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6414897
1.本书是中南海高层智囊关于新供给改革的建议书；2.本书是中国新供给50人论坛重磅学术成果；3.本书是供给侧改革与新供给经济学发展的*探索。
本书是当今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书。中国经济改革具有从上至下与从下至上相结合的鲜明特色。一批高层中南海智囊所提的政策建议与改革思路往往代表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改革的呼吁，也反映了*层对经济发展前瞻性思索，当然也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界对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鲜明态度。新供给经济学是反映中国经济改革向何处去的经济学思维模式，本书是贾康先生为代表的的中国新供给50人论坛以及相关专家关于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成果、政策设计与改革建议。
代序 纪念小平南巡25周年：创新发展亟需新一轮思想解放 贾 康 / 001
供给侧改革
论供给侧改革 贾 康 苏京春 / 002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内涵和主要着力点 贾 康 / 037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必须加快结构性改革 徐 林 / 047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几个理论问题与实现途径 马晓河 / 05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 冯俏彬 / 073
我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点新理解 徐诺金 / 08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思考 刘陈杰 / 110
供给侧改革：攻坚克难引领新常态的系统工程 贾 康 刘 薇 / 140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新供给经济学 金海年 / 154
辖区顶层规划的优化是政府好的理性供给 贾 康 苏京春 / 158
京津冀一体化：政府与市场
——基于高水平规划及政府行为优化实施投融资支持 贾 康 / 164
在供给侧改革中正确把握“三去一降一补” 贾 康 / 170
以经济手段为主化解雾霾等环境威胁
——针对我国基础能源与环保重大问题实施配套改革突破 贾 康 / 178
企业、经济发展与调控
蜕变和坚守——谈新实体经济与企业家精神 王广宇 / 184
企业高成本与经济增长速度下行 周天勇 / 188
从治标到治本：房地产业政策调控与房产税制度创新 贾 康 / 209
解析中国房价的泡沫 金海年 / 224
中国房地产市场现状与推进基础制度建设的改革方向 贾 康 / 235
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简要分析 贾 康 / 243
减税的艺术：统筹全局的策略 陈 龙 / 247
发展新经济与政府监管创新研究 冯俏彬 / 257
从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到政府的非收敛性干预 金海年 / 270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实与虚 金海年 / 276
产能“过剩”不可一概而论 贾 康 / 284
中国经济需要轻装前进 金海年 / 287
“死亡税率”说窄了，正税减降空间不大；要看全景图，
抓住真问题 贾 康 / 291
“双创”中的问题与对策 贾 康 / 307
财税改革与政策优化
中国财税配套改革的基本问题 贾 康 / 312
营改增的全方位效能 贾 康 梁 季 / 319
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贾 康 程 瑜 / 328
附1：美国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简介及对社会家庭的调节作用 王 玲 / 366
附2：个税修正案草案税负变动分析及优化建议 贾 康 施文泼/ 372
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问题研究
——兼论“起征点”问题合理解决的思路 贾 康 梁 季 / 383
过度关注起征点将误导个税改革 贾 康 梁 季 / 407
从整体改革视角准确定位和深化新一轮消费税改革 冯俏彬 / 417
遗产税考量上的“价值取向”与其改革设计的“问题导向” 贾 康 / 426
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绿色财税体制 贾 康 / 434
强化再分配机制，优化调节我国的收入分配 贾 康 / 442
允许“部分先富”，走向“共同富裕”，
是邓小平高明、正确的核心主张 贾 康 / 447
金融创新与发展
加快金融改革创新，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贾 康 / 452
“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走势分析及展望 黄剑辉 / 469
中国金融风险的聚集与应对 刘陈杰 / 491
人民币没有大幅贬值的基础 刘陈杰 / 498
中国国民投资海外将大大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实力 金海年 / 504
PPP在公共利益实现机制中的挑战与创新
——基于公共治理框架的视角 欧纯智 贾 康 / 511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善治之路
——构建PPP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欧纯智 / 529
促进中国债券市场健康发展与直接金融的成长 贾 康 / 546
关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构建规范有效融资机制的建议 黄剑辉 / 550
争 鸣
秉持学者定位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贾 康 / 558
贾康：我对晏教授文的三点简要回应 贾 康 / 562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制度创新实践
——国企改革与“混合所有制” 贾 康 刘 薇 苏京春 / 563
贾康回应北大教授质疑：“我是坚定推进体制改革这一派” 澎湃新闻 / 577
中等收入陷阱与国际视野
中国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何谓？何从？ 贾 康 苏京春 / 582
