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花一世界—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研究

    
一个世纪，百年之久！伍尔夫、理查逊、斯台德、莱辛、斯帕克……她们以独特的思想内容和崭新的文学形象，向世人展示了女性在社会中独立的存在价值。意识流小说、移民小说、后殖民小说……这次，你将在王丽丽编著的《一花一世界(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研究)》中看到更全面的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

    
英国20世纪妇女小说新的创作无论在传播女性主义思想和价值观，还是在艺术形式的创新方面对20世纪英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丽丽编著的《一花一世界(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研究)》撷取20世纪英国妇女小说创作作家作品加以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分析其艺术风格、特点，以及因何能够在世界文学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一花一世界(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更为广阔的英国社会人文背景进而真正进入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的世界。 

导论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 
情感与艺术的焦虑
——论《到灯塔去》“双性同体”的矛盾叙事
伍尔夫的遗产
——论短篇小说《遗产》作为伍尔夫小说形式观的证据
多萝西·理查逊(Dorothy Miller Richardson，1873-1955) 
女性心理句型下的女性意识
——《人生历程》的文体学分析
《人生历程》女性思想的探索和界定
——对个人主义的追求
克莉斯蒂娜·斯台德(Christina Stead，1902—1983)
斯台德的“多重声音”世界
——用复调小说理论分析《热爱孩子的男人》
吉恩·瑞斯(Jean Rhys，1890—1979)
梦幻人生心灵之旅
——论《藻海无边》女主人公的自我追寻
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
超越存在主义
——论《黑王子》的叙事艺术
穆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1918-2006) 
宗教信仰与叙事策略的完美结合
——论《安慰者》的叙事特色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 
追寻传统母亲的记忆
——伍尔夫和莱辛比较研究
女性人格的多棱镜
——论《简·萨默斯的日记》中的女性双人物
两世怨女魂，空有梦相随
——分析《又来了，爱情》的后现代语境中的双重叙事
表象的背后
——《喷泉池中的宝物》的叙事策略
试论多丽丝·莱辛《老妇与猫》的象征叙事
《三四五区间的联姻》：苏菲主义关照下的婚姻母题
安东尼亚·苏珊·拜厄特(Antonia Susan Byatt，1936-) 
《隐之书》之为“隐”
——谈拜厄特叙述技巧下的女性声音
“阁楼上的疯女人”
——《游戏》中的三重人物原型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1939-) 
守护生命的尊严
一一重读《金色的耶路撒冷》 
《金色的耶路撒冷》中的伦理关怀及道德反思
直面惨淡的人生
——从存在主义的视角解读《红王妃》 
达芙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rejer，1907—1990)
女性意识的隐性书写
——释读《牙买加客栈》中的“三元空间” 
《法国人的港湾》中“别样”的罗曼斯
——释读时间流程中女性身份的寻求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
童话叙事，还是反童话叙事?
——谈安吉拉·卡特的《血室》 
经典的重构
——论《马戏团之夜》的互文性手法
安德里娅·利维(Andrlea Levy，1956-) 
管窥黑人移民生存困境和融合走向
——释读《小岛》的空间叙事艺术
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on，1959-)
温特森的女性权威
——《橘子不是的水果》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
温特森的《橘子不是的水果》评析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field，1888—1923)
欲望能指链下主体的分裂
——再探《我不会说法语》中的杜克特
后记  

    
小说的部分以“窗”为题，采用内聚焦点的手法展示了窗内外两性意识的不同流向，并集中描绘了中心人物拉姆齐夫人的内心世界。拉姆齐夫人自我意识和社交艺术的两面性同画家莉丽创作《母子图》时情感与艺术的矛盾不无相似，成为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他者地位的自我表征。
标题“窗”在此不仅标志着物理空间的分界线，也暗示了性别角色的二元对立。窗内，拉姆齐夫人织袜子，给幼子詹姆斯讲故事，充满了女性甘于奉献的精神；窗外，拉姆齐先生踱步吟诗，莉丽凝神作画，显露着男性表达自我的欲望。小说通过内聚焦点的叙事手法，“从一个人物的有限感知转换到另一人物的有限感知”①，并汇集到中心人物拉姆齐夫人身上：孩子们觉得她慈爱美丽；丈夫觉得她“妩媚可爱、新奇动人”②；在无神论者塔斯莱眼里，她俨然就是圣母；而班克斯先生甚至在电话里听到她的声音就“大为动心”(33)。于是拉姆齐夫人作为母亲、妻子和女主人的形象被理想化，进而被对象化了。文本对拉姆齐夫人意识的长篇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种客体形象。照料子女、服侍丈夫、款待朋友的生活让她觉得“她不过是一块吸饱了人类各种各样感情的海绵罢了”
(37)。在与拉姆齐先生不断索要“同情”的相处中，她更是“连一个自己能够辨认的躯壳也没留下”(45)。拉姆齐先生所谓的“同情”实质上是要求妻子认同“他处于生活的中心”(44)的情感表述，这正是男性建立自我意识的方式，
“自我意识是自在自为的，这由于，并且也就因为它是为另一个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而存在；这就是说，它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③。拉姆齐先生认为：
“或许伟大美好的文明，有赖于一个奴隶阶级的存在”(51)，他的自我意识建构了妻子的奴性意识，使“她觉得自己还不配给他系鞋带”(37)。
然而这只是拉姆齐夫人自我意识的一面，另一面则与此相反。“她感到她想给他人以帮助和安慰的种种愿望，不过是虚荣心罢了。她如此处于本能地渴望帮助别人，安慰别人，是为了使自己得到满足……”(49)通过拉姆齐夫人的虚荣心，我们看到了她的自我是通过成为父权制社会需要的中心建构起来的。
她将孩子置于自己的羽翼下，希望他们不要长大，在这母性的光环下暗藏着她试图主宰一切的欲望。当这种控制欲延伸到丈夫和宾客身上时，她的“同情”便显露出某种温柔的暴虐，她竭力撮合成了敏泰和保罗的婚姻，并希望莉丽和班克斯结合，而能体现她这种自我意识的则是她所主持的家庭晚宴。“她又一次感觉到，男人们缺乏能力，需要帮助”(101)。当她感觉到班克斯的厌烦情绪时就和他说法语，此时的法语不仅发挥了语言交流的功能，更充当了她为保持“
某种秩序和一致”(109)面主导众人意识的工具。当她洞察到塔斯莱的表现欲时便向莉丽投去求救的目光，原本同塔斯莱很不投缘的莉丽只好“对他以礼相待了”
(111)。拉姆齐夫人对丈夫的“同情”也是通过转述别人的观点来完成的：
“查尔士·塔斯莱认为他是当代伟大的形而上学家。”(44)由此可见，拉姆齐夫人的自我是以隐性的方式在父权制社会得以存在的，她试图通过充满间接表达的他者社交艺术来建立中心意识。
P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