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1265791
编辑推荐
◎ 几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回忆
◎ 作者均为学术名家，都是如雷贯耳式的人物。
◎ 多数文章都曾影响深远，为许多人所熟知。
◎ 作者均为学术名家，都是如雷贯耳式的人物。
◎ 多数文章都曾影响深远，为许多人所熟知。
内容简介
历史上，光明日报曾多次立于时代潮流的前端，她曾替亿万中国人喊出一个时代的强音：“实践是检查真理的标准”，又先发起为吴晗、马寅初、孙冶方等平反，先将张志新、遇罗克等人物的事迹报道出来并使之广为人知。在历次著名学术论争中也站在前沿、引领风骚，如早为曹操、武则天等历史人物翻案。
本书从光明日报65年的内容中精选了*代表性、有影响力的60多篇文章（30万字），作者均为学术理论名家，堪称一部当代历史的“观念里程碑”。
本书从光明日报65年的内容中精选了*代表性、有影响力的60多篇文章（30万字），作者均为学术理论名家，堪称一部当代历史的“观念里程碑”。
目 录
白寿彝：开展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冯友兰：先秦道家所谓道底物质性
吴晗：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问题
江天骥：形式逻辑的对象和意义
范文澜：略谈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艾思奇：否定之否定规律简论
周谷城：美的存在与进化
张世英：事物都是具体的
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
邓广铭：也谈关于岳飞和赵构的一段资料
郭沫若：关于武则天的两个问题
任继愈：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周礼全：亚里士多德关于推论的逻辑理论
周叔莲：谈谈决定社会主义农业扩大再生产的因素问题
艾恒武、林青山：“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
肖前：辩证法就是认识论
本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刘国光：略论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
孙冶方：“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条”
董辅礽：经济科学必须在实践中前进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
苏双碧、肖黎：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田昌五：谈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冯定：为人民掌握精神武器作贡献
宁可：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
陈先达：历史不是苏兹达尔城的蹩脚画
邢贲思：继承马克思哲学遗产 发挥哲学的指导作用
刘志琴：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
于光远：建立和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学
厉以宁：改革的整体性和经济研究的新课题
何兹全：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
吴于廑：研究世界历史要重视横向发展
刘诗白：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新探
冯天瑜：中国古文化的“土壤分析”
茅海建：史学危机与史学功能
蒋一苇：横向经济联合与经济体制改革
吴敬琏：要为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创造条件
周一良：我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几点看法
陈鼓应：关于庄子研究的几个观点
张岱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点看法
李德顺：“价值”范畴的一般与特殊
马洪：加强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
赵人伟：对当前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几点看法
金冲及：中国近代的革命和改革
薛暮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
张岂之：关于先秦时期人文精神的几个问题
李忠杰：旗帜问题至关紧要
龚育之：思想解放和新时期二十年
罗国杰：从“仁”到“为人民服务”
马克垚：时代呼唤第三世界史学的勃兴
启功：读《论语》献疑
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
刘家和：谈史学的创新
黄楠森：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
林毅夫：技术创新、发展阶段与战略选择
李捷：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及其历史意义
张奎良：辩证思维与和谐思维
李培林：在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张海鹏：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
高尚全：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李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
张卓元：从改革开放的实践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
卜宪群：怎样看待历代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贺来：“划界”与“越界”：哲学介入中国现实的基本方式
叶小文：促进新的文明复兴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万俊人：道德何以兴国立人？
王伟光：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冯友兰：先秦道家所谓道底物质性
吴晗：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问题
江天骥：形式逻辑的对象和意义
范文澜：略谈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艾思奇：否定之否定规律简论
周谷城：美的存在与进化
张世英：事物都是具体的
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
邓广铭：也谈关于岳飞和赵构的一段资料
郭沫若：关于武则天的两个问题
任继愈：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周礼全：亚里士多德关于推论的逻辑理论
