉的意识，其宗旨是拓展历史学的研究手段和资料空间，但立足点仍然是历史学，本书作者显然深得内中奥妙，历史过程的复原与相邻学科方法的运用相得益彰，研究难度较大的棚户区污名的演变过程和内在机制被梳理得井井有条。由此见得，以学科交叉的意识去开展一些传统方法难以支持的研究，是应当继续大力提倡的，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
我还想强调的一点是，作者对学术研究的执着态度与本书的学术高度直接有关。俊范博士在2008年6月随我进行博士后研究时，确定了上海棚户区这一选题，当时就从历史地理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了详细的研究计划。这一研究与她博士学位论文对上海城市空间与环境变迁的研究有相当的关联，但她有志于通过该选题将历史地理学复原地理空间的理念拓展到社会空间的复原与分析，棚户区的意象认知正可作为城市文化空间的良好切入点。之后我们合作开展了数次关于棚户区意象的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与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进行了深入的处理和分析，成为本书的重要内容。2010年年底她留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时，已经完成了初稿，但她认为理论建构仍是一个缺环，于是锲而不舍地申请到了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访学的机会，在社会生态理论的策源地学习这一理论，系统地研读芝加哥学派的经典著作，这种对学术真理孜孜以求的精神令人感动。本选题后来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又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现在终于到了出版面世的时候。值此付梓之际，俊范嘱我作序，无论是出于师生之谊还是对她执着于学术的赤子之心的认同，抑或是这一成果的推动者和见证人，我都十分乐意表达我对这项成果的学术价值及作者研究态度的赞许。
如今人类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时代和全球化时代，许多新问题需要学者以不同于传统的视角和方法去研究，历史学者也应具有比以往更宽阔的视野和现实使命感。就像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言：语言文字与城市，是人猿“揖别”的两种介质。若仅仅专注于城墙以内那些扎堆的永久性建筑物，就远未涉及城市的本质问题。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历史学与现实世界的对话能力上还比较欠缺，这需要同仁们的共同努力。本书作者也只是将《棚户区与城市文化心态》看作一个城市文化问题的阶段性成果，目前还在继续拓展资料来源，对理论的探索还在深入，相信不久我们将会看到她的新著。至于本书目前并没能充分利用城市户籍资料进行社会阶层差异的分析，个别章节在文字表述上还可以更精致，我想这也是由于时间紧迫的关系，此类瑕疵并不影响本书鲜明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创新意义。而且我也相信并期待，作者接下来的成果将会有新的理论高度和思想闪光。
苏智良2015年12月于桃源清水居棚户区与城市文化心态目录
章绪论
一、 问题缘起：城市贫困群体的融入问题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09年度报告《世界人口前景》指出，全世界城市贫民（生活费每天不超过1美元）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城市人口的总体增长速度，致使城市社会问题日益严峻；并呼吁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努力，改善城市贫民所处的经济与文化困境，促使他们逐渐融入城镇社会。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在近几十年的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等领域，对城市贫困群体社会与文化融入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
就目前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组成结构而言，除城市制度内的失业者和劳动能力不足者以外，还包括在城市化大潮推动下大量从乡村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由于政府相关制度的缺位和农民自身素质和劳动技能的局限性，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劳动力正在形成一个数量庞大的具有显性贫困特征的新移民群体，并随之产生了广泛分布的“城中村”“棚户区”等贫困阶层的聚居区。这种游离于现代城市规范化管理之外、生活成本低下的居住区，大多作为贫困外来人口首次、第二次甚至是长期的落脚点，充当了农村劳动力逐渐向城市居民过渡的媒介和中转站，具有显著的城市移民文化和边缘文化特征。因此以“城中村”“棚户区”的居住群体为对象，对其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及其所属文化的变迁过程进行不同时间尺度的专门研究，不仅是城市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今城镇移民人口文化融合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目前我国学者在城市移民的社会文化融入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人口学领域，其中就包括大量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贫困群体在城市的生活状况和文化适应的研究。