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民族文论，高等教育指南类规划教材）

国内列入高等教育国家指南类规划教材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也是迄今的一部从横向原理的角度建构中国古代民族文论逻辑体系的国家高等教育规划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价值主要有二。一是由表入里，精选若干范畴编织逻辑之网，建构了中国古代以意为主、以象为辅的表现主义民族文论体系，与西方古典文论以摹仿外物为主的再现主义体系形成鲜明对照和有益互补；二是从儒、道、佛、宗法、训诂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古代文论范畴民族特色的成因，摆脱了就文论文的局限，拓展了理论思辨的维度和深度。
全书的结构分四块。一块为*章，属文学观念论；第二块由第二章到第十一章组成，为创作过程论；第三块为第十二章，属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方法论；第四块为第十三章，分类梳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历史演变脉络。
本书堪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实绩之一。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运用中国古代文论资料来论述文学原理，兼及中西文论比较、民族文论文化成因剖析。包含以下内容：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论、创作发生论、创作构思论、创作方法论、作品论、风格论、形式美论、鉴赏论、功用论，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方法论等。

祁志祥，上海政法学院中文系教授、上海市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美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东方讲坛特聘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出版《中国古代文学原理——一个表现主义民族文论体系的建构》、《中国美学原理》、《中国美学通史》、《中国美学的文化精神》、《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等。

前言
绪论 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表现主义体系
章 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论
节 “文学以文字为准”——中国古代的文学特征论
第二节 “文，心学也”——中国古代的文学表现论

第二章 “德学才识”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主体论

第三章 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发生论
节 “文本心性”说——中国古代的文源论
第二节 “心物交融”说——中国古代的艺术观照方式论

第四章 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构思论
节 “虚静”说——中国古代文学的构思心态论
第二节 “神思”说——中国古代文学的构思特征论
第三节 “兴会”说——中国古代文学的灵感奥秘论

第五章 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方法论
节 “活法”说——中国古代文学的总体创作方法论
第二节 “定法”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具体创作方法论
第三节 “用事”说——中国古代文学的诗文创作方法论
第四节 “赋比兴”说——中国古代文学的诗歌创作方法论