周叔莲：谈谈决定社会主义农业扩大再生产的因素问题
艾恒武、林青山：“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
肖前：辩证法就是认识论
本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刘国光：略论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
孙冶方：“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条”
董辅礽：经济科学必须在实践中前进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
苏双碧、肖黎：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田昌五：谈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冯定：为人民掌握精神武器作贡献
宁可：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
陈先达：历史不是苏兹达尔城的蹩脚画
邢贲思：继承马克思哲学遗产 发挥哲学的指导作用
刘志琴：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
于光远：建立和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学
厉以宁：改革的整体性和经济研究的新课题
何兹全：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
吴于廑：研究世界历史要重视横向发展
刘诗白：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新探
冯天瑜：中国古文化的“土壤分析”
茅海建：史学危机与史学功能
蒋一苇：横向经济联合与经济体制改革
吴敬琏：要为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创造条件
周一良：我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几点看法
陈鼓应：关于庄子研究的几个观点
张岱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点看法
李德顺：“价值”范畴的一般与特殊
马洪：加强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
赵人伟：对当前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几点看法
金冲及：中国近代的革命和改革
薛暮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
张岂之：关于先秦时期人文精神的几个问题
李忠杰：旗帜问题至关紧要
龚育之：思想解放和新时期二十年
罗国杰：从“仁”到“为人民服务”
马克垚：时代呼唤第三世界史学的勃兴
启功：读《论语》献疑
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
刘家和：谈史学的创新
黄楠森：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
林毅夫：技术创新、发展阶段与战略选择
李捷：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及其历史意义
张奎良：辩证思维与和谐思维
李培林：在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张海鹏：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
高尚全：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李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
张卓元：从改革开放的实践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
卜宪群：怎样看待历代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贺来：“划界”与“越界”：哲学介入中国现实的基本方式
叶小文：促进新的文明复兴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万俊人：道德何以兴国立人？
王伟光：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前 言
编选前言
适逢光明日报创刊65周年之际，我们从光明日报理论学术专刊、专栏历年来刊发的文章中挑选部分篇章，编辑成册，是为《思想的历程——光明日报65年理论文章选萃》，以此作为社庆的祝贺与纪念。
理论学术历来是光明日报的传统优势和重要特色。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史学》《哲学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学术》等理论学术专刊相继创办，并很快成为相关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术交流园地。此后，各专刊在版名上时有变化，并在1998年整合为《理论周刊》，其后周刊、专刊屡有分合，至今周刊、专刊并存。但无论何种形式，学术追求和品位一脉相承，终形成光明日报独具特色的权威品牌和优势专刊。
近年来，理论周刊、专刊阵容不断扩大，学科领域不断拓展，除了《政治》《史学》《经济学》《学术》外，还先后创办了《理论与实践》《国家社科基金》《党史》《世界史》《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等专刊。自2003年起，光明日报又在一版开辟重点理论文章专栏“光明专论”，进一步丰富拓展了理论宣传和学术报道的体系与方式。
自创刊之日起，理论学术专刊就以传承文明、创新理论、砥砺学问、服务社会为己任，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繁荣和学术创新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因应着时代的变迁和学术发展趋向，周刊、专刊为读者推出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及时反映了当时学界热点与前沿，引领学术潮流，有的甚至成为学术流派的奠基之作，凡做这一领域的学问，必绕不过此文。这是作品的价值，也是光明日报在读者心目中的价值。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光明日报理论学术专刊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缩影和窗口，映衬出时代发展变革在中国学术思想上留下的印记和思考，从中我们能够清晰地辨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轨迹。
60多年来，理论周刊、专刊也团结凝聚了一大批作者，彰显出光明日报作为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巨大魅力。他们中既有名满天下、学识宏富的名家、大家，也有初出茅庐、敢闯敢拼的中青年学者。他们以自己对学术研究的巨大热情和艰辛探索，撰写出代表当时学术前沿的篇篇华章，成就了光明日报思想学术的品格、品味。
