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74674
中国经济趋势预测DIYI品牌读本“小趋势”系列!
中国权威经济学家和高层智囊权威解读供给侧改革的行动逻辑与深化路径!
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联袂出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审定！
宏观经济下行、民间投资寒冬、市场波折动荡……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下，“黑天鹅”四处飞窜！究竟如何看待急剧变化的经济形势，各种说法不胫而走，亟需权威一锤定音，指明前景。
“十三五”期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样深化？“四梁八柱”改革发力点究竟有哪些？经济调整、转型升级、产业再造、国企改革、土地政策、财政税收、金融变局……以上种种如何解读？
立足中国经济新方位，如何在越发难以预知的市场风险下捕捉机遇，分享新财富投资盛宴？本书为你拨开经济金融迷雾，拆解“十三五”改革深化期的新挑战、新机遇、新红利，助你看清时局、赢得未来。
序章
落实改革，提高供给侧效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寻找中国红利新源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
中国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引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林毅夫
章
黑天鹅与不确定性
应对黑天鹅，关键在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李伟
重压之下，中国经济砥砺前行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陈卫东 宗良 周景彤 等
中国经济的运行趋势与发展经验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邱晓华
第二章
中国经济稳中求进
转型拐点下的中国经济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 蔡昉
合理的供给结构让经济行稳致远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左小蕾
稳中有升：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 课题组
宏观经济与大类资产展望
民生证券副总裁、研究院院长
管清友 等
第三章
变革中的风险与挑战
中国“十三五”面临的五大挑战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周天勇
再平衡：中国经济迎接时代巨变
智石经济研究院高级宏观研究员 谭翊飞
找回丢失的“锚”：市场担心的几点问题
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刘煜辉
金融市场风险点基本研判与处置对策
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副主任 曾铮
第四章
深化改革，释放新动能
改革创新，突出重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周其仁
重点改革领域和亟需消除的障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韩俊
新经济新就业，激活居民增收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车伟
第五章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未来十年，从数量追赶到质量追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
中国经济：新常态•新举措•新希望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
刘伟
新一轮动力转换与路径选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一鸣
第六章
新治理改变中国
新阶段的中国经济，呼唤新治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副所长
李佐军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行动纲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让房地产市场回归到居住属性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左小蕾
信用政府：迈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龙海波
后记
立足新方位，凝聚新势能
——兼谈“三破”“三立”新经济法则
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 朱克力
落实改革，提高供给侧效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热门的话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同，会对改革的实际推进产生很大影响。 推进供给侧改革不应与“调结构”混为一谈 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种各样的解释中，有一种我认为不太准确的解释，就是把它看成由政府用行政手段调结构。之前在中国很少用“结构性改革”这个词，一般说体制改革。但在西方发达国家，这是一个经常用的词，甚至中文中的“体制改革”一词也常常被译作“structuralreforms”，即“结构性改革”。它们所说的结构性改革，是指在市场经济的总框架下对部分制度架构和政府规制架构进行的改革，特别是指对政府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中国在2000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
在此框架下进行的改革也可以叫作结构性改革。而当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为了提高供给效率对一些制度环节和政府职能进行的改革，不能把它们与政府用行政手段进行“调结构”混为一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把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建立起一个好的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市场与政府两者的作用并不是平起平坐、半斤八两，因为它们的作用领域是不一样的，作用方式也不相同。市场的基本功能有两条，一条是有效配置和再配置稀缺资源，另外一条是形成兼容的激励机制，激发创新创业的积极性。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起作用的领域不同，它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直接插手私用品的生产和经营，即不是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调结构”。