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0218786丛书名: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
一、网络化变迁对社会治理的挑战
二、网格化社会管理的进取与退缩
三、从网格化管理转向网络化治理
年度主题报告网络社会治理
章转型期中国网络社会治理
引言
一、网络社会治理的内涵与背景
二、网络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
三、网络社会治理的主要维度
四、网络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
五、中国网络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
结语
年度专题报告
第二章选择与赋权:打车软件动了谁的奶酪
引言
一、打车难:垄断下的无从选择
二、技术的力量:移动互联改变出行
三、变革之艰:多元主体间的博弈
四、在规范中发展:人人赋权
结语
第三章网络空间中的复调语言:从东莞事件引起的网络狂欢谈起
引言
一、东莞事件引发舆论场分裂
二、复调语言中的戏谑文化
三、戏谑背后的索引性表达
四、公共话语空间陡增公众公众权力
结语
第四章网络狂欢背后的共同体情结:“双11”网购群体行为的社会动力探析
引言
一、狂欢式:网络社会生活的重要景观
二、共同体:在狂欢中彰显形态
三、原子化个人的网络团结
四、风险社会中的群体归属
五、共同体:社会变迁的秩序基点
结语
第五章抗拒性认同的意义建构与意义转化:以茂名PX事件为例
引言
一、环境意义:抗拒性认同的意义建构
二、政治意义:抗拒性认同的意义转向
三、反思意义:抗拒性认同的意义转化
结语
第六章互联网金融冲击下的金融市场变迁:以“余额宝”为例
引言
一、新型网络金融产品产生的背景
二、新型金融产品对金融市场的冲击
三、传统银行业的积极回应
四、互联网时代中国金融市场运行困境与秩序重构
结语
第七章话语的力量:网络大V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引言
一、网络大V生成与成长的关键环节:网络社会资本积累
二、网络大V存在与发展的技术平台和公共空间
三、网络大V成长与发展的困境和出路
结语
附录2013—2014年度重要网络事件
后记
一、网络化变迁对社会治理的挑战
在2011—2012年度《中国网络社会研究报告》的“导论”中,我们曾论述网络化快速发展引起了社会的复杂变迁。时至今日,网络化引起的中国社会变迁更加广泛而深刻。可以说,网络化推进的社会生活的总体性变迁,其影响的力度远远超过了机器的发明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在我们看来,在遍及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面的网络化引起的社会变迁中,明显、重要的变化是缺场交往的快速发展、传递经验的地位提升、社会认同的力量彰显和社会权力的结构转变。
参见刘少杰:《中国网络社会研究报告2011—2012》,导论,1~1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因为交往是社会的基本形式,经验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认同是社会的精神指向,权力是社会的支配力量,当这些社会结构的基本因素都发生了变化时,就没有理由认为网络化引起的变化仅仅是局部的或枝节的变化,而应当明确承认网络化引起的变化是社会结构的总体转变,是一种新社会形态的诞生。卡斯特十分明确地指出,网络社会崛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变迁,而是人类社会在工业社会基础上进入了一种新社会形态。在卡斯特看来:“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重构,已经诱发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网络社会。”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这个新社会的组织形式以其普遍的全球性,扩散到了全世界,一如工业资本主义及其孪生敌人——工业国家主义在20世纪所做的那样,它撼动了各种制度,转变了各种文化,创造了财富又引发了贫穷,激发了贪婪、创新和希望,同时又输入了绝望。不管你是否有勇气面对,它的确是一个新世界。”
同上书,1~2页。
■中国网络社会研究报告2015■
导论网络化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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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是一种新社会形态的论断,实际上是受到了马克思社会形态变迁思想理论的影响。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形态变迁的根本动力来自生产力,而生产工具则是生产力发展变化的标志或尺度,因此,必须依据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来判断新社会形态的诞生。卡斯特的根据正是计算机和移动通信技术是当代人类社会的生产工具,它们的广泛使用必将引起生产力的变革,并推进生产关系直至上层建筑的变迁,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迎来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