光阴荏苒，韶光易逝。在编选本书的过程中，我们重新回顾和梳理理论周刊、专刊的发展历程，捧读闪烁着智慧火花、蕴含着思想穿透力的佳作，一个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学界泰斗，依然带给我们人格的崇拜和思想的震撼。
因此，选编这些文章是一项痛并快乐的工作。痛，源于篇幅所限，很多很好的文章，不得不在一次次割爱中忍痛删减。虽然我们力争综合考虑学术价值、思想创新、时代影响等因素，但是见仁见智，难免挂一漏万；且所选亦可能并非作者为得意之作。而同一问题、同一作者一般都只能选其中一篇，这对于读者了解该问题的来龙去脉及作者学术特征亦非无碍。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学术与时代之关系历来紧密而复杂，时代风雨总会以某种或隐或显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思考与表达，也隐含于学术命题的设立和学术话语的构建之中。本书所选文章的某些观点、提法今天看来或许已非学术尖端，或有值得商榷之处，甚至是不尽妥当，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学术认知和思想脉动。因此，除明显字词错误外，我们未对文章作其他修改，以期能让读者从文中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学术发展脉络，探究学者的心路历程。
这些记录理论学术探索发展道路的厚实之作，也浸润着光明日报几代理论学术编辑的年华和心血。几十年来，他们薪火相继、兢兢业业，精心策划每一个选题，编好每一篇稿件，与作者、读者共同在这片园地精心培育出绚丽的花朵。如今，许多编辑已经离开工作岗位，有的甚至已离开我们，但本书的面世亦是对他们好的敬谢与纪念。
每一次回首都是为了更好地出发。本书的编选既让我们油然生出无限自豪感，亦感到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我们会秉承“理论前沿性、学术探索性”的办刊宗旨，进一步将光明日报理论学术专刊办成高水平、有特色的学术交流平台，以理论性、学术性、前沿性、可读性为原则，努力为读者朋友提供精美、优良、高端、创新的理论学术成果和精神食粮。
理论部
2014年6月6日
适逢光明日报创刊65周年之际，我们从光明日报理论学术专刊、专栏历年来刊发的文章中挑选部分篇章，编辑成册，是为《思想的历程——光明日报65年理论文章选萃》，以此作为社庆的祝贺与纪念。
理论学术历来是光明日报的传统优势和重要特色。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史学》《哲学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学术》等理论学术专刊相继创办，并很快成为相关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术交流园地。此后，各专刊在版名上时有变化，并在1998年整合为《理论周刊》，其后周刊、专刊屡有分合，至今周刊、专刊并存。但无论何种形式，学术追求和品位一脉相承，终形成光明日报独具特色的权威品牌和优势专刊。
近年来，理论周刊、专刊阵容不断扩大，学科领域不断拓展，除了《政治》《史学》《经济学》《学术》外，还先后创办了《理论与实践》《国家社科基金》《党史》《世界史》《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等专刊。自2003年起，光明日报又在一版开辟重点理论文章专栏“光明专论”，进一步丰富拓展了理论宣传和学术报道的体系与方式。
自创刊之日起，理论学术专刊就以传承文明、创新理论、砥砺学问、服务社会为己任，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繁荣和学术创新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因应着时代的变迁和学术发展趋向，周刊、专刊为读者推出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及时反映了当时学界热点与前沿，引领学术潮流，有的甚至成为学术流派的奠基之作，凡做这一领域的学问，必绕不过此文。这是作品的价值，也是光明日报在读者心目中的价值。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光明日报理论学术专刊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缩影和窗口，映衬出时代发展变革在中国学术思想上留下的印记和思考，从中我们能够清晰地辨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轨迹。
60多年来，理论周刊、专刊也团结凝聚了一大批作者，彰显出光明日报作为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巨大魅力。他们中既有名满天下、学识宏富的名家、大家，也有初出茅庐、敢闯敢拼的中青年学者。他们以自己对学术研究的巨大热情和艰辛探索，撰写出代表当时学术前沿的篇篇华章，成就了光明日报思想学术的品格、品味。
光阴荏苒，韶光易逝。在编选本书的过程中，我们重新回顾和梳理理论周刊、专刊的发展历程，捧读闪烁着智慧火花、蕴含着思想穿透力的佳作，一个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学界泰斗，依然带给我们人格的崇拜和思想的震撼。
因此，选编这些文章是一项痛并快乐的工作。痛，源于篇幅所限，很多很好的文章，不得不在一次次割爱中忍痛删减。虽然我们力争综合考虑学术价值、思想创新、时代影响等因素，但是见仁见智，难免挂一漏万；且所选亦可能并非作者为得意之作。而同一问题、同一作者一般都只能选其中一篇，这对于读者了解该问题的来龙去脉及作者学术特征亦非无碍。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学术与时代之关系历来紧密而复杂，时代风雨总会以某种或隐或显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思考与表达，也隐含于学术命题的设立和学术话语的构建之中。本书所选文章的某些观点、提法今天看来或许已非学术尖端，或有值得商榷之处，甚至是不尽妥当，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学术认知和思想脉动。因此，除明显字词错误外，我们未对文章作其他修改，以期能让读者从文中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学术发展脉络，探究学者的心路历程。
这些记录理论学术探索发展道路的厚实之作，也浸润着光明日报几代理论学术编辑的年华和心血。几十年来，他们薪火相继、兢兢业业，精心策划每一个选题，编好每一篇稿件，与作者、读者共同在这片园地精心培育出绚丽的花朵。如今，许多编辑已经离开工作岗位，有的甚至已离开我们，但本书的面世亦是对他们好的敬谢与纪念。
每一次回首都是为了更好地出发。本书的编选既让我们油然生出无限自豪感，亦感到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我们会秉承“理论前沿性、学术探索性”的办刊宗旨，进一步将光明日报理论学术专刊办成高水平、有特色的学术交流平台，以理论性、学术性、前沿性、可读性为原则，努力为读者朋友提供精美、优良、高端、创新的理论学术成果和精神食粮。