什么是公共品？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平等竞争的经营环境；建立良好的教育系统和基础性科学研究体系；用PPP（公私合作模式）的方式提供共用技术和牵头组织产业联盟开发新技术；用“补需方”等方式提供补助；组织对技术发展趋势的讨论和因势利导，提供非指令性的产业规划。在我看来，政府太多地干预微观经济，其实效果不好。以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达到的重点目标“三去一降一补”（去过剩产能、去房地产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例。其中，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就是实现资源的有效再配置。过去在市场发育程度很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的情况下，这类工作由政府下指标实现。看似很快见效，其实由于政府官员并不一定具有洞察什么是好结构的特殊能力，经常会发生资源误配。实现资源再配置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市场进行，即在竞争的推动下实现优胜劣汰，使有限资源从效益低的地方流向效益高的地方，就能做到事半功倍。所以，这次调整虽然要用一些行政手段，但还是应当依靠市场力量。不少人认为，“三去一降一补”和20世纪90年代末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时的情况有一些相似之处。不过，我觉得对它的介绍有一点片面性，就是把行政命令、“限产压锭”和实施“再就业工程”的作用估计得太高。当年“三年脱困”，确实是从纺织业“限产压锭”和在全国各地建立再就业中心开端的。但由于缺乏新的就业岗位，除了上海好一点，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再就业中心壅塞，成千上万的下岗职工无法真正分流的情况。后来，政府采纳了把民营中小企业作为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的主渠道方针。随后，各级政府部门采取了有力措施，大力扶植中小企业的发展。这样一来，民营企业迅速发展，成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就业、创业的主要出口。在那次结构调整中，行政手段起了作用，但真正解决大问题，还是靠市场创造大批新的企业和新的就业岗位。降成本、去杠杆这种事情，要靠企业家和企业职工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然而，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通常是不可能靠行政命令调动起来的。所以，政府应该“牵牛鼻子”，而不是“抬牛腿”，主要是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依靠市场竞争的奖优罚劣作
用，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而不是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调结构。 应对经济增速下降，关键在于提高供给侧效率 近年来，中央一再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以及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成本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和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等“四降一升”。我觉得，这些判断是正确的。从中可以看到，当前挑战的症结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下行通道。如何探寻经济下行的原因，进而提出应对方略？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可以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入手。2009年以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流办法是着眼于需求侧，认为基本的原因是投资、消费和出口等“三驾马车”的力量不足，即总需求不足。根据这一分析结论得出的政策结论，就是“扩需求、保增长”。从需求侧分析的理论误区，是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长期问题。从实际结果来说，也会出现一些消极后果，如投资回报递减、杠杆率（负债与GDP比率）不断推高、资产市场泡沫生成和金融风险积累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主要用扩需求的办法保增长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特别是许多经济学家一直主张，应当从供给方面因素的分析中去寻找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和寻求应对的办法。从供给侧看，决定经济增长的是新增劳动力、新资本形
成和效率提高等因素。这种分析不但能很好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近年来增速持续下降。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打破了以往城乡隔绝的状态，使原来在农村低效利用的土地、劳动等资源大量进入城市，得到较高效率的利用。同时，对外开放使中国在自主创新并不发达的情况下，通过购买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很快提高了技术水平。然而，到21世纪初期，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通过结构改善提高效率的空间变窄。此外，中国在技术上从一个完全跟随者变成同跑者，甚至成为某些领域的领跑者，再用简单引进的办法提高效率也就变得困难了。加上增加投资正面效应递减、负面效应累积，减速就成为必然。如此，要解决经济增长减速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把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增加投资转向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从“九五”计划开始就要求提高效率，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但实际效果有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转型不顺利的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所以，要真正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关键是通过深化改革消除这种体制性障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效率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的应对方略是，在稳住大局、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集中主要力量推进改革，建立能够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机制体制，依靠好的体制机制实现供给侧效率