如果承认网络社会是一种有其真实根据和崭新结构的新社会形态,并且网络社会的各种因素已经影响社会各个层面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那么当前作为党和政府以及社会相关机构高度重视的社会治理,就应当把这个不可轻视的重大社会变迁作为开展这项工作的现实基础或重要背景。然而,事实却并非这样简单。自2006年中央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虽然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成为中央和地方的中心任务之一,近十年来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努力实践,但并未明确地把网络社会的崛起作为实现这项战略任务的基础和背景,而往往是将之作为开展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的一个难题去对待。
怎样看待网络社会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难题?回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新社会形态,它的大规模发展只有不到十年的时间,人们对这个迅速进入社会生活各种层面的崭新变化,尽管有身临其境的直接感受,但对这种变化的复杂性和深刻性的认识还十分有限,对网络社会出现的大量新社会现象难以作出符合实际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对网络社会发展变迁认识的局限,一些政府机构或某些官员往往还是沿用管理工业社会甚至农业社会的模式开展社会治理工作,通常不是把网络社会作为社会治理的新背景或新基础,而是仅从技术手段角度来对待网络社会的快速发展,甚至过高估计网络化发展对社会秩序冲击的消极性,把社会成员的网络信息交流和网络群体行动作为严加监控的对象。
如同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管理必须适应其管理对象的发展变化一样,社会治理也必须根据社会的发展变迁作出相应的调整,特别是当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新社会形态已经崛起之时,更应当别无选择地调整原来在工业社会或农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管理方式。虽然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并没有因为新形态的网络社会的崛起而退场,工农业生产以及以之为基础的社会生活仍将持续地存在与发展下去,但正如工业社会崛起并没有消除农业社会却不可否认地获得了社会支配地位一样,网络社会也在同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的并存中获得了不可抵挡的支配地位。不仅网络社会本身的崛起与扩展要求社会治理作出调整,而且从网络社会对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支配作用来看,也应当作出与时俱进的变化。
社会学对社会治理应当根据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的问题作出了很多论述。面对工业社会快速发展引起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涂尔干论述了依靠宗教信仰或道德教化而实现的机械社会团结,向依靠社会分化而导致社会成员功能依赖的有机社会团结的转变,其实质也可以看成是对社会治理方式转变的论述。韦伯关于传统权威、感召权威、合法性权威以及科层制的论述,更明确地揭示了伴随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社会统治方式和管理模式发生了形式与实质上的变化。
在当代社会学中,社会学家对社会治理应当适应社会变迁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福柯论述了欧洲古希腊、中世纪到近现代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治理的宗旨或目标发生了从城邦安全、君主安全、领土安全到人口安全的变化,西方社会治理方式也发生了多次重要转型。福柯推崇以人的自由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他称之为生命政治或生命治理。福柯指出:在自由主义治理技艺下,“自由主义是每时每刻制造自由、激起自由并生产自由,当然还伴随着(一整套)约束和制造成本问题”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5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生命治理是注重人口安全的治理,它在依靠人的自由意愿、自由行为的基础上,维护个体与集体的利益,追求人口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协调。
吉登斯依据当代社会已经从匮乏转向富裕、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变化,论述了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转变的思想观点。在吉登斯看来,物质生活资料匮乏问题的解决,不仅导致了统治者对被统治者武装镇压的收敛、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暴力反抗,而且要求社会治理方式随之发生变化。吉登斯提倡用生活政治替代解放政治。解放政治所关心的是消除剥削、不平等和压迫,把人从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因而它是一种“脱离”的政治;生活政治则是对“我们怎样生活”的问题进行反思的政治,是在高度现代性条件下重建人类自由和有道德的生活的政治,因而是一种个体获得自主性的政治。不难看出,吉登斯的所谓生活政治也就是我们所论的社会治理。