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分析 张 蓓 / 591
全球化中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 贾 康 / 601
日本19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兴衰的启示与借鉴 黄剑辉等 /604
代跋 莫干山夜话：探究国家成功发展之路 黄剑辉 贾 康 / 631
代序 纪念小平南巡25周年：创新发展亟需新一轮思想解放 贾 康/ 001
供给侧改革
论供给侧改革 贾 康 苏京春 / 002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内涵和主要着力点 贾 康 / 037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必须加快结构性改革 徐 林 / 047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几个理论问题与实现途径 马晓河 / 05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 冯俏彬 / 073
我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点新理解 徐诺金 / 08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思考 刘陈杰 / 110
供给侧改革：攻坚克难引领新常态的系统工程 贾 康 刘 薇 / 140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新供给经济学 金海年 / 154
辖区顶层规划的优化是政府好的理性供给 贾 康 苏京春 / 158
京津冀一体化：政府与市场
——基于高水平规划及政府行为优化实施投融资支持 贾 康 / 164
在供给侧改革中正确把握“三去一降一补” 贾 康 / 170
以经济手段为主化解雾霾等环境威胁
——针对我国基础能源与环保重大问题实施配套改革突破 贾 康 / 178
企业、经济发展与调控
蜕变和坚守——谈新实体经济与企业家精神 王广宇 / 184
企业高成本与经济增长速度下行 周天勇 / 188
从治标到治本：房地产业政策调控与房产税制度创新 贾 康 / 209
解析中国房价的泡沫 金海年 / 224
中国房地产市场现状与推进基础制度建设的改革方向 贾 康 / 235
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简要分析 贾 康 / 243
减税的艺术：统筹全局的策略 陈 龙 / 247
发展新经济与政府监管创新研究 冯俏彬 / 257
从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到政府的非收敛性干预 金海年 / 270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实与虚 金海年 / 276
产能“过剩”不可一概而论 贾 康 / 284
中国经济需要轻装前进 金海年 / 287
“死亡税率”说窄了，正税减降空间不大；要看全景图，
抓住真问题 贾 康 / 291
“双创”中的问题与对策 贾 康 / 307
财税改革与政策优化
中国财税配套改革的基本问题 贾 康 / 312
营改增的全方位效能 贾 康 梁 季 / 319
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贾 康 程 瑜 / 328
附1：美国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简介及对社会家庭的调节作用 王 玲 / 366
附2：个税修正案草案税负变动分析及优化建议 贾 康 施文泼/ 372
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问题研究
——兼论“起征点”问题合理解决的思路 贾 康 梁 季 / 383
过度关注起征点将误导个税改革 贾 康 梁 季 / 407
从整体改革视角准确定位和深化新一轮消费税改革 冯俏彬 / 417
遗产税考量上的“价值取向”与其改革设计的“问题导向” 贾 康 / 426
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绿色财税体制 贾 康 / 434
强化再分配机制，优化调节我国的收入分配 贾 康 / 442
允许“部分先富”，走向“共同富裕”，
是邓小平高明、正确的核心主张 贾 康 / 447
金融创新与发展
加快金融改革创新，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贾 康 / 452
“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走势分析及展望 黄剑辉 / 469
中国金融风险的聚集与应对 刘陈杰 / 491
人民币没有大幅贬值的基础 刘陈杰 / 498
中国国民投资海外将大大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实力 金海年 / 504
PPP在公共利益实现机制中的挑战与创新
——基于公共治理框架的视角 欧纯智 贾 康 / 511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善治之路
——构建PPP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欧纯智 / 529
促进中国债券市场健康发展与直接金融的成长 贾 康 / 546
关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构建规范有效融资机制的建议 黄剑辉 / 550
争 鸣
秉持学者定位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贾 康 / 558
贾康：我对晏教授文的三点简要回应 贾 康 / 562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制度创新实践
——国企改革与“混合所有制” 贾 康 刘 薇 苏京春 / 563
贾康回应北大教授质疑：“我是坚定推进体制改革这一派” 澎湃新闻 / 577
中等收入陷阱与国际视野
中国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何谓？何从？ 贾 康 苏京春 / 582
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分析 张 蓓 / 591
全球化中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 贾 康 / 601
日本19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兴衰的启示与借鉴 黄剑辉等 /604
代跋 莫干山夜话：探究国家成功发展之路 黄剑辉 贾 康 / 631
纪念小平南巡25周年：创新发展亟需新一轮思想解放
贾 康