提高。政府、企业和社会要共同推动改革，实现转变。政府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重要的是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建设法治化的市场体系，从根本上鼓励创新创业，而不是直接去确定微观领域的技术路线、经营战略，或是给企业补贴。假如在竞争阶段继续给予特定、少数企业补贴，反而会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企业应是变革的积极参加者。市场化、法治化的变革，对于某些在旧制度下有既得利益的企业虽有影响，但对所有企业和市场的长远发展、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有根本和长期推动作用的。所以，企业家要做好适应新环境的准备。在新的竞争和经营环境下，如何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如何提高自身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是企业需要花力气钻研的。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按照中央精神推进改革，化大震为小震，避免风险积累 我们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靠改革，但是改革不是一两天就能成功的。现在金融风险已有相当程度的积累，所以必须采取措施维持大局的稳定，为改革赢得时间。怎么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个方面是采取措施控制风险、化解风险。具体做法包括，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动用国有资本偿还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等政府隐性负债；停止对没有回报或回报过低的项目进行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政府如果不是发挥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帮助解决企业
破产带来的困难，而是支持这类“僵尸企业”继续浪费社会资源，只会增加风险积累；停止“刚性兑付”，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清盘或破产保护下重整，这样可以化大震为小震，避免风险积累；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如成片卖不掉的商品房、“晒太阳”的开发区等等。另一方面，在必要的时候，凯恩斯主义式短期政策也是可以用的。但总体来说，还是要去杠杆，而不能加杠杆。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两种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中，由于特定经济状况下，“闲钱”不愿意投到不易退出的实业中去，而往往选择投向股市等资产市场，容易造成资产泡沫膨胀，所以应主要采用财政政策。近年来，财政赤字率控制目标提高到3%，结果可能会超过3%，那么财政政策怎么用？所谓扩张性财政政策，说白了就是用财政赤字创造需求。扩大赤字有两种办法，一个是增加支出，另外一个是减少收入。由于政府投资和补贴等往往是低效甚至有负效应的，如财政为部分新技术企业提供补贴，就会破坏竞争，产生负效应，所以建议主要进行普惠式的减负，来提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不少企业家对未来缺乏信心。当然，营商环境不够好只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但降低税收对于改善营商环境和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有好处，这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我们能通过以上办法维持大局的稳定，利用这段时间抓紧推进改革，在良好体制的推动下提高供给效率，国民经济就有可能摆脱目前的被动状态，逐步进入发展与改革相互促进
的良性循环。现在重要的问题是，怎么能够按照中央精神推进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经济改革方面有336项改革，其中有一些进展得不错，有些方面还需要提速。从金融改革来说，前一个时期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进展比原来预想的还快。但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单向推进是走不远的，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合，整体推进。又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国有企业的管理要从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向管资本为主的重大决定。由于国有企业迄今为止仍然掌握着国家重要的资源，能否实现这些改革，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因此，必须加快。总而言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建设良好的制度环境、经营环境，提高供给侧的效率。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长期发展是可以预期的。30多年改革已经为我们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现在需要做的是大家共同努力，落实各项改革措施。
寻找中国红利新源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
原有红利的丧失和新红利的涌现，是一个全世界都存在的问题，这里将对红利的源泉做一些探讨。 原有的红利是怎样消失的？ 1.原有的红利消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原有的各种红利是适应于经济发展前期的。因此，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必然要变化，这样一来，原有红利的消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2.原有红利的消失应主要归因于转型的不及时和不到位。如果经济发展方式成功转型，那就不会发生红利消失的情况了。但要注意到，这种变化要有市场的催促和压力。换言之，红利消失前如果不事先做好准备，就会引起社会的不安或动荡，因