第六章 中国古代文学的作品论
……

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文学理论界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界学人的共同心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曾掀起了一波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讨论、研究热潮，人们试图从现代学理、规范和逻辑出发，系统阐述古代文论，发掘它的现代意义。2006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明确列入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指南类项目，表明新时期以来在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和中国古代文论系统研究方面取得的实绩已得到广泛认同。1993年，笔者在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原理——一个表现主义民族文论体系的建构》就是在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和中国古代文论系统研究方面作出的成果之一。本教材即据此改订而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有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与思想系统，可它并没有以严密的逻辑体系和理论形态表现出来。就是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并没有现成的理论体系。因此，按什么框架、模式来全面阐述古代文学理论，就成为建构民族特色文论体系的一个棘手问题。如果按照现代文学理论的科学、逻辑要求去阐述古代文论，势必肢解古代文论的浑融性和原生态，招来“以今格古”之诟；反过来，如果照顾古代文论的原生态和浑融性，又势必肢解文学原理著作所的科学性、逻辑性、系统性，给人“以古说古”之嫌。依据古代文论资料梳理和建构现代性的民族文论体系，叙述的框架是一道难以逾越的栅栏。笔者曾为此费尽思量。反复琢磨，几经斟酌，终拟定的框架如本书目录所次。这个理论框架分为三块。章是一块，它从总体上介绍了中国古代文论“文学是什么”和“文学应是什么”的文学基本观点；第二章至第十一章是一块，它按照文学创作发生的自然顺序逐一阐述古代文论在创作过程每一环节上的主要思想；后两章是一块，它探讨了古代文论自身的方法论特征和历史演进，并借以说明为什么中国古代文论思想上有系统而理论上无系统。这三块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规定了古代文学理论作为文章学理论或者叫广义的文学理论的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原理的表现主义基调；而古代文论的方法论又渗透、体现在对文学创作全过程的各种文学现象的理论思考上，渗透、体现在表现主义文学观念中。第二块作为全书的主体，它的每一章乃至每一章下属的每一节既环环紧扣、彼此照应，又独立自主、互不重复。为了兼顾理论著作的逻辑性与民族文论的原生态，笔者选取了若干个富有代表性的古代文论命题、范畴，在当代意识的指导下建构了这个逻辑框架，在具体章节篇目的设计上坚持古今相兼，避免“以古说古”和“以今格古”的弊病。所谓“合之则双美，分之则两伤”，其是之谓乎！这个框架是现代的，又是从古代文艺理论的潜浸涵濡中抽象出来的。框架的每一环节的古代文论命题、范畴的思想是其固有的，但该命题、范畴的固有内涵又不等于本书在该环节中所阐述的涵义，如我们将“比兴”说整合在“创作方法论”中述评，其实“比”、“兴”这两个范畴在古代文论中不仅指“方法”，而且指“内容”（“寄托”）。只是由于逻辑的要求，我们依据“比兴”说的主导涵义，把它纳入“创作方法论”的环节中而不得不把它的其他涵义给搁置了。上面说的“整合”，就是这个意思。系统建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质言之，即把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命题、范畴组合成一个大系统。不言而喻，“系统”的方法或者叫“整体”的方法是本书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把几十个古代文论命题、范畴的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不断积淀下来的内涵都搞清楚，一切从零开始是不可想象的。任何学术进步都是建立在对前贤成果的继承之上的。因此，本书的另一方法是“综合”，即综合长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乃至古代美学的命题、范畴的研究成果，把它们组成一个大系统。毫无疑问，“综合”是融会贯通的，它应当以自己的长期积累、深入思考作基础，才不致被人牵着鼻子跑，从而避免七拼八凑的弊病。用表情达意的“表现主义”作为一根主线去贯穿、统辖诸多古代文论命题、范畴，就是笔者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民族特征和文化品格的概括。为了揭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点，还需要用比较的方法，即与西方文论作比较。由于已有学者用比较的方法在古代文论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果，由于西方古典文论、古典美学的一些原理、知识已成为常识，所以，与西方古典文艺美学的比较在本书中便不展开，有限的篇幅主要用在与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的比较上，这样可以昭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当代意义与世界意义。笔者力图站在当代意识的高度审视古代文论，这个愿望主要借此显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西方古今文艺美学理论相比，既有同，也有异。其同，并非西人影响所致；其异，亦非古人刻意所为。这“同”和“异”，都是由中国文化必然决定的，所谓“同乃不得不同，异乃不得不异”。因此，用文化学的方法来考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文化成因和品格，就成为本书引人注目的方法。说它引人注目，是由于这种文化考察在书中占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本书考察中国古代文论与中国文化的联系，主要着眼于民族的精神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道家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宗法文化、训诂文化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联系。于是，本书不只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走向系统，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走向文化。作为原理性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它阐述的必须是那些成为共识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广泛的认同，才具有普遍性、工具性。这就决定了此类著作不可避免地带有“述而不作”的色彩。同时，由于笔者撰写本书时缺乏可资借鉴的同类著作，因而，从理论构架到观点概括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探索性、创新性的特点。这种探索性、创新性及其带来的新意在文论之后的文化透视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在中国古代，诗文被看作文学的正宗。“文以意为主”，古代的诗文以心灵表现为特色。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就是对中国古代以表情达意为主的文学作品的理论概括。因此，本书研究阐述的重点是中国古代的诗文理论命题、范畴，并试图建构一套表现主义文学原理体系。在今天的中小学和大学文理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不断被讲授和学习。用从西方舶来的“形象”、“典型”、“反映现实”之类的文学理论来解读这些作品，总显得大而无当，有隔靴搔痒之感。用从民族文论中抽象出来的文学原理来剖析古代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就恰如其分、入木三分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功能不仅在于能帮助今人切中肯綮地理解古代文学作品，而且在于它具有一种指向现实的穿透力。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它理应较再现型的文学理论更能有效地说明一切表现主义作品，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作品。西方文学自；.世纪末以来，愈益向主体表现方向发展。这些作品中，现实不再成为生活真实的反映，而蜕变为徒有其形、不反映生活本质规律的“幻相”（朗格语），成为象征“情感”的“形式”（朗格语）、表现主体的媒介。这类作品中“文字”、“现实”、“主体”的关系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讲的“言”、“象”、“意”的关系，或“文字”、“景物”、“神情”的关系何其相似！当西方现代文学向中国古代文学靠拢、交叉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就有了能较好说明西方现代主义作品，或至少对解读西方现代作品很富启示的当代价值。这项工作如果做得好，不仅可以刷新文学理论研究的格局，给古代文论研究开辟一条新路，也可使古代文论走向今天，使中国文论走向世界。只有民族性的东西才能是世界性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要跻身于世界文学理论之林，舍此别无他途。本书原为联合申报单位山西教育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现合同期满，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修订版。本版增补了第十三章，其中散文理论一节由姚爱斌教授撰写，诗学理论一节由乔东义教授撰写，小说理论一节由李桂奎教授撰写，词学理论一节由王毅副研究员撰写，其余部分由本人撰写。本书修订时，曾查阅是否有“十二五”教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可供参考，未想到此书缺席。如此，我们这部“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为从范畴、命题入手的中国古代民族文论体系的横向逻辑建构，就不仅是部，也是的一部规划教材了。希望该教材能够在广泛使用中进一步得到完善。祁志祥2018.11.30