理论部
2014年6月6日
在线试读
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
——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
翦伯赞
看了新编的《赤壁之战》，想替曹操说几句好话。
替曹操说好话是很危险的，因为他是人所共知的奸臣。
解放以前，鲁迅曾经替曹操说了几句好话。他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但是鲁迅也觉得要声明一下，他说，他虽然“非常佩服曹操”，但他“不是曹操一党”。
近，郭老也替曹操说了几句好话。他说：“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当然郭老“也不是曹操一党”，不过非常钦佩曹操而已。
我也“不是曹操一党”，但非常佩服曹操。在我看来，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
说曹操是三国时流的政治家并不是因为他善于运用机会把自己提升到显要的政治地位，而是说他一贯地把统一中国当作自己的政治使命，虽然他没有完成统一的任务，但是他结束了汉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豪族混战局面，并且从中国的西北边疆排除了游牧种族的威胁，保卫了黄河平原的城市和农村，恢复了黄河南北的封建秩序，替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当然西晋的统一主要的是由于黄河流域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结果，但曹操的努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说他是三国时流的军事家，也不是说他曾经著过十几万字的兵书，善于纸上谈兵，而是说他能够运用当时豪族之间的矛盾，选择适当的时机，去打击他的敌人，使大大小小的豪族，一个跟着一个倒在他的面前。
曹操不是一个职业诗人，但说他是三国时流的诗人，我想他是当之无愧的。史载他“登高必赋”，又说他的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从现在保留下来的曹操的少数的诗篇，可以看出他的诗，苍凉雄健，才气纵横，就是他的天才的儿子曹植也是望尘莫及的。
曹操不仅是一个天才的诗人，而且是诗人好的朋友。在他的周围集合了一些当代有名的诗人，文学家，包括辱骂过他的祖宗的陈琳在内。由于曹操的提倡，所以在大动乱的建安年间，出现了一个文学的繁荣时代。
像这样一个中国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却长期被当作奸臣，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复名誉。
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不是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他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他不仅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作三国的历史。应该说，《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对待曹操的问题上是发挥了他的强烈的政治性。
在否定曹操的工作中，过去的戏剧家也尽了他们的责任。为表达时代的要求，过去的戏剧家不仅把《三国志演义》的观点搬上了舞台，让剧中人物说着三国时代的言语，拿起三国时代的武器来守卫着自己的陛下，替自己的陛下打败可能出现在当代的曹操，而且在形像塑造中，发挥了他们的艺术天才。曹操的脸谱就是一种杰出的艺术创造。看了曹操的脸谱就令人联想到用石灰粉刷过的墙壁。戏剧家用这样令人可憎的苍白的颜色，表示曹操的冷酷，再用墨笔在他脸上画上几条黑线，表明他的奸诈阴险。通过这样的脸谱过去的戏剧家把曹操从一般粉脸人物中区别出来，表明曹操不仅是一个奸臣，而且是一个超级奸臣。
过去的人把曹操当作奸臣，乃至当作超级的奸臣，是应该的，因为他们是带着正统主义的有色眼镜看曹操，在这种有色眼镜中，曹操只能是一个奸臣。
所谓正统主义的历史观，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历史观，任何对皇帝不够忠诚，乃至不够礼貌的人，都可以被指为奸臣，何况曹操可以发誓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觊觎那个他认为是“炉火”的宝座，虽然他自己说过：即使上帝要把天下交给他，他也只做周文主，但是他的儿子曹丕却做了周武王。而且这位三国时代的周文王也曾经自封丞相，自封魏王，自己批准自己使用仅仅次于皇帝使用的仪仗队，甚至对汉献帝还采取了粗暴的态度，他有的时候简直忘记了“君臣之义”。这一切都暴露了曹操有“不逊之志”，并不如他自己所说的是别人“妄相忖度”。
像这样一个具有“不逊之志”的野心家，是不会有一个封建皇帝会喜欢他的。只要提起曹操，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皇冠有滚到地下的危险。为了保卫自己的皇冠，就必须动员文学艺术从自己的时代消灭曹操。而封建时代的文学家、戏剧家也很好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他们在赤壁之战的祝捷大会中，把英雄的称号赠给了年青的周郎，而把那没有烧死的曹操交给一位理想的先知者诸葛亮去看管。
但是到了现在，我们不但消灭了封建皇帝，也消灭了封建皇帝依以建立的封建制社会，我们就不应该再保存以帝王为中心的正统主义历史观，而是要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站在人民的立场，曹操有没有“不逊之志”就不关重要，更不应因此就说曹操是一个奸臣。
近我们高兴地从新编的“赤壁之战”中看到曹操的脸色已经有了一点变化，在他那苍白的脸上已经透出了一点红色，虽然透出的红色是很淡很淡的，但是戏剧家敢于在曹操脸上涂上一点红色，这就说明了曹操在舞台上翻身已经有了一线希望了。
应该说对曹操的脸谱的修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大事。这件事不仅攸关曹操个人的名誉问题，而是从舞台上消灭正统主义历史观的问题。因为搽在曹操脸上的白粉，不仅是用以表示曹操个人的性格和品质，而是过去的戏剧家在曹操脸上打下的封建正统主义的烙印。
我想不会有人要求要用玫瑰的颜色涂在曹操脸上，因为曹操也有缺点，而且不少。的缺点，就是他打过黄巾。虽然他收编了黄巾，但这是他企图利用农民的武装来实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是曹操之被指为奸臣，并不是因为他打了黄巾，而是因为他“篡”汉。正因如此，我们才替他打翻案。如果要让曹操在舞台上翻身，仅仅在曹操脸上涂上一点淡淡的红色是不够的，可不可以更大胆一些擦去他脸上的白粉。很明白，只要曹操脸上还有白粉，只要白粉还是奸臣或坏人的记号，就不能替曹操摘掉奸臣的帽子，不能替曹操恢复名誉。当然，擦去了白粉，不等于说就不可以在曹操脸上涂上其他的颜色，只要不是为了表明他是一个奸臣，我想涂上任何颜色都是可以的。