为经济会突然下滑。3.原来红利的消失，在相当大程度上也与留恋原有的优势有关。如果企业总是存在侥幸心理，以为原有的优势不会消失，那就走上了没落之路。生产要素的重组实际上取决于信息的重组，不了解信息重组的必要性，就只能失去市场。4.经济中缺乏创新的动力和创新的条件，将不可避免地把经济拖入停滞和衰落。创新的必要性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不创新，不仅没有红利，连企业也会垮掉。也就是说，任何留恋原有的优势而不愿转型的地区，都会自食恶果。 红利的新源泉究竟在哪里？ 1.新的“红利”不可能自发地涌现。在原有的红利消失以后，新的红利不可能自发涌现。这是因为，如果没有一种新的体制或机制，新的红利就缺乏产生的温床，涌现是不可能的。2.红利的新源泉首先蕴藏于新的体制之中。这表明，必须有新的体制，才能产生新的机制，新红利才会出现。新体制、新机制就好像一种新的制度环境，不仅能催生新红利，而且能保护新红利的获得者。资本不足，再聪明的创业者都无能为力。而有些场合，不怕融不到资，只怕融到资以后也不知道如何用好这笔资金。有眼
光、有作为的创业者同其他人的差别正在于会不会用好手中的资本。3.与此有关的是，红利的新源泉也来自亿万群众和千万家企业的活力。那么，新红利的获得者是哪些人？他们就是亿万群众，就是千百万家企业，包括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他们在新的体制和机制下，发现了发展机会，同时认识到自己必须抓紧机会而不能放弃机会，这才有可能得到新的红利。4.有了新体制，再加上群众和企业有活力，新的红利就会涌现。新红利如何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涌现并把经济社会引向新的方向？既不能阻碍每一个有志于创造和盈利的群众和企业的拼搏，也不能把致富和发展的信息局限在狭小的圈子内。必须在新体制的激励下使群众和企业的活力充分发挥出来。 新改革红利应当成为普遍存在的红利 1.既然新红利首先来自体制改革，那就应当明确近期需要改什么。新改革红利实际上不仅存在于今天，而且存在于过去，不仅存在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只要实行了符合国情的改革，都会带来一定的改革红利。2.近期需要改革的项目之一，是农村土地确权和农业产业化。这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承包制改革的继续，但重要
的是，当年的承包制没有明确产权，当然也就谈不到农村的合作制和农业的产业化。因此，农村土地确权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环境。3.近期需要改革的另一个项目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在企业改革方向上，结构性改革是十分迫切的。首先要形成有活力、有竞争力、产权明晰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国家控股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这样才能涌现新改革红利。正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才能完善企业主体、降低成本、调整结构和创新，才能有改革红利。4.这两个项目的改革取得明显的成果后，会给中国带来改革红利，也就是普遍的红利。农村土地确权及此后的进一步改革，不同类型的企业成为有活力企业后的进一步措施，都会带来改革的红利。二者是并重的，缺一不可，都是新常态下重要的改革。这说明新改革红利是普遍存在的红利，要靠改革者自己创造。5.在讨论新改革红利时，一定要把保护产权放在重要位置。国有企业通过改革明确了产权，民营企业也应明确产权，对私人投资形成的产权进行保护。 新人口红利是无形的，但它的涌现是可以期待的 1.新人口红利的涌现，实际上表明人力资本的升级以及由此带来的新优势。这里一个重要的经验是，“教育不公平、就业不公平、收入
不公平、生活不公平、下一代不公平”的恶性循环将被打破，这是新人口红利产生的前提。劳动力市场也会随之变化。无论农民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还是农民的人力资本增量增加，都是农民人力资本的升级。2.在农村，土地确权的改革会造成成千上万农民成为有知识有能力的“职业农民”。通过农村土地确权，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变为一种职业，或称为“职业农民”。他们可能成为“家庭农场主”，并通过土地流转（租赁、转包）扩大规模，也可能引进合作者，解决资金不足、农业科技不足和农产品销路不畅等问题。“城归”是新现象，是人力资本的新突破。这样，农村中的新人口红利涌现了。3.新人口红利的另一个来源，就是职业技术教育推广所带来的“新工匠精神”。农村土地确权以后，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增加了，而且也放心了。这就会继续吸引农村劳力外出。但进入21世纪以来多年的经验告诉人们，社会上缺乏的是技术工人，是工匠。所以职业教育的推广是必然的，这就是新人口红利的另一个来源。4.科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发展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会不断带来新的人口红利。科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发展会提供新的人口红利，这是毫无疑义的。这取决于两方面的工作进展，一是教育的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升，二是科研力量的优化配置。动员各方面的科学人才，使科研成果有创新、有突破，这样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新人口红利。
新科学技术红利主要来自创新，但它离不开市场竞争 1.新科学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无一不来自创新，而创新，又无一不同创意有联系。先有创意，然后有创新和创业。只有新科学技术的发明还不等于创意和创新。创意和发明皆是科学家的事情，创新和创业则归功于企业家，科学家可以兼企业家，但不是一定要兼企业家。2.创新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能实现，垄断条件下，任何创新都没有必要性，甚至没有可能性。没有市场竞争，不可能出现创新。垄断，不仅扼杀了创新，而且扼杀了创业。但如果完全没有垄断，只有市场竞争，那么企业都处于观望状态，等待别人发明创新，自己盗用。所以垄断是起作用的，这就是：对于发明创新需要保护知识产权，容许一定时期的专利。3.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主要在于：规划、引领、反垄断，以及支持创新主体、创新活动。规划是重要的，如果缺乏规划，科技创新活动难以取得成绩，特别是难以走向世界前列。这需要政府来领导规划的制订。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是证据。4.创新不可能停止，因为市场竞争不会停止，竞争者既来自国内，更来自国际。科技创新即使有成绩，也不能大意。因为市场竞争一直存在，包括国内的竞争和国际上的竞争。对于这些竞争，不用担心，竞争既是压力也是鞭策，因为创新活动不会停顿。