以2011—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的课题为例，以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主要有：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嵌入与群际偏向研究（李媛，社会学）；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入问题的人类学研究（刘谦，社会学）；发展型社会政策视野下农民工及子女城市社会融入研究（马良，社会学）；农民工文化与城市主流文化的融合路径研究（洪小良，社会学）；农民工社区融合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陆自荣，社会学）；融入和接纳——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合的双重视角研究（陈国华，社会学）；农民工身份的代际传递研究（周潇，社会学）；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社会心态及引导研究（龙书芹，社会学）；社会政策视野下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研究（刘建娥，社会学）；促进农民工与城市融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孙友然，人口学）；农民工城市融入模型及政策仿真研究（郭秀云，人口学）；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入问题抽样调查报告研究（杨菊花，人口学）；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与对策研究（高慧，人口学）等。
社会学、人口学研究者从社会政策、社区工作、资源分配、文化心态等各个角度关注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积累了丰富的成果。然而，外来移民融入城市的过程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仅关注近二十余年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的“现状”是不够的，从长时段观察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与城市移民现象，获得历史经验也是十分必要的。另外，有针对性地借鉴西方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同类经验，在国际视野下观察中国现阶段的城市贫困群体的文化融入，也是目前研究中比较缺乏的。
作为历史地理研究者，笔者首先选择历史学与社会生态学相结合的视角，以期从一个新的角度阐述城市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当然，历史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念支撑了整个研究过程。这一方面是基于笔者多年来在上海城市史以及一些西方大都市史领域持续的钻研，对棚户区、贫民窟的形成史一直密切关注，另一方面，对于历史学者参与社会现实问题研究的必要性也深有体会。当今社会学者所热切关注的诸多城市问题，毫无疑问都有着复杂的前期演变过程，若以历史的眼光看，今天许多社会现象发展演变的机制，在历史上均有经验可循，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规律”可能只是其变化曲线上的一个波段而已。但是，以历史学的视野来关照社会现实问题，却并不是历史学与社会学两个学科相关概念、方法的简单叠加，这其中历史学仍然是基本的立足点。就本书以上海棚户区为例对城市贫困群体文化融入的研究而言，历史学的历时性观察和历史经验的归纳是基本的方法，而社会学领域的相关理论和概念，例如社会生态理论、污名和贫困文化等概念，则对于本书的研究对象都是贴切适用的。
用生物学的生态学原理观察城市社会与移民融入的理论与方法，在1920—1930年代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已经达到成熟期。美国华盛顿大学Robert E.L.Faris在1967年出版的著作Chicago Sociology 1920—1932（San Francisco: Chandler Publishing Company）中，对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学者在社会生态学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作了翔实的梳理和中肯的评价：“1920—193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跃升为美国社会学界执牛耳者，这在当时也意味着其学术成就处于全世界社会学领域的领军地位。它在这个时期所奠定的不可撼动的学术地位，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也未见衰减，在强手如林的一流大学社会学系中，它一直保持着健康的发展和社会学前沿理论的领导者形象。后来有一些社会学研究机构可能在某段时期内崭露头角，但是无不受到芝加哥学派的影响。”（见该书“前言”第1页）书中逐一介绍了芝加哥社会生态学派的代表学者及其开创性著作，如William Isaac Thomas与其代表作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与F.Znaniecki合著，1918年出版）；Robert Ezra Park与其论文代表作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1915年发表在American Journey of Sociology，该文所提出的城市人群行为的调查思路引起了随后20多年社会学者对芝加哥城市持续不减的研究热潮）；Ernest Watson Burgess及其著名的论著The City（与Robert Ezra Park & Roderick D.McKenzie合著，1925年出版）；Louis Wirth及其著作The Ghetto（1928年出版）等。美国是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多种族移民共同构成的社会，文化的异质性十分突出，移民的融入、同化与整合问题，自然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研究者用整体、联系、动态的生态学观点研究城市移民的同化过程，注重新移民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的互动关系以及整体城市社会空间的结构特征，形成了与移民城市的文化整合机制十分贴近的“芝加哥学派”研究方法。