除了对曹操的脸谱作了一些修改以外，新编的《赤壁之战》有《横槊赋诗》一幕，看来这一幕戏是对曹操的特写。从这一幕的剧情看来，作者是想向观众介绍曹操不仅是一个几十万大军的统帅，还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当然更主要的是暴露曹操在不战而取得荆州以后的骄盈之气，替他后来的失败，准备理由。
这一幕戏不仅有声有色，还表现了曹操在当时的思想活动，但我觉得场面过于严肃，空气太紧张，好像不是一种做诗的环境。对于过去的诗人来说，必须有小桥流水，再加上风花雪月，才能做得出诗来。当然对于曹操来说，主要的兴趣至少在当时的兴趣不是小桥流水和风花雪月，而是大江南北的土地。但引起他的诗兴的还是星星、月亮和一只乌鸦。
当然谁也没有参加过曹操的诗会，很可能曹操喜欢热闹，更有可能他因为胜利冲昏了头脑，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中就做起诗来。但是至少在作诗的时候杀了一个人是大煞风景的。
在这出戏中还有《蒋干盗书》一幕，是对曹操的一个侧面描写，在这一幕戏中，作者似乎没有注意去恢复蒋干的历史真实性。照史籍所载，蒋干是周瑜的同乡老前辈，其为人也“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像这样一位“独步江淮之间”的名士，不可能像《三国志演义》上所写的在他的年青的同乡面前表现出那样仓惶失措的样子。蒋干之所以弄得那样狼狈不堪，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不该替曹操当说客。
在另一方面，新编的《赤壁之战》对于站在曹操对面的人物，如鲁肃、诸葛亮的舞台形象，却作了一些很好的修改。例如出现在这出戏中的鲁肃，已经不是一个烂好人而是孙权部下主战派的首领。出现在这出戏中的诸葛亮，虽然还带有一些道士的神气，但已经脱去了他在戏台上常穿的八卦衣，只有在祭东风的时候才允许他穿了一次。还有对黄盖的强调等等。这一切都使得这些历史人物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而且显出了他们是怎样满怀信心地去迎击他们共同的敌人。
从整个戏剧的结构来看，作者不是把赤壁之战简单地描写为曹操和孙权、刘备之间的敌对矛盾的决裂，而是通过周瑜与诸葛亮之间的勾心斗角写出了孙权集团与刘备集团之间的矛盾，又通过以张昭为首的迎降派与以鲁肃为首的主战派之间的斗争，写出了孙权集团内部的矛盾。因此，我们从这出戏中，可以看出大矛盾中有小矛盾、小小矛盾。不论大矛盾也好，小矛盾、小小矛盾也好，都有一个发展的高潮。例如孙权集团内部的迎降派与主战派之间的矛盾，到孙权拔剑断案达到高潮，孙权和刘备之间的矛盾，到周瑜派人刺杀诸葛亮达到高潮。而孙权刘备和曹操之间的矛盾，则以火烧赤壁达到高潮。
作者揭露了这些矛盾，也在戏剧的发展中解决了这些矛盾。但是对于矛盾的处理，也还有值得商量的地方。例如孙权集团内部迎降派与主战派之间的矛盾，在新编的“赤壁之战”中是表现为武官主战，文官主降，很容易令人把和战的分歧看成文武的矛盾。根据周瑜传所载“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将士闻之，皆恐惧。延见群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今日拒之，事更不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这里所谓“议者”并没有说都是文官，而且那些感到恐惧的“将士”，都是武官。关于迎降的事，孙权只说过，“子布文表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主张迎降。这里所说的“诸人”不一定都是文官。实际上当时孙权部下，除了鲁肃、周瑜、黄盖等少数人以外，文臣也好，武臣也好，大多数都被曹操骇倒，主张迎降。
孙权和刘备之间是有矛盾的，但是在赤壁之战以前，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尖锐。孙权与刘备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是在赤壁之战以后，而且是赤壁之战的胜利引出来的。因为赤壁之战夺取了荆州，孙权、刘备都想把荆州据为己有，因此才使矛盾尖锐化。新编的《赤壁之战》对孙权和刘备之间的矛盾似乎太强调了，以至东风一到，周瑜就要杀掉诸葛亮，这样就会令人感到在周瑜的眼中诸葛亮比曹操的十几万或几十万大军更为可怕。诸葛亮本来是用以镇压曹操的，不能让他骇倒迎击曹操的统帅。而这位统帅也不应该过于性急，在和曹操决战之前，就企图杀死曹操可怕的敌人，自己同盟军的代表。幸而诸葛亮会算卦，东风一到，他就逃跑了，否则这个仗怎样打下去呢？
至于曹操和孙权、刘备之间的矛盾，是赤壁之战的主要矛盾。过去的戏剧家，为了贬低曹操，总是把曹操说成一个很愚蠢的人，好像他带着大批人马，坐在船上，等着挨烧挨打。根据历史的记载，曹操从小就很机警，又有权数。到了赤壁之战的时候，曹操已经是在政治和军事活动中经过了严重考验的人物，他不会那样愚蠢，以至对敌人丧失起码的警惕性。实际上对于曹操来说，战争就是他的诗歌，他不会在强渡长江的号角声中，失掉节奏的。
根据历史的记载，周瑜、诸葛亮和黄盖所能想到的火攻，曹操也不是没有想到。“魏志曹操传”引“山阳公载记”所载曹操之言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备寻亦放火而无所及”。“吴志周瑜传”注文中载曹操在赤壁之战后写给孙权的信中说：“赤壁之战，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这些记载，可能是后人替曹操辩护，或者是曹操事后自解之辞，但不能说曹操对于有火攻的危险一点也不曾想到。如果不妨碍全剧的精神，新编的《赤壁之战》是否可以把曹操的警惕性提高一些。
新编的《赤壁之战》提出曹操的问题，也使很多三国人物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并且把这些人物贯串在各种矛盾斗争之中，显出了赤壁之战的复杂性。这些都是成功的地方。但是如果历史剧的任务，是要赋予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以新的政治意义，使赤壁之战这个历史事件更好地为我们自己的时代服务，好能够暗示这个战争的性质和他所引起的历史后果。
我们知道，人们总是很高兴地看到曹操的每一个失败，而曹操提供出来的这一类的资料又实在太少了，赤壁之战曹操是输了。因此在演出《赤壁之战》的时候，人们总是欢呼孙权和刘备的胜利。这种心理，主要的是仇恨曹操的反射。其实从本质上说来，孙权、刘备和曹操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同样是地主阶级武装集团的首领，赤壁之战就是这三个地主阶级武装集团之间争夺霸权的战争，谁战胜谁，都是地主阶级的胜利。但是赤壁之战对三国鼎立的局面之形成，是带有决定性的一个战争，只有这一点和当时人民的命运是攸关的。人民不喜欢分裂，如果在赤壁之战中曹操战胜，其后果可能是中国的统一。但是这个战争是以曹操的失败而结束。