新资源红利是创新的成果，但同样离不开市场竞争 1.资源红利是指土地、矿产、水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一旦供给趋紧，这种优势就会消失。在经济发展前期，土地、矿产、水资源等资源的丰富与否，是当时各个国家走上工业国道路的发展实力的反映。当时列强之间的争夺，与掠夺廉价资源有关。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根本改变，所不同的只不过是采取合同方式或合资经营来掩盖掠夺、独占的行为。2.新资源优势来自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也就是说，新资源优势来自技术创新。但不管怎样，原有资源是在枯竭过程中，人们不断地依赖科学技术去发展新资源。新的资源红利随科学技术进步而产生。对稀缺资源、资源替代品的研究和开发，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可以认为，新资源红利同新科学技术红利是不可分的，新资源红利也可以被看成新科学技术红利的组成部分。3.水、土地、矿产等资源，只要是在技术创新条件下就不会枯竭，因为总有替代品。所有资源之所以不会枯竭，如果从人类社会的特殊性来看，可以得出三个结论：，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始终有寻找稀缺资源的替代品的愿望和对策；第二，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一直在选择原材料和饮食原料，不停地舍弃得来不易的资源；第三，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一直在利用不断迁徙，甚至远距离迁徙，来避免资源供给不
足的困境。4.新资源红利同样是创新的产物，不停创新，新资源红利就会长存。新资源的发现，利用和产生新的红利，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壮大的保证。这对世界所有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不会资源的转换和开发利用的国家，终必然落后、衰落。 社会和谐红利是影响深远的红利，有赖于文化建设 1.社会和谐红利的特殊性，以及社会和谐红利产生的特殊途径：社会和谐红利的特殊性之一：它是无形的，而不是像其他红利那样，通过某个主体行为而表现。社会和谐红利的特殊性之二：它是累积形成的，或者说它可能是通过持久的工作逐渐形成的。社会和谐红利的特殊性之三：它是无声无息扩散的，默默地影响人群、渗透到人群之中，从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2.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是社会和谐红利涌现的前提，医疗保健的新措施也是如此。要实现社会和谐，既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又要扎实推进医疗保健制度改革，这两方面的改革都同民生问题紧密相连。具体地说，如果社会上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医疗保健制度改革迟缓，都会影响社会和谐，使社会和谐红利显示不出来。3.社会资本概念的含义，以及如何建设和谐社会，如何发挥
社会资本的独特作用：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是一种人际关系——人们相互信赖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来自诚信。没有诚信，社会资本不存在，社会和谐也不存在，也就谈不上社会和谐红利的涌现。4.社会和谐红利之所以是影响深远的红利，是因为它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社会和谐红利的产生，实际上与所有的改革有关。这就是说，所有的改革综合在一起，终必定带来社会和谐红利。社会和谐红利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成果。 所有的新红利都依赖我们的创造 1.以上提到的新改革红利、新人口红利、新科学技术红利、新资源红利和社会和谐红利是互相关联的。新的红利不止一种，但各种红利一直是相互联系的。它们作为改革的成果，可能相互启发，相互促进。这是规律，但任何规律都必须在实践中经受检验。这样，新红利就能被人们熟知了。“失败为成功之母”，不完全正确，思路要改，“成功为成功之母”，是对的。2.所有这些红利今天仍处于刚开始涌现或即将涌现的阶段，但这已是很好的开始。刚进入21世纪，国内不少人担心的是旧红利陆陆续续消失，但就在这个时期，新的改革开始了。例如农民工流动、农民工学技艺、农民工创业相继增多，新的人口红利涌现了。又如，改革
的深化，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后，使新改革红利、新科技红利、新资源红利不断涌现。因此，人们的信心增加了。3.所有红利都依赖我们的创造，创造既指“从无到有”，也指“推陈出新”。“从无到有”，提出新产品、新能源、新设备，当然属于新创造。“推陈出新”，使已有产品增加功能，使已有设备更有效，使新能源采掘更容易、用途更广泛，这些同样是创新。重要的不是生产要素重组，而是信息重组。21世纪是信息重组的时代。4.只要不停地有新红利涌现，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会衰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发展方式的不足之处就会相继反映出来，这就是红利丧失的主要原因。但只要不停地有创意、创新、创业，发展方式就会更换，新的红利就会出现，经济会再上一个台阶。创新可以因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停出现，这就是前景。全世界皆如此，无一例外。
中国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引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林毅夫
谈中国经济发展，不管是在国内还是海外，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2016—2020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5%以上。6.5%以上的增长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这关系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能不能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的实现。这对世界来讲也非常重要。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现在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那么，中国是不是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这是大家对6.5%这个指标非常关心的主要原因。