弹指一挥间，邓小平南巡已25年。神州大地在经历了南巡带来的整整20年日新月异、年均增幅超过10%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已在近年间步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合乎一般规律的“新常态”。在先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两次大冲击的洗礼之后，2016年以来的国际局面，更是“黑天鹅”乱飞，国家的内政外交、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似乎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当下在“矛盾凸显隐患迭加”的纠结与迷茫中，在“惟改革创新者胜”的新时代召唤中，中国尤其需要重拾小平南巡时锐意改革的闯劲、思想解放的激情。
南巡所解决的问题，在以理论语言表述“思想解放”方面讲，是终于由邓小平一言九鼎地说清楚，计划多一些或市场多一些，都是经济运行层面的机制与手段组合问题，而不是多少年争议不休的根本制度问题，资本主义也要有计划，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中国把国情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潮流一并考虑，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以求进而实现和平发展中现代化的伟大民族复兴。这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去意识形态”地打开了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而激发中国客观存在的发展潜力的巨大空间，带来了以解放思想而后解放生产力的“中国奇迹”。南巡被称为“邓小平有生之年的天鹅之舞”，并注定将成为中国现代化历史征途上的一座里程碑。
南巡讲话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而南巡讲话精神的时代内核，却可以一言以蔽之：创新发展。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类文明一路发展提升的沧桑正道，是中国在工业革命落伍之后完成奋起直追再造辉煌的生命线，也正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点晴之笔，思想精髓构成了其浓缩与示范。要发展，只有创新、要闯新、就一定要思想解放，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勇于在正确把握世界潮流和现代化大方向的前提下，实现关键问题上决定全局的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决策层反复强调改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是我们的“红利”之所在，在改革深水区“再深的水也要蹚”，要把“壮士断腕”的改革勇气、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担当与高超的改革智慧相结合，涉激流、过险滩、啃硬骨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而攻坚克难，这些与南巡的精神内核正是一脉相承的，而且集中体现在中央新近凝炼的现代发展理念的条：作为“动力”的是创新发展，以此来引出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作为发展归宿的共享发展——以人民为中心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华民族和平崛起中的可持续发展。
抚今追昔，与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相比，我们今天的改革环境和任务已有极大不同，然而中国经济社会的转轨仍在进行中。进入深水区，有些“石头”可能是摸不到了，显然需要更高水平的顶层规划，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届全会，正是提供了为社会高度关注、迫切需要的顶层规划性质的方针指导。以此把握改革推进的方向和路径、哲理与要领，正需要继往开来，把邓小平南巡的创新壮举及其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的思想解放精神元素发扬光大。
——从压力看，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大刀阔斧的开拓性改革，固然是由于“十年浩劫”和传统体制弊病已生成了“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的倒逼，再乘势加上思想解放大潮的有力助推，表现为改革者破釜沉舟的“哀兵”式一鼓作气、义无反顾、奋发昂扬地开创新局；而当下阶段的改革深化与攻坚克难，同样有进展之中“矛盾累积隐患迭加”的风险威胁，问题导向和形势逼迫之下，只能奋力向前涉险滩、啃硬骨头，“壮士断腕”般攻坚克难，力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这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照样是别无选择的，照样要反复强调“狭路相逢勇者胜”、“惟改革创新者胜”。
——从动力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中国人认清与把握世界大势和文明发展主流，紧紧扭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地追求“和平崛起”的伟大民族复兴，已推进到使“从未如此接近”的中国梦实现其“梦想成真”的关键性历史阶段。同时，改革的复杂程度和推进难度，正应得上“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句老话。在认识、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同时，为至关重要的是还必须能动地引领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沿着80年代从制度供给入手推动全局的基本逻辑和创新发展规律，继往开来并升级式地寻求可持续发展，这必须也必将得到80年代以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所构建的创新发展的动力源、动力体系的升级式的支持。