总之,社会学中有大量关于社会治理应根据社会变迁作出相应调整的思想理论,十分值得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与社会治理实践认真借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当前大规模开展的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与实践中,人们不是借鉴社会学已有的研究成果,因时制宜地根据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探寻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新模式,而是因循守旧地重复一些旧的社会管理方式,导致耗费了巨大人力和物力的社会治理走向表面化和形式化。
二、网格化社会管理的进取与退缩
在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不断努力推进下的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得到大力推广的网格化社会管理,被认为是一种取得了重要创新进取的社会管理模式。然而,随着网格化管理在全国各地的推广,这种社会管理模式的局限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很多学者指出,网格化管理并没有跟上社会发展变迁的步伐,而是流于形式地细化了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
刘安对网格化社会管理的利与弊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刘安根据对某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深入考察,一方面肯定了网格化管理的一些进取表现:“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我国基层政府自上而下主导推动的城市社会治理变革。它延长了治理链条、下沉并整合了治理资源,加强了基层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构建了服务与管理并重的治理体系。一些地方还引入数字信息技术,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同时,也指出了网格化管理存在的一些弊端。在他看来,网格化是一种行政管理的技术细化,“‘科层化’的组织结构增加了治理的复杂程度;治理的‘行政化’制约了社区社会资本生成;‘选择性执行’行为导致了治理目标的不完全实现;‘目标导向’下存有治理手段运用不当的风险;‘网格泛化’则模糊了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边界,致其权责不清”
刘安:《网格化社会管理及其非预期后果》,载《江苏社会科学》,2014(3)。。
由刘安的调查分析可见,网格化管理并非在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它不过是由上至下的行政管理的细化,是试图利用网络技术对社会实行全面的精细管理。这种动用大量人力试图对社会实行全方位的管理,不仅给政府及其延伸机构增添了无尽负担,更重要的是把广大社会成员看成等待监控和服务的被动对象,其结果不仅使政府及其延伸的社会管理机构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无法完成自己对社会开展“心连心服务”的承诺,还抑制了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起不到“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的作用。
王颖对网格化社会管理的弊端作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在王颖看来,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以共同房产利益、生存环境和共同志趣为纽带,自主连接而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既有明确的地域性,又有着很强的超越地域的特征。网络技术赋予新社区超越地域限制的能力,赋予社区居民根据各自的爱好自主选择参与社群的权利和能力。而社区、基础社群间的连接度也因网络而变得更加牢固”
王颖:《扁平化社会治理:社区自治组织与社会协同服务》,载《河北学刊》,2014(3)。。王颖称这种变化为社会扁平化,而扁平化的社会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扁平化治理,可是,与之相反的却是垂直性的科层制管理——网格化管理的加强。以加强传统科层体制垂直管理的网格化管理,同网络化变迁而导致的社会扁平化相比,不仅不是推进,反而是一种退缩。
王颖所论的可贵之处首先在于,把社会治理实践放到社会生活网络化的现实基础上加以考察,在快速网络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延续传统行政管理方式的联系中,揭示问题存在的症结和探寻解决问题的出路。虽然王颖论述的是社区层面的扁平化,但社区是社会基本的存在,从社区中的变化能够清晰地看到网络社会新形态的具体表现。正如王颖所论,网络技术既使广大社会成员在共同兴趣、共同利益和共同环境基础上便捷地联系成为新的社会共同体,又使人们超越社区地域的空间局限,脱离社区的物理空间而进入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形成脱域性的网络交往与网络联系,并因此而使基于传统社会的垂直性的行政管理力不能及。
概言之,网格化社会管理的展开形式和运作路径不符合已经快速网络化的新社会形势。网格化管理的努力目标同朝向网络社会新形态的发展趋势相比,虽然不能说二者完全背道而驰,但也可称之方向不一致。网络化展开的是横向的平面扩展,而网格化追求的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尽管垂直和横向有交叉之点,但因展开方向不同,网格化的垂直管理对横向展开的网络社会接触层面太小了。前面论及的网络社会中大规模展开的缺场交往、传递经验、认同力量、信息权力等,是在更广阔层面上表现出来的社会生活扁平化,是社会成员脱离社区物理空间展开的具有旺盛活力的新社会行为,这些都是指向局部物理空间的网格化管理无法触及的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是网格编织得再精细也无法囊括的脱域空间。