发达国家可能陷入长期停滞 2016—2020年平均每年增长6.5%，与1979—2015年平均每年增长9.7%的增速相比，已经向下调整了30%。照理说，这个调整的幅度不小，那余地应该比较大，实现起来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可是大家为什么心里还没底呢？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率自2010年以后逐年下滑，2015年是6.9%，这是1990年以来的。而且，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次出现连续6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2016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个百分点。而过去30多年，虽然每年都有波动，但经济下滑周期一般也就是两三年，之后经济增长就会回升。那么，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底部在哪里呢？会不会突破“十三五”规划所讲的6.5%？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为什么2010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逐年下滑。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转型国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内部的问题，包括我们的经济体制，比如说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还相当高。首先，国有企业表现欠佳，被不少人认为是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其次，我国的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很多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实。既然市场没有完全发挥作用，资源配置就会有问题，因此有人认为，这是我国经济下滑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再次，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也是切实存在的问题，而解决问题就要付出代价。也有人认为，这是我国经济增速连续7年下滑的主要原因。我认为，上述问题都实实在在地存在，也实实在在地影响
了我们的经济绩效，我们应该发挥定力，下定决心来改革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必须在全球变革下来看中国经济。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按照汇率计算。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是世界大贸易国。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影响世界，同样，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会深深影响中国。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以后逐年下滑的时候，我们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表现怎么样。比如说，与跟我们同等发达程度的金砖国家做个对比。我国在201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是6.9%；巴西在2010年的经济增速是7.5%，2015年是–3.8%，下滑的幅度比我国要深得多；俄罗斯在2010年时的经济增速是4.5%，2015年是–3.7%，下滑的幅度也比我国深得多；印度2010年时的经济增速是10.3%，跟我国的10.6%在同一个水平，2015年为7.6%，比我国的6.9%好像高一点，但它的发展态势跟我国完全一样。而且，我们看印度2015年7.6%的增长的时候，要考虑两点因素。一是它2012年的经济增速下滑幅度比我国深，我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6%降到2012年的7.7%，印度则是从10.3%降到5.1%，印度现在经济增速高一点，有所谓触底反弹的因素。二是印度在2014年年底调整了国民经济统计方法，这个调整让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了一个百分点。如果把这两个因素考虑进去，那么印度2015年的经济表现并不比我国强。在这些金砖国家中，不存在所谓国有企业比重太高的问题，它们中有的本来就是市场经济（像印度、巴西），有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
进行了彻底的市场经济转型，它们也没有我国存在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但它们的经济表现跟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还糟。我们再来看东亚那些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比如新加坡。2010年，新加坡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则是2%，下滑的幅度比我国深。我国的台湾201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0.8%，2015年只有0.7%，下滑的幅度同样比大陆深。韩国201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5%，2015年是2.6%，下滑幅度也非常深。这些高收入经济体不存在所谓体制机制问题，但它们的经济表现很糟。进行了这样一番比较之后，我们就能发现，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都下滑了，那必然是有共同的外部问题、共同的周期性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也没有完全复苏。发达国家在危机前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在3%到3.5%之间，但2015年，欧盟经济增长速度只有1.3%，下滑了两个多百分点。日本推出安倍经济学，想加快复苏日本经济，但201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0.5%。在经济慢增长的状况下，欧洲、日本的失业率维持在高位，家庭收入增长也非常缓慢，消费增长疲软。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比较好，但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2.4%。美国的就业状况似乎比较好，现在失业率达到了危机之前的水平，在4.9%上下。但是，在考虑美国失业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了解美国是怎么统计失业率的。美国的劳动者如果失业，有一个月时间不去找工作，他就算退出劳动
