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经》学的继承与演变

种村和史《宋代学的继承与演变》为“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第二辑）”之一，反映了日本当代宋学研究的某些特点。学术史上有所谓汉学、宋学之分，与此大的学术风会相应，宋代《诗经》研究在《诗经》学史上具有转折地位。种村和史《宋代学的继承与演变》以此为前提，从具体问题入手讨论宋代学者对汉唐学者的超越与继承，展示了宋代《诗经》学的独特之处，所分析的问题很具启发意义。 

学术史上有所谓汉学、宋学之分，与此大的学术风会相应，宋代《诗经》研究在《诗经》学史上具有转折地位；宋代学者既能摆脱汉唐之《诗序》、传、笺的桎梏，又能从中汲取营养，对《诗经》展开全新阐释。种村和史《宋代学的继承与演变》以欧阳修《诗本义》、王安石《诗经新义》、苏辙《诗集传》、程颐的《诗经》研究、朱熹的《诗经》研究为主要材料来源，着重讨论宋代《诗经》研究的独特之处，所讨论的问题很具启发意义。

种村和史，日本当代汉学家，慶應義塾大學教授，主要从事宋代文学与经学研究。

（王水照先生前言）2005年，我曾主編一套《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因爲各種客觀條件所限，那套書收録的六位日本學者的論著都是有關宋代文學的。此後，我又陸續聯繫到研究宋代思想、歷史的六位中青年學者，故現在有條件編成第二輯。相對來説，這第二輯涉及的領域比較廣泛，包括了宋代思想、政治結構、士大夫社會、家族、都市、貨幣等多個方面的研究，對於國内同行了解和參考日本宋學研究的成果，相信會有幫助。輯的《前言》曾就“宋學”一詞作過解釋，嗣後仍有讀者質疑於我，這裏繼續談點個人的看法。清人將“宋學”與“漢學”對舉，分指義理之學和考據之學，這是從治學方法上對宋明和漢唐儒學之特點進行比較總結的結果，當然有其合理性。但是，特點並不等於全部，如在漢唐學術和宋明學術的意義上理解“漢學”和“宋學”，我們根本無法想像哪個時代的學術是只有考據没有義理，或只有義理没有考據的。事實上，漢代今文經學的長處並不在於考據，而有些宋代學人對制度史的敍述，對書目、金石、譜諜之學的關注，對詩文用典的細密調查，都充分展示出其考據的能力。我在輯的《前言》中提到日本學界自内藤湖南以來的“唐宋變革論”，其中包含了對漢唐學人和宋明學人的身份區别，即前者多爲門閥士大夫，而後者基本上是科舉士大夫。這至少能提示我們，可以從學術承擔者的身份、立場、旨趣之差異，去認識以上兩種學術形態，因爲士大夫身份的這個歷史性變遷，正好與傳統的“漢學”、“宋學”對舉之説相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不妨以宋代（或者還可以包括元、明）的全部物質和精神文明爲“宋學”的對象。如果研究者的心目中保持了對漢唐和宋明之區别的關注，那麽他的“宋學”研究並非只有利於對宋代歷史現象的認識。日本學界已有非常顯著的事例，比如宫崎市定對“唐宋變革論”的深入闡述，就給他的學生吉川忠夫寫作《六朝精神史研究》帶來極具根本性的啓迪。在世界文明的總體格局中，中國文明無疑據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對於人類歷史整體的意義，決定了“中國學”必然是一門世界性的學問，就如希臘學、印度學相似。就此而言，海外“中國學”的成果對於我們來説，決不僅僅是“它山之石”，那些不同國籍和膚色的“中國學”者，是我們不折不扣的同行，不瞭解他們的成果，就很難令我們自己的研究真正處於某個領域的前沿位置。也就是出於對“前沿性”的關注，我們這套叢書所選擇的都是日本中青年學者的著作，這些學者無一不在日本的大學裏擔當着教學和科研的現任。翻閲這套叢書的讀者不妨想像，日本的學生正在講臺下聆聽和記憶同樣的内容，儘管這對他們來説顯得艱難，但這些學生從不要求教師把講義做得淺顯通俗。爲了做好畢業論文，他們必須去挑戰一些包括中國學者在内的他人尚未掌握的東西。我對這套叢書的學術質量抱有充分的信心，如果有些不足之處，可能是在翻譯上。日本“中國學”歷史悠長，積累深厚，産生過不少經典名著，現在國内學界有較多人樂於翻譯那些名著，但對目前正在大學擔當講席的學者取得的“尖端”成果，却不夠重視。這個情况有礙交流，所以我們勉力做了這件工作。但可想而知，翻譯是艱難的，譯者不僅要通曉中日兩種語言，還要懂得專業知識，甚至必須對原作者有所了解。姑且不論這樣的翻譯工作能否爲譯者帶來利益，僅僅是譯者們不同的表述習慣，就會影響到叢書的整體風格，更何况還有幾位譯者合力完成一本書的情况。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編輯們在文字處理上費了大量心力，他們的工作效果顯著，但我仍願意承認，這套書的翻譯僅以傳達論著的學術内涵爲目標。如果有的論著經過了歷史的檢驗，而獲得經典的聲譽，那麽將來一定會有更好的譯本問世。目前的譯文不能盡如人意，只好敬請諒解，同時也真誠地期待批評。海外“中國學”的研究對象是中國，是關於中國歷史和現狀的研究，這又必然制約於其本民族的文化背景，研究者的“異域之眼”離不開自身的學術傳統，民族感情甚或意識形態等政治因素均不可避免。然而，在跨文化的交流中，我贊同有的學者所提出的“文化的饋贈”的觀念和原則，就是説，既然是“饋贈”，受贈方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立足民族本位，自主選擇，不必自餒或自閉；饋贈方應本“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而力戒優越感或自大心理。海外流行的“中國中心論”，如果是強調研究中國問題應注重中國人自己的觀察視角，不能一味用以“異域之眼”，當然是有道理的；但如指世界文化應以中國爲“中心”，我們聽來似覺順耳，實在應引起警覺。國内流傳的“河西河東”之説，當作是對未來世界文化中心歸屬的預言，似無實據；如果指歷史上曾經有過的一種現象，也是符合實際的。比如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唐代中國是先生，平安日本是學生，到了明治維新以後，中國變成了學生，國人紛紛通過日本的中介和橋梁吸取西方的新知。陳寅恪先生有詩云：“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於當時國内之學術衰微，感慨遥深，所寄寓之振興期望，感動學界；而時至今日，已可調整心態，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力求在跨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鋒中求得共同的發展，使“中國學”真正成爲一門世界性的學問。這也是我們組織出版這套叢書的目的。
2009年歲末於復旦大學光華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