——从经验看，其实80年代后的改革推进中，不仅有农村改革“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高歌猛进，也有城市改革的坎坷试错、“价格闯关”的时机误配，和其后“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的严峻社会考验，但毕竟在探索中积累着改革经验，铺垫了、引出了下一个十年小平同志南巡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及其后的巨大成就——改革中的上下互动、凝聚共识，是在风雨波涛之中按“进行时”曲折推进的；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显然也需要经历新时期、新阶段进一步凝聚共识、减弱分歧的考验，实质性的改革不仅需要有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更大决心、勇气和魄力，还需要借鉴国际国内经验形成更高水平的方案优化、运行智慧和协调艺术，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支持和积极参与。把握好人心向背、形成改革合力，既要借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验教训，又要超越式和建设性地处理好多种新的问题，应对新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精神层面我们理应得到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改革家的改革信念与榜样力量的支持；实践层面我们要更多地强调实事求是与宽容态度，需要继续鼓励基层、地方在市场取向改革中的先行先试，应“允许改革者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改革的同义语是思想解放前提下的制度创新，创新就意味着有不确定性，但在制度创新方面，我们首先要努力提升其确定性，也就是在改革深水区、在前面三十余年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的总结基础上，需要牢牢把握其基本的理念、逻辑和大方向，有胆有识、务实可行地使改革在攻坚克难中深化而得到实质性推进。为此，我们亟需新一轮思想解放！
再次强调思想解放，就需要正视已经形成的利益固化藩篱而求其破解。只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空间已经用完，业已十分坚固的部门利益、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局限性，相当广泛地表现在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与发展事项上，正日益凸显其惰性和阻碍作用。但是，“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难”，因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改革开放以来的动力机制，初始就是“明确物质利益原则”而抓住发展硬道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而奋斗”，但正如邓小平晚年所说，当发展起来之后，问题并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比如，如何针对收入差距扩大情况下部门、地方、小团体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固化，升级改造相关体制机制、优化再分配，已成为十分得罪人、十分棘手但非解决不可的难题。新一轮思想解放，势必要求在继续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的同时，反思并直言不讳指出利益格局从原来的“平均主义”向新阶段的“过度分化”的演化及其相关的新的不公正性弊端，借鉴收入再分配调节的基础性制度建设与政策运用的国际经验，并密切结合中国实际，设计实施攻坚克难的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行基本社保的全社会统筹、“大部制”与“扁平化”和落实省以下分税制、以及从官员开始实行财产申报制度配合反腐倡廉等改革方案。对方方面面刻意回避的“得罪人”的难题要捅破其窗户纸，就是新的思想解放的重要任务之一，而鼓起捅破这层窗户纸的勇气，却正是要求改革者牺牲自身利益而出以公心的—-同时中国社会必须进一步强调给改革者“有所作为”空间的重要性。
再次强调思想解放，更需要正视已出现的化思维和观点交锋中的暴戾氛围来加以矫治。信息时代的“自媒体”功能加上网上“碎片化”特征的爆炸式传播效应，正面说是使当下观点的多元化表达十分便利，反面说是使非黑即白的化思维易吸引眼球和形成“羊群效应”，形成思想和舆论宣传中的挑战性问题。于是在改革“步履维艰，综合疲劳”的深水区，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中，一方面仍应在某些“贴标签”式问题上继续把握邓小平称作“一大发明”的务实明智的“少争论，不争论”来引领舆论倾向，另一方面又需在无法回避争论、亦有必要深化认识的思想领域，培育和倡导理性讨论的国民素质，充分尊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规律。新的思想解放，应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党的优良传统和宪法、党章、改革开放基本路线中用好用足观点交流、理性讨论的坚实政治基础和巨大思想空间，鼓励创新发展，容忍试错失误，抑制恶俗弱智，开阔国民心态，从混沌中走出澄明激越、凝聚正气、催人奋进的中国“软实力”提升之路。
再次强调思想解放，一定要正视中国官场和社会仍然流行的一些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思维定势而力求摒弃。明哲保身、因循守旧、偏狭嫉妒、固步自封、热衷于拉关系搞小圈子、讲排场重形式忽视内涵……凡此种种，都是改革创新的大敌，尤其是诸如此类的陋习积弊，一旦与公共权力结合，更是祸害连连，误事误人，伤国殃民，亟应排除。新的思想解放，正需针对性地引出官民思维特性的良化发展和社会风气的现代化改造，并发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弘扬光大，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来支持改革、振兴中华！
中国新供给论坛50人的重磅学术成果！
论供给侧改革
贾 康 苏京春
摘 要：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现实生活促使人们作出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宏观调控“需求管理”为主实践经验的反思与“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努力，引发了学界和决策层对“供给管理”调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所未有的重视。本文试基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努力，从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问题导向下引领新常态的动力体系再造创新、通盘规划的系统工程式全局长远创新、以改革为核心以现代化为主轴攻坚克难的制度供给创新等四个层面系统论述供给侧改革及相关认识。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经济增长动力 制度供给