力市场，也就不在失业统计之内。因此，要了解美国的就业状况，需要参考另一个指标——劳动参与率。目前，美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比危机前低3个百分点，为什么这些有劳动能力的人不去找工作？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干脆就不去找了。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将是处在历史高位的8%~9%。从家庭收入增长等各种统计指标来看，美国的家庭收入状况跟危机之前基本没分别。而且，这次危机在美国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其家庭负债过重，危机发生以后，很多家庭要在收入不增长的情况下省钱还债，因此美国的消费增长非常疲软。这些发达国家是世界需求的主要来源，由于失业率高、家庭收入没有增长，导致消费需求乃至整个世界需求疲软。危机之前世界贸易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两倍以上，在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而世界贸易增长率比世界经济增长率还要低。这当然会影响到每个出口比重较大的国家，例如中国、其他金砖国家、东亚那些高收入经济体。就我国来讲，1979—2014年，平均每年的出口增长率达到16.4%，而2015年是负增长，同比下滑了2.8个百分点。2016年上半年，我国按美元计算的出口增长率同比下滑了7.7个百分比。这种状况当然会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增长。出口之外，投资增长也是拉动经济的重要动力。大家知道，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每个国家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稳定经济。中国有“4万亿计划”，其他国家也有或多或少的积极财政政策。但这些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项目，在5~7年之后都已经建成了，而国
际经济还是没复苏。如果没有新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项目，那投资增长必然下滑。以我国来说，在“十一五”规划期间（2006—2010），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率是25.5%；在“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率是18.8%，下降了7个百分点。而且，“十二五”期间的后几年下降得更多，2015年的投资增长率只有10%，考虑到投资品价格下滑的因素，真实的投资增长率也不过12%，比“十二五”期间的平均18.8%还是下降了6.8个百分点。这种状况当然会影响经济增长。那么，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就只能靠消费了。近年国内消费增长状况还比较好，因为我们的就业、家庭收入增长等方面的状况比较好。以2015年为例，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6.9%，家庭收入的增长率是7.5%，后者比前者高了0.6个百分点；消费增长率也维持在8%左右。其他经济体出口、投资增速下滑的情形跟我们一样，但居民收入、消费增长的情况比我们差，所以，它们的经济表现就比我国差很多。整体来看，我国经济增长率连续6年下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那么，展望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就要看发达国家的经济是不是会复苏，以及要看国内经济自身增长的动力到底怎么样。从外部来看，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了长期的停滞。这是现在国外经常讨论的问题。为什么发达国家可能陷入长期的停滞呢？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发生金融经济危机，一定是内部有结构性问题，只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才能完全复苏，这在发达国家是有共识的。从2008年到现在，他们每年都在谈结构性改革，但
是，结构性改革却一直落实不下去。发达国家主要的结构性改革内容是什么？是要减少福利、金融去杠杆、政府减少财政赤字。减少福利就会减少消费，金融去杠杆就会减少金融机构以贷款支持企业和家庭的投资和消费，减少政府财政赤字也会导致投资消费减少。总而言之，如果发达国家要推行结构性改革，就必然要减少投资、消费，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随之往下调整。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已经非常低了，再往下调的话，失业率必然增加，而他们现在的失业率也已经很高了。那么，他们推行结构性改革就会遇到政治方面的压力。这是为什么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到现在，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的主要原因。安倍上台以后提出安倍经济学，要发出三支箭，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日本的汇率，第二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国内的需求，第三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安倍上台已经4年，前面两支箭都发出去了，但第三支箭却射不出来。现在，发达国家很可能都像日本那样陷入长期的经济增长疲软。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想学习中国经验，我们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说美国再次伟大；他也想学中国用基础设施来启动国内的需求。虽然他实施这样的政策，可能会使美国的经济好一点，但美国经济只要稍微好一点就要加息，而美国加息就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金融与经济遭遇很大的压力、发生很大的波动。 以补短板投资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入点 我们判断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总体来讲，外部环境会相当
不好。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只能靠内部动力。从内部来看，中央在几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中都提到，要适度扩大总需求。但我们与国外不同，适度扩大总需求可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五大内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完全可以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补短板结合在一起，而且，这也会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条件。补短板的个方面是产业升级。中国经济有着许多难题，其中之一是产能过剩，但是，过剩的钢筋水泥、平板玻璃都在中低端行业，我们可以进行产业升级，而且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2015年，我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就达到1.2万亿美元，这些进口产品的质量应该比我们国内的高或者是我们国内不能生产的，那样我们才会进口。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些领域进行产业升级。要产业升级就要进行投资。补短板的第二个方面是完善基础设施。这些年，我们的基础设施确实建设了不少，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我们的基础设施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国内的基础设施还有非常多的缺口。比如，大城市交通非常拥挤，说明地下交通还是严重不足。另外，2016年六七月份下了几场大雨，全国有1000多个城市被水淹，说明我们地下管网不足。这些领域都还可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补短板的第三个方面是改善环境。这些年经济发展快，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们要推行绿色发展，同样也需要投资。补短板的第四个方面是推进城镇化。现在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56%，发达国家则超过80%，所以，我国还在城镇