人们明知不管是谁的胜利都是地主阶级的胜利，但仍然把曹操的失败，当作自己的胜利，这不是为了别的，就是因为曹操玩弄了一次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曹操是有点鸵鸟思想的，他以为把头埋在沙漠里，别人就看不见他的身体。因此他总是抓住汉献帝不放手，企图躲在汉献帝的背后完成做皇帝的一切准备，而在他宣布自己为中国皇帝的前一天，都没有人知道。在这一点上曹操曾经借重过汉献帝，这是事实，但如果说他的天下是从姓刘的手里“篡”过来的，那就有些不符合事实。因为当曹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起义的农民军已经粉碎了东汉王朝的天下，在这残破的疆土上出现的是大大小小的地主武装集团的营垒。当时的汉献帝除了保有一件褴褛的皇袍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像这样一个皇帝还能从他手中‘篡’到什么。曹操的天下，是自己打出来的，不是从姓刘手里接收过来的。假如曹操痛痛快快披上皇袍，谁能说他不是太祖高皇帝，就因为他把皇袍当作衬衣穿在里面，反而被人抹上了一脸白粉。退一步说，就算曹操的天下是“篡”的姓刘的，又犯了什么法呢？难道在楚汉战争中宣布的“先入关者王之”的约言，对曹操也还有法律的效力？难道姓刘的应该永远做中国的皇帝？
如果说想做皇帝就是奸臣，那三国戏中的粉脸就太多了。当时大大小小的拥有武装的豪族，那一个不想做皇帝，袁术就做过皇帝，袁绍也准备了刻玉玺的石头。正像曹操所说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实际上，孙权和刘备后来都做了皇帝，为什么姓曹的想做皇帝就在脸上搽上了大白粉。
是的，后宣布汉朝的终结的是曹操的儿子曹丕。但是这个政权应该不应该结束呢？我说，应该结束，因为成千成万的农民到处起义暴动，就是为了结束这个政权。当然曹操父子并不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结束这个政权，但结束这个政权，在客观上是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的。因为当时人民所处的地位，正像马克思所说的步利丹驴子所处的地位，“它不是在两包干草之间，选择那一包较好，而是在两阵棒打之间，选择那一阵打得更痛。”曹魏王朝对于农民来说，即使不是一包干草，而是一阵棒打，但比起汉末那个宦官的政府，特别是那使当时人民随时有变成肉泥的豪族混战，总是一阵较轻的棒打，而且按照历史记载曹魏王朝曾经镇压豪族，给农民的犂牛，进行了一些恢复生产的措施，这对于当时农民来说可能还是一束干草，虽然不是很好的干草。
曹操被封建正统主义者当作一个奸臣的典型，已经很久了。现在再把他当作一个奸臣，就不合时宜了。新编的《赤壁之战》，提出了曹操的问题，如果不是我的误会的话，作者似乎有意替曹操打翻案。作为一个观众，我以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此我在重复一句，我们希望戏剧家更大胆一些擦去曹操脸上的白粉，再涂上一点其他的颜色。
当然擦去曹操脸上的白粉，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搽在曹操脸上的白粉，不是一般的白粉，它是一种观念的体化物，是封建正统主义历史观在历史剧中体现，如果不从思想上消灭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曹操脸上的白粉是擦不掉的。应该声明一下，我不是说要从现存的所有的京剧中，消灭正统主义的观点，如果这样，就会替戏剧家带来很大的困难，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些京剧都是前人写的，从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说，这些戏剧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贯彻着正统主义的观点，是很自然的。而且这些京剧都是我国古典的戏剧遗产，其中有很多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它们正像古典的文学作品一样，至今还为广大的人民所喜爱，因此还是应该以原来的内容与形式在舞台上演出。我只是说我们在今天来改编京剧，是不是应该考虑清除正统主义的观点。如果可以考虑的话，恢复曹操的名誉是一个好的办法。
（1959.02.19，3版）
——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
翦伯赞
看了新编的《赤壁之战》，想替曹操说几句好话。
替曹操说好话是很危险的，因为他是人所共知的奸臣。
解放以前，鲁迅曾经替曹操说了几句好话。他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但是鲁迅也觉得要声明一下，他说，他虽然“非常佩服曹操”，但他“不是曹操一党”。
近，郭老也替曹操说了几句好话。他说：“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当然郭老“也不是曹操一党”，不过非常钦佩曹操而已。
我也“不是曹操一党”，但非常佩服曹操。在我看来，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
说曹操是三国时流的政治家并不是因为他善于运用机会把自己提升到显要的政治地位，而是说他一贯地把统一中国当作自己的政治使命，虽然他没有完成统一的任务，但是他结束了汉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豪族混战局面，并且从中国的西北边疆排除了游牧种族的威胁，保卫了黄河平原的城市和农村，恢复了黄河南北的封建秩序，替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当然西晋的统一主要的是由于黄河流域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结果，但曹操的努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说他是三国时流的军事家，也不是说他曾经著过十几万字的兵书，善于纸上谈兵，而是说他能够运用当时豪族之间的矛盾，选择适当的时机，去打击他的敌人，使大大小小的豪族，一个跟着一个倒在他的面前。
曹操不是一个职业诗人，但说他是三国时流的诗人，我想他是当之无愧的。史载他“登高必赋”，又说他的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从现在保留下来的曹操的少数的诗篇，可以看出他的诗，苍凉雄健，才气纵横，就是他的天才的儿子曹植也是望尘莫及的。
曹操不仅是一个天才的诗人，而且是诗人好的朋友。在他的周围集合了一些当代有名的诗人，文学家，包括辱骂过他的祖宗的陈琳在内。由于曹操的提倡，所以在大动乱的建安年间，出现了一个文学的繁荣时代。
像这样一个中国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却长期被当作奸臣，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复名誉。
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不是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他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他不仅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作三国的历史。应该说，《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对待曹操的问题上是发挥了他的强烈的政治性。