网格化管理之所以能够得到北京、上海、浙江等地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推广和努力实践,表明它有一定程度的存在基础,不过,这个基础首先是对社会生活网络化缺乏明确认识的心理基础。网络化在很短时间内的大规模扩展,导致不仅广大社会成员对网络社会新形态缺乏明确认识,而且从事社会管理的官员甚至学者也未必清楚了解网络社会的本质特点和它对传统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因此,以工业社会甚至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观念和管理理念,仍然是从事社会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的心理基础,也就合乎情理了。
然而,网格化管理的这种心理基础是未能及时反映网络化快速发展的思想观念,无论这种思想观念还在多少人的头脑中存在,它都不是网格化管理运行的稳定的心理基础,因为网络化快速发展引起的社会生活深刻变迁,迟早要引起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的转变,人们终究要认识到这种与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相悖的管理方式的落后性与无效性。
同时还应看到,网格化管理还存在不可否认的现实基础。一方面,承担社会管理主要任务的民政系统和公安系统,对社会的管理都是一种垂直性管理,网格化管理实质上是这种垂直性管理的延伸和扩展。另外,政府其他方面的行政体系也都是以垂直性管理方式运行,庞大的政府行政体系需要更加细化的管理模式,这些都构成了网格化管理的行政基础。另一方面,网格化管理能够有效面对的是社区中的离退休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的活动范围较小,大量时间在社区有限空间中开展各种日常活动,网格化的社区管理对这些人还具有比较有效的作用。
应当指出,无论现有的行政体系多么庞大、多么发达,其管理效力都必须以适应当代社会的网络化变迁为前提,如果政府行政管理不顾网络社会的深刻变迁,因循守旧地坚持纵向垂直管理,即便细化出再多的网格,也难以对大规模扁平化的社会生活实现有效管理。至于社区中的离退休和闲散人员,虽然应当得到必要的社区服务,这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但如果城市社会治理仅仅面对这些人员,那就意味着城市社会治理无论开展到何种程度,都不过是一种边缘化行为。
三、从网格化管理转向网络化治理
笔者在题为《面向职业群体的城市社会治理创新》一文中论述了当前城市社区治理的边缘化问题。
参见刘少杰:《面向职业群体的城市社会治理创新》,载《江苏社会科学》,2015(2)。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我们在北京6个城区的18个社区中开展了城市社会治理的实地调查,还对海淀、西城和朝阳等城区及一些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开展了社会治理有关问题的专访。从实地调查的情况可知,社区开展了大量工作,诸如便民服务、公共卫生、社区治安、文体活动、安老助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等,这些治理工作对于稳定社区秩序、促进社区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社区工作人员普遍反映的一个情况是,社区的这些治理工作,其主要作用对象是离退休人员和没有稳定职业的社会闲散人员。
以社区治理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社会治理,尽管取得了很多成绩,并且也完成了一些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但是,如果社区治理仅仅面对离退休人员和没有稳定职业的社会闲散人员,那么一个严重的问题就不可回避地摆在人们面前——社会治理的边缘化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大战略任务是,“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根据中央明确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的战略任务,城市社会治理的工作范围不应当局限于离退休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因为社会发展的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都不在离退休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之中,而在从事各种职业的职业群体之中,所以,难以接触职业群体而仅仅面对非职业群体的社区治理,就无法完成中央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的战略任务。
此文所谓职业群体,不仅包括在各种岗位上的从业人员,也包括在中小学和大专院校中学习的学生。无论是从数量上看,还是从社会能量上看,这些职业群体都是城市社会的主体群体。北京城市人口构成情况可清楚证明这个判断。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发表的数据可知,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148万人,其中职业群体15146万(三次产业从业人数11410万,各类在校学生3736万),职业群体占北京市常住人口的716%。如果考虑非常住流动人口,北京市职业群体的数量就更大。根据瞬间人口调查数据,2013年北京瞬间流动人口保守估计可达1600 万。短期在北京流动的人口,除了数量有限的老年人和学龄前儿童以外,大部分是职业群体,职业群体在流动人口中的比例不低于70%。因此,无论是从北京市的常住人口还是流动人口看,职业群体都是北京市的主体群体。