化的进程中。农民要进城，政府必须提供公共服务，这些都是要投资的。不管是从经济回报还是从社会回报来讲，上述投资的价值都非常高。这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跟发达国家相比的不同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疲软的时候，也去搞投资，但它们的产业已经处在全世界前沿，很难找到新的投资机会，虽然有3D打印、电动汽车等创新，但一两项投资不足以拉动它们的整个经济。而中国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外国的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了，无非就是老旧一点。发达国家环境也好，城镇化也完成了。所以，发达国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而我们还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投资需要钱，从钱的角度来看，我国也是相对有优势的。现在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积累的债务占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57%，其中17%是中央政府债务，40%是地方政府债务。而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普遍超过100%。这意味着，我国财政政策可利用的空间比其他经济体要大得多，我们可以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撬动投资。我国不仅政府的财政状况相对较好，民间储蓄也占到GDP的近50%，是全世界的国家之一。所以，我们可以用政府的钱撬动民间的钱去投资。另外，我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是全世界多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跟我们一样有好的投资机会，但他们可能财政状况不好、民间储蓄低，或者是外汇储备不足，这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如果把这些有利的资源用起来，我国可以保持适当的投资增长率。投资适度增长就会创造就业，使就业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而就业好，家庭收入的增长就会比较快，进而消费状况会比较好。如果投资和消费都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我相信，我们完全可以实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经济平均每年增长6.5%以上的目标。而且，从补短板的投资作为切入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会有良好的条件。补短板的投资需要钢筋、水泥、平板玻璃，那过剩的产能就会减少，去产能就容易了。再看去杠杆，现在杠杆率的就是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如果需求增加、价格上升，企业就有更多收入用于还债，杠杆率就会下降。去库存方面，主要是房地产库存，而房地产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未来就业与收入增长情况，如果就业与收入的前景好，他们对房地产的需求就多，这有助于库存减少。因此，我们有信心，平均每年6.5%以上的经济增长目标一定能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目标一定能实现。我国现在的GDP为世界的15%，每年6.5%以上的增长可以为世界的增长贡献一个百分点，世界的经济增长也就3%左右。所以，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将保持在30%以上，中国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在稳住大局、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集中主要力量推进改革，建立能够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机制体制，依靠好的体制机制实现供给侧效率提高。政府、企业和社会要共同推动改革，实现转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新红利”如何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涌现并把经济社会引向新的方向，既不能放松每一个有志于创造和盈利的群众和企业的拼搏，也不能把致富和发展的信息局限在狭小的圈子内。必须在新体制的激励下使群众和企业的活力充分发挥出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世界的15%，每年6.5%以上的增长可以为世界增长贡献一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增长也就3%左右。所以，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将保持在30%以上，中国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
中国在高速增长后面临比较成本优势的新挑战。改革突围、创新突围是躲不过去的事情。只有改革才能延续中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创新才能在较高收入水平上生产更高附加价值，从而在全球舞台立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周其仁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要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市场的私权一定要保障，政府的公权一定要规范。*终，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微观领域起决定作用，让政府在社会长期发展的宏观领域起主导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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