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文学理论界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界学人的共同心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曾掀起了一波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讨论、研究热潮，人们试图从现代学理、规范和逻辑出发，系统阐述古代文论，发掘它的现代意义。2006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明确列入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指南类项目，表明新时期以来在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和中国古代文论系统研究方面取得的实绩已得到广泛认同。1993年，笔者在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原理——一个表现主义民族文论体系的建构》就是在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和中国古代文论系统研究方面作出的成果之一。本教材即据此改订而成。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有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与思想系统，可它并没有以严密的逻辑体系和理论形态表现出来。就是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并没有现成的理论体系。因此，按什么框架、模式来全面阐述古代文学理论，就成为建构民族特色文论体系的一个棘手问题。
如果按照现代文学理论的科学、逻辑要求去阐述古代文论，势必肢解古代文论的浑融性和原生态，招来“以今格古”之诟；反过来，如果照顾古代文论的原生态和浑融性，又势必肢解文学原理著作所的科学性、逻辑性、系统性，给人“以古说古”之嫌。依据古代文论资料梳理和建构现代性的民族文论体系，叙述的框架是一道难以逾越的栅栏。
笔者曾为此费尽思量。反复琢磨，几经斟酌，终拟定的框架如本书目录所次。
这个理论框架分为三块。章是一块，它从总体上介绍了中国古代文论“文学是什么”和“文学应是什么”的文学基本观点；第二章至第十一章是一块，它按照文学创作发生的自然顺序逐一阐述古代文论在创作过程每一环节上的主要思想；后两章是一块，它探讨了古代文论自身的方法论特征和历史演进，并借以说明为什么中国古代文论
思想上有系统而理论上无系统。这三块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规定了古代文学理论作为文章学理论或者叫广义的文学理论的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原理的表现主义基调；而古代文论的方法论又渗透、体现在对文学创作全过程的各种文学现象的理论思考上，渗透、体现在表现主义文学观念中。第二块作为全书的主体，它的每一章乃至每一章下属的每一节既环环紧扣、彼此照应，又独立自主、互不重复。为了兼顾理论著作的逻辑性与民族文论的原生态，笔者选取了若干个富有代表性的古代文论命题、范畴，在当代意识的指导下建构了这个逻辑框架，在具体章节篇目的设计上坚持古今相兼，避免“以古说古”和“以今格古”的弊病。所谓“合之则双美，分之则两伤”，其是之谓乎！这个框架是现代的，又是从古代文艺理论的潜浸涵濡中抽象出来的。框架的每一环节的古代文论命题、范畴的思想是其固有的，但该命题、范畴的固有内涵又不等于本书在该环节中所阐述的涵义，如我们将“比兴”说整合在“创作方法论”中述评，其实“比”、“兴”这两个范畴在古代文论中不仅指“方法”，而且指“内容”（“寄托”）。只是由于逻辑的要求，我们依据“比兴”说的主导涵义，把它纳入“创作方法论”的环节中而不得不把它的其他涵义给搁置了。上面说的“整合”，就是这个意思。
系统建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质言之，即把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命题、范畴组合成一个大系统。不言而喻，“系统”的方法或者叫“整体”的方法是本书的重要方法之一。
要把几十个古代文论命题、范畴的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不断积淀下来的内涵都搞清楚，一切从零开始是不可想象的。任何学术进步都是建立在对前贤成果的继承之上的。因此，本书的另一方法是“综合”，即综合长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乃至古代美学的命题、范畴的研究成果，把它们组成一个大系统。毫无疑问，“综合”是融会贯通的，它应当以自己的长期积累、深入思考作基础，才不致被人牵着鼻子跑，从而避免七拼八凑的弊病。用表情达意的“表现主义”作为一根主线去贯穿、统辖诸多古代文论命题、范畴，就是笔者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民族特征和
文化品格的概括。