在否定曹操的工作中，过去的戏剧家也尽了他们的责任。为表达时代的要求，过去的戏剧家不仅把《三国志演义》的观点搬上了舞台，让剧中人物说着三国时代的言语，拿起三国时代的武器来守卫着自己的陛下，替自己的陛下打败可能出现在当代的曹操，而且在形像塑造中，发挥了他们的艺术天才。曹操的脸谱就是一种杰出的艺术创造。看了曹操的脸谱就令人联想到用石灰粉刷过的墙壁。戏剧家用这样令人可憎的苍白的颜色，表示曹操的冷酷，再用墨笔在他脸上画上几条黑线，表明他的奸诈阴险。通过这样的脸谱过去的戏剧家把曹操从一般粉脸人物中区别出来，表明曹操不仅是一个奸臣，而且是一个超级奸臣。
过去的人把曹操当作奸臣，乃至当作超级的奸臣，是应该的，因为他们是带着正统主义的有色眼镜看曹操，在这种有色眼镜中，曹操只能是一个奸臣。
所谓正统主义的历史观，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历史观，任何对皇帝不够忠诚，乃至不够礼貌的人，都可以被指为奸臣，何况曹操可以发誓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觊觎那个他认为是“炉火”的宝座，虽然他自己说过：即使上帝要把天下交给他，他也只做周文主，但是他的儿子曹丕却做了周武王。而且这位三国时代的周文王也曾经自封丞相，自封魏王，自己批准自己使用仅仅次于皇帝使用的仪仗队，甚至对汉献帝还采取了粗暴的态度，他有的时候简直忘记了“君臣之义”。这一切都暴露了曹操有“不逊之志”，并不如他自己所说的是别人“妄相忖度”。
像这样一个具有“不逊之志”的野心家，是不会有一个封建皇帝会喜欢他的。只要提起曹操，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皇冠有滚到地下的危险。为了保卫自己的皇冠，就必须动员文学艺术从自己的时代消灭曹操。而封建时代的文学家、戏剧家也很好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他们在赤壁之战的祝捷大会中，把英雄的称号赠给了年青的周郎，而把那没有烧死的曹操交给一位理想的先知者诸葛亮去看管。
但是到了现在，我们不但消灭了封建皇帝，也消灭了封建皇帝依以建立的封建制社会，我们就不应该再保存以帝王为中心的正统主义历史观，而是要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站在人民的立场，曹操有没有“不逊之志”就不关重要，更不应因此就说曹操是一个奸臣。
近我们高兴地从新编的“赤壁之战”中看到曹操的脸色已经有了一点变化，在他那苍白的脸上已经透出了一点红色，虽然透出的红色是很淡很淡的，但是戏剧家敢于在曹操脸上涂上一点红色，这就说明了曹操在舞台上翻身已经有了一线希望了。
应该说对曹操的脸谱的修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大事。这件事不仅攸关曹操个人的名誉问题，而是从舞台上消灭正统主义历史观的问题。因为搽在曹操脸上的白粉，不仅是用以表示曹操个人的性格和品质，而是过去的戏剧家在曹操脸上打下的封建正统主义的烙印。
我想不会有人要求要用玫瑰的颜色涂在曹操脸上，因为曹操也有缺点，而且不少。的缺点，就是他打过黄巾。虽然他收编了黄巾，但这是他企图利用农民的武装来实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是曹操之被指为奸臣，并不是因为他打了黄巾，而是因为他“篡”汉。正因如此，我们才替他打翻案。如果要让曹操在舞台上翻身，仅仅在曹操脸上涂上一点淡淡的红色是不够的，可不可以更大胆一些擦去他脸上的白粉。很明白，只要曹操脸上还有白粉，只要白粉还是奸臣或坏人的记号，就不能替曹操摘掉奸臣的帽子，不能替曹操恢复名誉。当然，擦去了白粉，不等于说就不可以在曹操脸上涂上其他的颜色，只要不是为了表明他是一个奸臣，我想涂上任何颜色都是可以的。
除了对曹操的脸谱作了一些修改以外，新编的《赤壁之战》有《横槊赋诗》一幕，看来这一幕戏是对曹操的特写。从这一幕的剧情看来，作者是想向观众介绍曹操不仅是一个几十万大军的统帅，还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当然更主要的是暴露曹操在不战而取得荆州以后的骄盈之气，替他后来的失败，准备理由。
这一幕戏不仅有声有色，还表现了曹操在当时的思想活动，但我觉得场面过于严肃，空气太紧张，好像不是一种做诗的环境。对于过去的诗人来说，必须有小桥流水，再加上风花雪月，才能做得出诗来。当然对于曹操来说，主要的兴趣至少在当时的兴趣不是小桥流水和风花雪月，而是大江南北的土地。但引起他的诗兴的还是星星、月亮和一只乌鸦。
当然谁也没有参加过曹操的诗会，很可能曹操喜欢热闹，更有可能他因为胜利冲昏了头脑，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中就做起诗来。但是至少在作诗的时候杀了一个人是大煞风景的。
在这出戏中还有《蒋干盗书》一幕，是对曹操的一个侧面描写，在这一幕戏中，作者似乎没有注意去恢复蒋干的历史真实性。照史籍所载，蒋干是周瑜的同乡老前辈，其为人也“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像这样一位“独步江淮之间”的名士，不可能像《三国志演义》上所写的在他的年青的同乡面前表现出那样仓惶失措的样子。蒋干之所以弄得那样狼狈不堪，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不该替曹操当说客。
在另一方面，新编的《赤壁之战》对于站在曹操对面的人物，如鲁肃、诸葛亮的舞台形象，却作了一些很好的修改。例如出现在这出戏中的鲁肃，已经不是一个烂好人而是孙权部下主战派的首领。出现在这出戏中的诸葛亮，虽然还带有一些道士的神气，但已经脱去了他在戏台上常穿的八卦衣，只有在祭东风的时候才允许他穿了一次。还有对黄盖的强调等等。这一切都使得这些历史人物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而且显出了他们是怎样满怀信心地去迎击他们共同的敌人。
从整个戏剧的结构来看，作者不是把赤壁之战简单地描写为曹操和孙权、刘备之间的敌对矛盾的决裂，而是通过周瑜与诸葛亮之间的勾心斗角写出了孙权集团与刘备集团之间的矛盾，又通过以张昭为首的迎降派与以鲁肃为首的主战派之间的斗争，写出了孙权集团内部的矛盾。因此，我们从这出戏中，可以看出大矛盾中有小矛盾、小小矛盾。不论大矛盾也好，小矛盾、小小矛盾也好，都有一个发展的高潮。例如孙权集团内部的迎降派与主战派之间的矛盾，到孙权拔剑断案达到高潮，孙权和刘备之间的矛盾，到周瑜派人刺杀诸葛亮达到高潮。而孙权刘备和曹操之间的矛盾，则以火烧赤壁达到高潮。
作者揭露了这些矛盾，也在戏剧的发展中解决了这些矛盾。但是对于矛盾的处理，也还有值得商量的地方。例如孙权集团内部迎降派与主战派之间的矛盾，在新编的“赤壁之战”中是表现为武官主战，文官主降，很容易令人把和战的分歧看成文武的矛盾。根据周瑜传所载“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将士闻之，皆恐惧。延见群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今日拒之，事更不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这里所谓“议者”并没有说都是文官，而且那些感到恐惧的“将士”，都是武官。关于迎降的事，孙权只说过，“子布文表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主张迎降。这里所说的“诸人”不一定都是文官。实际上当时孙权部下，除了鲁肃、周瑜、黄盖等少数人以外，文臣也好，武臣也好，大多数都被曹操骇倒，主张迎降。