“供给侧改革”是2015年年末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热词。本文从以下四个层面来加以考察。
一、供给侧改革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
理论一定是要服务现实的，但理论自有其超越片断现实、局部现实的规律认知追求，和高于一般经验、直觉的指导性品质，这才构成了理论服务现实的价值之所在。学理层面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不可偏废一方，并应将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的启迪与影响，一并纳入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体系，引出从供给侧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整套认识、建议。
（一）新供给并非供给学派的简单复辟
新供给经济学强调，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始发命题或可说源于萨伊的古典自由主义定律，并在新时代、新经济、新兴市场的背景下，被赋予弥补片面注重需求管理之缺陷的新思想。此外，还正视现实强化针对性，在肯定其理论模型意义的基础上扬弃“完全竞争市场”这样与现实环境大相径庭的假设，注重还原资源配置中“非完全竞争”的真实场景，力求以此为基础来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
虽然需求具有原生动力性质，但是供给侧升级换代的演变却可以决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大的划分上，有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工业革命后走到了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这些都是在供给侧由递进的不同升级换代形式所决定的时代划分，每一次产业革命的爆发都同时伴随着、实际肇源于供给侧的创新，而每一次供给侧的创新实际上又都直接提升着人类物质需求的满足度。（详见图1）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供给经济学所强调的时代进步与我们置身其中的后发经济的追赶—赶超密切相关。基于后发优势所强调的技术模仿、技术扩散带来的红利，发展中经济体可以实现经济高速发展，且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势必呈现出红利收敛的趋势，这种收敛压力放在新供给经济学所强调的供给侧观察视角下，应当是在每一次供给侧创新完成之后的一个稳定时期中，追求随技术革命开启新的时代，这种追赶势必也将随之掀起新的发展浪潮。制度供给所带来的改革红利，除了能够降低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成本，还是新技术发明创造的首因，是中国这样的后发经济体赶上甚至超前于先发经济体的时代进步的关键。
沿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供给侧”学派呈现了“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兴起—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管理”这样两轮“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轨迹。21世纪渐具形态的“供给管理”以美国在宏观调控中的应用为例而影响可观，但实际上处于刚刚揭开序幕、方兴未艾之阶段。因此，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逢学界的“供给侧”经济学又一轮形似复辟的浪潮，其不是贴标签式地选择新概念，不是否定需求侧和简单搬用美国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思路，而是实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借鉴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的有益经验，又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
（二）“三破”：破偏颇，破脱节，破滞后
从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经验层面考察，众多研究者认为：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亟待反思。我们认为，这一中外人士反复提到的挑战性问题可以归结为经济学理论所需要的、在新供给研究中已致力做出的“破”，这至少集中于如下三大方面。
一，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共同的失误又的确不容回避，即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侧、需求管理的深入分析和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侧、供给管理的共同问题。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作为对经济规律认知的假设条件，但是回到现实，即联系实际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矫正还原，实际上拒绝了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在这样一个重要领域存在明显不足。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前几十年经济实践里，在应对滞胀的需要和压力之下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建树的，其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系统性应该说还有明显不足，他们的主张还是长于“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分析方面的深化认识。