为了揭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点，还需要用比较的方法，即与西方文论作比较。由于已有学者用比较的方法在古代文论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果，由于西方古典文论、古典美学的一些原理、知识已成为常识，所以，与西方古典文艺美学的比较在本书中便不展开，有限的篇幅主要用在与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的比较上，这样可以昭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当代意义与世界意义。笔者力图站在当代意识的高度审视古代文论，这个愿望主要借此显现。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西方古今文艺美学理论相比，既有同，也有异。其同，并非西人影响所致；其异，亦非古人刻意所为。这“同”和“异”，都是由中国文化必然决定的，所谓“同乃不得不同，异乃不得不异”。因此，用文化学的方法来考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文化成因和品格，就成为本书引人注目的方法。说它引人注目，是由于这种文化考察在书中占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本书考察中国古代文论与中国文化的联系，主要着眼于民族的精神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道家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宗法文化、训诂文化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联系。于是，本书不只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走向系统，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走向文化。
作为原理性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它阐述的必须是那些成为共识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广泛的认同，才具有普遍性、工具性。这就决定了此类著作不可避免地带有“述而不作”的色彩。同时，由于笔者撰写本书时缺乏可资借鉴的同类著作，因而，从理论构架到观点概括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探索性、创新性的特点。这种探索性、创新性及其带来的新意在文论之后的文化透视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在中国古代，诗文被看作文学的正宗。“文以意为主”，古代的诗文以心灵表现为特色。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就是对中国古代以表情达意为主的文学作品的理论概括。因此，本书研究阐述的重点是中国古代的诗文理论命题、范畴，并试图建构一套表现主义文学原理体系。
在今天的中小学和大学文理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不断被讲授和学习。用从西方舶来的“形象”、“典型”、“反映现实”之类的文学理论来解读这些作品，总显得大而无当，有隔靴搔痒之感。用从民族文论中抽象出来的文学原理来剖析古代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就恰如其分、入木三分了。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功能不仅在于能帮助今人切中肯綮地理解古代文学作品，而且在于它具有一种指向现实的穿透力。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它理应较再现型的文学理论更能有效地说明一切表现主义作品，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作品。西方文学自；.世纪末以来，愈益向主体表现方向发展。这些作品中，现实不再成为生活真实的反映，而蜕变为徒有其形、不反映生活本质规律的“幻相”（朗格语），成为象征“情感”的“形式”（朗格语）、表现主体的媒介。这类作品中“文字”、“现实”、“主体”的关系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讲的“言”、“象”、“意”的关系，或“文字”、“景物”、“神情”的关系何其相似！当西方现代文学向中国古代文学靠拢、交叉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就有了能较好说明西方现代主义作品，或至少对解读西方现代作品很富启示的当代价值。
这项工作如果做得好，不仅可以刷新文学理论研究的格局，给古代文论研究开辟一条新路，也可使古代文论走向今天，使中国文论走向世界。只有民族性的东西才能是世界性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要跻身于世界文学理论之林，舍此别无他途。
本书原为联合申报单位山西教育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现合同期满，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修订版。本版增补了第十三章，其中散文理论一节由姚爱斌教授撰写，诗学理论一节由乔东义教授撰写，小说理论一节由李桂奎教授撰写，词学理论一节由王毅副研究员撰写，其余部分由本人撰写。
本书修订时，曾查阅是否有“十二五”教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可供参考，未想到此书缺席。如此，我们这部“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为从范畴、命题入手的中国古代民族文论体系的横向逻辑建构，就不仅是部，也是的一部规划教材了。希望该教材能够在广泛使用中进一步得到完善。
祁志祥
2018.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