芝加哥生态学派的学者不仅用时空联系的观点观察城市的物质空间扩展过程和人群集聚的圈层分布，而且从城市场所、地点、居民区这些物质性空间结构的观察上升到对城市社区组织、人口社会属性、移民文化等社会文化要素的生态观察。这里引用Ernest Watson Burgess在其经典著作The City中的原文论述：“从城市规划和功能区的视角来看，城市的扩展几乎被认为完全是物理空间的增长……但很少有研究关注城市空间扩展的动态过程，城市空间扩展的典型过程被证明是一系列的同心圈层，这些同心圆前后相继的顺序表明了城市不同区域之间的变动关系。”（Ernest Watson Burgess， Robert Ezra Park & Roderick D.McKenzie. The Ci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p.48～50.）“城市生长中社会组织和无组织的新陈代谢过程究竟是怎样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只能通过把城市想象为一个生命体，去观察其体内类似于生命代谢的连续不断的同化和异化过程才能获得。移民个体是以怎样的方式一步步地融入城市生活的？个人成为城市社会一分子的程序是什么？获得文化浸染的自然进程从一个人出生就开始了。当一个人出生在他城市的家庭时，就已经嵌入了现代城市的环境中……”（Ernest Watson Burgess， Robert Ezra Park & Roderick D.McKenzie. The Ci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53.）。其代表性成果——伯吉斯（Ernest Watson Burgess）的“同心圆模型”和帕克（Robert Ezra Park）的“种族关系周期理论”（即将种族之间互动的过程分为竞争〈competition〉、冲突〈conflict〉、适应〈accommodation〉、同化〈assimilation〉四个阶段）“同心圆模型”早见于Ernest Watson Burgess的代表作The City之第二章：The Growth of the City—an Introduction to a Research Project；关于种族关系周期的具体论述，参见其代表作Race and Culture（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50）第26章：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其中概念性的论述为：“可以用来描述移民社会化过程的词汇是——竞争、冲突、适应、同化，这不仅是个人融入社会的程序，而且是一个人获得社会身份变为社会人的过程，也就是说，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具有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并逐渐关心他自己所属的群体应该获得的福利”（该书第359页）。，至今仍为不少西方学者讨论或模仿。
在我国，由于学界对城市移民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又存在中西方学术传统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因此出于实证角度对芝加哥学派理论与方法的讨论、借鉴和具体应用都极其少见。但实际上，无论是针对国际性的种族移民还是某一国家内地域性的城乡间移民（例如我国目前的城乡移民现象），强调时间连续性和整体性的生态学视角，对于移民社会融入的过程研究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观察方法，比起简单的要素分析法，更有助于弄清移民文化在某一时期内的演变模式及其与整个社会环境的契合关系。
但也不应该机械地照搬西方理论。毕竟芝加哥学派理论形成的现实基础，主要是建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世界各地流向芝加哥的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移民群体的文化融合问题上根据Chicago Community Inven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to the Office of the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Coordinator and the Chicago Plan Commission. Chicagos Negro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finished in June， 1956， unpublished， prepared by Otis and Beverly Duncan)，“前言”第1～2页：芝加哥从城市起源时期就作为一个接纳欧洲移民浪潮的中心，面临着不同种族移民的同化问题。大约在1850年，芝加哥的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外国出生的，涌入芝加哥的欧洲移民，初期主要是从北欧和西欧，后来又主要是从南欧和东欧，在一战时期出现较大下降，至1920年代由于移民限制政策实际上停滞下来。流入芝加哥的非白人人口，主要是黑人，满足了这个城市经济的不断扩展对人力资源的需要。黑人，正像之前来到这里的欧洲移民一样，面临着在这个城市经济和社会阶梯的底层开始新的生活、向上奋斗的艰巨任务。新来的移民不仅自己面临着适应新环境的困难，而且也给社区原有的居民带来冲突。，而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移民流动则主要发生在中国范围内的不同区域之间，文化与信仰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中华大一统文化之内的地域差异，因此在具体研究中应当吸纳原理论的精髓，再根据本研究课题的性质加以改进、调整和灵活运用。譬如在移民文化融入相关变量的分析方面，“宗教信仰”“种族”“居住隔离”可能是影响国际性种族移民社会同化过程的重要因素，而对于我国乡城间移民来说，“户籍政策”“福利政策”“住房政策”等国家制度层面的因素以及“教育程度”“职业身份”“生活方式”“同乡及亲戚网络”等个人层面的因素，其影响则可能更为重要。