二，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的“言行不一”。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关键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操作，首推他们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的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在他们自己的教科书里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据，但在运行中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垮台，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别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并且给予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
三，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尽管美国被人们推崇的经济学文献和理论界的代表人物均对此很少提及，但其实美国的实践可圈可点，从20世纪80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以从供给侧发力为特色。不客气地说，本应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其实是被实践远远抛在后面的“不够格”状态。
（三）“四立”：立框架，立原理，立融合，立体系
有了上述反思之“破”而后，我们强调，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以及国际上的所有经验和启示，以更开阔的经济学理论创新视野，考虑我们能够和应当“立”的方面。
一，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在基础理论层面我们强调：应以创新意识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当然不可忽视，但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我们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特征上的决定性这样一个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具有从基础理论层面生发而来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于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
二，正视现实，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可称为一种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核心问题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好的难题。
三，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认同市场总体而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即市场和政府，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四，制度供给应充分地引入供给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特别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侧的发力与超常规的“追赶——赶超”长期过程。新供给经济学认为，应有为宽广的视野，为开阔的心胸，把人类文明发展在经济学及相关学科领域的一切积极成果，集大成式地形成科学体系，把供给侧“物”的生产力要素供给的分析认识与“人”的生产关系制度因素的分析认识内恰地、有机地结合在“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人类社会进步努力之中。
（四）基于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服务全局
简要地说，以上这些“立”，是生发于对经济规律的探究，面对古今中外的实践，兼收并蓄已有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的积极成果，但首先是既对应于中国的“特色”和背景，又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邓小平所强调的“三步走”，可理解为一种实质性的赶超战略。其间前面几十年主要是追赶式的直观表现，后的意图实现则确切无疑地指向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伟大复兴，在落伍近二百年之后又“后来居上”地造福全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这也就是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中国梦”愿景。这个“中国梦”决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而是一个古老民族应该在和平发展崛起中对世界和人类做出的贡献，是数千年文明古国在一度落伍之后，应该通过现代化来加入世界民族之林阵营、在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发展共赢中间做出自己应有的、更大的贡献，即服务于中国和世界人民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我们深知，相关的理论和认识的争鸣是难免的和必要的，而在中国现在的讨论中间，似乎还很难避免有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比如说在一般的评议中，某些思路和主张很容易被简单地分类——某些观点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某些观点被称为主张政府干预和主张大政府，有些则被称为是主张第三条道路。贴标签的背后，是认识的化和简单化。
我们认为，对于理论研究的“从实际出发”应该加以进一步的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充分体察中国的传统（包括积极的、消极的）；充分体察中国的国情（包括可变的与不可变的）；也要特别重视怎样回应现实需要——有些已认识的固然是真实合理的现实需要，但也会有假象的现实需要即不合理的、虚幻的诉求，我们要通过研究者中肯、深入的分析，来把这些理清。既从实际出发体察中国视角上必须体察的相关各种事物，同时也要注重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共性和个性，包括阐明和坚持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在认识上可以得到的普世的共性规律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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