并且,职业群体作为北京市的主体群体,这不仅是从人口数量上作出的判断,更重要的是从职业群体在活动能量及其展开的社会空间上得出的明确结论。通常论及职业群体时,主要重视其在职场中的职业活动,而轻视其在职场之外的社会活动。事实上,职业群体的社会活动能量和社会活动空间都远远超过非职业群体。不仅在双休日和节假日,职业群体可以通过亲朋聚会、外出旅游、休闲购物等开展大量社会活动,而且在工作日的8小时工作之后,职业群体每天也能以各种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大量社会交往。相比之下,非职业群体的社会活动时间和活动空间却十分有限,特别是年纪较大的离退休人员,虽然也能参加一些公共场所的文体休闲活动,但主要的社会活动还是在社区之中。所以,城市社会活动的内容和空间,主要是由职业群体展开的。
社会生活的活力与增进社会和谐的因素,是通过人们的社会活动呈现出来的,而主要的社会活动是由职业群体展开的,因此,当增强社会活力和增加和谐因素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时,社会治理的主要对象就应当是职业群体,而不应当是非职业群体。然而,事实却与之相反,时下以社区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社会网格化管理,其主要作用对象却是非职业群体。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矛盾就摆在人们的面前:社会治理实践与社会治理主要任务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并且,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治理矛盾,不仅在全国各地的社会治理中普遍存在,而且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些人口剧增、城市空间大规模扩展的超大城市中,这种社会治理矛盾更为严重。
社会治理实践与社会治理任务不对应的矛盾,引起的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社区治理的边缘化。职业群体不仅在城市人口数量和社会活动空间占主要份额,而且城市社会的财富由他们创造,城市社会的资源由他们支配,城市社会的权力由他们掌握,城市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也主要在他们之中发生。只有以城市职业群体为主要对象的社会治理才能面对社会的主体群体,才能把社会治理实践引向社会的中心地带。相反,仅仅面对离退休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的社区治理,不可否认地处于社会治理的边缘地带。因为,不仅非职业群体不是城市社会的主体群体,而且城市的主要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不在他们中间产生,所以,以化解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为主要任务的社会治理实践,就不应当仅仅以他们为对象。从近年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群体事件,诸如2012年爆发的江苏启东事件、四川什邡事件以及北京和全国各地都发生的保钓反日大游行等,都可以清楚看到,参与者大部分是在各种岗位上的职业群体。相反,社区中的离退休人员则很少参与这些群体事件。
被视为社会管理重要推进形式的网格化管理,仍然没有解决社区管理或社会管理边缘化问题,因为尽管网格化管理在精细化程度上有了很大提高,但其面对的对象没有发生变化,还是局限在以离退休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为主的社区之中,职业群体无法纳入这种精细的网格之中。而以中青年为主体的职业群体已经大规模地进入了网络之中,他们的社会活动已经实现了日益充分的网络化和扁平化,以再精细的网格化管理对职业群体开展管理也难以产生作用。正像王颖指出的那样:“在管理固定不变的‘城市部件’方面,网格化管理凸显了它在僵硬的科层体制中的协同性。然而,一旦进入社会领域,在因人而异的诉求、完全不同的组织归属、彼此相去甚远的运作方式面前,传统的管理思维很难被不同的利益主体所接受,以分布式协作见长的网格化管理模式被完全架空了。即使雇请再多的‘格员’,也不过是科层体制向下延伸的‘更多的脚和更细的网’”
王颖:《扁平化社会治理:社区自治组织与社会协同服务》,载《河北学刊》,2014(3)。,也难以形成有效的社会管理。
基于对社会生活大规模快速网络化的深刻变化,同时对以上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实践中出现的具有普遍性问题的思考,本年度报告在主题报告中论述了新形势下的中国网络社会治理问题。主题报告从五个方面开展了论述:(1)网络社会治理的内涵与背景;(2)网络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3)网络社会治理的主要维度;(4)网络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5)中国网络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这些论述不仅可以引起学术界对新形势下如何开展社会治理创新的进一步思考,也能为广大从事社会治理实践工作的有关人员提供有操作性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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