本书立足历史学方法，是由于城市移民的文化融入过程是一个多代际的文化累积和渐进过程，必须有一个相对长期的观察区间。而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区间内，移民社区和移民群体与整体城市环境之间必然经历从竞争、适应到同化的过程，这其实就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生态变化过程，因而芝加哥学派的理念将在本书研究中得到有意识的运用。基于此，“居住生态”与“社会生态”均为本书的关键词，至于本研究的核心词——上海棚户区的“污名”，本身就表示外来贫困移民群体的负面文化形象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和各种社会力量塑造下的阶段性变化。
就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存在的“城中村”“棚户区”等城市贫困群体聚居现象而言，它并非近几十年内才出现的新生事物，在近代城市化早期（以沿海开埠城市比较突出，例如1843年上海开埠后的半个多世纪）就已经不同程度地存在并一直延续至今。21世纪初上海城市的一些棚户区居民，有可能已经是第三代、第四代移民，其家庭已拥有70—80年的棚户区生活经历，当然大部分还是在不同时期源源不断地加入而居住时间相对较短的居民。这类贫困群体居住区所具有的时间延续性和居民群体的文化趋同性，为采取历史学方法研究一定历史时期内外来弱势群体转变为城市市民的整体过程，以及不同时期城市心态的变化历程，提供了良好的可行性。通过长时段、多代际观察而得出的结论，对于近几十年间新出现的类似问题的研究，应当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历史借鉴价值。
二、 上海棚户区案例的意义
大上海的繁华是以国际饭店的十四层现代建筑为中心的，围绕着它的四周，有栉比的洋楼，纵横的柏油路，在丽日下闪光驰骋着的各色轿车，以及那些衣冠楚楚的阔人……当然从那上面瞭望，远远的上海边缘上的闸北、南市、杨树浦，是很使这些逊色的，在这些“逊色”的地方，断垣残壁之间，污秽的荒地上，被穷苦的人们尽量利用着，搭起了与国际饭店不堪比拟的棚子，凄惨的生活在里面。这就是“棚户”，这个富有的都会的贫困、卑陋的一角。
那些住在棚子里面的穷人，只有一小块低短而窄狭的生存空间，他们的父母、兄弟、妻子、朋友，七八口住在一家，有的是永远孤独的单身汉，他们或是讨饭，或是做苦力，或是拉洋车，虽然生活困难，然而却也有条不死之路。《一小块的生存空间，人人忙碌各个苦笑》，《新民晚报》1947年5月18日第4版。
这是1947年《新民晚报》一则关于棚户区的特写，作者的视角是基于城市主流群体对贫困弱势群体居住状况与生活状态的感知与态度，其中隐含着写作者俯视与悲悯的情绪。这只是城市心态史中一个极微小的片段，但起码说明棚户区景观及其居住群体的文化意象，甚至是污名，已深刻地嵌入其他社会群体的感知与记忆，构成了上海城市社会生态的重要方面。这种文化心态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脉络，是研究者应当忠实地加以重构的。
棚户区在近代以来的上海城市史中，曾经是规模庞大的城市贫民聚居区，在1980年代以前，这里居住的主要是1950年代中期之前自全国各地迁徙来沪的下层移民，其中又以苏北人为主；也有小部分是原来即居住于此的本地人和1950年代中期以后零星搬入的其他市民。据统计，至1949年前夕约有1/4的上海城市人口居住在棚户区。直至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夕，上海中心城区内的棚户区才大部分完成拆迁改造，其原有居民通过原地回迁等方式搬入新房，或集中迁往中心城区边缘的新建住宅区，这种曾经长期位居内城区的贫困群体的聚居模式才基本走向解体。因此从景观存续的角度，上海棚户区基本上已成为一个历史现象。在此类社区即将走完一个完整的历史段落之际，对其存续一百余年的演变过程及其居住群体的人口结构变化、文化心理的代际传承、棚户区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对于揭示近现代中国大都市城市贫困群体文化融入过程的内在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国际视野来看，上海是近代中国在西方城市文明影响下早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其发展历程与西方一些国际大都市具有多方面的可比性。联合国人居署编《贫民窟的挑战——全球人类住区报告2003》联合国人居署编：《贫民窟的挑战——全球人类住区报告2003》，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收录了全世界29座城市对贫民窟问题的研究案例，大部分案例都将棚户区与贫民窟同时提出，但又认为棚户区与贫民窟存在一些区别，需要进行多学科交叉的深入研究。联合国对世界城市的贫困问题一贯表示关注，每年都要修订减贫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贫民窟与棚户区作为当前世界各大城市（一些中小城市甚至也不例外）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需要各国学者基于本国的社会政治背景作出具体的个案研究，并加强相互间的交流和对话。
本书对于美国的纽约和芝加哥、印度的孟买、波多黎各的圣胡安等城市的贫民窟所存在的贫困文化现象也作了相关梳理和评述，以更清楚地辨析上海棚户区问题的共性与个性。以美国芝加哥的情况为例，20世纪的二三十年间芝加哥城市的社会现实和移民样态几乎包容了美国独立战争以来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成长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因而成为芝加哥社会生态学派的理论源泉，当时芝加哥以黑人、波兰人、南欧人为主体的城市底层社区的人口结构、居住状态和文化适应机制，与近代上海棚户区的诸多文化适应问题有着多方面的相似性，适当地借鉴芝加哥底层社区文化的研究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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