孙权和刘备之间是有矛盾的，但是在赤壁之战以前，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尖锐。孙权与刘备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是在赤壁之战以后，而且是赤壁之战的胜利引出来的。因为赤壁之战夺取了荆州，孙权、刘备都想把荆州据为己有，因此才使矛盾尖锐化。新编的《赤壁之战》对孙权和刘备之间的矛盾似乎太强调了，以至东风一到，周瑜就要杀掉诸葛亮，这样就会令人感到在周瑜的眼中诸葛亮比曹操的十几万或几十万大军更为可怕。诸葛亮本来是用以镇压曹操的，不能让他骇倒迎击曹操的统帅。而这位统帅也不应该过于性急，在和曹操决战之前，就企图杀死曹操可怕的敌人，自己同盟军的代表。幸而诸葛亮会算卦，东风一到，他就逃跑了，否则这个仗怎样打下去呢？
至于曹操和孙权、刘备之间的矛盾，是赤壁之战的主要矛盾。过去的戏剧家，为了贬低曹操，总是把曹操说成一个很愚蠢的人，好像他带着大批人马，坐在船上，等着挨烧挨打。根据历史的记载，曹操从小就很机警，又有权数。到了赤壁之战的时候，曹操已经是在政治和军事活动中经过了严重考验的人物，他不会那样愚蠢，以至对敌人丧失起码的警惕性。实际上对于曹操来说，战争就是他的诗歌，他不会在强渡长江的号角声中，失掉节奏的。
根据历史的记载，周瑜、诸葛亮和黄盖所能想到的火攻，曹操也不是没有想到。“魏志曹操传”引“山阳公载记”所载曹操之言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备寻亦放火而无所及”。“吴志周瑜传”注文中载曹操在赤壁之战后写给孙权的信中说：“赤壁之战，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这些记载，可能是后人替曹操辩护，或者是曹操事后自解之辞，但不能说曹操对于有火攻的危险一点也不曾想到。如果不妨碍全剧的精神，新编的《赤壁之战》是否可以把曹操的警惕性提高一些。
新编的《赤壁之战》提出曹操的问题，也使很多三国人物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并且把这些人物贯串在各种矛盾斗争之中，显出了赤壁之战的复杂性。这些都是成功的地方。但是如果历史剧的任务，是要赋予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以新的政治意义，使赤壁之战这个历史事件更好地为我们自己的时代服务，好能够暗示这个战争的性质和他所引起的历史后果。
我们知道，人们总是很高兴地看到曹操的每一个失败，而曹操提供出来的这一类的资料又实在太少了，赤壁之战曹操是输了。因此在演出《赤壁之战》的时候，人们总是欢呼孙权和刘备的胜利。这种心理，主要的是仇恨曹操的反射。其实从本质上说来，孙权、刘备和曹操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同样是地主阶级武装集团的首领，赤壁之战就是这三个地主阶级武装集团之间争夺霸权的战争，谁战胜谁，都是地主阶级的胜利。但是赤壁之战对三国鼎立的局面之形成，是带有决定性的一个战争，只有这一点和当时人民的命运是攸关的。人民不喜欢分裂，如果在赤壁之战中曹操战胜，其后果可能是中国的统一。但是这个战争是以曹操的失败而结束。
人们明知不管是谁的胜利都是地主阶级的胜利，但仍然把曹操的失败，当作自己的胜利，这不是为了别的，就是因为曹操玩弄了一次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曹操是有点鸵鸟思想的，他以为把头埋在沙漠里，别人就看不见他的身体。因此他总是抓住汉献帝不放手，企图躲在汉献帝的背后完成做皇帝的一切准备，而在他宣布自己为中国皇帝的前一天，都没有人知道。在这一点上曹操曾经借重过汉献帝，这是事实，但如果说他的天下是从姓刘的手里“篡”过来的，那就有些不符合事实。因为当曹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起义的农民军已经粉碎了东汉王朝的天下，在这残破的疆土上出现的是大大小小的地主武装集团的营垒。当时的汉献帝除了保有一件褴褛的皇袍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像这样一个皇帝还能从他手中‘篡’到什么。曹操的天下，是自己打出来的，不是从姓刘手里接收过来的。假如曹操痛痛快快披上皇袍，谁能说他不是太祖高皇帝，就因为他把皇袍当作衬衣穿在里面，反而被人抹上了一脸白粉。退一步说，就算曹操的天下是“篡”的姓刘的，又犯了什么法呢？难道在楚汉战争中宣布的“先入关者王之”的约言，对曹操也还有法律的效力？难道姓刘的应该永远做中国的皇帝？
如果说想做皇帝就是奸臣，那三国戏中的粉脸就太多了。当时大大小小的拥有武装的豪族，那一个不想做皇帝，袁术就做过皇帝，袁绍也准备了刻玉玺的石头。正像曹操所说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实际上，孙权和刘备后来都做了皇帝，为什么姓曹的想做皇帝就在脸上搽上了大白粉。
是的，后宣布汉朝的终结的是曹操的儿子曹丕。但是这个政权应该不应该结束呢？我说，应该结束，因为成千成万的农民到处起义暴动，就是为了结束这个政权。当然曹操父子并不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结束这个政权，但结束这个政权，在客观上是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的。因为当时人民所处的地位，正像马克思所说的步利丹驴子所处的地位，“它不是在两包干草之间，选择那一包较好，而是在两阵棒打之间，选择那一阵打得更痛。”曹魏王朝对于农民来说，即使不是一包干草，而是一阵棒打，但比起汉末那个宦官的政府，特别是那使当时人民随时有变成肉泥的豪族混战，总是一阵较轻的棒打，而且按照历史记载曹魏王朝曾经镇压豪族，给农民的犂牛，进行了一些恢复生产的措施，这对于当时农民来说可能还是一束干草，虽然不是很好的干草。
曹操被封建正统主义者当作一个奸臣的典型，已经很久了。现在再把他当作一个奸臣，就不合时宜了。新编的《赤壁之战》，提出了曹操的问题，如果不是我的误会的话，作者似乎有意替曹操打翻案。作为一个观众，我以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此我在重复一句，我们希望戏剧家更大胆一些擦去曹操脸上的白粉，再涂上一点其他的颜色。
当然擦去曹操脸上的白粉，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搽在曹操脸上的白粉，不是一般的白粉，它是一种观念的体化物，是封建正统主义历史观在历史剧中体现，如果不从思想上消灭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曹操脸上的白粉是擦不掉的。应该声明一下，我不是说要从现存的所有的京剧中，消灭正统主义的观点，如果这样，就会替戏剧家带来很大的困难，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些京剧都是前人写的，从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说，这些戏剧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贯彻着正统主义的观点，是很自然的。而且这些京剧都是我国古典的戏剧遗产，其中有很多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它们正像古典的文学作品一样，至今还为广大的人民所喜爱，因此还是应该以原来的内容与形式在舞台上演出。我只是说我们在今天来改编京剧，是不是应该考虑清除正统主义的观点。如果可以考虑的话，恢复曹操的名誉是一个好的办法。
（1959.02.19，3版）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